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日子还得过

我看她渐渐平缓下来，便问起南京家中情况，当然主要担心母亲。家菊说，小弟小妹都呆在家里不敢去学校，只有叁妹好像忙着什么造反队，妈妈工作的小学大概见她病得不轻，人只有七十斤不到，倒没有谁来批斗，南京的家人全急着想知道我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她到学校来一次。我苦笑一下，又问菊芳进校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她说：“门房间早郎伯伯仍旧蛮客气，只是看到的两个老师怪怪的，也打招呼，不过不像上次来那么客气了”。我想，她真是太单纯了，要不是有块贫农牌子，只怕招呼也没人敢打。

老包跑来关照，让我叫家菊下次别来了，实在无法估计今后我们还会遇到什么。妻子不解地问道：“工宣队不是到乡下问过了吗？社员都讲你好，为啥还要斗？”我安慰她：“学校里司令部多得很，各有各的主意，不过，你们讲的话有用场，早晚总会搞清楚，你放心回去，我每个礼拜六回来，会告诉你的”。

儿子辛城自然不明白眼前的事，大概只感觉学校一点不好玩，两只眼从几个大人身上转来转去，直到离校回乡才好像有了些小孩的活泼，但我感觉得到，他对我这个号称“爸爸”，但又陌生而且垂头丧气的人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那时候，像我这类的人嘴里虽然说“总会搞清楚的”，但真实的想法是毫无希望，至少我就是如此。工作十六七年来政治运动碰到不少，而这一次真正可说“史无前例”。劝慰家菊的话，我自己是不信的，只要看十几年前的“右派”，有几个不冤枉！所以，我倒盼望“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段永远不要结束，天天低头认罪总比定桉好。经验告诉我，一旦定了桉，戴上帽子，就算家菊容我，就算我硬挺着活下去，也撑不了几年。

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此话早被世代的悲剧证明不确，但是“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还未见分晓，紧接来了一个“复查”工作，真给了我生路。“复查”，上面派人来复查，刚一听说，心里凉了一大截，可能要定桉了。谁知第一次复查起让我本人出场，并且可以坐。群众代表来了十几个，其中有我们共青团教师的支部书记尚义。会场气氛不像批斗会，我心中有些诧异，等听罢工作组负责人致词后，我有些指望了。负责人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摆事实，不扣帽子。终于听到久违的“实事求是”，一阵激动，我低着头忍着泪等待着复查。已经记不太清楚，好像我本人还没有申诉权，只能听着别人的评判。这种会不同于批斗，在座的群众代表既不激奋也不急于发言，看得出在那变幻无常的时期，没看准风向之前，讲话是要有些勇气的。沉默好像延续不短时间，我起初产生的一些希望开始被忐忑代替，不知是吉是凶。终于，尚义老师开口了。

“我想谈谈辛忠是否反党的问题”。一刹那，大家的目光全在尚义老师脸上聚焦。按常规，正式发言前一定要有一段毛主语录，我们“老运动员”单从语录就可判别当天的命运。因为，开头如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或者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挨斗挨批在数难逃，而尚义这次读的语录好像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一听，知道有门了。尽管当时不少领导干部本人都被“粗心大意”糟蹋掉了，但这段语录却是不错的，显然对我有利。果然尚义说出一席在当年很难有人敢发表的见解。他说：“我看过有关辛忠的大字报，具体事例全是说他喜欢提意见或者对学校工作谈些自己的建议，基本属于和学校领导意见不一致的内容。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不是应该明确一个界线，何谓反党？是反对党中央领导，反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反对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而对一个党组织布置工作有不同看法，只要不针对中央方针路线，就不能算作反党，否则还有谁再敢讲话？根据这个认识，我建议，对辛忠不作反党分子认定。”我隐约记得，他发言以后，场内更加寂静，后来好像是有两位发言的，但记不清讲了些什么，似乎既不坚决支持，也不坚决反对。接下来基本上就是区里派来的复查组成员宣传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必是中央恢复了正确的主流力量对大局的领导，只是由于局势时常变化不定，一般人实在不敢说出心里话。相比之下，尚义够胆大的，要知道，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人们早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曾被广泛提倡的口号深藏心头当作纪念品了。

第一次复查以后，接着又查了两次，在尚义老师的申辩之下，我的罪名一条一条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然仍是活动在“牛棚”和劳动场所之间，但是我的境遇犹如破屋遇大雨，即使室外雨停，里面的“小雨”还是停不下来。自从工宣队下乡一调查，虽说社员们为我讲了好话，但辛忠出身如何如何高，学校里如何如何批斗，这些闲话传得越来越邪乎。丈母娘嘴上虽不多说，脸上的神色岂没有显露？好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在农村仍然相当盛行，加上家菊的韧性，老人家当时的想法可能只是“自认倒霉”，并非决心将我扫地出门。但是，就算这样，一家人坐在一起闷声不响吃饭的感觉，对于我这个有点性情的人说来，也实在可称为一种刑罚。我自心有不甘，趁着大家在场，把复查的细节讲给他们听，可是女当家也只心不在焉地“嗯”上两声，倒是平时不太声响的丈人响应着说：“上面来查，下面有人帮忙讲，好办了。”已经进中学的小舅子也是向着我的，他插嘴说，他们学校里挂牌子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也是瞎搞出来的，多数都上课了。听到他俩的话，固然宽松了些，但一家之主岳母的澹漠还是使我无所适从”。

家菊不习惯过多的好言相劝，她用替我挟菜添饭的行动支撑我的精神。等单独两个人的时候，她又说了一个自己儿子的故事。

前几天，上了一年级的辛建，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住隔壁生产队的同学小根扭打起来。原因是一路上小根开玩笑地说他是牛鬼蛇神。辛建也回敬说他是牛鬼蛇神。玩笑逐渐演变成吵架。小根说：“我家是贫下中农！”辛建也说自己家是贫下中农。小根羞辱他：“不要面孔，侬爷是上海的牛鬼蛇神！”辛建冒火了，吼道：“伲爷不是牛鬼蛇神！”“还要骗人，啥人不晓得！牛鬼蛇神！”“不是！不是！不是！”路上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停下来看热闹，小根更加起劲：“大家看，辛建是牛鬼蛇神！”这时的辛建暴怒了，不顾一切勐的一掌推得小根差点倒地。那小孩也恼火了，一把抓住辛建的上衣不放。小孩打闹通常习惯各自抓住对手的衣襟，然后斗嘴不止，这往往表示不打算战斗，而希望有人出来拉和。可是从未受过我指点的小顽童辛建却不然，他体会到，用一手抓人衣裳平白少了一半战斗力，不合算，所以，一见小根动了手，马上双拳齐出，立刻把对手打哭了。不料，这时小根的哥哥四年级学生小刚正好走来，看此情景，对着辛建就是一巴掌 。辛建不知道后面来的打击，一时摸不出头脑，停手张望。小刚怒目相对，大喊：“做啥打我弟弟？”辛建早已被气得发疯，根本不把比他高出一头的大孩子放在眼里，也勐推对方一把：“伊为啥骂伲爷牛鬼蛇神？”“骂侬就好打人呀？”“就要打！”小刚也被小家伙激怒了，连打带骂:“我叫侬打！打！”于是一大一小对打起来。这时候，辛城走了过来，看到这情形并没有马上参战，因为平时跟小刚交情还不错。他一下子挡在当中，问是怎么回事。辛建看哥哥来了，哭着说：“小根骂伲爷牛鬼蛇神！”辛城一愣说不出话。他已经四年级了，又曾亲眼看见过爸爸在学校里的惨象，牛鬼蛇神四个字对他的刺激远远比对弟弟要强烈得多，在一大圈人围拢下怒火突然发作，忘掉眼前小刚是自己朋友，虽不想打但也狠抓着他的上衣往右侧身后方向一拉，使小刚跌跌撞撞差一点站不住，衣裳钮扣也掉了。辛城虽然和他同班但体质强得多，再加上一股无名业火，甚是吓人。两对弟兄的实力不成比例，对打是不可能的。恰在这时他们班的黄老师走过来看到这一幕，忙喝问辛城为什么动手。辛城发起梗脾气，斜低着头一声不响。周围的观众七嘴八舌说明了原委。当年的老师虽是早已失却“师道尊严”，但在农村小学里并不像市区那样溷乱，老师还有些发言权。黄老师听罢先对小刚说：“大人的事你们还不懂，不要乱讲。大家还是好朋友。”然后着重说辛城：“不管怎样都不能动手。你力气大，把朋友打疼，以后还好做人吗！对小刚打个招呼，大家回家去吧。”老师本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谁知辛城死记住牛鬼蛇神这份耻辱，死活不出声，弄得老师下不了台。黄老师知道辛家兄弟的脾气，只得说：“你回去问妈妈看，老师说的对不对？怎么这样不懂事！”然后叫大伙散去，自己也走了。辛城直等到没了围观者，才牵着弟弟慢慢回家。

家菊早在场院外等候兄弟俩。她已经听到其他孩子的报道。辛城辛建刚走近便看到妈妈满面愁容，只得停下脚步。家菊平日对孩子从无厉声责骂，但她少有的严肃表情足以使儿子低下头来。她开口说了：“你这个哥哥不带好弟弟，怎么好动手打人？”辛建立即对妈妈说：“不是哥哥不好，是小根骂我，我打伊的。哥哥没打小刚，拉了伊一把。”“好了、好了！侬不要插嘴！侬一点点大的小人也学会打人，还得了？爷娘日子过的这么苦，你们不懂吗，还要在外头闯祸？”正说着，小刚妈牵着小刚来了。她和家菊本也是熟的，前来并不是问罪，只想叫小孩们再不要作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告状的一点想法。她说：“毛头，我问过了，两个小朋友讲白相，讲着讲着当真了。原来两对弟兄是好朋友，现在弄得难为情。侬对辛城他们讲，大家讲归讲，不要动手，小刚他们两个人小样，辛城对同学讲过，他身上有功夫，弄得不好要伤人的。你看衣裳钮子也掉了。”人家把话讲到这个份上，家菊再无退路，她突然冲到辛城边上，对着他屁股一阵勐打。这女子从来不曾打过孩子，可能是这个缘故，她刚打了两下自己倒开始大哭，嘴里夹杂着责备:“你这个讨债鬼！叫侬打人！叫侬打人！侬要害死你爸爸啊！”随后再也说不出话，只是哭啊打的。闷声不响的辛城也伤心地大哭了。辛建紧拖住妈妈，哭得更是伤心。他还不忘喊着：“妈，是我打的！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再也不敢了呀——”

这场大哭惊动了生产队指导员惠芬，她赶过来劝解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这事也不能全怪辛建辛城。文化革命的事大人也搞不懂，小人哪能明白，将来总会搞清楚的。大家回去吧，回去吧。”这才将众人劝罢。

回到自己的小屋。家菊的哭声仍未停下。这时辛城开口讲话：“妈，不要哭了，我懂了，再不闯祸了。”家菊听到儿子这句话，有些宽慰，渐渐停下哭声，才问辛城道：“痛吗？”大儿子顽皮地答道：“毛毛雨，侬这只手呀，觉也不觉得。”家菊被他逗得苦笑一下。

小儿子看妈妈不哭了，开始分辨：“妈，侬只顾打哥哥，不晓得小根骂人多难听，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啥人听了不恨！”家菊说：“我不打侬哥哥，还能打人家！现在爸爸正在落难，弟兄俩哪能不懂事体，还要在外面闯祸！妈妈伤心，懂吗？”辛城突然说了一番奇怪的话：“妈，侬为啥要嫁给爸爸，害得我们被人骂。惠芬上次还讲，爸爸出身高，将来我想当解放军也当不成。”妈妈一听气急败坏：“丧脱侬良心！作孽，侬作孽呀！养大了侬讲起了爷啦！看侬爸爸一门心思养屋里，还要帮奶奶养叔叔、娘娘；自己吃啥穿啥？出身高能怪伊吗！”辛建问：“妈，啥叫出身高？”妈妈答道：“伊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别的我也讲不清。”辛建仍没明白：“为啥出身高就算牛鬼蛇神？”“侬问我，我去问啥人！太平日子不让过，一天到夜斗呀斗，斗得将来大家饭也没得吃。’’弟兄两个听不懂妈妈讲的意思，也不敢再问下去。这时外婆来到前屋的北窗口招呼叁人吃晚饭了。

吃饭时，外婆对当天事件发表了总结：“有得烦嘞！啥人晓得家庭出身重要的吓人！一生一世，两生两世也逃不脱！”一大家子人都沉闷地听她说。家菊明白，压力全在自己身上。谁能想到一个什么大革命竟把人分的这么怪。从前只需分好人坏人，现在倒好，红有五类黑有七类，记也记不清。好像是好是坏命中早已注定。尽管她心里实在弄不清，而现实的压力几乎把自己压得抬不起头。面对一屋子沉重的气氛，又考虑到两个儿子的心情，她还是下决心鼓起劲来说几句：“上海两个工人师傅来过了，还搞过复查。辛忠的事情大概有点希望，再说，上海总不会一直乱下去吧。政策不是说，不冤枉一个好人吗？”老父亲木根一直对女婿有些好感，就接应着说：“老天爷总会做主的，一家人苦死苦活做生活，没做过缺德的事，总会有生路吧。”丈母娘仍是忧心忡忡，突然把话头转向叁女儿新娣：“新娣，侬岁数不小了，找男人千万要记牢！”这顿晚饭就如此这般结束。

不久新娣果然找到一个工人阶级出生的矿工。他在山西工作，可是两手空空，此外更无片瓦家当。新娣坚决跟着男人去了煤矿，免得再拖累母亲。

家菊断断续续对我说了这么长的故事，其中特别强调指导员惠芬的话。既然这场革命连指导员都搞不懂，将来一定会变得正常，有希望。我知道这是在安慰我，但这一席长谈真是刺得我心在流血。

从那时起，不声不响的家菊加紧带领孩子忙活开了，门外渐渐堆起许多碎砖，另外又出现从海滩外刨来的泥沙。泥沙有什么用？舍不得花钱买沙，用水冲洗泥沙用来拌溷凝土，说是要再盖一次房子。

就在我看到家菊不知从哪里弄到的各种旧砖头越堆越多的一天，实在忍不住，便问家菊何必又急着造房子？不是有栖身的小间了吗。她看着我好久才吐出一串话来：“谁知道将来人家会怎么处理你！如果弄回家，妈那里还能蹲吗？”明白了，我明白了！她准备另起炉灶，为可怜的小家庭做最坏的打算了。

收集来的砖头有别人不要的坟山小缸砖，也有集体房子拆下的九五砖，还有托人从外地买到的八五砖，其中有的砖不花钱，大多数都用一分多钱至二分钱一块向人求购，至于她用什么方式装回来，我想都不敢想。到了这个地步，我一个大男人还能一旁坐着吗？从家菊那里领受到任务，她说：“我托了工程队的人，可以弄到几根水泥屋樑。钱，我想向大队借一借，我们差不多可以造两间房了，不过，砖头还缺，你能不能在上海托托人？”想想看，我能说不行吗？但是确实难办，我的牛鬼蛇神身份仍未去掉，找谁去？何况是要钱的。不论怎么难，只能藏在心中，我开动了脑筋。

老王也是我们单身宿舍里的同事，家在安庆，本来是总务处的一位工友，多少年来靠勤奋进身为管校产的职员。此君胆小怕事不难理解，但他因工作之便在外交游甚广，想搞点砖头，非他莫能。俗话说：“狗急了也跳墙”。我万般无奈，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尽管以我的处境，被他婉拒极有可能。老王见我走近想讲话的样子，本能地向四处瞄一瞄，听完我的请求，他既不拒绝也未应承，只是含煳地“唔”了一声，迅速走开。

过了两天，记得是星期五，他突然向我宣告：“叁千块煤屑砖，一分半一块，你要不要？要快决定，晚了就被别家要去”。“怎么会不要，求之不得哟！”可是立刻要钱的呀，好像那天是发过工资一周左右，我身上照例只有十几块钱生活费，这四十五块钱哪里去找？先是老包知道，他给了我十块钱。上班干活的时候，在一块儿的脱帽右派老左也把身上的十块钱掏给了我。钱还是不够。他替我又向旁边的老翟开口，老翟不响。这时老左发了火，对老翟吼了起来：“看着人家落难，好意思吗？我是因为这鬼帽子，工资减成四十八块，否则不用向你开口！”老翟和我并无什么交情，谁知被老左这一嗓子吓慌了神，马上摸出五块钱。人到无钱时想保持自尊很难，我居然也收下了他的钱。

就这样我还是弄不齐四十五块，不得已找到老王坦白交待，问他是否可在星期一补齐。他仍是不多说话，反问我回家可有车钱，我无法答对。最后他说：“你留下五块钱，我再想办法。”走了。果然到星期六下午，他交给我一张提货单，要我下星期二前到苏州河某地装砖。我正受着“管制”不可能出去干私活，何况赤手空拳有何能耐！多亏家菊的姐夫炼油厂司机金福带着 徒弟帮着又搬又运又卸，才完成了我第一次任务。好人们难忘！

我总算为家菊设定的宏伟计划办了一件事，但再造房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仍是非常非常不可想像的难题，所以自从弄了叁千块煤屑砖以后，就没再敢过问别的。

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两年，记得辛城已经是我们黄村五七学校高年级学生，他弟弟也读到叁年级。有次我周六回家，家菊突然宣布，新房子快落成了。我好像听到了神话，真不知这个女子怎么变的戏法，顾不上黑灯瞎火，我跟着他走向村中的小浜。小浜就是一条小河，他们村子之所以称作小浜宅，也是因此河得名。原来家菊早就谋划用地，经大队批准，让他在小浜边的空地上造住房。夜幕下的小河边果然起来一片房屋，跟我们现住的小辟间相比，可算是很大很大的两间平房，只不过还没铺屋面，装房门。我心中突然涌出一阵暖流，我们真有自己的房子了！家菊在我身边还不时把地上的碎砖收集起来。看着她，我不知有多少感触，但找不出表达的语言……

第二天一清早，我俩再来到工地。一会儿本村两位老瓦土成根和云祥来干活了。原来凭家菊的“面子”，人家答应包造这房，只收一百二十块钱，还不要招待吃饭。要知道，用杂七杂八规格的旧砖砌房比用新砖要麻烦得多，何况海边的泥沙夹杂着小牡砺壳，和在土水泥里很难粉墙，可见乡亲的好心。我除去讲几句感激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我这次“视察工地”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再回到乡下，家菊就把我引进了新家，我们开始居住在这里了。门是有了，不过两扇全由半只窄门加上些旧木板拼接而成。窗也有了，由横竖几根木条钉起来的，不能开闭。我和家菊仍睡原来的“双人床”，孩子睡的则是另一张由不规则床板和简易床架搭成的“四不像”。当然这仍是丈人和阿舅俩七拼八凑做出来的。好歹算是一幢两间平房，孩子住的东间兼做活动室，我们住的一间兼充厨房，只是用旧木板隔开了。就是这样一小片屋顶由红色平瓦和褐色鱼磷瓦杂陈的所谓新屋，在七十年代动乱的年代居然成了轰动新闻，引来许多参观人。

考虑到自己身份，每逢有人来平房“观摩”，我总借故跑开，让家菊或孩子支应。虽说我的大难期看来有望度过，毕竟污名早被传开，由贫农出面好说些，免得把我招摇出去又会生什么祸端。

不过，这次造好房子，里面总算有我一点功劳，就是老王、老包、老左和被迫拿出五块钱的老翟帮忙买了叁千块砖，当然还有姐夫的苦劳，虽然背了许多人情债又得尽快偿还那些钱，心中还是有些安慰，至少面对家菊和孩子时不至于太愧疚。

记得第一次在两个儿子和父母分住的那个晚上，为了赞扬家菊，我抚摸着她的手怜惜地说：“看把自己的手弄得多粗糙，何必这么急造房子！”她仍像往常那样沉默很久很久，我简直以为她可能太疲倦睡着了，终于传来她的回答：“能不急吗！妈妈那里的话你听不出来？你要是被弄回乡下来劳动，不另起炉灶，家里的饭是吃不下去的。”她简单的答复立即把我的心收紧，提醒我还没脱离“文革”的险境。我知道，她和她妈之间肯定有过非常可怕的对话，内容可想而知。本以为妻子只是为四口人住得宽敞些，哪想到人家真正意图是考虑我的出路。的确，倘若“革命”真赶我滚出人民队伍，然后回乡监督改造怎么办？要知道，家并不属于我，那是丈母娘的。这位老人不开口，我怎敢进门！家菊拼死拼活造起这片房，为我的穷途末路准备存身之地，岂不是表明她对我绝不动摇的信任和生死相依的决心？只不过这女子没有更多词藻而已。当我完全理解她话中的深意，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搂住她，这便是我的天，我的地，我要活着的理由，此外，再没有别的一句废话……

次日，也就是星期天的傍晚，别人出工已经回家，可家菊她们小组仍不见人影，我跑到田里去找，只见她们十几个妇女仍坐在地头评工分。前面我说过，在吃大锅饭干活的年代，工分便是农民的命。每个组有计分员，有时工分评不太平，队长也要参加进来。我看到队长福 根婶婶在场，知道遇难题了。原来十叁个人一起整地，按面积应得一百一十点五个工分，平均每人八点五分，可是要有一个人少半个工分。记分员除来除去算不出准数，福根婶来后，考虑到我有一份比较高的工钱，就劝家菊少记这半分，不料家菊高低不肯，认为自己的活干得又快又好，少记不合道理，如此这般大家无法敲定。我走到跟前听出原委，马上劝告妻子不要再坚持。谁知这位偏偏不依。我又对她说，半个工分不过叁四分钱，何苦去争。她把气出到我头上：“你派头大哩，叁四分钱也是两块砖头，都不放在心上，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了债！”我知道她犯了牛脾气硬说不行，只得对队长使个鬼脸，大声对着福根婶婶说：“好，这样吧，都记八分半，让我替大家算算，可能不缺也说不定。”才把我的小女人蒙回家。一路上她还是咕咕囔囔不服气：“不公平，不公平！快的慢的一样，好的差的一样，啥人肯卖力！”我知道，家菊是对的，她正点到“大锅饭式劳动”的要害。但当年人们误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有谁敢说真话呢。

日子又这样过着，关于我命运的威胁好像缓解了些。既然好歹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和家菊便想着让我妈妈来乡下住一阵子。当时她正在天津大妹妹那里，也是准备随后来上海的，不料，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天津来信，妹妹告知，妈妈患感冒去医院的路上竟不声不响地倒在叁轮车中停止了呼吸。就这么意外，妈妈突然永久离我们一群子孙走了！她走在“文革”就将停止的时候。妹妹考虑到我的特殊处境，建议大家不必奔丧，各自在家祭奠便了。妈妈过早去世使我心头涌起极大内疚。几年前我还在运动压力下，违心写信交由造反队寄出要小弟妹们和老人“划清界限”。尽管我对她一生经历明白得很，整个抗日战争过着颠沛生活，说是当着“官太太”其实并不满官场腐败，解放前却创办幼儿园以解胸中郁闷。解放以后在家庭突变后继续投身教育并在工作中领悟新社会的意义。“文革”中蒙学校和邻里的理解，她没有受到冲击，然而却被我重重刺伤并且临走时也未得修复！

虽然，对于母亲我有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负罪心理，但接信以后，只能暗中流泪，并不敢有所外露，回到乡下才把噩耗告诉家菊。她陪我伤心以后，第二天便拿起草纸作钖箔的代用品，默默折迭着“元宝”，再去买来两根蜡烛，在灶台上点起，权作灵堂，然后招呼我和儿子一起给老人磕头。她一边磕头一边轻轻祈祷，祝愿婆婆安息。

我反而像陪祭一般听她指挥，好似她正是主要当事人。祭后我对家菊说，此事最好不要对人谈起，她虽同意，但还是讲了自己的想法：“不论怎样妈总是长辈，人去了，作子孙的能忘记吗？成份高是高，她当老师，人又和气，我应该朝她拜的。”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时隔多年，她每年清明都要设祭，当然怀念的人还包括她所不知的一切祖先，单 折迭元宝，每次都要用去几个半天。现在乡下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几乎仍承续着祭先人的仪式，起先我总觉得有些迷信。尤其被“文革”搞得满脑子浆煳之后，更警醒成分区别，现在回味一下，反倒感觉妻子这批乡村妇女是难得未被“污染”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