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十几年时间终于熬过去了，余雯茜觉得自己毕竟还是一个“幸运者”和“胜利者”，她终于以90岁的耄耋高龄等来了老房子的动迁。

这十几年来，成百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动迁补偿费，对于余雯茜来说，一直是天上即将掉下来的一张大馅饼，也是对她一生克勤克俭的最大补偿。这张大馅饼远远超出了她一生对财富的全部憧憬、切切实实量化了她对百万富翁的全部理解、大大增加了她对儿孙竞相献媚争宠的热切期待、大大提升了她为安享晚年同女儿们进行交易的筹码价值。

余雯茜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几十年只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东昱纺织系统工厂的劳动工资统计。计算是余雯茜的强项，她曾骄傲地保持了几十年从事劳动工资统计无差错的记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大陆工薪阶层的收入普遍不高，他们对自己微薄收入的数字敏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即使是相对高薪阶层人士也大都是锱铢必较的，相传上海某大学经济系二级教授、著名国际金融专家，为了工资单少了一分钱，竟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财务室去讨说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余雯茜创造和保持的这个记录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

余雯茜一生精于计算，并对计算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拓展，将计算升华到了算计。

余雯茜的大女儿林蕾蕾生下后交给了婆婆，一年后生下了二女儿林蓁蓁交给了自己的父亲，四年后为生一个儿子再度怀孕，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又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儿生下后就送了人，可不多久，人家又把小孩送了回来，余雯茜只能含辛茹苦自己带小女儿。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余雯茜抚养三个女儿成人，自然是艰苦备尝，这在实际上固化了增加了她性格中郁郁寡欢的成份。知母莫如女，她的三个女儿对她有一个异口同声的评价：妈妈与“知足常乐”这个词语完全不沾边，妈妈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不满足不满意的。

据说，余雯茜那个时代的中国女人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可余雯茜却是一个例外，她对于自己升格为岳母和外祖母基本没有兴趣。她笃信“女大不中留”的古训，尽管在东昱市中心，当时居民住房十分紧张，尽管自己家中住房比较宽敞，余雯茜还是早早地在家里立下了一条规矩：三个女儿一视同仁，一个不留，全部出嫁。

她对于与女儿共同生活有着很大很深的恐惧，她既怕做女儿女婿的“老妈子”（保姆佣人的另类称呼），更怕自己的养老金掉进女儿女婿家的无底洞。

余雯茜不与女儿女婿共同生活的盘算随着十几年时间的磨洗之后，在近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源自于两个因素：一是三个女儿家境向好，两个外孙长大成人；二是自己日渐年迈，力不从心了。

经过较长时间的通盘算计，余雯茜渐渐形成了自己养老的整套方案——“两个拒绝，一个必须”。两个拒绝就是拒绝居家养老、拒绝进养老院养老；一个必须就是必须住进女儿家养老。

余雯茜的养老方案首先遭到了林蕾蕾明确而又激烈地反对。林蕾蕾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自己公婆均已年迈，公婆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身边只有一个儿子，无法兼顾公婆和母亲；林蕾蕾更直接更接近真实的理由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母亲和两个妹妹：我无法和母亲共同生活，和她生活在一起，我会折寿的。

余雯茜在二女儿林蓁蓁家已经断断续续住了十多年，可是林蓁蓁移民加拿大需要坐移民监，她为了照顾母亲，极力说服奚秋潇，让丈夫接受岳母居住，奚秋潇为了让妻子安心坐移民监，违心地接受了这种不合情理的安排，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他被刑事拘留。

余雯茜小女儿的性格和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女儿在知道母亲想住到自己家的第一反应是三个姐妹应轮流接受母亲居住，这是小女儿一家待价而沽随行就市的一个策略，因为他们明知道大姐明确拒绝了母亲，二姐又不在国内，自己家是接受母亲养老的唯一选择。

余雯茜于是就养老问题，开始了与三个女儿的周旋，特别是陷入了与小女儿拉锯战似的讨价还价。

余雯茜的策略就是破坏居家养老的任何可能，这一策略被女儿们称作是“苦肉计”。

余雯茜“苦肉计”的实质就是精心塑造自己“孤老”的形象，通过社会舆论谴责和三个女儿良心自责的双重压力，迫使女儿接受自己“两个拒绝，一个必须”的养老方案。

余雯茜为了实现自己设计的养老方案，搜肠刮肚地调动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人生经验，可谓是绞尽脑汁苦心孤诣，她先后推出了三个动作。

余雯茜出台的第一个动作是利用一切时机塑造自己孤苦伶仃的形象，即使是住在林蓁蓁家，她与别人通电话时永远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她与林蕾蕾音频通话、与林蓁蓁视频通话时，只要有来电或来访，她会在第一时间突然关闭音频视频，即使有时一时心急忘了关音频视频，她也一定不会忘记向来电者来访者诉说孤独之苦，林蕾蕾林蓁蓁在音频视频里则显得非常尴尬。还是小女儿最能对付母亲，她打电话的频率不低，但时间极短，一般都是在一分钟之内挂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