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誓不分离

我们在楼下七队的下放干部组，自组长老樊科长调回分局以后，其它组也陆续有人先行回院。我这个继任组长的工作内容已不再以协调生产队劳动生产为主，转而多为安定“军心”以及组织本村青年夜中学工作，倒也不是很忙。

终于有一天，领队、院党委委员周鸿雁、赵占奇两位通知我开会，内容就是全体下放干部奉调回院，下放锻炼的任务完成了。同时，一个完全意外的消息也透露出来：我们的赵占奇领队，经上海市农委提出，设计院的党委同意，决定留在农村担任高东乡党委书记。这样一来，我们来时九十九人，回去时只有九十八人。

对于家菊来说，我要回市区是一件大事，太大的事。她所在的村里机器制造学校的下放干部也同时接到通知，所以还没有等我告诉她，消息传开，她当天晚上便来了。

小组的同志们早已和家菊成了好朋友，他们催着我陪姑娘回家，顺便跟家人告别。我和家菊开始是朝着她家方向走的，但过了小桥以后，决定转向高桥。我们打算趁公路上还有去高桥末班车的时间，再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有意义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就去过电影院。

那时的高桥和周边乡镇之间交通很不方便，整个高东乡只有最西边的高行公路有公交车可达高桥，再由这里去往上海市区，而这里的车站名称却非常令人难忘，叫杜家祠堂站，原来旧中国上海滩上尽人皆知的帮派头目杜月笙家族祠堂就在这里。即使有车站在高东，我们也必须急急忙忙走上半个小时才能搭上末班车。

这么匆忙地赶路，还能“谈恋爱”吗？不能了，但我们还是去了，因为两个人心里明白，真正要谈的话其实并不多，看完电影也来得及，要知道步行回家的路程是十八里，慢慢走足足要用两个小时。电影片叫什么名字早就忘记，坐在影院里，我们只是手握着手，语言几乎没有，而这种状态似乎就够用了。我俩正式的“谈判”仍要进行，那就在回家的路上。

回家的大路共两条。人们经常走的叫海徐路，这是一条白天还算比较忙碌的路，自行车、劳动车和并不多的机动车基本上都从这里穿过高东。另一条路紧贴着长江口堤坝延伸，两面长着茂密的“达木鲁”，据说是从古巴引进来的，类似芦苇的植物。两条路到了夜晚都是冷清的，而堤边的那条路，由于从“达木鲁”中穿过，则更显得荒凉。我偏选走海边的那条路。不害怕吗？真没想过害怕，因为那是条晚上连鬼都不走的路，再说当年年轻气盛，自恃是运动员，又在大学里练过摔跤、散打，傻大胆，何惧之有？

我先对这次谈话作了“主题发言”，也是“简单扼要”用不着啰嗦。我说：“在乡下，回上海都一样，我说过的话不会变，我总归跟你好到底，你放心！”家菊回应：“我也一样，说过的话算数，不会变的！”原则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接着便是具体的“技术”问题。以后怎么“接头”呢？我在上海的工作地点，她看到过了，门警森严，怎么进去？宿舍白天没人，晚上去，又来不及回家，怎么办？我说：“以后星期天我到乡下来。”当然，难处是有的，第一，害怕她妈妈不停地对我“启发”。第二，怕时间太紧。休息天一清早出发，摆渡到浦东陆家嘴车站排进去高桥的一字长蛇阵乘客队伍，没有叁刻钟别想上车；一个钟头车程到高桥，接下来就得靠两条腿或者花六角钱搭自行车，前前后后少讲得叁个半钟头，弄得不好，四个钟头也不一定能到。回去怎么办？不也得这么长时间吗？想想看，还有什么时间讲话？

家菊的话不多，办法倒不少，她对我说了一些主意：妈妈的事，她说一定要求妈妈尽量不要说让我下不了台的话。至于我来去时间长，她想出一些办法，一是请她弟弟用自行车送我上车站；一是约好之后，她跑到高桥等我见面。就是这样，我们为今后来往设计好了具体程序。于是，别的青年可能会有的“永不分离”的山盟海誓，在我们这里竟如此简单完成了。

家菊对和我结合以后会过什么日子，早已明白，但这时她毫无犹豫；我对和这个姑娘结合以后会过什么日子，更是心里像明镜似的。但在两人的手紧搀在一起同行的这段夜路上，不知怎么的，我也丝毫没再多想，脑子里唯一留住的四个字，就是“说话算数”。

回城的一天终于到了，局里仍是开来两部客车。乡亲们仍然像两年前一般扶老携幼挤在车旁，所不同的是，原来应该坐在车上的赵占奇同志，现在站在乡亲们中间，不管党性多强，他的笑容还是有些勉强，要知道，他要离开的是高楼大厦里的国家重点建设单位，而他要留下的地方可是被“大跃进”弄得一片狼藉的落后农村，不知道他将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带着无辜的乡亲度过未来的饥饿岁月！我心中暗自惆怅，也默默向他致敬……

家菊没有来送行，这是事先约定的。回城后第一个星期天应该是我下乡，我将如期赴约。

回局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一大清早赶到轮渡站过江，排进往高桥镇的八十一路汽车等车队伍，人越多，车子越显得少。我没有表，估摸着少说也有半个钟头才来一部，真急人！谁知还有“聪明“的人夹在人丛中找机会。只见有个中年人假装先跟我前面的乘客问长问短，说着说着便插进了队。我急着往乡下赶而不可得，正没好气，一见这人投机，火头上来，勐一把将他拉出。那人正在得意，哪里料到我这个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一惊之后原想争吵，但见我怒目圆睁，体格健硕，又自知理亏，只得嗫嗫嚅嚅不知所云，走了开去。

这一回“远足”果如我前番所估计，到家菊家时，已近中午，进门就吃午饭。所幸我没忘记买了点糕点，否则白吃白喝成何体统。

显然是家菊努力有了成绩，准丈母娘这次讲话很是留情，只为我来去方便提了一点建议：“要是能搞一部脚踏车就好了。”但这一好心的建议还是令我汗颜，要知道，那年月一部自行车要一百四十八块钱，还得有购车券才行。说没有钱难为情，说券弄不到稍稍好听点，我只得选择后者搪塞。其实像她妈那样明白的人，何尝不知道，一辆车，对于我这个月薪六十五块五角，还要寄一半养家的人来说，是什么份量。她虽答应家菊不为难我，但脱口而出，还是忍不住提了这个“建议”。反正，我己久经考验，既来之，则安之，硬硬头皮也就过去了。

她继父果然还可以，胸无城府，人也和善。在他看来，我这么一条汉子进了他家门至少不是辱没门庭，再说，他也看得出，我虽然衣衫平平，总是个有前途的人。大家东拉西扯一阵，我更觉得准丈人容易相处。得知他身患气管炎，需要经常吃麻黄素药片；我知道此药不贵，便一口答应包在我身上。

我在她妹妹、弟弟面前，好歹算是见多识广的大人，他们对我很友好，我平日善于跟年轻人打交道，不一会儿就打开局面。看来这次访问成效卓着，家菊一家人似乎都摆平了，当然，她妈仍是我一大“难点”。

半天时间一眨眼就流过去，我得抓紧时间往杜家祠堂车站跑。

我们的翻译工作主要任务，是把苏联支援设计的一百五十二项大型企业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纸译好交各职能科，再由它们配合设计指导施工。我回城后继续从事分工的企业动力设施翻译。所谓动力设施，即企业所有的锅炉房、空气压缩站、氧气站、乙炔站。我先后完成兰州市石化集团各厂、上海和哈尔滨电机、汽轮机、锅炉等厂、山西侯马地区企业群的动力设计书俄译汉工作，后来本职工作少了，还参加造船企业设计院的同类工作。企业设计工作在我国本是个空白点，那时只好靠苏联支援指导。但重复多了，渐渐摸出其中规律。动力设施功率大小视企业生产规模而定，久而久之，各种数据也做到了心中有数。

就在这时，消息渐渐传来，中苏两国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赫鲁晓夫要把援华工作中止。局里根据形势需要，打算将翻译组人员分配到各相应职能科参加设计工作并帮助技术人员沟通现有俄语资料。按照这种意图，我应该回动力科，这里也是分局刚组建时，我最初所在的科，科长和同志们也较熟，我思想作了准备。

可是，有一天人事科把我找去，科长对我说，有两种可能的调动。一是到动力科边搞设计，边做翻译，另一个是到教育战线当俄语老师。第一项我是预知的，而当老师却是一个完全意外的行当。我奇怪地问科长，怎么会有当老师的任务？他说：“目前教育发展很快，教育系统要求各单位支援，考虑到你爱好广泛，又有科班根底，当老师可能很适合。不过，这事不勉强，我们也不太愿意让你走，你可以自己选择。”事出突然，我要求考虑考虑。

我自一九五叁年一月响应基本建设号召由南京厂里奉调来上海分局，一直生活在组织温暖关怀的氛围中，并且被送往东北学习，对分局感情很深，但生长在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普遍都具有革命精神，加上我生性不安现状，当初报名参加基本建设，奉派去东北学习，都是不喜欢顾前顾后，说走就走。这次人事科虽是要我选择，可是一想到教育战线需要支援，总得有人去，再加一个好笑的念头：那里有运动场呀，说是考虑考虑，实在不用两个钟头，我便报告了人事科：去！

此事，我仍像前两桩事一样，压根没对南京妈妈和家菊说就定了下来。我按人事科规定，当即去往新成区教育局，局里马上又要我到前程中学报到。谁知到了前程中学一看，运动场有倒是有，只是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报到以后，突然明白，我从此就要离开一机部系统，心咯噔一下好像掉了下来，失落感非常强烈地涌上心头……

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床位，但我高低不愿马上住进去，仍旧回到汉弥登大厦七O四房间，反正局里在这方面很是宽松，调走的人照住无妨，我也借此舒缓一下自己惜别的感情。

沾了我来自中央部属机关的光，校长很给我面子，专门接待我，她安排先上高二俄语并且兼做副班主任，熟悉熟悉教育工作。定下以后，校长又对我说，她知道我在设计院表现不错，下放时被选为团总支委员，打过入党报告，所以来校后准备让我参加党课小组活动。听了这番话，我真是受宠若惊，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时，阶级出身主要由组织上掌握考察，平时并不明显在群众中提及，我知道入党对于我来说是极难的，但领导能重视我很知足了。

到学校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底，我刚满二十五岁，谈不上老成持重，没几天，操场上的师生都熟知我这个好出风头的家伙有点“来头”。

学校门卫毕竟不及分局森严，我开始试着让家菊和她父亲偶而“光临”，当然都是很短时间就离开。就是这样，我这个学洋文的新老师有一个农村女朋友的消息尽人皆知了。但是，我很得意，因为家菊逢人含笑，容貌可人，一点没有城里人通常以为的“土气”。老实说，我看中她“理论”上是说，她朴实无华，但内心深处认为她长得不错，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校领导看得起。加上我这个人明白，到了新单位牢记尊老爱幼和气当先，很快就习惯了这个环境。老师们乐意帮助我，高年级学生更是喜欢我这个只比他们大十岁的小老师，最初心存距离，不愿住在学校的想法渐渐地被冲澹，刚过一九六O年春节，我就悄悄把铺盖搬到了学校，把“心”也一点点搬到这里了。

一九六O年，对于我来说，是个很难忘的年度，不只是因为我做了教师，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和家菊突然决定在国庆节结婚。结婚一向被人们公认为人生大喜，但对于家菊和我说来，却是一桩感觉非常复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