“你是支持奥巴马医疗改革，还是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有人这么问，言下之意，用眼下最时髦的话就是：你是美国社会主义派，还是美国资本主义派？乖乖，又来了！妈的，so  serious!  我这辈子无论走到哪，怎么老是被“你是哪一派”缠着呢？

         记得那年冬天，正是康平路事件和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随着老姐去访问住在愚园路的一家。该家主人姓朱，是位有名的作家，在新疆军区政治部工作，曾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小说 “五级采油工”获得二等奖而闻名。进他家之后，遇上两个愣小子，一个长脸和一个圆脸。那个长脸的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恶狠狠地问：“说！你是支持哪一派？赤卫队，还是造反队？”那个圆脸的马上插嘴：“说！你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这一问，可把我吓住了，因为我还是个孩子，尽管天天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懵懵懂懂。我想了想，我老妈是支持赤卫队的，就忙答道：“我支持赤卫队。”长脸的朝我眼睛一瞪：“什么！你竟敢支持保皇派？”我害怕了，改口：“不！我是造反派！”他们看我那恐惧的样子，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我被笑傻了，他们说是和我开玩笑。这俩小子真够混的，说的倒轻松，我记丫一辈子。那个长脸的姓卞，是新疆军区文工团有名的话剧演员；而那个圆脸的姓杨，是文工团的灯光舞美，他爸是赫赫有名的上海天马电影厂导演。这就是我的“你是哪一派”的开始。

         当兵第一年，我们部队正在常州柴油机厂支左，军宣队的公务员回家探亲，我被拉去临时顶一个月。实际上，公务员不是军代表，而我又是个临时的。一天早晨，我提着四只热水瓶打水回办公室，被几个老造反堵在半路上，问我，你们军宣队是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皇派？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支持革命的。谁知我这话闯祸了，因为厂里搞革命大联合，要成立革委会，但派性严重，各派都在抢权夺利，互相指责，一派造反最早的自封自己是天然革命派。有人拿着我的话歪曲成军宣队支持他们，而军宣队要保持中立，我的话使他们难堪了。所以，军宣队拿我开刀来澄清，解释为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并算我犯错误立即回部队。奶奶的！就这么一个星期荒唐的支左。

         正值评水浒，批宋江的时候，我们处的高书记是个大有来头的“工人大使”，他见人家是热火朝天，我却没写几份批判文章，就来问：“你是想做投降派呢，还是想做革命派呢？”我笑着回答：“当然要做革命派，而且还要做大学派（工农兵大学生）。”他明白我的意思，煞有介事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有数！只要你做革命派，我就保证你做大学派。”没多久，周总理去世了，我从一哥们儿那弄了份总理遗言，看完后没当回事儿，借给别人了，最后落在高书记的上司，刘书记的手里。这还得了，反革命传单哪！高书记气势汹汹地来审问我，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名堂，有点气急败坏，最后，当我问他所答应的上大学事儿，他的话从牙缝里蹦了出来：“哼！你这个复辟派，还想读大学？！”加之我们之前私自召开机关全体人员的总理追悼会，这是全市局级以上机关仅无绝有的一次，震惊了马天水和徐景贤。所以，在讨论我的问题时，刘书记明确表态：我的问题不孤立的，是和我老父连在一起的（当时老父刚被解放不久）。这样，我被勒令停职反省了三个月，差一点蹲班房。

         文革虽过去了，可“你是哪一派”的鬼魂仍附在我的身上，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在大学里，为女同学披肩发的风波，组织同学们给胡耀邦发了百字告状电报，书记们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鼓吹派。写了人道主义文章，再被封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研究黑格尔的异化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被沦为异化派。

这一派那一派，前面的定语都是资产阶级，干脆就投靠资产阶级吧，这样跑到美国来了。 原以为资本主义只讲究金钱，不讲究派别，这样，我可以苟全心愿于异乡，不求闻达于名流。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资产阶级也是很政治化的，讲究派别一点也不必任何其他阶级差。

         可能是在中国留下的病根儿，我一见派别帽子就肝颤儿。 在学校时，仅以在中西部读书为例，系里的那个教授马耶，不知是什么心理，以我读过马恩全集为据，老说我是左派（实际上，他自己是个很左的人）。我揶揄他：我还看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德国纳粹派，我又读过你的书，还是马耶派，你说我倒底是哪一派？以后，另外一位教授看了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见文中引用了不少大陆的资料和数据，说我是中国社会主义派。我就问他，你现在是美国的著名学者，在古巴住了三年，你那几本出版的专著都是指责美国政府，为古巴辩护的，是不是卡斯特罗派？据我观察，实际上美国大学里，大多数研究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包括商法专业学院）都是些经常与政府唱对台戏的左倾分子。所以，他们给我戴帽子，只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再谈谈学校之外吧，很多年之前，我曾打电话给我的一位熟识的老友，南加的联邦众议员（已故），想在他手下谋个职位。他知道我是个左倾自由主义者，给我的劝告：他就是老板，给个工作没问题，但要我注意话说办事，让我能给他个承诺。言外之意，这不但要捆住我的手脚，还要禁锢我的思想呀，更何况我也未必喜欢共和党。若是如此，我还万里迢迢地跑到美国来干吗？不干！还有另一位， Nancy  Pelosi （现在的众议院议长）那时还是个普通的联邦众议员（她就是靠三藩市华人起家的）。有一次，为了一些私事，我曾到她在三藩市的办公室谈话，私事谈完之后，她居然和我谈起要在中国大陆新移民里扩大影响力，想拉我进民主党，我说回去想想，应付了她。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水深得很，入党入派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还是做个自由派好，逍遥自在（文革时有一派，叫逍遥派）。

         按照古训“君子不党”，原以为远离国会山，做个闲云野鹤，就可快意人生；可是，在美国做个平头百姓，不和政治人物打交道，就没派别困扰了？未必！还是象电影“兵临城下”里姜部长说的，“你不去找政治，可政治偏偏要来找你”。总统大选，国会选举，各级地方选举，法案投票，州民公投（加州最热衷），各种听证会等等，都会找上家门。公民总要尽义务，这样，就有个立场问题，自然也有个派别问题了。实际上，派别问题说到底就是利益问题，有多少不同的利益就有多少不同的派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大脑。这次医疗改革是继克林顿失败之后的卷土重来，有钱有医保的当然反对，否则要从口袋里掏钱；而那些没钱没医保的自然是支持，不花钱而得医保，天上掉馅饼，这里泾渭分明。什么“授渔”好过 “受鱼”之说，那都是不谙世事书呆子的话。两者放出来让人选择，你看那些没钱没医保的，有几个愿意只要“授渔”，而不要“受鱼”的？这次医疗改革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有人危言耸听，说是纳粹国家主义，更是一派胡言。如果一次医疗改革就能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那这个资本主义也太烂了；要这样的话，欧洲和加拿大早就成了共产主义了，因为它们比美国走得远多了。谁的眼睛也没瞎，都看见奥巴马背后站着一批老板们的身影，这些老板们能答应改变所有制？笑话！打死我都不信奥巴马有这个能力，并且敢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我看来，那些夸大其词语言不过是摸黑对手而已，真是不必“wee-wee’d up”。

         看来，这次我又被逼在“你是哪一派”上作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