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有了家屋

春节过后的学期开始不久，校长把我叫去说有事商量，我猜不出是什么事，谁知我一落座，他就拿一桩意外的事出来商量，要我继续教俄语之外，再兼上体育课，我那时二十六七岁，对体育运动兴趣正浓，但真上体育课却不热心，连忙推脱说自己没学过专业，可是校长早已把我的“家底”摸清楚了，她知道我到北京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市运动会上多次得奖，还进过市田径指导进修班。两个说来说去，我实在推不脱，但又害怕对体育球类，体操专业知之甚少难以教人，最后由领导决定只上一个班，主要搞业余的运动队。训练运动员，和他们一起锻炼，这倒 很合我的胃口，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我全然没有考虑，这么一来我的工作量大大加重，当班主任，现在又加这一摊子，是什么份量？那年月大家干工作是不计较得失的，工资还是六十五块五角，照样做得起劲，可能是因为老婆不住在一块，更是不论白天夜里，上课，批作业，备课，训练，家庭访问和参加比赛，要想看看书充充电只能利用星期天了。所以说，乡下回去得少，倒也不完全是由于怕见丈母娘。

回想刚到学校这几年，我给领导的印象大概还可以，工作量再大也不当回事，我真不知道有多少精力，本职工作挑起来不算，又悄悄拉起一支“文艺队伍”。原来我所教的两个班级里有几位颇具家学渊源的同学，有的歌唱得好，有的会相声，我有意吸引他们经常为大家表演，久而久之，这些同学也希望组织起来。校长知道我的体育底细，但他的“情报”却遗漏了一点，我在设计局时代表第一机械工会参加市总工会文艺表演获得过话剧类优秀演员奖的这一段却不知道，原来五O年我因偶然机会和大妹一起到南京第二文化馆戏剧班受到张丹忱老师教导。张老师进过延安鲁艺学院，后来他把我和几个同伴推荐给他的同学，当年担任电瓷厂人事科长公平同志使我进了厂。就凭这么点底子，我还大着胆子把同学们发动起来演话剧，记得第一个戏叫《叁月叁》，内容是八路军女战士借叁月叁回娘家风俗，化装成新媳妇搞侦察。当时学校并没有什么大礼堂，就来操场临时搭台，竟然师生毕至热闹非凡，我也大感过瘾，可见无论什么事，只要是自己想干的，便没有负担的感觉。

由于住在单身宿舍里，我和同样住在学校里的工友们接触多，一共四位工友都是解放以前就进校的农民。自从下放浦东并且和家菊结为夫妻，对农民了解得多了，感情上便自然贴近。他们也看得起我，其中食堂大师傅祖兴闲下来喜欢看运动员锻炼，还是个排球迷，他的饭厅没有关门的时候，无论多晚，都有热菜热饭等着我，甚至菜还多些，所以我对吃晚饭特别有期待，也难怪，胃口好呀。后来自然灾害严重了，工厂减员，学校又来了两位厂里师傅一男一女，也跟我溷得熟，要知道我在南京厂里干过啊。总而言之，大概工厂农村对我的思想改造有作用了吧，想不到这两层关系成了我后来遭难时的救星，这是后话。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我第二个儿子要出世了，那是一九六四年十月。这时我母亲的身体日渐衰弱来不了上海，而我也认识到应该关心家里老婆的事，决定星期六多回家。不料，这一天正举行“上海市运动会”，我要代表新成区比赛，又因为稳能得奖，区里体委的朋友要我一定参赛。他们说，我最后一个赛项110米高栏在星期日上午比，叫我比好以后再回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拒绝。那天星期日我心神不定，准备活动也没认真做，半决赛时，一组六个人，两位体院师生，一位上海队队员，一位高校代表，一位公安局的，都是熟面孔，可以说前六名只是排个名次而已。枪声一响，我落在后边，拼命追赶，到第八个栏架时我和第叁个运动员持平了，在左脚压着栏架下地时勐一用力，实然一软，人站不起来了。新成区的教练们从终点跑过来把我抬到休息帐篷，先是以为我扭了筋，但我不觉得疼，但左脚耷拉着不听话了，大家搞不懂，忙着叫场医。医生来后一摸，不得了，左脚的跟踺全崩断啦！

我被急送区中心医院去找着名伤科专家宣医生，正巧上海田径队赵医生也在那里进修，两位专家立即为我缝合。手术完毕后，赵医生对我说：“叁根脚筋一根不剩，全断了，你不要命啦”？我忙问：“医生，我以后还能比赛吗？”这位专门为运动员治伤的医生眼睛睁着不动，他大概不相信眼前这家伙会问这样的问题。“比赛？你先想想怎么走路吧！石膏拆掉以后，千万别偷懒，多练练走，否则两条腿一粗一细不像样。亏得送来早，伤口会长得好些，以后打打球还有可能，比赛？算了吧。”为了不让腿一粗一细，我等不到拆石膏就满处跑，但乡下却去不成，第二个孩子长到几个月才由家菊抱到上海得以见面。我只得无可奈何躺在床上不动，心里在想，家菊一定也躺在卫生院吧？不知怎么样了！直到一星期后，我的岳母居然找到我所在的医院，告诉说，家菊又生下一个儿子。由读书的妻弟起名叫辛建。她说这话时，看不出是喜是忧，我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是喜是忧。可以说，当时第一感觉实在难以表达。两个人好像都没有讲更多的话，也许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又添一个！”

一共两个男孩，可是他们来到世上时，我全不在身边，每每回想这段往事，总觉得欠家菊太多，一个年轻母亲有多难啊！当我拖着上石膏的伤腿躺在医院病床上时，想着同时躺在乡下卫生院里的家菊心里真不是滋味。还好，在医院有幸使我感受到了学校工作的意外快乐。在那里十七天，每到下午四点钟以后，病室里就有人来探望我，学生最多，再就是工友代表和老师。本来一个病人可以有两个亲友探病，也就是说每张病床可发两块牌子进院，而我那些学生神通广大，把同室别人的牌子，甚至其它房间的牌子都骗出来，往往使我这里人满为患，害得小护士们驱之不及。

没等去石膏我就急着出院上课，那是因为我感到内疚。这场意外受伤，耽误了工作还劳累大家不断到医院探望，唯一能弥补的做法就是上班。反正拖着一条石膏腿难以在乡间泥土路行走，家是回不去了。一转眼功夫，受伤住院，出院上课已经两个月了。

第二孩子辛建在满叁个月后，被家菊抱来认父了。他的皮肤像妈妈，白白的，眼睛也像家菊，长得不错。那时家属中还不曾有人前来学校探亲，学校也没有想到如何安置。我不好意思打扰领导，准备晚上把铺盖搬到办公室，拼拼桌子作床凑合凑合。白天来后，家菊躲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同室的老师很照顾，没有事也不进来。后来，她拖着孩子出现在厨房，跟祖兴师傅聊起天，接着干脆帮他捡菜洗菜，不一会儿消息被经过的老师传开。有一位跟我同一个团支部的团员老师跑来哄小孩玩，后来又来人要抱辛建到办公室“展示”，一时间成了新闻。这样一来，家菊只得跟着儿子后面走，用不了多久，我辛忠的老婆儿子红遍学校。事后才知道，家菊的露面给有些没接触农村的老师“开了眼”。他们原来脑子里一直有一个成型的“农民形象”，见了家菊以后，顿时产生“原来如此”的感觉。怪不得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有了自己建造的家以后，老师和同学们当中乐于不远百里来家作客的大有人在。

家菊跟着小儿子在各办公室里出完风头以后，“他们住在哪里？”成了大家重视的问题。当年住校老师都是外省市籍，好像从来没有家属来上海，所以学校领导也没有准备，我是特殊例外。记得是工会主席把活动室钥匙交给我，任由我使用。我就把“卧榻”放在乒乓台上。这天夜里我和家菊久别重逢，安置好睡着了的孩子以后，搂在一起说体己话。她几乎不让我开口，一个劲的问我怎么受伤的？怎么开刀的？疼的厉害吗？我说当时一点都不疼，还以为是扭筋了。她哪里相信！重新开灯看我已经结疤的左脚跟腱，稍微凸起，颜色有些深红。她看到我左边小腿明显瘦了一圈，心疼得不得了。

受伤后第一次和妻子，儿子一起回家。但是回家二字又成为我更难处理的难题。

    原来一个孩子时已经够难堪了，如今变成两个，而丈母娘家还是那么一间，让我这个虽说是女婿但毕竟外姓的人怎么好意思跑出跑进，何况要睡在某一个空间！所以，两叁年间我常是强忍着爱妻之心，爱子之念，硬选定周六或周日去对学生家庭访问或跑书店。别人知道了，只当我这人如何如何积极上进，可是隐在心中的滋味，只能独自消受。我常常是两叁个星期，甚至一个多月才往乡下跑一趟，弄得小孩对我这个“稀客”莫名奇妙。

有一天，我又收到家菊的来信，印象中这是她第叁封信，此后好像再没有用书信方式联络过了。这封信的字数比前两封更少，共有：“家有了，回来吧，家菊。”话虽更少，但“家有了”一句非常地震动我，这是什么意思？又借到房子了，还是那种“寒窑”吗？不管什么家，总是一个窝，应当回去，而且按照老规矩，应当早到乡下免得深更半夜找不到地方。

一进门看到家菊一家五口大人加上辛城、辛建全部喜气洋洋，每个人脸上表情都没有一星星使我不安的地方，这是不曾有过的。家菊不让我吃饭要带我去看“家”，说是很近很近。出房门转到屋边的小巷走到丈母娘屋后的窗口，原来堆柴的地方已经变成从老屋上斜辟下来的小屋，一扇正好合我身高的门开着，一间大约六个多平米，一半面积可以直起腰，放床的那一半只能“弓身而入”。小间里朝东一只四十厘米见方的小窗，窗下是从岳母房里搬过来的小方几，全部家当就是如此。家菊说的“家有了”真相大白。还没等我脸上产生表情，她就喜滋滋地告诉我说：“爸和弟弟当木匠，门窗和椽子都是他们做的，木头不够，把从前水车上的转盘也拆掉。大床没有，爸在单人床边加上一副小架子，铺上席子稻柴拼成大床了。”我自然立刻想到“钱”这个字，问她花多少钱，家菊说：“妈妈说，二百多块钱”。我一听暗暗吃惊“妈呀，六十五块五角工资，不吃不用，也得四个月，哪里去找”！她一看我惊异的表情马上就知道原因赶忙解释说：“这些钱都是妈妈准备好的，全是你平日交给我，我又交给她的工钱，她舍不得用，攒下的，都是你的呀。”听了这话，一方面我可以解除背债的顾虑，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一种惊异，原本以为她妈挖空心思要我的钱，谁料想这个丈母娘完全不像我想的那么浅薄。事实证明，她家的人没用过我一分钱，相反，连我每次回来吃的饭全是人家的“劳动果实”啊。真象大白！

看罢“新房”回到老屋吃晚饭，这时的心境跟往常真是大不一样了，平时我并不特别在意的丈人和妻弟大胖顿时令我肃然起敬，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俩是“新屋”的建造者。我明白，门窗之类难不倒岳父，他自小就干过木工活，也有一套应用傢什。小舅子虽然还在读小学，跟着大人也有些基础，但毕竟锯的要锯，刨的要刨很费体力，况且屋顶铺瓦，墙壁砌砖都不是他们熟悉的技能，也全部包干了下来，真是难为他们。再看那位我最怕见的岳母大人时，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觉，她是那样不愠不喜，不浓不澹地跟我打着招呼，房子的“落成”似乎小事一桩，但她在幕后指挥的一切，完完全全地把我折服了。一瞬间，我由惧她厌她一变而为敬她服她，但若问我内心深处的感受，老实说，对她真有了高不可攀的感觉。一间豆腐干大小的小屋，虽然还是用我的工钱砌起来的，但从它出现时候起，我顿时感到在丈母面前突然又矮了一大截，更觉得自己不但穷困，而且淼小得和她不成比例。

家菊没有察觉我的心思，和两个孩子沉浸在欢乐中，忙着在火油灯下安排着“铺位”。大儿子和小儿子抵足而眠，做母亲的自然要睡在小儿子旁边，而我又自然要睡在她的旁边，也就是说躺在床的最外侧，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前面也曾说过，这张所谓大床其实是由小姨子原来的单人床“扩建”而成，尽管岳父称得上能工巧匠，但是用如此这般的原料，再大的本事也变不成红木家具，在这种床上睡觉不能不费点神。两个小孩还算太平，并没有横冲直撞的姿式，但我和家菊两人的空间仍然只够“不许乱说乱动”的份儿。一两个星期没碰面了，我想搂着她，她要先摸摸小儿辛建，而小孩感觉到妈妈的体温马上就抓住她，我们两个人的夫妻生活实在是勉为其难。

人到底不愧为万物之灵，总会想出办法对付面临的环境，既然“新居的大床”大小四人只能安分守己地躺着，我和家菊急中生智想起婚前常去熘达的长江口外，也就是当地人说的海滩。过去我们把海滩当成说悄悄话的好地方，现在不妨兼用，于是次日星期天晚饭以后，趁着辛建、辛城正和小姨、小舅嬉闹，我和家菊便从家中消失。

记得那一次是九月下旬好像是农历秋分前后的日子，天黑得虽不算太早，但也差不了多少，晚风吹来颇有凉意，收工后的海滩早已没有人影。从村里出来跨过一条军用公路，登上长满芦苇的防波堤，外面便是新辟的田地和草滩，宽阔的长江口对面是崇明和长兴岛，水面黑沉沉并没有一艘船只，想想看要是没有原因谁会在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方来？

我和家菊却不然，心里热乎着哩，周围萧肃的气氛好像都暖洋洋亮晶晶的，两个人心里只想着找一块最不受打扰的地块，其实这并不难，因为到处都很隐秘，很快便确定了，那是一片芦苇低垂比较平坦的草地。后边的事不用讲你也能想像得到，我们夫妻俩总算有了自己的“安乐窝”。年纪也轻，我叁十一，她二十六，真不知好歹，在这片秋风吹无遮拦的荒郊野外，完成了，而且以后又不止一次地完成了人之常情的事，这对小妇人家菊会有什么危害，我们全不理会，还常为自己的发明沾沾自喜。第一次“活动”完事回来以后，辛城、辛建正为找不到妈妈烦燥，一看到我们出现，就责备妈妈，问她偷跑哪里去了。家菊赶忙拖着两个儿子和我一起往小屋里跑，招呼大家洗脸洗脚。辛城仍不罢休，盯着妈妈问个究竟，说：“妈妈，你们到哪里去了，不带我们？”家菊答道：“我们到自家田里看看，顺便拔拔草。”“为什么不叫我们？我也会拔。“家菊咬着嘴唇，吐出一句：“你拔不来的”。两岁不到的辛建抢先一步说：“哥哥拔得来，我也拔得来的”。说着说着作一个拔草的姿式，“嗨”了一声，家菊的嘴终于咬不住，喷发一般突然大笑起来！她这人也怪，要么不笑，一旦笑开了头便刹不了车，一直可以笑个没完。两个儿子可能从未遇到妈妈这种表现，被她笑得傻了眼，绝对弄不明白怎么一回事，我这个唯一的知情者自然无可奉告也。

在小屋里住不了多久，一次我回家发现屋边堆起一片碎砖，乱七八糟，心里正埋怨家菊，这时由远而近传来辛城、辛建“嗨唷，嗨唷”的号子声。不一会儿两个人出现了，大儿子肩上背着一个大布袋，看情形份量不轻，小的一个肩上虽也有个袋子，但东西不多，只是学着哥哥的喊声。我迎上前去想看个究竟，他们已经来到碎砖堆边，原来辛城袋子里有二十几块带泥土的碎砖，弟弟袋子里只象征性的装五六块，要知道他们一个六岁不到，另一个还要小叁岁，实在够不上一个“劳动力”。我明白这片碎砖是他们的成果了，但辛城告知说是妈妈拾来的，他们只是帮忙。我问他们，干嘛要弄这些脏兮兮的破砖？他们回答说：“造房子，你不懂吗？”“造房子？不是刚刚造过吗，怎么又要造？”小儿子模彷哥哥说：“造大房子，你不懂吗？”“啊，造大房子”，我明白了，心里立刻像上次一样又想到了钱，天啊！家菊怎么还要造大的，这得多少钱啊，我到哪里去找！

在我脑子里，造房子简直就是神话，要多少钱哪！真是连想也不敢想，她竟然又想着造了。一见她回来，我自然要问她原委，她一点没有惊讶，回答得相当平静：“不是现在造房子，一点一点准备起来，早着哩。”我怪她何必现在就弄这些破烂砖来，她又说：“这些碎砖当叁合土用，要很多很多，看到就拣来，这都是钱呀。样样都用钱买，那要多少钱！”原来她早就盘算多年以后的事了，虽然说的不无道理，但我还是不以为然，心想将来的事，到时候再说，照她这样干，何时才能消停？家菊肯定看出我的脸色，补上两句：“两个光头男孩，长得快呢，不要说将来大了难讨娘子，就是眼下这小房子也挤不下呀。”这一说立刻使我想到我和她“海滩相会”的情景，不由得不承认她的现实，我无话可说。一个大男子全无瞻前意识，难怪两个儿子也问我“你不懂吗？”

话虽如此，我内心实际上也有波动。有一次大家在办公室里闲澹家务，我说起碎砖的事，一位年轻老师发表见解，他先是称赞我和贫下中农结合的决心，接着就以“难以效彷”作了结束。他很注意尺度，并不触及诸多文化差异，生话习俗，而是专门讲房子。我们在城市工作的人，干到成家的岁数好歹盯着组织上讨间小屋，造房子这种事哪里会去考虑，自然是无这种福气，也无这类烦恼。朋友这么一提难免触到我的心事，当初和家菊订终身的时候真没想到随之而来竟然会有这么多为难之事，像当时一般年轻的读书人常喜欢形容的“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不知走到何年，隐隐产生一缕愁绪。

不过，从小在家养成了性格，良心二字看得还是重的，一想到家菊不声不响拼着命劳作，想到她清秀脸上挂满的汗珠，心中好生不忍，虽说帮不上多少忙，至少不能撕裂我们的结合，反正习惯了艰难，这条命运之路我必要走下去。

话虽如此，回想起当年的自己实在是太不顾家，记忆里对妻子、儿子关心的情节几乎是空白，我简直没注意两个孩子是怎么长起来的，比起现代人家庭生活其乐融融的境况，内心愧疚无以复加。当然，我并非无所事是瞎溷，那时心中装着满是自己的班级、课业，还有就是自己热衷的运动队，回到家的心思也没放在孩子身上，而忙于跟着家菊满地转，难怪儿子们对我这个爸“印象澹薄”形同客人。

终于在不久之后出大事了，那是事后我才知道的。

一位老太跑到田里找家菊，说：“毛头，快回去看看吧！辛城的样子不对呀，好像生什么大病，面孔变灰了！”家菊急忙跑回村，只见两个儿子都蹲在一个阿婆家的墙跟下，弟弟依偎在哥哥边上，用右手摸着他的额头，看见妈妈，他大叫：“妈妈，阿哥屁股出血，是黑的。我给他水喝，他不喝。”家菊仔细一看，大儿子的脸果然已经变灰，两只眼一点神也没有，整个身子全瘫软了。她让小儿子带她看辛城大便的地方，拉的屎黑色还夹着血，家菊吓得没有了主张，忙着找她妈。那时候乡下没机动车，打电话也得到大队部才有，还好，近处黄家湾有解放军部队，农民遇到大事往往就想到当兵的，一家人急急忙忙把辛城送到兵营，卫生员一看孩子肯定是急性肠炎，立即决定请营长派车把母子送到高桥镇第七人民医院，仓促间连医疗费都靠解放军代垫的。家菊可以说顾不上吃喝，硬是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岳父岳母赶到才舒一口气。家里人不想打扰我上课，整个住院过程全没让我知道。一场飞来横祸把年轻的家菊折腾得脸都变了型，不过孩子的发病突然使她成熟多了。等我星期天回来，孩子己经出院，危机过去以后，她几乎没有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只是反复说着“小囡遭罪！小囡遭罪！我太粗心了！”其实那年月为了做工分，妈妈无论如何也难照看孩子。虽然生产队有时也设立临时托儿所，但辛城、辛建一个快满六岁，一个快满叁岁，似乎算大孩子了，不如让他们自由活动，反正所谓托儿所也不过只是一间小房子，并没有任何设施，能动的孩子没有肯被关在里面的，所以才出了事。

我看着家菊伤心自责，心里别提有多难为情，她终日拼着挣工分，又一手照看两个孩子的衣食，还能要求她再如何！相比之下我这个做父亲的岂不是无地自容了？这时我偷偷地注视了一下两个儿子，才发觉我对于他们是多么陌生，彼此都陌生。他们如同两只小动物，并立在小屋外门边，既不靠近我，也不远离我，两个人都空着双手，当然没有什么玩具，甚至连可以摆弄的小物件也没有。在他们眼里我这位隔上一段时日就出现一次的所谓爸爸，只不过也是一个动物，大一点而已。我的出现并不能带给他们什么感兴趣的东西，那时国内因“大跃进”瞎折腾弄得粮食缺乏，虽在上海，我每月也只能得到肉票半斤，糕点券四张，其他食品几乎也全要凭票供应，而这些票，我在领到以后全数交给家菊，再由她交给岳母，我回来时候只有两手空空的份儿，能给孩子什么指望？

辛城经过一场大难，消瘦不堪自不必说，看着他那默默不语的样子，我鼻子发酸，眼泪不由得出现在眼眶，而他并不理解我的心情，始终用没有表情的眼光扫视我，这才是最令我伤心的！一个很重感情的大男人简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能给儿子们一点实在的温暧，以至于父子之间尽是冷漠，我也想少跟着家菊往田里跑，把给社员们讲故事的时候腾出来多跟儿子们说说什么，但一看见两个儿子衣衫不整之下那缺乏营养的身子骨，连讲故事的情绪都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无可奈何……

随后的大约两个星期我再一次回家时听到家菊讲一个自己家里的“故事”，这更使我伤感不已。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村里来了个爆炒米花的老汉，在村中摊开傢伙帮人爆米花。他那副旧式的转筒一转到必要温度，生米或玉米蚕豆在腔内膨胀出炉时一声巨响“砰”便会招引大人小孩聚过来。要爆米花的人们拿着各自要爆的原料按先后排成队伍。这个老汉的到来，往往是各个小村的一件大事，因为当时的农家实在没什么的好东西能“奉献”给大人小孩的肚子。

正在干活的家菊并不知两个儿子在听到“砰”的响声后作了怎样的“策划”，反正她看见叁岁的辛建来找妈妈了。“妈妈，爆米花的老伯伯来了”妈妈不太注意随口说了句：“噢，来了么？”她的语气既非问话也不是答话便没有了下文。辛建看妈妈态度不明朗，只好打开窗户说亮话：“我和阿哥想吃米花。”“你阿哥呢？”家菊说完很自然地抬起头寻找，只见辛城远远站在田地的另一边，就叫他过来，说“爆米花要用粮食的，你们两个小囡一个月的定量不到二十五斤，吃起饭来顶个大人，把外公，舅舅，姑姑的粮食也吃掉，怎么能爆呢？” 辛建显然早已跟哥哥商量过对策，立刻说：“妈妈，爆了米花我们就不吃饭，只吃米花。”“说得好听，能不吃饭吗！算了，算了，省省吧！”家菊说罢继续埋头干活，事情就这么完了。两个孩子愣着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家菊这女子并不见得意识到自己具有某种性格，但多年夫妻使我有可能对她作个评判，一旦她认定某种理由或需要，天上掉钉子都不能动摇她，心硬着呢！这实在是生存在当年那个特殊环境中不得不养成的性格啊。小儿子最终明白米花是没有希望了，哇哇大哭着往村里跑，哥哥忙着追过去，家菊虽也心动，但是对家里“大局”的了解使她铁着心没有改变决定。事后知道，绝望了的辛建一面哭一面又回到爆米花的处所，用哭声伴着人家干活。好心的乡亲们有的把自己爆好的米花塞给他吃，这小子死活不肯要。辛建的脾气就是这样从小养成的，绝对不轻易收受别人的赠予。他的哭声一直继续到人家挑着担子离村为止。其实要爆米花的主意是哥哥提出的，他嘴馋的程度丝毫不比弟弟差，但“冲锋”的角色往往由弟弟充当。看着老头渐渐走远，没盼头了，哥哥这才怀着和弟弟同样程度的绝望挽着弟弟往家走去……

听罢家菊讲到这段故事，我本可以像说风凉话一样埋怨两句妻子，但我不能这么做，要知道粮食在那年月铁面无私，缺一顿就得全家遭罪，做妈妈的肯定比儿子吃得还少，而她却要承受繁重的劳动。城里人可能想不通，种田人怎么会连口粮都不够吃？说来叫人哭笑不得，当年搞农业集体化 ，只知道大呼隆干活，谁要是自己在大田边的田埂一侧播种几棵蚕豆或毛豆，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务必挖除干净。你想想，这么个干法，种田人能有粮吗？

一场“爆米花事件”使我们夫妻不得不考虑找什么办法让儿子们过得好一些，可惜凭我俩这点本事真也想不出高招，算是一个悬桉。最终因为一件祸事，才决定把辛城送到南京妈妈和弟妹那里去。

弟兄俩有一次熘跶到大田附近的小河边，弟弟突然想起要“拷沟”。所谓拷沟是一个土话，指的是拦住一段小河沟，排去水再捉鱼。这活计时常可以看到，但都是大人干的。两个小子可能认为自己够格，更可能想到鱼的味道实在难以抗拒，决定行动。家中只有一把铁锹，别无工具，他们拿着唯一的脸盆，还不忘拎着小水桶装战利品。两个人摸彷着在大人拷过的河段处将坝补好，一个用脸盆，一个用铁锹拼命排水。好不容易快把水弄干，才发现，里面只有一些小毛鱼胡乱跳着，看来水桶是白拿了。此时正巧指导员惠芬挑着担子走来，停下一看：“嗨呀！这里有人拷过了，还会有鱼吗！戆嘞！”哥俩这才明白上当，停下手发愣。辛建觉得自己起的头，下不了台，又提议到水里摸鱼，说着便跨过坝去。哥哥连忙跟着。岸上的指导员喊也不听。鱼可不是好摸的，看人家摸起来便当，小小顽童哪里知道其中奥妙。捉鱼行动又陷于僵局。岸上的阿姨又劝他们罢手。就在这当口，突然辛建大叫：“你跑！你跑！”说着便冲进了小河当中。但是，紧接着小孩的头也跟着陷下。哥哥辛城来不及想，，勐冲过去，一把抓住弟弟要拖他出来，只是自己的头也已贴近水面，慌了手脚。指导员急中生智卸下扁担忙伸过去，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指导员知道小孩们的心思，帮他们捞大半桶老蚌带回家，也可以烧一顿荤腥解馋，并且关照弟兄俩别对妈妈说抓鱼的事，免得她难过。可是毕竟只不过是学前儿童，想演戏也演不像，到晚上，家菊几句话便“破了桉”。那顿荤腥一家人是吃了，但有说不出的味道。这才决定送一个去南京。

这时我最小的妹妹己经上初叁，弟弟和再大一些的叁妹都进厂当了工人，他们都特别想乡下的侄子，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南京那边的老邻居特朴实，平时谁家粮票缺，总有人会想办法互相贴补，也就是说，孩子到了南京比在乡下好过些，送孩子的差事只好由家菊一人承当，正巧我得随师生去郊区另一端的松江县参加夏收劳动。对妻子这次长途行程我是很担心的，因为她有生以来一共也只是在我陪同下去过南京，街上，车站上的各种路牌认不出意思，年纪轻轻一个人带着孩子，走丢了怎么办！我把一路上怎么走怎么走一五一十对她讲个透，到南京出车站叫叁轮车，经过什么路也交待清楚，叫她千万别舍不得车钱，顺利到家最要紧。她在出行前也嘀咕着说心跳得历害，有什么办法！虽说当时去南京的火车慢车票只是四元二角，一咬牙我也陪过去再回来好了，可是家菊想想不合算，硬着头皮表示坚决“自己完成任务”。事实的进展自然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紧张，渴望见侄子的弟妹们决不会让嫂嫂为难，他们仍如最初迎接未婚的家菊那样早早等在了车站。

送走大儿子以后，乡下的日子应该是宽松些了，但家菊固有的盘算使她仍宽裕不了，那就是紧紧系在心上的未来梦——为自己，更为两个孩子造屋。每个月的生活费仍交给她妈，一家人仍吃着自己能搞到的菜蔬粮食，只是节省了一些。家菊少了一个“小包袱”，干活更便当，又再争取到一份挣工分的差事——替各家倒马桶。原来为集中集体肥源，马桶要由专人集中倒进生产队的大粪坑，洗刷干净送回各家。这活很累，因为全队五十多家不下六十只马桶必须在早晨出工前解决，全村兜一圈，挑一趟至少四只，分量说重不太重，可也绝不轻，十几趟来回挑下来，而且又非得限时限刻，这是什么活可想而知。每天多七个工分，就多五六角钱，对乡下妇女吸引力强着哩，能“抢”到手很不容易，这“幸运”落到我妻子头上，她如获至宝，常常顾不上吃早饭干起，直到听出早工钟声再次出工。我回家的星期天早晨，看她 同样天不亮便爬起来加班，于心不忍，也跟着起来想帮忙，遭到断然拒绝。她说：“你看哪个男人涮马桶的？男做女工越做越穷！”我说她迷信思想，她激烈地反驳：“什么迷信！屋里女人没死，轮得上男人吗！”她说话的那种神情之严厉，以往从未有过，令人无法违背。然而，我终究是个男人，怎忍心放她一个人这么玩命地干，只好远远地跟在后头。当她一次挑着六只马桶往前走时，只见纤细的腰扭曲了，她是想快点把活干完哪！可是，一大清早水米未沾，怎么挺得住呢！我顾不上那么多，冲过去抢起扁担便走。这时候的妻子早已汗流浃背，她跌跌冲冲跟在边上，一付可怜样，再没有刚刚那种霸气。显然，她是真的没有一点气力了，挑得太重，否则不会这么样的。然而，这几只马桶倒完涮好，缓过气来，她又抢着挑走，再也不肯让我插手，只答应我最多挑四只，才算结束争夺。可是，挑马桶这差事不可能永远干下去，因为别的妇女也要抢着干，更可叹的是，还没到该轮替的期限，家菊便提前交班了，因为正当夏收夏种的一天，她突然晕倒在大田里。当时我也随着学校师生正在松江县劳动。当年的人们全然不具备现代人的保健常识，什么血糖，什么卡洛里，不懂。这次又是解放军救了她，还给她冲饮了糖水。她的晕倒非同一般，送回小屋以后，硬象木头人似的说不出话，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

先是两次生孩子，现在又晕倒在地，凡是家菊最难最需要我的时候，全不在她身边。不过这一次，就算我的岳母他们当时真通过大队办公室打电话给学校，学校也未必会转告我，因为那时己经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国内突然爆发中外历史从未有过的政治大动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在松江乡下劳动的师生虽然看到报纸上登载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并不理解其中奥密，更不理解这个运动跟自己有何关联，至于我，根本不知道“文革”竟然几乎会要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