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安机关调查，桂敏海为牟取非法利益，指使所经营书店员工在明知书籍未取得我国新闻出版部门发行许可的情况下，以对书籍封面进行伪装的方式，躲避海关检查，通过邮寄方式，大肆向境内销售，并在境内开设专用银行卡结算境内购书款。2014年10月以来，桂敏海所经营书店共向内地380名购书人邮寄书籍4000余册，涉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

2017年10月17日，桂敏海交通肇事罪刑满释放。但因其涉嫌非法经营一案仍在侦查，尚未终结，依据法律规定，他不得擅自离开中国，他也向公安机关承诺不离开宁波，如需要离开宁波也会报告公安机关同意。

然而，仅仅3个月后，2018年1月20日上午8时左右，桂敏海在未对任何人告知的情况下，乘坐高铁悄悄离开宁波，到上海虹桥火车站，随后准备乘坐中午11时10分G126次高铁前往北京，期间有2名外籍人员陪同。公安机关也多次联系桂敏海，要求其返回接受调查，但现场陪同他的外籍人员要求桂敏海不予配合。

在此之前，公安机关还调查发现桂敏海有涉嫌从事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桂敏海在计划出逃时，携带了多份涉及国家秘密情报资料。

2018年1月20日，G126次高铁在济南西站停留期间，公安民警依法将桂敏海带离列车，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对桂敏海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被别有用心者唆使、利用】“我再次过上囚徒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拜瑞典政府和你所赐”

从2017年10月17日刑期结束被释放，到2018年1月20日再次被拘，桂敏海再次选择外逃，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这期间桂敏海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在交通肇事罪刑满释放前一天（2017年10月16日），桂敏海曾执笔写下承诺书，“本人曾在交通肇事罪缓刑期间脱然出境，之后又把胡编乱造的书籍非法销往内地，触犯了中国法律，浑感罪孽深重。”

书信中，桂敏海还提到要在宁波安静地生活较长一段时间，并承诺继续配合非法经营案的调查工作，遵守法律规定不出境，也承诺不离开宁波。如果离开宁波，也会报告公安机关同意。

但是，即便自己亲手写下的承诺，在利益的唆使下，也被弃之不顾。

2月9日下午，在宁波市看守所，南都记者见到了桂敏海，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一一作了回答，神情镇定，同时充满忏悔。

桂敏海告诉南都记者，他在2015年作出回国投案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并在服刑后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脱。“我投案自首回国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服刑后我觉得踏实了，我赎了我的罪，我感到轻松了。”

桂敏海说，“公安机关还考虑到我母亲的情况，所以给了我宽大的处理措施，也为我办理了在宁波居留的证件，对此我是很感激的。”在这之后，桂敏海也曾有一段全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他还和3个姐姐约定好，要陪伴84岁的老母亲一起，“和和美美地过一个年。”

“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了。”桂敏海说，“瑞典方面自从我刑满被释放以后，他们始终不断地和我联系，甚至每天都要联系, 在明知我有一个非法经营案还没有了结的情况下，还是不停地鼓动和唆使我回瑞典，对我说瑞典政府多么关心我，多么想让我回到瑞典，对我说这些所谓的利好消息。”桂敏海说，“瑞典的领馆人员也悄悄地跑到宁波来，他们给我提供了好几套跟他们回瑞典的方案，并且跟我说，我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只要我走出这一步，就可以成功回瑞典了。”

对于瑞典方面提供的外逃方案，桂敏海拒绝了好多次，不过在瑞典方面不停地鼓动、唆使下，桂敏海最终还是心动了，根据他们的安排：桂敏海以看病为名先到北京，到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然后再伺机回瑞典，这个过程中还安排2名外籍人员全程陪同。“在路途上，他们也要求我不要下车，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然而，这次出逃未能成功，桂敏海被公安机关拘留。

事实上，自2015年自首“风波”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此事大肆进行炒作。桂敏海当年的“自首”行为被外媒报道炒作为“人间蒸发”、“神秘失踪”，引发外界各种揣测。桂敏海对此也曾作出郑重声明：“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介入或者干预我回国的事情，甚至进行恶意炒作。”

“我不希望瑞典方面对我的事情进行继续炒作，显然瑞典方面并没有停止炒作，我觉得我有必要出来说几句话。”桂敏海告诉南都记者。

再度被拘7天后，也就是2018年1月27日，桂敏海给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写道，“我再次过上了囚徒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拜瑞典政府和你所赐。”

他表示，曾向瑞典驻华大使提到过他被释放时身上仍有未了解的“非法经营案”，不能离开中国。“在明知这些情况的前提下，你们仍多次安排我直接飞回瑞典，而且让我前去北京住进您的官邸，都没有顾及我个人的安危，因此造成了我的再次被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