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抗争－关厂工人案的法律与社会意义 

记者周瑞雨/台北报导 

十七年前，多家厂商恶性倒闭，受害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介入与代位补偿，并替台湾的劳动者们争取到失业给付制度。十七年后，由受害工人集结而成立的全国关厂工人联机，不满政府将代位补偿定位为借贷关系，与政府进行长达两年的诉讼，并于2014年3月7日赢得首次胜利，败诉的劳动部宣告不再上诉，承诺全面撤诉与还款。关厂工人案不仅唤起社会对劳动者权利的重视，也改变了司法对行政机关角色的定位，为台湾工运史和法律史翻开新页。 

4/13(周日)在台大法律学院举办一场座谈会，长期参与和关注关厂工人案的社会运动者、学生、律师与各界学者，大家齐聚一堂，除了探讨此案所具有的法律和社会意义之外，也畅谈抗争过程的点点滴滴，现场有笑有泪，让现场所有的听众相当感动。 

前司法院大法官许宗力引用一段话:台湾普遍被拼经济的魔咒束缚住，不论何政党只要搬出GDP、股市表现、落后韩国新加坡的排名等，不论再怎么蛮横、荒谬、掠夺，大家都不敢违逆拼经济的大旗。他指出关厂工人案就是雇主拼自己的经济，对劳工的掠夺，政府与法令束手无策，让成千上万关厂工人劳工付出青春、健康与经济的代价，还有抗争者也不被社会所谅解。他认为如果政府只为拼经济而一意孤行，关厂工人问题会一再发生。 

许宗力指出，传统上认为国家把钱借给私人是私法契约，但是此一案不能看表面，必须看实质内涵，重点在于国家没有尽到监督雇主的义务，而做出的赔偿或补偿或代偿，应该要适用公法契约的规范。台大法律学院林明锵教授指出，此案件有三个意义，第一:财产权跟生命权密切关连，财产权的位阶并非低下，尤其对弱势者而言，是等于生命权一样重要，不容忽视；第二:关厂工人案是少数用法律来解决社会争议的案例，第三、劳动法中个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不一定是对抗的，牺牲个人利益可能会连带影响公共利益，会让社会相对付出更多代价。林明锵也提到一般人的思考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经验，法律人也一样，法官不能把自己当化石人，跟社会脱节，判决才不会脱离社会经验。幸好此案中法官不是只看案件表面，而愿意深入去了解政府与民众订定的契约真正内涵。 

中原大学徐伟群副教授形容此案是:「良知在司法官僚缝隙中闪耀的光亮。」他认为虽然此案胜诉，但司法官僚主义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司法系统充斥着:形式主义、结案至上、同侪和谐、讲究期别伦理、不要强出头的司法文化，这样的文化由来已久。所幸还有些法律人没有忘记初衷，这是运气加上行动者努力的结果。他认为如果要追求实质的正义，就不能寄望于司法，抗争并不是破坏体制，而是督促体制回到应该有的样子，从此一角度看，就不是负面的成本，而是正面的力量。台湾民主的诞生就是花了这些社会成本而来，难道不值得吗?法律人不能脱离现实，这跟法律教育有关系，他也带领同学透过参与，希望不要只是生产出形式至上的法律人，经过与关厂工人的互动过程，同学们有很多的感受与想法，都化成学习的成果。 

辅仁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钟芳桦表示，社会运动是用体制外的方式告诉大家体制内的不足，人民有痛苦有不满，无法透过体制内的途径解决，才会上街头，因此社运有其必要性。法律的目的是和谐，但达成目的的过程是争战、是抗争，社会毒瘤才能割去。 

台权会会长邱显智律师表示，在关厂工人有好的结局之后来到研讨会，他百感交集，很感谢有机会进到关厂工人的律师团，经历过的人不会忘记任何一个moment，他细数这一年多来所经历的过程，很钦佩桃园产业总工会以及这些关厂工人，有一位关厂女工阿妈曾经跟他说:我不是还不起钱，但是为何不还，还要一起跳下来抗争？她说：如果我还了，那跟我一起的、还不起的同伴他们怎么办？有人得乳癌住院，想到这边她也愿意一起抗争、不惜卧轨。邱显智说从当中看到人性的光辉，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还有很多学者甚至前大法官热切的投入，这些点点滴滴让他感觉到关厂案的过程与结果，对像他这样的年轻律师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参与抗争行动的桃园产业总工会秘书王浩表示，一路走来感谢许多学生、学者、律师与部分法官等，关厂工人案的社会意义是台湾产业西进南进引发上万劳工歇业问题，劳工大部分是不会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寻求法律途径的人也很少，就算胜诉也无法获权益。公理正义需要长久不懈的努力与坚持，这是社运团体与学界、律师界合作的代表性案件。 

法扶基金会秘书长陈为祥指出，此案也代表台湾的公益律师已经成型，关厂案有一批年轻有活力、有理念的公益律师、义务辩护律师群，学界也对此议题投入讨论，不断的办研讨会，让社会氛围改变，激发出一股解放力量，从一片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带来希望。 

图一　长期参与和关注关厂工人案的社会运动者、学生、律师与各界学者，探讨案件所具有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图二　参与关厂工人案的律师团畅谈参与此案的点点滴滴，有笑有泪，现场气氛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