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老太向我显摆她做的“炸酱面”。在一个透明的塑料饭盒里，有黄澄澄的面条，也不知是用什么酱炒的；当然，还少不了花里胡哨的配料，什么鸡蛋、肉片、豆干、青豆之类，看着挺逗的。

“您这是哪国的炸酱面啊？”我笑起来。

回想儿时，最爱吃的就是炸酱面。大人在家主厨，跑腿买东西的就是我们小孩儿了。先去粮店买二斤切面跑回家，接着拿个大碗去副食店，先买两毛钱肉馅儿，再花三分钱买一大碗黄酱。那酱是用黄豆发酵而成，呈黄褐色，“黄酱”因而得名。好黄酱有一种掺着酒气的豆香，让人一闻就有了食欲。

黄酱拿回家，先要加点碎肉用油炸一炸，即使所谓“炸酱”。然后，要准备“面码儿”。“面码儿”就是拌面用的青菜，最常用的是黄瓜丝，没有黄瓜时就用白菜心儿。

“面码儿”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煮面了。面熟后用笊篱或筷子捞起，控去面汤，然后盛在五寸的蓝边儿大碗里，洒上“面码儿”，舀上一两勺儿炸酱，爱吃辣的再淋点儿辣椒油，最后用筷子拌匀，就可以开吃了。这样的炸酱面，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可以连吃两碗。

炸酱面是老北京最平民化的食品，无论达官贵族还是贩夫走卒都好这一口。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顿炸酱面就是丰盛的大餐，可以用来庆生、待客了。然而，东、西城四合院里的炸酱面和南城大杂院儿里的炸酱面，在品质和口味上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劳苦民众的家里，面条粗、面碗大，炸酱里却很少有肉。

记得有一年我从外地回北京，受朋友之托去菜市口附近的大杂院儿看望他的父母。在那间十余平米的阴暗小屋里，我受到了他父母贵宾般的招待——他们一定要留我吃炸酱面。我不忍他们为我操劳，于是坚辞。可是他父亲（按规矩我叫他“大爷”）把我死死地按在椅子上不让起身，他的母亲（“大妈”）则开始和面。

他家是工人，收入不高，要吃面条都是自己擀。“大妈”做饭很利索，半小时左右，面条、炸酱、还有充作“面码儿”的粗黄瓜丝就一起上了桌。“大爷”递给我一大碗面条，要我自己加炸酱和“面码儿”。那粗瓷大碗的口径足有八寸，里边的粗面条足有七八两，这两样东西就吓了我一大跳。

等到吃起来时，才发现那面条虽粗却很筋道，有嚼头儿；炸酱里没有肉，但炒了一些鸡蛋在里边，倒也可口。一碗吃完，已然很饱。刚要道谢，不料“大妈”一把把碗抢过去，又盛上一满碗新煮的面条！“大爷”说：“哪能吃一碗就饱？别见外，吃！”偷眼一看，“大爷”和“大妈”都捧着同样的大碗在吃第二碗。那就吃吧。好不容易把这碗吃完，没想到又被加了一大碗，推辞也没用。等到吃完面，我都站不起来了。

来到美国后想吃炸酱面，却找不到一家卖正宗北京炸酱面的馆子。自己做吧，又苦于没有黄酱。直到有一天，在店里看见有北京“六必居”的瓶装黄酱卖，苦日子才算到了头。“六必居”以酱菜出名，门口那块匾据说还是明代奸相严嵩的手笔。不过我在北京时，从来没到那儿买过黄酱。瓶装黄酱颜色很深，倒象是炸过的样子，打开闻闻，似乎也不够香。不过海外得此，夫复何求？

我家做炸酱时，先在锅里放两勺食油加热，加入葱花炒香，然后依次加入肉末和半瓶“六必居”黄酱翻炒几分钟即可起锅。炒时不要加水，更不能加盐。如此作出的炸酱，可供3－4人吃一顿面，如有剩余还可以用来蘸小葱吃。梁实秋先生说，在炸酱时加入一些茄子丁则别具风味。以后要试一试。

炸酱面的面条，以中等宽度的鲜切面为宜，大火煮几分钟，以熟透和有韧性为度，不可煮得太烂。“面码儿”以皮薄带刺儿的中国黄瓜（即市场上偶尔可见的“天津黄瓜”）切丝为最好，台湾小黄瓜也还凑合。我家吃炸酱面必备辣椒油，是把干红辣椒碾碎，用钢汤勺加香油在小火上煨出来的。

吃面时，刚出锅的面条拌着炸酱、“面码儿”、辣椒油，再咬上几口蒜瓣儿，哎呀，那个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