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費孝通，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是在１９５１年的秋冬。我於１９５１年１月因抗美援朝而參軍，８月調到華東軍區後勤部教育處工作。這時，進駐原美國大使館的後勤幹部處，交來好幾大箱的英文圖書，大概他們認為我們教育處應該可以利用這批圖書，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我們並沒有人讀得懂英語。我覺得這些書印刷精美，圖片豐富，而且很多是關於中國的內容，於是翻了若干本，其中就有註明費孝通中文大名的照片，從環境背景和人物背景來看，是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旅行時拍攝的。這樣，我算是“認識”了這位不知幹什麼的中國人費孝通。因為我是初中畢業參軍的，知識實在淺薄，能夠因此“幸會”費孝通，也是一種巧遇。原來費孝通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社會學家。他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中說：“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蜇作用，接着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費孝通本來是一腔幽怨，進盡忠言，希望共產黨創造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自由說話、舒心工作的社會環境。也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古已有之的道德自許。他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寫出一篇諸葛亮的《出師表》，使陛下“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但是，費孝通沒有料到後來他的文章成了“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信號彈”，他本人成了“章羅聯盟”的軍師。按照費孝通的看法，既然已經進入“早春天氣”，那麼只要共產黨繼續推進雙百方針，三月陽春也就遙遙在望了。但是，他表達的更是一種隱憂。他說：“‘草色遙看近卻無’――這原是早春天氣應有的風光。”這是一位在懷仁堂聆聽了毛澤東講話的著名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對共產黨的肺腑赤誠，在期望之餘，仍然心懷疑慮。

費孝通畢業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１９３５年，２５歲獲清華大學碩士學位。接着就和比他低兩個年級的同學王同惠結婚。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先生出席了他們的婚禮，為婚禮增光添彩。新婚之後，費孝通和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到廣西大瑤山進行社會調查。一天，他們趁着夜色，沿着彎彎曲曲的小路往回趕的時候，費孝通誤墜捕虎的陷阱，被傾瀉的石頭壓傷。夫人王同惠在無力解救之後，下山求救。可是，第二天，費孝通被救之後，遍尋夫人無着，直到七天之後，才在山澗里找到王同惠的屍體。這是發生在他們婚後１０８天的災難，也是這位著名學者的人生傳奇。此後，費孝通的大作《花蘭瑤社會組織》和《江村經濟

――中國農民的生活》兩部別具一格的社會學著作，使他在中國名聲大噪。也許費孝通認為自己的社會知名度比較高，而又獲得共產黨的賞識，所以敢於鼓起勇氣，發表儻論。

毛澤東為了使這個整風鳴放獲得人們的信任，因此把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錄音，拿到全國的高等學校等等地方廣泛播放，其記錄稿，也就是未定稿也印發給人手一冊，讓各色人等認真學習，以便參與整風。對於黨外人士來說，就是“幫助”共產黨整風。這一件件往事，我們這些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人，誰也難以忘記。在中共的歷史上，尤其是在中共執政之後，如此信誓旦旦地向最廣大的群眾輸誠，實在是出乎人們意料的盛大舉措。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有誰敢對毛澤東的誠心誠信產生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懷疑呢？於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下，一場所謂大鳴大放運動，也就是由中共各級黨委或統戰部出面召開的座談會，就在全國次第展開。當時的所有黨報都是全力以赴地高調報道座談會上的發言，其開放程度可以說在中共執政的５８年來，既空前，又絕後。筆者所在的山東大學，當時的校報名曰《新山大》。我抄錄５月１８日山大中共黨委召開座談會的消息報道如下：

標題：大膽發表意見，幫助黨員整風，黨委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許多同志對黨員提出尖銳批評。下面是參加會議者發言的“記錄摘要”。編輯表示：“未經發言者校閱，如與發言有不符原意之處，由本刊記者負責。”其小標題如下：

劉鴻賓：動員報告說服力不大，說明黨委對“放”沒有決心。

高　亨：領導高高在上徵求工資意見形式主義。

張維華：山大使我不感溫暖，黨群不能以誠相見。

劉泮溪：沒有掌握大學特點，要求領導學習業務。

黃嘉德：“黨員找人談話，一定不是好事。”

陳　機：校外校內氣溫不同，工作混亂是非不明。

傅寶瑞：對老教授要有正確估計，黨員有特權思想難接近。

曲漱蕙：重視發揮民主黨派作用，黨員不謙虛光教訓別人。

閻長泰：校委會中可設常委會，更好發揮老教授作用。

王祖農：應該發揮工會組織作用，教工之家為何遲未建立。

尹左芬：校刊報道失實誇大，工資改革不盡合理。

劉鴻賓：不能以反歷史觀點看歷史，黨委對群眾意見處理拖拉。

黃冕堂：為什麼入黨後就高人一頭，為什麼校刊不敢登批評稿

最後，刊登了校黨委副書記的發言，“歡迎給黨委黨員提意見，希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５月３１日《新山大》報道，“黨委已召開２１次座談會，各方面的意見對整風有很大幫助，目前正整理研究意見以改進工作。”

看來由校黨委召開的會議，主要是邀請正副教授和講師參加，各系還召開會議，邀請其它的人員參加，主題仍然是幫助黨整風。《新山大》不斷使用的大標題是“推倒高牆，填平鴻溝”，“大家動手，拆牆填溝”等等，都極為具有煽動性，使人們認為共產黨真是開展開誠布公的整風了。於是，《新山大》上，不但連篇累牘、不厭其詳地刊登教職員工和學生在各種座談會上的發言，以及他們為申述自己的觀點而寫的文章。可是，我們這些昏頭脹腦的百姓，做夢也難以想到，貴為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他卻正在部署一場全中國、全世界都不曾有過的巨大的殲滅戰——圍剿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以上這些擺在台面的鳴放文章，不過是實現他的“陽謀”的把柄。山大黨委從５月１６日開始，召開座談會，拉開整風的架勢，實際上是根據早前一天毛澤東的部署。我們當時都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中共的任何一級組織，他們根本沒有權力自行其是。其實所有的會議都是按照毛澤東指導運動的戰略部署而召開的。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急電傳達黨內。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釣魚”、“誘敵”、“引蛇”，這些都是毛澤東在發動“鳴放”時的專用名詞。在他眼裡，知識分子中潛藏了一大批“魚”、“蛇”，他們都是“敵人”，需要用計謀把他們引誘出來，釣上鈎。毛澤東是戰略謀略大師。他又在謀劃一場大戰役。他最大的樂趣就是調動黨內黨外的對手敵人，然後按照他的戰略意圖，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他用這種辦法把黨內的對手，如張國燾，如王明，等等，置之死地。對付蔣介石，對付美國，這種謀略，也是屢試屢爽。現在，他向黨內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怎麼打，打多少，他提出了指標：“所謂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5、426頁）一場驚天動地摧枯拉朽的殲滅戰進入了倒記時。

軍隊進攻，先要制定作戰計劃，規定幾時幾分部隊進入進攻出發陣地，幾時幾分炮火準備開始，同時坦克利用炮火的掩護也前進到出發陣地，幾時幾分部隊衝鋒開始，同時炮火延伸，壓制敵軍的後方火力，配合坦克和步兵的前進。毛澤東在部署了一個周密的進攻計劃之後，就下令各級黨委召開座談會，以調動敵人，讓他們暴露自己，然後聚而殲之。我自己和全國５５萬右派分子，就是這樣掉進了毛澤東預設的陷阱。山東大學一級教授、物理學家束星北，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稱他是自己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抗戰時期他因為主持研究雷達，被稱為中國的雷達之父。他應邀從青島（當時山大在青島）到濟南，參加省委宣傳部召開的會議。他只知道

5月4日

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指示》明確地說：“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他在會上大聲疾呼：“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束星北半個多小時的發言，受到與會人員的強烈讚賞，被掌聲打斷了二十多次。結果，他被定為極右分子、反革命分子，並管制３年。

山大副校長陸侃如，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史家，一級教授。他有幸到懷仁堂聆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如坐春風，如沐夏雨，回到青島就召開九三學社的會議，討論毛澤東的建議，發表了“我贊成撤消學校里的黨委制”的講話。那麼，他贊成的這個“撤銷學校黨委制”觀點是誰提出的呢？就是英明領袖毛澤東。結果，他成了“陽謀”的犧牲。

山東大學在反右運動中共計打了右派２０４人，約占全校師生的十分之一。其中正副教授１６人，約占四分之一，幾乎囊括了大部分知名教授。教師劃右派５４人，約占五分之一。學生１１４人，主要在中文、歷史、物理各系。這和北大等其它綜合大學相似，就是學生中被打右派的大多是素質比較好思想比較開放的人。反右運動在人才構成上，明顯的特點就是逆淘汰。公正地說，山東大學打右派的人數，無論是相對數還是絕對數，都落後於北大、武大等幾所高校。山大還沒有把全年級學生完全徹底打右派的記錄。最後，本文再回到毛澤東在懷仁堂里那個信誓旦旦的講話。幾個月之後，毛澤東把這個講話正式發表，加上注釋曰：“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後來毛澤東根據當時記錄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補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

”我們，無論打過右派還是沒有打過右派的人，讀到這個“整理本”的時候，只能仰天痛哭，可是欲哭無淚啊！毛澤東食言自肥，把他說過的話，完全拋棄，質言之，就是：言者有罪。這樣的驚心動魄，是今天的人無法感受的。作為學者，他突破了學術道德的底線。作為政治家，他突破了政治道德的底線。作為一個人，他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線。

今天，中國共產黨的道德淪喪已經病入膏肓，卻採取“八榮八恥”這樣的小兒科手術挽救。其實，追本溯源，始作俑者就是毛澤東，就是反右運動。如果繞開病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從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着手，不從批判毛澤東着手，乃捨本逐末之途也。僅以本文作一九五七之祭，嗚乎哀哉！

對反右運動的沉重回憶

陳奉孝

最近看了宋永毅先生的文章《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引起了我對當年那場反右運動的沉重的回憶。宋
先生文中所提到的當年在反右運動中一些民主黨派中的高層人物被打成右派後在報紙上所做的認罪檢討和互相檢舉揭發都是事實。當年全國大約有五百萬知識分子，如果五百萬知識分子都起來抵制那場反右運動，儘管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敢把五百萬知識分子都關進監獄嗎？

開玩笑竟被批鬥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勞改時，管教幹部讓犯人學習林彪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十六字真言」：「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我發言時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立竿見影似乎不太確切，下雨陰天時立起竿來可見不着影啊。」大家聽了哈哈一笑，結果被學習組長丁桐匯報了管教，開我的批鬥會。會上丁桐首先發言，說我惡毒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林副主席的講話。我開始辯解，管教幹部就下令將我綁起來。我掙扎反抗，這時丁桐便上來對我拳打腳踢，把我的嘴都打流了血。丁桐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地下黨，後來地下黨組織被國民黨特務破壞，許多人包括他都被捕了。可是因為他那時只有十九歲，且不是重要成員，就把他放了。他還說釋放他這是特務們採用的一種離間策略。他被放出來後立即跑回了解放區，黨籍卻始終沒有恢復（那時共產黨規定，凡被捕後釋放的黨員如果沒有人證明他沒有變節行為，都不能恢復黨籍）。北京解放後他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但只能幹一些雜務性工作。他心中不滿，整風運動時貼了一張大字報，訴說自己的不滿，為此以歷史加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十五年。因為他有這樣的經歷，我對他十分尊重，平時我和他也沒有任何矛盾，可他為什麼對我這樣呢？難道他想從我身上達到立功減刑？難道他不知道他和我是同類？難道他不知道在那時一個人如果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就永遠被打入另冊？這說明了什麼呢？只能說明他不過是一個投機分子，在整風反右運動中他只不過是幹了一件投機不着蝕把米的蠢事罷了。這樣的人在當年的右派分子當中確實有，儘管是極個別的少數。

毛澤東反右派為何成功

毛澤東所以能迅速打退了那場「向共產黨的猖狂進攻」，在勞改隊裡我的初步反思是：

一、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右派」在當時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當時的情況是，只有少數知識分子看到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弊端，而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工人、農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二、從「右派陣營」這方面看，由於這場運動完全是自發的，不論是社會上的大「右派」，還是大學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既沒有什麼組織領導，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各說各的話。特別是社會上的那些「大右派」和文藝界的「大右派」，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多半是針對某個人、某件事提的，有些問題還涉及到個人恩怨和個人利益，對產生「三害」的制度性原因幾乎一點都沒有涉及到。只有北大青年學生中的「右派」所寫的大字報公開提到了「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因為他們年輕，無私、無畏，敢於講話，問題提的比較深刻。他們提出了「五·一九」運動是繼「五四」運動後的一場民主運動。

三、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支真正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封建時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走的都是「仕途」這條道路，「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然後投靠皇權，為帝王效力，靠從皇家那裡拿俸祿為生。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的辦法，跟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完全一樣，甚至比封建帝王對知識分子的控制還嚴得多。知識分子是靠共產黨提供工作機會才能生活下去，否則便沒有生活出路。封建時代，那些不願意為帝王效力的知識分子，還可以回家種地，過田園生活；而共產黨掌權以後，如果共產黨不用你，或者被某個單位開除了，其它單位便不敢再用你，你就沒有了生活出路。正如毛澤東所說，知識分子只不過是附在統治者這張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因為如此，一旦壓力來了，不少人便紛紛倒戈，舉起白旗，自己檢討不算，還檢舉揭發別人以求自保。更有甚者，專門靠在反胡風和反右派運動中充當打手，投機鑽營爬上去。當年我看了不少「右派分子」紛紛在報紙上作檢討，檢舉揭發別人的文章，心裡十分反感，儘管這是在壓力下不得已而為的，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患有「軟骨症」，這恐怕是事實。

應爭取徹底否定反右運動

但今天對在那場反右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一些表現應如何看待呢？我認為應該從歷史的大視野中去進行分析。當年確有不少大學生積極投入了反右運動，但他們那時實際上是因為思想單純，對共產黨的獨裁本質缺乏認識，受了蒙蔽，因此不應過多地怪罪他們。大學生右派中的大多數的確也做了自我檢討和檢舉揭發，但那是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我參加北大百年校慶時，有不少曾檢舉揭發批判過我的同學向我道歉，我的回答是「那些事我早就忘了（當然我並沒有忘）。那是一場時代的錯誤，追究個人恩怨是沒有意義的。」面對強大的壓力，特別是面對死亡的壓力下仍能堅持自己的理念，多數人是做不到的。也正因為如此，林昭在酷刑下寧死不屈的精神才值得人們崇敬，林昭才成了那場運動中的自由女神。

今天在回顧那場反右運動時，我認為應該着力鞭打的是那些本不是右派，但為了踩着別人的肩膀往上爬，對自己的被打成右派的朋友進行污衊陷害瘋狂攻擊的傢伙，如郭沫若之流。

今天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其最主要的任務是努力爭取徹底否定那場罪惡的反右運動，對受害人進行賠償。因為共產黨當局已公開承認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右派都打錯了，再堅持說「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只不過是擴大化了」，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至於在那場反右運動中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就留待後來的歷史學家去評說吧。

文以載史，抗拒遺忘

郭建

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學相比，中國文學具有較強的紀實性和歷史感，這似乎和中國文化的世俗性有關。（文學的啟示性、象徵性、抽象的普世性、以至於純文學性似乎與宗教文化有密切聯繫，而這一點在中國文學中並不明顯）中國人敬祖先如敬神，於是歷史成了中國的宗教。中國人看現實，多半借歷史之光，即所謂“前世之不忘，後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殷鑑不遠”（《詩•大雅•盪》），於是有了以史為鑑的古訓；忘記過去，我們將在黑暗中行走。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尤其是當政者對自身行為的文飾及對民間輿論的壓制，歷史總不斷面臨被封殺、被扭曲、被遺忘的危險。這一現象在當代尤其明顯，以至於形成這樣一個悖論：與老年人記憶減退的模式相仿，越是切近的往事，在當代人的記憶中，越為淡薄；二十年前（六四）、四十年前（文革）、五十年前（大躍進、大饑荒）發生的事倒不如兩千年前發生的事顯得清晰。

面對這種情況，心繫社會的知識人、文化人，包括今天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往往以捍衛歷史、抗拒遺忘為己任。而使記憶得以保存、傳承的最有效媒介便是文學。自孔子、左丘明以來以微言敘事，寓褒貶於曲折文字之中的春秋筆法所見證的正是這項工作在威權之下的艱難和史家的良苦用心。宋人周敦頤主張“文以載道”（又見荀子，文以“明道”；韓愈文以“貫道”），視文學為道義、倫理、社會良心之載體，而這裡所說的“道”，與宗教經典中來自神的啟示很不相同，也不是老子不可言喻之道；一般中國文人士大夫所說的可載之道是以史為據的。

此處文學指文史交融的各種體裁：司馬遷開創的紀、傳、世家既是史，也是文學，因此有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譽。十幾個世紀以後文學家蒲松齡以想象文字針砭時事，卻以“異史氏”自詡。近代出現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回憶錄、口述史、談訪錄、歷史見證實錄以及以探尋往事為主題的影視作品都從不同角度豐富了這一傳統。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及其它作者有關夾邊溝右派勞改農場的敘事，巫寧坤的《一滴淚》，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我已死去》等都屬於這一類文史交融的作品。我在這裡要討論的是近期出現的兩部更具學術價值的重要著作：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因其真實性和尖銳性，這兩部風格截然不同的作品都不見容於檢察機構，只能在海外發行或在民間流傳。

一，《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楊繼繩長達一千多頁的兩卷本《墓碑》是中國當代文史著作中的一部奇書。作者前言開宗明義：“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 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作期間曾被診斷患有絕症，而且，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接着，作者寫道：“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這裡體現的激情、良知、抱負、歷史的責任感和孤注一擲的獻身精神使人想起“述往事，思來者”，敢於直言，發憤着書，最終以《史記》名垂千古的司馬遷。就題材、宗旨、力度和思維結構而論，《墓碑》又更接近當代的兩部寫斯大林時代罪惡的經典著作：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Alexander I.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和康奎斯特的《苦難的收穫—蘇聯的集體化與恐怖饑荒》（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墓碑》結合了這兩部著作的長處，既有大量翔實、可信的史料，具體生動、震撼人心的敘述和描寫，又有縝密的分析和高屋建瓴的理論概括；既是索爾仁尼琴所謂“文學調查的實驗”，又有康奎斯特的學術視角和眼光。楊繼繩是有四十多年黨齡、多次獲獎的新華社資深記者，本是體制內的人，文革中開始對極權制度的問題有所覺悟，至1989年大徹大悟。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他利用自己作為高級記者的地位和外出採訪的工作機會，查閱中央及各省、地、縣的檔案（包括嚴格保密的資料），走訪了許多高層幹部和大饑荒的倖存者、當事人，經過十幾年的時間，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終於在2007年完成了這部可為大饑荒災難蓋棺定論的權威著作。

書的上編陳述各省及城市地區大饑荒災難的史實，並對各地災情的不同與共性有精當的剖析和論述。其中重點討論的包括大躍進首當其衝、首創人民公社、餓死三百萬人的河南省（僅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一百萬，占全地區人口八分之一），人口損失近八分之一的甘肅省（通渭一縣人口損失三分之一），有“天府之國”美稱、而堅持集體食堂及其它極左政策時間最長、以至餓死一千萬以上人口的四川省，以及部分地區嚴禁農民逃荒、出現人肉市場交易，餓死五百多萬人的安徽省（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十五）；着重討論的其它重災省份還包括吉林、江蘇、廣東、山東、浙江、雲南、河北和貴州。各省情況雖然不同，但楊繼繩一再指出，由於現代極權體制的嚴密性和徹底性，各地的基本狀況卻又驚人地相似。比如：由於中央最高領導人從1958年開始批判“反冒進”，鼓吹三面紅旗，1959廬山會議反右傾，打擊講真話的人，這一精神一貫到底，“深入人心”，於是全國共產風、浮誇風盛行，各級幹部或頭腦發熱，或畏於上層壓力，對中央的錯誤政策亦步亦趨，寧左勿右，拒絕面對由大躍進造成的餓殍遍野的悲慘現實，為報功、保官，謊報糧食產量，仍從農民口中奪走活命口糧，甚至在國庫中有糧的情況下，拒不開倉濟民，而那些敢於說真話的人，幾乎無一不受到批判和迫害。也就是說，災難不是偶然的、個別的、分散的，也不是由於“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其禍根是體制性的（這一點作者在下編中有更詳細的論述）。上編中還對各地基層幹部及其親信闖入農家搜糧、搶糧，對農民施以酷刑、暴力的普遍現象有詳盡的描述，慘不忍睹。對更為慘烈的各地人吃人（吃死人，殺活人，甚至殺親生骨肉而食）現象的敘述，更是令人髮指。當時記錄在案的人吃人事件至少有上千起，以至於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如許多學者推測，劉少奇的這種態度，再加上七千人大會上劉借湖南農民之口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成為毛澤東決意在文革中置劉於死地的原因之一。毋庸諱言，《墓碑》就是劉少奇所預料的史書。索爾仁尼琴寫《古拉格群島》，收集資料工程巨大，當時是有許多人相助的；而《墓碑》的工程同樣艱巨，卻出於楊繼繩一人之手。

如果說《墓碑》的上編的紀實與討論重在各省，角度是微觀的，那麼下編着眼於中央，討論造成大饑荒的路線和政策的形成，對這一路線和政策在極權主義制度下產生的必然性以及極權主義制度本身，從理論上進行了細緻而深刻的梳理，角度是宏觀的。楊繼繩以大量數據和資料批駁了中共多年來宣傳的有關大饑荒形成的原因，證明三年間是正常年景（“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蘇聯撤銷援助也不可能引起饑荒，而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的，制度性的。以一個經濟學家特有的眼光，楊繼繩首先審視了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農業集體經濟與統購統銷的糧食政策。五十年代中國工業、國防、科技、城市建設等方面的發展是建立在對農民剝削、壓榨的基礎之上的，所謂統購統銷，就是消滅糧食市場，以便國家以低價強行徵購農民的糧食，包括農民的口糧，使農民長期處於飢餓狀態。同時戶籍政策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上，成了二等公民。而快步發展的農業集體化，又剝奪了農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倍勞動，以求自救的權利，他們的生產資料完全處於由政府支配的集體組織的嚴密控制之下。這種集體組織在人民公社的形式上登峰造極，曾一度引入的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是以削弱家庭經濟單位，最後消滅家庭為目標的（此即二十年後紅色高棉共產主義實驗的前身）。公共食堂成立後，家庭的爐灶被拆毀，家畜、糧草、飲食器具一律歸公使用，有些地方家庭的煙囪不許冒煙，實際上是讓農民把飯勺，也就是自己的生存權，交到領導人手裡。所以，楊繼繩說，“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食堂把徵購後僅存的糧食吃光，農民無法自救，只能等死。

以上對經濟體制與大饑荒關係的分析，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做過，楊繼繩的獨到之處在於把農業集體化放在中國極權制度的背景下，作為這一制度所特有的經濟基礎加以研究，把經濟體制和政治、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理清、講透，指出造成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在於極權制度。這樣的融會貫通、高屋建瓴遠遠超出其它學者的眼界。作者綜合二十世紀西方學界對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並追溯中國歷史上王權專制的傳統，指出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制度是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與秦始皇式的、經過歷朝歷代不斷嚴密化的王權專制的結合，加之以毛式共產主義宗教的思想意識形態統治，其專製程度既超過蘇聯，又超過中國的帝王時代。“它嚴密控制着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楊繼繩寫道：這種“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它的締造者毛澤東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凌駕於全國、全黨、全民之上，實際上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楊繼繩指出：這樣的極權制度未必一定導致饑荒，但一旦政策出現重大失誤（如上述經濟體制的實施），便很難糾正。1956-57年間，周恩來和陳雲曾從實際需要出發反冒進，不失為暫時的糾偏措施，但毛相信“雞毛能飛上天，”周恩來不得不遞交辭呈，以毛的指令為是。1959年彭德懷批評大躍進，被毛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以至使災難性的政策延續三年之久。更為荒唐的是，如楊繼繩所說，極權體制一旦建立，就成為一種模型，“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任何人都無力與這種制度抗爭，包括毛本人在內。他作為這個制度的製造者，同樣受制於這個模型。1958年底1959年初毛曾下過糾偏的指示，卻不能扭轉局勢，由於狂熱加恐懼的影響，寧左勿右在全國上下已成慣性，連毛本人也在廬山會議上回到自己一年前既定的軌道上，以至於釀成慘絕人寰的大饑荒。

大饑荒在1958-1962年間到底奪去了多少生命？官方秘而不宣的數字是兩千萬。楊繼繩比較了全國的數字和各省累計的數字，綜合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採用先進的統計手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三年間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600萬，相當於1945 年8 月
9 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 倍，1976 年7月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 倍。加上少出生人口4000萬，這期間中國人口損失總計7600萬。而且，這場災難是在氣候正常、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以研究饑荒而着稱的，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經指出：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包括經濟上還不如中國的印度），從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荒。楊繼繩贊同他的觀點，認為中國大饑荒的禍根在於那個“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極權制度，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

然而，鑑於官方幾十年來對災難真情的文飾、掩蓋和民眾對大饑荒的無知與淡忘，楊繼繩決意將這段歷史記錄下來，述往事，思來者，痛悼亡魂，以警後人，他的筆觸是異常沉重的：“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經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同時，他又很樂觀，認為中國當下的後極權社會是從極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過渡期，經濟市場化終將催生政治民主化，於是便有了如下的哈耶克式的預言與願望：“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二，《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是近年出版的文革紀實、研究著作中最為獨特的、有多方面開創性的力作。像楊繼繩的《墓碑》一樣，它是一部為緬懷死者、抗拒遺忘而作的紀念碑式的作品。楊繼繩為3600萬大饑荒死難者建立了一座集體的墓碑，而王友琴則以見證者的身份為659位文革受難者作傳，講述每個具體的個人被殺害、被摧殘致死、或不堪屈辱折磨而自殺的故事，為他們建立了一個紀念園。

以往的中國歷史，幾乎無一不是續寫歷代王朝的故事，為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作傳，普通百姓是不見經傳的。迄今為止的文革史，有的寫上層的政治鬥爭（有如以往的宮廷秘史），有的寫某一地區的運動史或描述某一重大事件，有的寫某一階層或某一人群的活動（如紅衛兵造反派）。這些內容在王友琴的書中都有，但以悲慘死去的眾多普通人的故事為主敘述和研究文革的著作，這還是第一部，也就是說，它是中國第一部受難者見證史，被余英時稱為“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

應該說，這個工程的開端是四十多年前的1966年8月5日

。那是北京師大女附中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組織成立後的第五天。就在那天，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女紅衛兵活活打死，她是文革中被殘害致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當時，王友琴是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學生，年僅十四歲，這一悲慘事件在她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和恐懼。十五年後，在北大讀書期間，王友琴便開始走訪文革死難者的家人、親戚、朋友、同事和當事人，把他們的悲慘經歷記錄下來。那時，她讀了《古拉格群島》，被索爾仁尼琴的良知、勇氣、堅韌和歷史責任感所感動，決意以這位俄國作家為楷模，把在中國發生的、遠比古拉格集中營囚徒所經歷的更為悲慘的人生與死亡寫下來，告慰亡靈，並為極權統治的罪惡作見證，以警世人。這是一件中國人從未做過的事。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王友琴走訪了上千死難者家屬和當事人，她的足跡遍及二十五個省市、二百多所學校，將死難者的故事一一記下，並將每一個細節認真核對。她收集受難者的故事，先是從教師開始的，後來擴展到各行各業各種人，包括學生、工人、農民、醫生、幹部、保姆、家庭婦女等。這個工作都是她在學習、工作之餘及假期中做的，沒有任何報酬，沒有任何資助。而且，與受難者家人和當事人對話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有些人不願或不敢面對心靈的創傷，友琴必須耐心說服，幫助他們克服心靈障礙；有些人餘悸猶存，怕因講出真情而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和報復，包括來自當局的和社會上的；也有人因為各種原因，包括自己當年的理想主義狂熱和某種民族主義情結（家醜不外揚），敵視友琴這項工作，不僅不相助，還對她進行人身攻擊。當然，更多的人，在克服了多年壓抑的障礙之後，還是願意一吐為快的，傾訴苦難也會幫助他們平復傷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友琴以論文的方式發表她部分的調查研究成果，但她的紀實原作還無處發表。直到2000年10月16日

，她才藉助現代通訊手段，得以在互聯網上建立了一個“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上載了將近一千名受難者的故事，並給世界各地的網上讀者留出修正、補充、反饋的空間。然而，十七個月以後，在2002年3月，這個網上紀念園被中國大陸的網警封鎖。兩年以後，友琴從這些故事中選出659篇，匯集成冊，定名《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並由余英時、麥克法夸爾和蘇曉康三位學者作序，在香港出版，但此書在中國大陸仍然禁止發行。

這659個故事並非全是敘事，其特點更在於以大量準確、生動、觸目驚心的事實，包括一般文革史中所缺乏的暴行細節，來展示文革災難，並對此加以學術性的討論。此書對文革研究的貢獻突出地表現在它對學生打老師現象的深入分析，對紅衛兵運動興起的考證和探討，以及對1966年的“破四舊”、“紅八月”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這兩場最為血腥的運動（即兩個死亡高潮期）的細密考察。雖然錄入的659個故事也包括像劉少奇這樣“大人物”的案例，但正如目錄以人名音序排列這樣一個簡單的技術細節所顯示的那樣，作者講劉少奇的故事，並非因為劉少奇曾是國家主席，而是因為他和其它死者一樣，是一個具體的人。王友琴並不認為一個普通家庭婦女的生命價值與一個國家領導人的生命價值有任何區別；相反，正因為普通人生一向被忽視、被遺忘，他們的生與死就更應被載入史冊。

《文革受難者》的獨到之處還在於其強烈的道德自覺性和反思意識：它旨在叩問讀者的良心，向讀者發出道德的召喚，甚至挑戰，讓人想到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對國人麻木不仁的沉痛。這樣的道德激情有時會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但在史學著作中卻頗為罕見。為說明我的意思，不妨讀一段《文革受難者》前言中寓言般的敘述和追問：

有一位受訪的長者，是一名教師，文革中被定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勞改”多年。他說，他在“勞改農場”作過很多活計，其中之一是放牛。他的專業是工程，從來沒有放過牛。開始的時候，他面對一群能夠自主移動卻又不會聽與說人話的龐然大物，心裡免不了緊張。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牛群對他並無敵意，不會傷害他，還漸漸聽隨他的指揮。他們彼此相安。

農場裡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那棵大柳樹旁邊吃草。

後來，牛群中的一隻牛老了，干不動活兒了。這隻老牛因此被殺掉，是在那棵大柳樹旁邊被殺的。

自從那隻老牛被殺了以後，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的時候，牛群停步不前，並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後，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裡吃草，並且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前往那個殺了老牛的柳樹下面去，不論那裡的青草如何肥美於別處。多年以來，他心裡一直暗暗納罕，為牛的記性和堅持。

我聽着，好奇地問：“牛記得那裡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並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他說，牛確實是這樣的。不過，別的動物卻不一定如此。比如，雞就不一樣。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出來丟在地上，別的雞奔來啄食，還互相爭搶。

我聽着，牛和雞的行為的兩幅畫面在腦子裡鋪展開來，清晰而現實。我知道這位老師是在講述他的一段真實的經歷，而不是在有意編織寓言或者諷刺。這樣的故事也不是可以憑空想象得出來的，除非有親身觀察，才能得知這樣的細節。可是我在另一條思路上被觸動了。

我聽到這個牛和雞的故事的時候，我想到了人。

對生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有的在飢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作了什麼？

抗議？同情？援助？沉默？扭頭而去？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作幫凶？作旁觀者？遺忘？粉飾？致力於尋求事實及公道？……在文革時代，雖然壓迫深重，在種種不同的方式之間，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間，由人選擇。在文革後，關於記憶與記載事實，關於訴求正義，雖然受到很多阻礙，但是個人的選擇空間畢竟比文革時代增大了許多，從而也更需要人給自己定位。

這位在勞改農場的教師觀察到的對待死去的同類的牛的方式和雞的方式，展示了兩種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參照坐標。

可以說，在今天，受難者在歷史記錄中的位置，包括存在與否以及如何表述，首先取決於大多數倖存者的選擇，取決於他們選取牛的方式還是雞的方式。

本書的出版以及與之有關的各種工作，包括調查和寫作，也可以看成是個人的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

的確如友琴所言，文革後，我們都被置放到牛雞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每一個具體的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牛尚有憐憫同類的直覺，人呢？如果我們沒有對自身行為的懺悔，對死難者的同情和對極權制度的憤怒，而是麻木不仁，遺忘過去，我們只好與雞同類了。這種道德的召喚與挑戰是有很強的震撼力的。我認識的人中間就有不少在文革結束二、三十年後，因為讀了友琴網上的文字或在民間傳閱的《文革受難者》影印本，猛然醒悟，良心發現，道德的升華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有的還主動與友琴聯繫，幫助她做更多的採訪工作。由此可見本書的價值，他可以引導和激勵中國人抗拒遺忘，正視近期歷史，從自我反思走向較為健康的人生。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王友琴考察文革索取的獨特的視角，尤為突出的有兩點。首先，她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儘管同眾多的、較為流行、較為傳統的文革研究相比，如從政治角度視其為上層權力之爭，或從意識形態角度視其為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具體實施等，王友琴的研究更集中於文革的某一方面，但是，如果我們看到毛澤東如何關注“培養接班人”，如何以“文化”為其一手策劃的革命正名，文革如何在文教界發端，文革的全面開展如何從在學校向教師施暴開始，並由毛澤東接見一千多萬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推向全國，如果我們看到這一切，並把它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審視，我們不難看出“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這一判斷的深刻性和啟示性。中國文化一向“尊師重道”，不必說以授業三千弟子的孔夫子為先賢的儒家傳統，就是民間所說的“師徒如父子”也把師生關係視如親情。而毛澤東發動的歷屆政治運動，常以多為教師的知識人為鬥爭對象，在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極。文革初期，十幾、二十歲的學生，包括女孩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老師毒打致死的現象遍及全國，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殘害致死的教師就更多，這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王友琴是從一個學生對老師的樸素感情開始她的巨大的採訪、紀實工程的，如蘇曉康所言：“在中國的歷史和經驗範圍內，王友琴的出現難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嗎？她的內驅力可以簡單地歸為一個學生在為她的老師討還公道……王友琴不僅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顛覆者，也是從最傳統、古典的中國立場來否定那個革命，討回師道尊嚴，而這幾乎就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根基。”不言而喻，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是對中華文化傳統的最根本意義上的反動。

王友琴的另一個獨特的視角在於，她是在諸多史學傳統和理論框架之外，超越中國自身傳統，從人類文明的角度，在最為樸素、原初，而又最為本質的生命與死亡這一意義上，對歷史和現實發問，對每一個對記憶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人，尤其是經歷過文革浩劫而後又在遺忘中偷生的中國人，發問。文革的主要災難、罪惡何在？史家有各種說法，諸如十年全國動亂，封建法西斯專制橫行，國民經濟停滯以至阻止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非理性的瘋狂造成思想混亂、道德淪喪、毀掉了一代人等等，而王友琴卻更為尖銳地指出：文革主要罪惡在於由極權制度造成的對生命的輕蔑和對幾百萬無辜生靈的殘殺。她指出：“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是文革死亡的兩個高峰……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驟直接相連。他們的死亡不是個別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於意外事故，他們是作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擊對象而被殺害的。”這中間，有眾多死亡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但“這種‘自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殺，實際上是被文革謀殺。這種謀殺性自殺的大量發生，是文革的特產之一，也是歷史上最為殘酷卑劣的一種殺戮。” “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對於中國人來說，包括像我們這樣經歷過文革的人和我們的後代，要想真正記取文革的教訓，認識文革殘害生靈的罪惡，我們必須記住那些被殘害的人，記住每一個具體的個人，而不是一個數字。可悲的是，我們至今連一個可靠的數字都沒有，而且，因為當時所謂“階級敵人”的生命如此低賤，無需記載，這個數字可能永遠不會有。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和死者家人和見證人一起挽救多半已經支離破碎的記憶，把具體的個人的故事記錄下來。這就是王友琴在做的工作。

根據維科在《新科學》（Giovanni Battista Vico， Scienza nuova ）中的論證，人類脫離動物生存狀態，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最早標誌即人開始掩埋死去的同類、同族，並加標記，以示紀念，此即葬禮的雛形。這是顯示人所特有的記憶，並以形式來表達和強化這種記憶的開端，是人類共有的。華夏初民祭祖，以至後來孔子重禮儀，都可以回溯到這個原始的起點。也就是說，人生之為人生，起源於對死亡的意識與記憶和對死者的緬懷，因此才有人性。記錄死亡自然是人性的表現；而忘記死者，不予記載，則是從人性倒退，甚至可以倒退到不如牛的地步。王友琴為文革死難者立傳，不僅對這一點有明確的意識，而且還進一步指出，由於文革中的死亡並非自然的死亡，而是因殘暴殺戮所致，那麼，我們今天記錄這樣的死亡，意義就不僅是在傳統人道意義上對死者的尊重，還在於告慰冤魂，為審判殺戮者，審判造成殺戮的極權制度提供罪證，以警後人，使這樣慘絕人寰的災難不再發生。她在前言中寫道：

從人類文明的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記錄死亡。在中華文化中，傳統地用地面的圓錐形土堆來標誌墳墓，紀念死者。文字發明之後，死亡記錄被刻在石碑上，被鑄在青銅上，被寫在竹簡上，更大量地被記錄在紙面上。記錄死亡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死亡記錄也有形形色色的意義。但是總的來說，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着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着對生命的尊敬。

對於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的司法系統以後，更是一直需要記錄的。這種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然而，文革對大量普通人的殺戮從來不是秘密，但這一以革命的名義草菅人命的事實在當時就沒有記載，文革後除極少數高層幹部和社會名流的故事外，也不許記載，以至於文革最深重的罪惡逐漸被遺忘。在友琴看來，這一現象的產生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官方的：當局願以一個輕描淡寫的、歪曲文革整個圖景的結論將文革草草收場，讓人們向前 / 錢看，忘記過去的災難；而實實在在的死難者記錄將會凸現文革的主要場景，使人思考文革災難的真正原因，這種思考“必然會涉及文革的最高領導人以及使得文革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挑戰政權的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目前出現的集體失憶是當局一手製造的。另一個原因是民間的：許多受害者家人或畏於當局的高壓和報復，或不忍觸及心靈的傷痛，不願意回顧、講述過去的苦難；許多長期受迫害的人，心靈創傷早已成為生命的有機部分，成為第二天性，使人內向、自卑、沉默寡言，這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中尤其明顯；許多當事人曾參與暴行，不想正視以往的虐跡；再說，我們民族的傳統中缺乏對生命，尤其是對普通人生命的關注與同情（魯迅當年就以沉痛和憤怒的心情描述過圍觀殺頭“壯舉”的看客，由此而棄醫從文），這在人們對文革人性災難的麻木和淡忘中可見一斑。而友琴的這部書記錄、緬懷死難者，抗拒遺忘，一方面是對當局製造集體失憶的抗議，另一方面也是對國人良心的啟蒙與召喚，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楊繼繩和王友琴的著作中展示和論述的那個時代是災難的時代，災難不僅是死難者的災難，而且也是生者的災難，全民族的災難，人性的災難。記住災難，認識災難的嚴重性和實質，使類似的災難不再發生，是我們每一個生者的責任。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說，封建禮教造成了人吃人的悲劇，人人都是人肉筵席的參與者，只有孩子還是清白的，孩子是希望所在，所以一定要救救孩子。然而，魯迅所說的封建禮教與楊繼繩和王友琴筆下的極權社會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極權體制不僅使成年人有意無意地參與了人肉筵席，幾乎無人不涉嫌，無人倖免，極權制度全能教化使得孩子都不能倖免（以我自己為例：文革爆發時，儘管我還是小學生，但也寫過大字報，揭發批判老師，對老師的悲慘遭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最近章詒和對告密、臥底醜聞的披露及由此而引起的爭論也是對這人肉筵席的見證。首先，章詒和披露的現象在當年是非常普遍的，只是程度有別罷了。告密、臥底是可恥的，但對當年這種行為的指稱卻是靠近黨組織、向黨交心、向組織匯報、完成組織交給的光榮任務、揭發、檢舉等等，在被審查、關押、逼供的情況下，相應的指稱是坦白、老實交代、將功折罪等等，不編造口供就不錯了。也就是說，在傳統道德意義上，從人性的角度看，本是卑劣的行徑，在極權制度下是合理的、正面的、“革命”的。在那個非常時期，非人的時代，極少有人能超越極權制度的馴服和教化，有意識地把顛倒的邏輯顛倒過來，從正常的、健康的、人性的角度看問題。章詒和的披露自然是正當的，她的勇氣和正義感令人欽佩。但是她的用詞（告密、臥底等）卻有時代錯位的問題，給人以個別現象的印象，而事實卻是，在革命的感召或壓力之下，人互相監視，互相告發，互相批判，人吃人，在當時是時代的潮流，連受迫害的人都難以倖免，因為他們在逼迫甚至重刑之下的坦白交代勢必牽涉其它的被迫害者，這就是當時所謂“內查外調”的目的。有些批評章詒和的人說罪惡是制度造成的，這並不錯，但以此來免除個人的責任，指責章詒和對個案的探尋與披露，實際上也就為遺忘開了綠燈，因為章詒和以不同的方式，也在做楊繼繩和王友琴所做的事情，而為章詒和提供了線索和資料的馮亦代的晚年懺悔自述也是這樣，只不過角度不同而已，值得稱讚。

一個經歷災難的民族能否記住災難，反思災難的成因，從過去的影像中發現自己、認識自己，這對於一個民族的前途和健康至關重要。德國在二戰後實行非納粹化的政治清算，並有知識階層對災難時代的認真反思，進而幫助德國民眾記住並懺悔以往的罪過，最終使德國成為較為健康、溫和的民主國家。日本民族對其侵略罪行的記錄與反思就差得多，包括中國在內的受其欺辱的民族對此很不滿意。那中國人對自身人為災難的記憶與反思呢？我們再說日本當局如何否認侵華罪行，而事實卻是，日本中學生對日本侵華戰爭的了解遠勝於中國中學生對大饑荒和文革的了解。本來，我們經歷了這些災難，通過對災難的記憶和反思，可以使我們認識極權的罪惡，認識我們自己的過失和犯罪的潛能（即便我們中有人並未直接捲入，參與暴力，我們是否試圖阻止過暴行？回憶往事，我們能不為自己而感到恥辱嗎？），從而促進我們國家向民主制度發展的進程，更可以使每個中國人，以至於整個民族從反省中變得更為健康，更為人道，更為成熟，而遺忘則可能導致災難的重複。

也許，馬克•吐溫的詼諧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他說：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由於集體失憶日益加劇，文革在許多人的想象中不是已經呈玫瑰色了嗎（包括諸如在國際上獨立自主，不畏列強，國內沒有貪官污吏，人人平等之類的幻象）？在毛式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退潮，民族主義崛起的二十一世紀，如果狂飆再起，它要掃蕩的將不再會是什麼階級敵人、牛鬼蛇神、黑五類，而可能是所謂漢奸、賣國賊。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不是白白地遭受了一場災難嗎？千百萬人的生命不是白白地葬送了嗎？而楊繼繩的《墓碑》和王友琴的《紀念園》正是要我們記住死難者，認識造成災難的原因，使災難永遠成為歷史。

毛澤東給中國經濟和政治帶來的災難

塗春榮（88歲老人）

歷史棋局上走敗着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歷史的反思，回望往事：在開國初那近30年的歲月里，痛惜共和國在歷史的棋局上大走其敗着。政治運動不斷，一個接着一個，“轟轟烈烈”，來勢兇猛，向“階級敵人”猛烈地進攻。鬥爭會、批判會、逼供交代圍攻、拳腳相加打人（反右傾、“四清”），你死我活的搏殺，硝煙瀰漫，人人自危、膽顫心驚，這些是完全背離了政治文明大道的一種暴政壓迫。有的人被猛烈的衝擊慘死。人與人之間，面目冷酷，無情可言，不講真話，講套話，假話。只有單一的“政治關係”。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近30年的歲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政治清洗和鎮壓，大搞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鎮反、三反五反、教師思想改造、批胡風、肅反、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社教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冤案不斷；直到“文革”十年，浩劫達到高潮，打、砸、揪斗、抄家，受迫害和株連的幹部、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數以萬計。冤案如山，史無前例。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近30年的歲月，共和國以一種瘋狂、荒唐的盲目性往懸崖衝刺，“人定勝天”，“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浮誇、空想、“大躍進”現實的混亂導致了致命的空前的大饑荒和經濟崩潰的民族災難。貧窮、物資匱乏，生活沉重。整個國家和民族被推到了瀕臨崩潰的邊沿。

問題症結

毛澤東何故屢犯錯誤，大走其敗着？究其問題癥結，在於“全盤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思想都絕對統治。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變成了領袖專政。毛澤東嗜權如命，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應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皇權專制），自稱：‘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無法律概念）。晚年還結合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帝王專制：乾綱獨斷，一言九鼎，發展個人崇拜，高呼萬歲，甚至超過歷代帝王。林彪領會迎合，做到極致：四個偉大^①，一句頂一萬句，手搖小紅書^②，身上掛像章，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③。於是黨內黨外都做到了馴服工具，甘為奴隸，甚至甘做奴才，失去了自我獨立意識，思想異化了。於是文革浩劫猶如邪教猖狂。”（李銳·《向胡耀邦學習》，《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有小增刪）。

反思“九評”

“九評”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1960年起至1964年在毛澤東主席發動的國際反修鬥爭中，針對蘇共赫魯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新修正主義）而發表的九篇大論戰文章。

“九評”認定赫魯曉夫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

其起因是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各族人民之父”——斯大林的問題發表題為《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長篇報告。世界為之震驚。

報告持續了將近五個小時。大廳里鴉雀無聲，所有人都深感震驚。

赫魯曉夫說：“應當拿出勇氣，說出真相，斯大林的錯誤在於搞個人崇拜，權力過於集中在一個人手中，一個不誠實的人手中……”

赫魯曉夫是一心要為斯大林“大清洗”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中的兩千萬冤死者恢復名譽。

“九評”一邊倒緊跟斯大林。反覆強調：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自己始終站在“正確”的一方，居高臨下，應用列寧的暴力革命、帝國主義論、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學說和主張，推進世界革命、消滅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立場。凡不符合列寧斯大林這套思想觀點的，一律斥之為離經叛道修正主義加以抨擊和批判。除阿爾巴尼亞黨外的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的共產黨都被看成是修正主義黨，並與之斷絕了關係。

“九評”除了批判新修正主義外，還批判老修正主義。也就是列寧斯大林“批倒批臭”的以伯恩施坦、托洛茨基、考茨基為代表的近四十名所謂的修正主義者。他們都是革命家、才華橫溢的思想家，他們的著作今天看來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九評”把蘇共、南斯拉夫和南共聯盟視為最大敵人。特別把南斯拉夫當作活靶子予以痛批痛罵，罵得狗血淋頭。罵她是美帝國主義的附庸、反革命別動隊，提供了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等等等等。

其實，南斯拉夫所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諸如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發展私人企業、容許個體經濟等等，多年來深得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斯大林已被法院定名為“殘忍的殺人狂”，斯大林主義必須遭到譴責。

蘇共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毛澤東則緊緊握住它。

還有：當時我國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年，老百姓一窮二白，各地餓死人。應該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搞好國家自身建設，讓老百姓填飽肚子，才是正理上乘策略。而“九評”卻在此困難期間，聲勢浩大，四面出擊，八方樹敵，製造國際緊張局勢。

再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來看，幾十年的歷史風雲實踐表明真理不在列寧這一邊，不在毛澤東手裡。今天重新審視，完全可以說“九評”把是非顛倒了，黑白顛倒了，真理顛倒了，罪與非罪顛倒了。

毛澤東斗完了蘇聯的赫魯曉夫就轉而揪斗中國的赫魯曉夫，把國際反修鬥爭轉為國內反修鬥爭。引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如同邪教猖狂，最荒唐的年代。

（綜合98年6月5日
《成都商報》，06年2月22日

《參考消息》，05年9月13日

《文摘周報》，09年第9期《炎黃春秋》·張惠卿·國際反修鬥爭和“灰皮書”）

“文化大革命”

“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產兒。是被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打倒劉少奇一派的一種組織，是開路先鋒、鐵拳頭、工具；

“文化大革命”滿目是荒唐、顛倒、瘋狂，最荒唐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是一種暴政壓迫的表現，翻天巨浪，使一部分人顛沛流離，甚至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工人不做工，學生不上課，幹部不上班，“造反鬧革命”。“炮轟”、“打倒”、“揪出”、“火燒”、“油炸某某”之類的口號，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於是，全中國“天翻地覆慨而慷”，“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於是，從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區的各行各業各級領導機構中揪出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於是，文化領域各界，一切學者、專家、教授、文學藝術家、一切知識分子和一切的文化人大難臨頭；

於是，戴高帽子掛大牌子，逼你彎腰坐“噴氣式”殘酷的批鬥會圍攻……（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

國務院各部委和省市縣各級黨政機關陷於癱瘓狀態。昔日的功臣們被殘酷迫害，徹底打倒，還要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把他們弄死弄臭……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千古奇冤；

“文化大革命”家家戶戶都貼着毛主席像。這樣，心裡才安寧。像上的毛主席永恆地微笑着。

以史為鑑

開國初那近30年的歲月，廢除了法律，最高領導人至高無上，“一人說了算”。全中國人在政治運動中折騰，60年代初在飢餓中掙扎。共和國夢魘纏身。那個時代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時代。

共和國剛成立我就參加了工作。我們是經歷了各次政治運動的過來人；經歷了大饑荒、大災難和經濟崩潰的過來人；飽經歲月，飽嘗人生酸甜的過來人；有着驚心動魄切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有責任將最真實、最鮮活的歷史事實告訴後一代。他們知之甚少，沒有經過那段歷史。讓他們深深地反思它、比較它、牢記它，深感過去的不是，而珍惜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歷史正在深刻變革的今天。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開國初那近30年的歷史風雲狂飆過後讓我們掩卷長思，好好地領略杜牧著名的《阿房宮賦》最後一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說的是後人哀嘆秦亡而不引以為戒，那就會使更後的人哀嘆他們。要我們以史為鑑，免蹈歷史的覆轍！

歷史記憶是歷史進步的動力。痛定思痛，總結歷史教訓，總結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災難，防止悲劇重演，匹夫有責！

【注釋】

①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②小紅書即《毛主席語錄》，紅色封皮。被稱為“文革的《聖經》”。“東方的《聖經》”。報刊在報眼位置每天刊登一條或幾條《毛主席語錄》，不能有任何變化。

③“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早上開始工作、開會或學習之前，手握《毛主席語錄》貼心窩向毛主席三鞠躬，再將《語錄》高舉過額上下揮動呼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後由領隊人念幾段《毛主席語錄》，再講當天做什麼事。這是“早請示”。“晚匯報”是每天工作學習結束之後向毛主席匯報當天做了什麼事，做得好的，沒有做好的，以後怎麼辦等等。

跳“忠字舞”每當集會遊行，手捧小紅書，胸佩毛主席像章，手舞腳蹈，邊舞邊唱。唱的是《心中的紅太陽》、《萬壽無疆》、《萬歲、萬萬歲》以表達對毛主席的忠心，稱之為“忠字舞”。人人都得跳。

（本文是撿拾來的“珠子”串成的在此謝謝“珠子”主人）

追往憶今，扼腕長空哭精豪

154名青年空軍軍官的恩愛情仇

鐵流

“東出榆關沿遼西走廊前行五十餘里便是前所古城。再由前所北去，地勢漸高，丘陵起伏連綿不斷，大地上覆蓋着一片片蘋果樹林，青蒼茂密縱橫十餘里，這便是當年十分有名的前所果樹農場。遙望西北燕山橫亙、峰巒疊嶂與天相連，讓人覺得有幽冥神秘不可探知。登高南眺，海天一色，岸邊白浪推沙接連着一片沃野，又讓人聯想廣漠思緒萬千。萬里長城依着山勢蜿蜒起伏，像條巨蟒爬行在峰頂山脊。那遙相呼應的烽火台，還是像幾千年前那樣默默矗立，好像時刻準備着抵禦外族入侵，傳遞戰爭信息”。這是當年空軍軍官苑耀辰所寫的一篇反右回憶文章的開場白，而今他已垂垂老矣，談及往事仍然涕淚縱橫，泣不成聲。

這個農場在五十年前，有154名空軍軍官在這裡“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接受“改造”，其中少尉殲擊機飛行員王玉林的前妻是我當年主辦《中華國產精品推展會》的當家會計，再加之我是“老右”，於是對此事更為關切——追訪尋覓歷史真實是記者的責任。

軍人天職是守土戍邊，打擊入侵之敵；不是馬革裹屍，便是血染疆場，以此作為生命最高榮耀。然而他們不是這樣，其生命、年華、青春、追求……全被“親愛的母親”吞噬。儘管22年後存活下來不多的倖存者，卻無一人恢復軍籍回到部隊；國家更未給他們一分一文的補償，甚至連應得的工資也未發還——僅有一紙所謂的“改正”通知書，仍是“二等公民”。難怪這些“有淚不輕彈”的男兒，一說起往事竟然哇哇大哭。他們哭不幸，哭冤屈，哭不平……

如果沒有那場災難，他們中不少人也許已是人民軍隊的高級軍官將帥級人物；也許共和國六十華誕大慶之日，他們也身着戎裝，陪伴着中共第四代精英在敞篷車上檢閱三軍：“同志們幸苦了！”……

而今只能向隅而泣，遙望紅旗招展的京都和那轟隆隆遠去的戰機。唉，難言的唉，無聲的唉！

少年追黨着戎裝，萬里長天捍疆防。

陽謀吞噬報國志，終身含冤志難揚！

這154名青年軍官，全是瀋陽軍區空軍所屬各部隊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揪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其實他們何曾反黨？至今還深深地愛戀着這個黨，希望她“正現歷史，改正錯誤，實行民主，推動憲政”！隨時準備為她付出，為她犧牲，為她捐軀……然而毛澤東的孝子賢孫卻視他們為終身之敵。悲劇啊悲劇！

他們名字是：

1．瀋陽軍區空軍機關：曲友盛（組織助理），鄭權東（宣傳助理），楊森（指導員），鄧友聲（氣象參謀），李義（審計文職）

2．空軍第二軍（駐丹東）4人：張景岩（後勤部助理），張寶珊（作戰處參謀），季振軍（後勤部助理），過覺生（英語翻譯，空中監聽）

3．空軍第三軍（駐大連）4人：蘆菊生（防空指揮部秘書），袁德修（團體育主任），何長舉（幹部助理），嚴永強（電台台長）

4．空軍第一師（駐鞍山）4人：楊崇誠（政治教員），魯景秀（軍醫），李玉泉（氣象預報員），於增佑（通訊參謀）

5．空軍第四師（駐遼陽）1人：金明遠（助理）

6．空軍第二十七師（周水子）4人：胡文杰（機械長），夏俊卿（機械師），胡興楨（文藝指導員），汪慶凱（飛行員）。

7．空軍第十六師（丹東浪頭）6人：許為南（特設師），於學航（機務主任），李燁峰（機械長），陳清萼（機械師），高強（飛行副大隊長），崔崗（機械師）。

8．空軍第十六廠（大連）3人；呂伯春（技術員），汪業祥（技術員），陳希孟（技術員）

9．各場站三人：於洪場站許江照（主任），東塔場站朱爾剛（技師），遼陽場站何永傳（導航員）

10．防人軍（鞍山）2人：興城療養宋之平（文藝指導員），大連25醫院療養區性胡仲（化驗員）

11．防空軍（鞍山）11人：苑化昌（指導員），陳永常（副連長），郭鳳鳴；邊紹成高炮101師賈民卓（會計）；高炮501團互助劉春照（參謀）；幹部訓練大隊吳起濱（教員）、王承祥（教員）、金福田（教員）；雷達201團范永長（參謀）；第五雷達站黃達漢（參謀）

12．空軍第八航空學校（瀋陽）30人

（一）6人：余凱成（主任教員），應承鏘（教員），高文勃（教員），趙竹僑（教員），何燕（教員），吳臨書）（教員）

（二）2人：周建文（助教），姚茂松（助教）

（三）儀表系2人；王衍周（主任教員），楊育英（教員）

（四）無線電系1人：李德本（教員）

（五）發動機系1人：羅友喬（教員）

（六）軍械繫1人：黃炎（教員）

（七）軍事系1人：曲克森（教員）

（八）電氣系1人：王恩彬（教員）

（九）文化系1人：蘇守義（教員）

（十）翻譯室1人：魏士亮（俄語）

（十一）學員大隊11人：史寶室，梁啟儉，成中和，黎明峰，孫昶，朱普華，何英，張令生，李友根，葛天偉，薛大啟

13．空軍機務學校（瀋陽）10人：楊駿祺（教務科長），林聖然（教員），唐夏陽（教員），唐耀（教員），黃理倫（教員），卓守鶴（無線電教員），張鑫（教員、機械長），魯天霞（工程師，文職），李森（教員），張家寶（教員）

14、空軍第三航空學校（錦州）9人：王景華（團政治處主任），范賢華（機械師）（另有七名飛行員見另表）

15、空軍第五文化速成中學（大連）8人：肖方（訓練處長），易敏莊（教員），向同衡（教員），苑耀辰（教員），楊靜波（政治教員），米寶玉（調干學員），王兆彥（調干學員），夏存國（調干學員）

他們中有抗日時期入伍的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還有解放戰爭時期老兵，如米寶玉、張寶珊、王兆彥，楊森，金明遠，劉克仁等，其中級別職務最高、資歷最深的二人是：

（1）王景華：河北人，1940年1月參加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歷經大小戰鬥八十餘次，為一級戰鬥英雄，後調入空軍，任三航校團政治處主任，准團級，少校。

（2）肖方：江蘇人，十六軍參加新四軍，轉戰蘇北抗日，曾為肖克、彭沖當警衛員，到空軍後任機務學校教務處長、第五速成中學訓練處長，准團級，少校。

更多的是在建國前後和抗美援朝的熱潮中參軍參干的青年學生，有應承鏘、王衍周、羅友僑、黃炎、余凱成、朱爾剛（以上交大），張景岩（北大），楊駿祺（蘇工），趙竹橋（聖約翰）、過學生（聖約翰），魯景秀（山醫）、魯天震（貴州大學）。

這154個年輕軍人多數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更有在解放前參加地下黨的楊駿祺、鄭權東、朱爾剛等。還有是嶄露頭角的先進英模人物，如楊駿祺曾是空軍黨代會代表，余凱成、羅友僑等都空軍學校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1950年，中央號召青年學生、青年工人參加各類軍事幹部學校，廣大學生熱情高漲踴躍參軍參干，參加空軍的學生首先進入幾所預科總隊，畢業後再入本科學習，或直接分配到部隊工作。其中當年在華東杭州筧橋的第五預總、第六預總和中南孝感預總的畢業者很多。這些拋棄學業投筆從戎以身許國的熱血青年，他們本以為參軍報國有所作為，卻始料未及慘遭橫禍，悲憤也。在這裡更應提到的這154人中竟有十名飛行員。

飛行員是國家的寶貝，空軍的宏兒，是從千百萬人中挑選出來的。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的他們，政治條件極為嚴格，都要審查祖宗三代，而思想品德、文化教養、身體素質更是萬里挑一，選上後還要經航校的嚴格訓練。培養一名飛行員要付出昂貴的學費，可就是這樣一些天之驕子，竟因幾句話、一個字而被投入煉獄。下面表中是被打成右派的十名飛行員的概況：

姓名

原部隊

職務

級別

軍銜

參軍時期

高強

十六師

副大隊長

副營

大尉

抗日戰爭

付喜堂

副大隊長

副營

大尉

抗日戰爭

汪慶凱

二十七師

飛行員

正排

少尉

解放戰爭

楊潤桐

三航校

中隊長

副連

中尉

解放戰爭

鄧衍傑

三航校

飛行教員

副連

中尉

參加軍幹校

沈德
君

三航校

飛行教員

正排

少尉

參加軍幹校

白夢秋

三航校

調干學員

副連

中尉

解放戰爭

王玉林

三航校

飛行員

正排

少尉

建國後參軍

劉克仁

三航校

飛行員

正排

少尉

解放戰爭

徐恆連

三航校

飛行學員

正排

上士

解放戰爭

到底他們都說了些了什麼？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原空軍十六廠技術員汪業祥：毛澤東主席說，5%的人是壞人，是反革命、反動分子，這不正確，如按比例算，6億人中便會有三千萬反革命，這將比八百萬蔣軍還難對付。肅反時對很多地下黨同志橫加指責，不從國統區實情出發，不講道理，使很多人傷了感情。他又說：民主黨派人士，在國統區處在鬥爭前線，冒着生命危險，他們不熱愛黨能如此嗎？建國後應安排適當工作才是。他還說：對那些沒有文化、沒有培養前途的老幹部念其有功，應厚祿奉養，但不能委以重在。

原三航校飛行員王玉林說：整風時我是大隊支委，中隊整風組長，當時適值許多飛行員回鄉探親歸隊，在小組鳴放時，把回鄉看到的一些情況說了出來：地方幹部欺上瞞下，互相包庇，有的私設公堂，吊打百姓，逼交公糧……等，受到空軍派來的一位部長的點名表揚。部長叫他們把發言寫成大字報，並號召其它組學習，想不到卻給他們招來橫禍。

原高炮101師會計賈民卓回憶說：在整風中，我以赤誠之心響應師黨委號召，積極鳴放。寫大字報揭發部隊中一些人的不良作風，登在黑板報上，批評某些軍官喜新厭舊，見異思遷，要和農村苦等他們十幾年的結髮妻離婚，另覓年輕漂亮女子為妻。又批評有些官兵驕傲，如汽車司機在市內開車不聽交警指揮，榮軍看電影用拐棍打人，往裡面擠，並揚言“身上打個眼，比毛主席小不點”、“老子天下第五”（毛、劉、周、朱、我），被指控是醜化老幹部，攻擊一點不及其餘。

原空三軍防空指揮部秘書盧菊生回憶說：1957年夏，我探親回到闊別八年的故鄉——湖南桃江，老鄉們非常親切地歡迎我這昔日的窮小子，今日的解放軍軍官。於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起了家鄉的變化，越談卻越傷感，集中反映了農業合作社中的問題：產量一年比一年減少，辛苦一年掙不回口糧，有時還要倒貼。賣出一隻雞蛋，才能換回一枚八分郵票，農村幹部貪污多占，誰不服就被戴上“壞分子”“反革命”帽子。

苑耀辰是空軍第五速成中學教員，在一次座談會上曾說：知識分子在部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們這批人得不到信任，處處受冷遇。尤其有唯成分論，家庭出身不好的，你幹得再好，業務水平再高也不被看中，入黨、晉級都難。每逢來個政治運動都集中整知識分子，肅反運動搞大膽懷疑，人人過關，使人傷了感情。為此，以攻擊黨的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誣衊肅反運動而被定為“極右”。

原空軍八航校教員王恩彬說，1957年我在整風座談會上發言，針對一月份訓練部黨員大會上，書記對我的批評提出異議，①希望老幹部學習航空技術和管理知識；②要重視做好知識分子工作（航校教員大部分是新參軍的青年學生）。卻被說成是攻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攻擊工農幹部。

還有幾位，他們在整風中並沒提什麼意見，是後補右派。原八航校教員何燕在整風中沒有言論，但也沒有放過他，因為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關係，僅因日記中寫有一首小詩《空中的花》：

一朵小花在綠草叢中/不安分地搖晃着、掙扎着/一陣風把它帶上了藍天/隨風飄蕩/啊！多好/我比誰都高/比誰都快樂/一場雨把它淋落在地下/啊，唉唷/一輛車駛過/把它碾成土末

這首小詩本來是要告誡他自己不可好高騖遠，要努力學習，卻被說成是對積極分子的諷刺謾罵，於是成了右派。

原八航校教員蘇守義回憶：我在整風中也沒有鳴放什麼，到整風反右快成尾聲了，系主任卻找到我說：“根據你在座談中和平時的言論，你被劃為右派。”真是晴天霹靂。我一看材料，可氣又可笑，現記得幾點：①說我們系主任文化水平太低（小學文化）只能管生活，不能管業務——這是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右派言論相呼應；②人民日報應增版，其它報紙則應獨家採訪新鮮消息——這是攻擊黨報，鼓吹新聞自由；③武漢長江大橋全靠蘇聯專家設計，難道我們自己的許多橋梁專家都不行嗎？——這是反對蘇聯，破壞中蘇關係。系主任就此強迫我簽字，不簽便按極右處理。

原機務學校教員張寶裕：1957年我們一行30人正在八航學習，整風反右開始後要他們回原單位機務學校參加整風反右。回去時，高潮已過沒有抓住言論，於是整風領導小組出些題叫我們回答。例如：肅反運動中檢查個人信件對不對？農業合作化好不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定息20年你認為如何？教授治校對不對？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對不對？等等。當時我們也不知道這是“誘供”，便把自己的認識講了，同時也做了內心檢查向黨交了心。於是領導指控我們幾位——同意社會上右派的言論，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

在反右中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汪業祥所在十六廠，因為抓的右派數量不足，於是又把手伸到小資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群中，提出了向黨交心，號召每人寫一份書面材料，以表示“對黨忠誠，接受黨的考驗”。還有一些人無辜者成為單位領導在反右運動中避難呈祥的替罪羊和升官晉級的墊腳石。第八航空學校一個師級單位竟然抓了30名右派，該校飛機系更是列全校之首。原來這位系領導在整風運動之初也有許多言論，後來見風使舵將功補過，將系內多名教員打成右派，自己才免於一劫。還有一位校領導主持反右，在八航抓右派之多，成為各航校的冠軍。八航校教員何燕、蘇守義、吳臨書和趙竹僑都是為湊名額後補上的。

趙竹僑參軍前就讀於聖約翰大學，他對政治沒有興趣，埋頭科技業務。在反右之前，他已借調到北京，在空軍司令部工作，根本沒參加八航校的反右運動，而其系領導為保自己硬是把他從北京調回瀋陽，然後東拼西湊，捕風捉影給趙強加罪名打成右派。

他們鳴放的話，不管在今日，還是在當時，都是正確的，都是與人為善切中時弊的。然而太不幸了，部隊三長（保衛部長、檢察長、軍事法院院長）會議之後，決定對右派嚴處：

經軍事法院判決，開除軍籍、剝奪軍銜；

經黨委決定：開除黨籍、團籍；

經行政決定：按中央六條標準分別處理。一類勞動教養的送到另外農場。到前所農場的這154人中有幾位是一擼到底的，每月只發18元生活費，監督勞動，如盧菊生、王玉林等。也有少數沒降級的，如何長舉，宋之平等。其餘多為降二級到五級不等，都是送地方“勞動鍛煉”。

中國空軍與共和國同時建立，經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考驗，出現了許多英雄人物，而各航校正是飛行員的搖籃，為各戰鬥部隊培養輸送了大批飛行員。年輕的飛行員在航校刻苦訓練，紮實地掌握飛行技藝，到部隊後又苦練戰術，隨時準備為保衛領空出征騰躍藍天。然而就在1957年藍天出現烏雲，使空軍的建設遭受巨大損失。毛澤東自毀長城的行為，真是愚蠢至極。

原三航校飛行員王玉林說：

“我十六歲參軍，十八歲入黨，又被選為飛行員，進入三航校……飛行訓練是十分艱苦的，以理論指導飛行操作，還要把每個細節都琢磨透。特技飛行更難，精力要高度集中，眼、手、腦要同時開動，嚴把精度要求，如橫滾、螺旋、筋斗，進入時對準什麼方向，改出時必須還是那個方向。

“飛行生活是艱苦的，嚴冬酷暑，當人們沉浸在甜夢之中時，我們卻早已飛翔在萬里晴空，迎接初升的太陽。飛行生活又是令人神往的，它讓我們更多地領略了祖國的山河之美。我經常唱着：‘我們飛在彩雲的上空，像白鴿一樣飛翔，要飛過金黃的大地，沿着海邊去巡航……’由於刻苦訓練，我每個項目都第一個放單飛。正當我滿懷信心要為國家建功立業時，卻因和戰友一起反應了真實情況，說了真心話，而被打成右派。”

在三航校有一對技術精湛、比翼齊飛的高級教練機飛行教員楊潤桐和鄧衍傑。他倆常常翱翔藍天、追逐格鬥，做出各種準確又優美的動作，互相切磋琢磨，然後把技巧傳授給學員。在解放後幾年的飛行教學生活中，他們為國家帶出了多批飛行員，充實了部隊。但不幸的是他倆也成了右派，來到農場。培養一名飛行員要花費黃金三、四百斤，而成為高級教練機的教員又要多少黃金呢？

他們兩人是怎樣成為右派的呢？聽起來叫人氣憤又覺得好笑。楊潤桐，江蘇鹽城人，農民出身，只讀過小學，1946年即參加新四軍當騎兵通訊員，後選入空軍學飛行，畢業後留校當教員。1957年整風時他在政工幹部的誘引下寫了幾張大字報，發表了自己對農業合作化和黨的幹部政策的一些看法，於是陷入了“引蛇出洞”的“陽謀”圈套。成為右派後遣到農場勞動。鄧衍傑，湖北武漢人，抗美援朝運動中從中學參軍，入航校學飛行，畢業後留校任教，他成為右派與楊不同，整風中幾乎什麼話也沒講，只是在某個晚上進入宿舍拉亮電燈時說了一句：“給你們帶來了光明”。這句話被無中生有的推理為“暗示我們的社會是黑暗的”。另外就是因鄧的父親是一位民主人士，任武漢市政協委員並擔任某區副區長，已成為右派。右派的兒子也就該是右派了。再就是他們所在的大隊當時打了兩名右派，一是楊潤桐，二是邵長源，但是邵長源因是一等功臣、二級模範，又是空軍黨代表，打他右派須經上級批，航校三次上報空軍黨委都沒批准，因此所缺名額只能由鄧衍傑替補了。

鄧衍傑在農場摘帽子之後便留在農場工作，保留了幹部身份，這時他與瀋陽農學院下放的知青王桂蘭相戀、結婚，後生一子。在十年浩劫中備受折磨，他們那剛上二年級的兒子就受批鬥，是黑五類、小狗崽子，一家人一直在苦難中掙扎活命。所以鄧在文革後期謝絕了剛剛恢復工作的農場書記王志敏的挽留和今後重用的許諾，設法調回湖北，在一所農學院工作至1979年平反。到了九十年代，鄧衍傑回三航校參加校慶活動，此間了解到：鄧被打成右派後，他的高級教練機崗位便空缺，只好由一位中級教練機的教員替補，但他對高級教練機飛行教學沒經驗，對高速飛行不適應，對地區氣象特點掌握不准，造成學員棄機跳傘，損失慘重。“要是我還在航校多好啊！” 鄧衍傑多年抑鬱成疾，於2000年12月去世，終年69歲。

楊潤桐則於1966年從農場調回鹽城，在建築聯社機修車間當工人，文革期間橫遭迫害，日子難熬。1979年“改正”後擔任機修廠黨委書記、廠長，雖有很大成績卻時常懷戀自己被毀滅的飛行事業，憂鬱成疾。他的妻子是一名紡織女工，受到牽連，被下放農村，一去就是十四年，楊潤桐只好住在單身宿舍，每逢周六便到鄉下去看望妻子。他每次回鄉下都要從一座機場旁邊經過，有一次剛到機場邊，便遇到兩位身着便裝的人從機場走出，那前頭一位一見到楊潤桐便打招呼：“啊！楊教員，你怎麼到這兒來啦？”那後面一位便急忙上前介紹：“這是我們師長。”楊定睛一看，這人就是當年三航校自己教出的學生，心中頓時不是滋味，於是謝絕了學生的熱請匆匆離去。後來老楊還是在這條路上遇到一位當年同住在一個宿舍的飛行教員，這位昔日同僚對他說：“你和鄧衍傑都受了冤屈，吃盡了苦頭，可我的日子也不好過呀！”

原來在1962年，我電台偵聽到台灣電台呼叫：“楊潤桐，你干的好，你為我們發展了力量，要給你獎勵！”據此航校內部開展審查，因為楊潤桐早已離開空軍航校，故當年與楊有關的人便被隔離，“因為你曾是我的中隊長，所以我的嫌疑最大，我被停飛隔離審查達五年之久，才不了了之。現在我被調到這裡來當了一名副團長，可當年我們的學生早已是師長了。”

楊潤桐抑鬱成疾，於1999年去世，終年68歲。

“寒風蕭蕭，冷雨瀝瀝，荒草萋萋，山路岌岌。鎬擊坎坎，擔壓唏唏，飢腸轆轆，日不墜西。三日無匹，大人嫌遲，秦兵耐苦，驅之犬雞。壯哉赤子之心！1957，‘美哉’勞動鍛煉，遼西大地。留我青山，烹我野藜，表我心志，奏我琴笛，夜長漫漫，何來晨曦？”

這是范耀辰在22年“勞動改造”中所寫的一首哀怨淒楚長歌當哭的四言詩。

22年，漫長的22年！春秋迭代，滄海桑田，月亮繞地球走了多少圈？大河潮起潮落多少次？是呱呱墜地的孩子巳完成大學學業，是黃毛村姑早已是孩子媽媽，而他們以階下囚徒之身，終日終年在農場勞動“改造”，凍餒飢餓，批判鬥爭，被打被捆，受盡凌辱。從1958年到1961年5月，有五位難友倒下去被埋葬在這片陌生的土地，野鬼孤魂誰來憑弔？在“十年文革”中，又有幾位戰友被活活折磨而死。“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熬過了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終於迎來了一個清明的世道。中國共產黨內一些有良心有正義感的領導人，像胡耀邦、李維漢等都極力主張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中央11號文件下達後，當年的右派們都有所失望，因為那個文件僅僅是全部“摘掉右派帽子”——摘了“帽子”還是“摘帽右派”。到了這年10月，中央又下達了55號文件，錯劃右派給予“改正”，大家看到了希望，有的還流出了眼淚。這154名老軍人不論死去的活着的全得到“改正”。可歡喜之餘對鏡一望，只見白髮斑斑，皺紋滿面，一副貧窮潦倒的乞丐像。此時此刻誰不記起當年風華正茂，放開喉嚨唱着《共青團員之歌》走進軍校步入軍營；誰又能忘記高唱着“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可誰曾想到，僅因說了幾句實話，卻被奴役、凌辱一生一世，這公平嗎？

共和國，你是我們的祖國嗎？中國共產黨，你是人民的政黨嗎？中國人民解放軍，你是人民的軍隊嗎？我們154名軍人到底是不是人民、軍人？請歷史還我們一個公道！寫到這裡不由人想起辛棄疾的《鷓鴣天》：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鞘，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尋找林昭》解說詞全文

胡傑

五年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北京大學女學生，在上海提藍橋監獄裡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量勇烈的充滿人道激情的血書，最後被監獄秘密槍決的故事。這個女學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整個中國大陸都停止了思想，並生活在謊言與恐怖之中，是這個女孩開始進行了獨立思考，在獄中，當她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情況下。她用發卡當筆，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牆上、在襯衣上書寫血的文章與詩歌。

尋找林昭

1999年上海

倪競雄，林昭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同學

倪競雄：我們去訪問監獄的醫生。他說：她是從病床上拖出去的，他看着她從病床上拉出去執行槍決的。

問：她是從哪一個病床上被拖走的？

倪：監獄的衛生室。也不叫醫院吧，就是病號住的地方，她好象還住肺病、肺結核的病房。

問：住着院就拖走。

倪：就在病床上拖出去槍斃的，他說好象是上午，至於拖到什麼地方去槍斃，他說不清楚。

問：那是什麼監獄的病床？

倪：提籃橋，提籃橋監獄。這個醫生是提籃橋監獄醫生。他因為我們作為私人親友訪問，也沒帶什麼介紹信，所以他也有很多顧慮。

（公共汽車報站音：提藍橋到了，請從後門下車，開門請當心。）

上海提藍橋監獄

（檔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者：林昭　　案由：反革命

1965年監獄為林昭加刑的報告

解說：在我見到的這份監獄為林昭加刑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關押期間（林昭）用髮夾、竹籤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極為惡毒的信件、筆記和日記……公開污衊社會主義制度是：‘搶光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她把自己說成是：‘反對暴政的自由戰士和年青反抗者。’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各項政治運動進行了系統的極其惡毒的污衊。”

解說：林昭在她稱為的紅色牢獄中度過了八年。在她的文稿中這樣寫着“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醒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慘痛的死亡”。

1999年北京

許覺民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　林昭的堂舅

許覺民：檔案不能發，這是死規定，這是高等法院有批示的，不能發還本人，因為這裡頭主要一方面是日記，一方面是控訴，一方面還有不少詩。有不少罵毛（的文章）罵的很厲害，他們叫“惡攻”，惡毒攻擊十分厲害，所以不能發。

解說：林昭在獄中留下了大量的詩歌，她針對毛澤東的詩，在獄中的《血詩題衣中》寫到：

雙龍鏖戰玄間黃，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魯連今仍昔，橫槊阿瞞慨當慷。

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

（毛澤東　七律　《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解說：林昭1932年12月生於蘇州，中學就讀於蘇州景海教會學校，並積極熱忱的參加共產黨的組織。

解說：林昭的檔案中是這樣記錄的：被告林昭33歲，蘇州市人，出身偽官吏。本人學生，原北京大學學生，1958年淪為右派份子留校查看，1959年藉口養病返滬不歸，捕前住本市名南路159弄11號。判20年。

解說：在另一張林昭家庭及歷史情況中說：母系蘇州市民革委員，政協委員，早年參加過共產黨，後又參加國民黨，抗日戰爭期間偕同林昭一起坐過牢。父系偽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間畏罪自殺。在這裡補充一點林昭父親的資料：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在英國留學，1922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1926年畢業論文是《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1928年9月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

蘇州：街巷牆上寫着“拆”字

解說：林昭童年時的家已被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拆掉了。

問：你們在教會學校的課程是怎樣安排的？

陸震華　林昭的中學同班同學

陸震華：課程全部跟當時的國民政府頒發的教學大綱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對英語課程稍微多一點，還有一個東西學生每個禮拜天要到禮拜堂去做禮拜，這是硬性規定。就是你不信教的人也得要跟着學校里安排上禮拜堂。

問：那當時你啊，林昭都要去。

陸：也都要去。這個免不了的，沒辦法的。

問：你覺得這樣一個禮拜的形式最後對林昭是不是有什麼影響？

陸：這個我沒有想過，但是我想我是受過影響的，因為我的家庭本身就是基督徒。

解說：在這一個時期，作為共產黨秘密組織的成員，林昭以她少年時就顯露出的文學天賦撰文抨擊國民黨腐敗政治，熱情參加地下黨組織的話劇義演，成為蘇州城防司令部黑名單上的人。1949年6月，她不聽母親讓她去美國留學的勸告，與家庭決裂，考入中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1949年

（老紀錄片資料：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解說：1950年8月蘇南新專的同學全部下到基層支持地方工作。林昭參加了土改工作隊，深入到蘇南農村。

（倪競雄和林昭的合影）

問：土改工作就是讓你們去把地主的地分給老百姓，整個過程叫土改是嗎？

倪：最要緊的是把地主的威風打下去。

原新聞片資料與解說詞：各級土改工作團深入農村，領導土改，在有3億1千萬人口的新解放區，土改運動轟轟烈烈。

（歌聲：人民政府愛人民啊，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啊。呀呼嘿咳……）

（土地房產所有證）

解說：林昭在給倪競雄的信中寫到：”土改，誰都知道是我們鞏固祖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的崗位是戰鬥崗位，這樣一想，工作不努力怎麼也對不起黨和人民。

倪：槍斃一個地主可以發動一大片一大片的群眾，原來不敢說出來的一些話都說出來了。控訴，徹底的滅了地主的威風，然後是四大財產，土地、耕牛、餘糧、房舍。四大財產分給農民。

（林昭的信）“我現在真是一無所求，就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裡，他（毛）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動。”

問：當時她對毛澤東是非常的……

倪競雄：啊！非常虔誠，虔誠到極點，稱毛為父親。

（李銳　1958年毛的秘書，兼水力部副部長）

李銳：“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怎麼來的，1950年五一節的口號，那時候剛開始搞口號，五一節、十一節都要公布口號，有這個傳統，五一節口號裡面“毛主席萬歲”最後一句話是他自己加的，朱老總的秘書揭發的。

照片（李銳、周恩來總理）

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全國開展了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鬥爭和思想改造運動，使得知識份子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產生了一種深深的負罪感。

解說：林昭在給朋友倪競雄的信中寫道：“對家庭看法問題，我只單純的看父母近日來信，一改過去落後的論調，甚為進步。因此就肯定他們不是反革命份子。經過團內同志們的幫助、啟發，才使我認識到為反動派做事這本身就是一種罪惡，更使我認識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階級意識離開黨的標準還很遠。”

倪：她寫給我的信有時候不寫林昭就畫一個小貓。

陸震華：到土改隊以後，她本來想爭取入黨，結果相反把她批判了，因為她反對土改隊隊長領導的歪風邪氣，她反對。她就看不慣你們蘇北的幹部到了蘇南來就把過去的老婆丟掉了，作陳世美。這個問題她提出來以後就遭到打擊報復，土改團的組織部長點名批判林昭。

倪：“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是比過去堅強了，最具體的表現便是不再愛哭了，告訴你，我1951年以來只哭了三次。”

（李茂章　原土改工作隊政治工作指導員）

李茂章：她這個人講話不饒人，不饒人。但不講違心話，也不做違心事，她講話的話力很鋒利，但她講理。

解說：這是林昭參加土改時所工作過的太倉八里鄉。

農民：你們原先的房子在那裡？

李茂章：兩邊是廂房，中間是大房。

解說：原來土改工作隊住在這的教堂里，現在教堂被夷為平地。

李茂章：這房子什麼時候拆的？

農民：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搶的時候拆的。

李茂章：當時那裡面教徒滿滿的，我們就打槍，乒乒乓乓打槍，那個牧師就出來說話了，他說：你們違反了共同綱領。共同綱領上：人民群眾有信教自由，你們破壞我們信教自由。

倪：後來林昭是怎麼說的啊？

李茂章：林昭聽牧師說我們違反共同綱領，林昭就站出來說：是的，共同綱領上是有信教自由，但是中央有通知，在土改期間宗教活動一般要停止，這樣一來牧師就走了。

倪：那，這個就是她……

解說：1952年參加完土改工作的林昭以幹部的身份分配到常州民報工作，在這裡她深入工人之中撰寫了大量報導，1954年林昭以江蘇最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並在紅樓雜誌社任詩歌編輯。

林昭繪畫作品（1955）Lin Zhao's paintings

（《紅樓》北大校刊）

（北京大學Beijing University）

（張玲　林昭的同學　作家）

張玲：她的樣子，笑着，這兩根小辮子，南方式的小辮子，當時南方人的辮子都是這麼掛出來的，到這。當時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然後這裡是工褲，我們叫工人褲，這有兜兜的那種，而且裁剪的非常好，那種上海的裁工，那種做工。

問：張老師當時是你們四個人在這裡拍的照片嗎？

張玲：是。

林昭和張玲等同學（照片）

張玲：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的她走起路來輕柔的那樣，就象形容林黛玉的那幾首詞：嫻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迎風，淚光點點嬌喘噓噓。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沈澤宜　湖州師範學院文學系教授、詩人，原北大《廣場》副主編。）

沈澤宜：天上飄着些微風，地下飄着些微雨……啊…… 微風吹拂我的頭髮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解說：這是50年代沈澤宜在未名湖畔追求林昭時唱過的一首歌。

解說：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大家庭形勢驟變，在蘇聯赫魯曉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波蘭、匈牙利爆發了知識份子領導的民主運動，而秘密報告也在中國的知識界悄悄流傳，這使得毛澤東對知識份子開始警覺。

（陳奉孝原北大數學系學生　退休教師，原北大《廣場》編輯部負責人）

陳奉孝：蘇共二十大召開以後，就揭露了斯大林的殘暴，北大當時有外文報紙叫Worker's Daily ，就是英國工人日報，就刊登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全文，當時我外語不錯，看了。我和北大數學系的助教任大熊，任大熊後來死在勞改隊了、還有陶懋頎，當時我們三個看了，還翻譯了這個報告。

解說：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在國內設定了引蛇出洞的方案。

（原新聞片圖象和配音：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廣大群眾和愛國人士積極回應，向個別黨員和幹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

（人民日報——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說：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說：黨報正面文章少登，大字報必須讓群眾反駁，高等學校組織學生座談，向黨提意見，儘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來登在報上，可以讓他們向學生演講，讓學生自由表示態度，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以以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他們是最好的教員。（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32頁）

李銳：他只對他自己主觀與客觀負責，他認識的主觀他認識的客觀，我個人只對這個負責，別的我都不管。毛是這樣一個人。

解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是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總之，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而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37頁）

解說：在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中，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張元勛、沈澤宜在五月十九日貼出了用詩寫的《是時候了》大字報，揭開了北大

5？19民主運動的序幕。

沈澤宜：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寫在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背地裡憤慨、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來、見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急雨般地落在頭上。

新生的草木從不害怕太陽的照耀

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張元勛　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廣場》編輯部主編

,　林昭北京大學的同學）

張元勛：在當時來講這是非常驚人的語言，在俺中國沒有人說這樣的話，都一致共產黨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說出這樣的聲音來了，太引人注意了，於是圍着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第二天清晨，我們再到這地方看時，在《是時候了》大字報周圍貼了許多大字報，我們一看有兩類，一類是很好，讚美，真是時候了;一類是：是什麼時候，是你們反革命的時候了嗎？於是這兩類就開始爭論。爭論的大潮就展開了。

（王謹希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學）

王謹希：張元勛、沈澤宜貼出全校的大字報《是時候了》，林昭和他們是一起的。我們當時是沒有參加他們，而且從思想上坦白的講也是不贊成的，對黨提意見、整風可以，不要這樣情緒化。

張元勛：下午北大校園的大字報一下滿了。數不清多少，所有的牆壁全是紅紙，這北大的學生真厲害。於是又引發了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的其它大字報。

陳奉孝：哲學系的龍英華帖了一張大字報《我們的一個大膽的建議》,要開闢自由論壇。當時我看了以後，馬上我就回到數學系，邀請了張景中、楊路，還有錢汝平，我們四個人就寫了一張大字報叫《自由論壇宣言》。我們提出了幾點主張：取消黨委負責制，要求民主辦校。當時的話一下就炸了。

解說：在這一時期，林昭發表了“組織性與良心”的演講，並寫了詩的大字報進行論戰。

王謹希：所以她（林昭）是一個校裡面有了名的人物。我們班還有個王國鄉也是這個情況，他是寫了一篇《有頭腦的人不要這樣想》，那是人民日報點了名的，那個同學很有思想。

（王國鄉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學　經濟學家）

王國鄉：我寫了一篇文章《有頭腦的人不要這樣想》。我認為解放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個人崇拜上，由於個人崇拜，言論、思想、都不能有自由。

張元勛：象譚天榮寫的《第一隻毒草》《第二隻毒草》《第三隻毒草》《第四隻毒草》《第五隻毒草》《第六隻毒草》，其實就是以毒草命名的大字報。

原新聞片資料與解說詞：但也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乘機向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進攻，6月 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後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標語：將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

解說：在北大反右的後期，林昭已經知道了反右的內幕，然而在批判張元勛的大會上，她卻跳上桌子。

張元勛：圍着我的都是中文系的黨員，輪番討伐我，聲嘶力竭，語無論次。

陳奉孝：林昭原來和張元勛的關係並不是很密切，雖然是《紅樓》的，一開始她還批評過張元勛好象不應該什麼，但是到後來在批判右派時候，變成人身攻擊……

張元勛：後來林昭就跳到桌子上講話了，大家一聽是個女孩子，站在桌子上。因為是夜間，在這個夜色朦朧中看不清林昭的臉。聲音，林昭講話的聲音非常好聽，林昭講話是女中音，不是尖銳的，非常好聽，再加上蘇州話的普通話非常好聽，用南方話講就是很嗲。原來討伐我的惡浪立即靜止了，林昭上去講話，她說今天晚上開的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是不需要鬥爭，鬥爭誰？鬥爭張元勛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斗。你們這些先生，剛才發言的我都認識，都是中文系的黨員。觸犯他們的喉管子了，你看她膽大包天。

張元勛：她話音還沒講完，後面就有一個外系的學生不知誰說：“你是誰，叫什麼名字？”就這種無聊的東西。結果林昭站起來反問：“你是誰？”黑夜裡看不清。“你有什麼資格問我，你是公（安）檢（察院）法（院）嗎？還是便衣密探？我告訴你吧，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昭還沒殺人，我告訴你，我姓林，雙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你看看張口就是非常精彩的話，她把她的名字破掉了，刀口上之日。她說：“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不考慮了。既然來了，就不考慮刀在哪裡了。”

標語：首都人民讀了毛主席的報告，反右派鬥爭的熱情更加高漲

張玲：我當時只剛20出頭，剛過完20歲的生日不久，對我最大的批評就是什麼，你一個七八年的共青團員，你為什麼七八天之內就倒向右派份子這方面。我當時非常非常慚愧，當時開除我團籍的時候，我沒有別的，我只有眼淚，而且我哀求，希望黨你們不要拋棄我。

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反右派鬥爭是關係國家存亡的鬥爭）（人民日報）

沈澤宜：當時我是相當苦悶的，鬥爭非常激烈。

人民代表警告右派不要自絕於人民

張玲：在路上不敢打招呼，我跟右派同學要劃清界線，我交過林昭的一張字條，就是交給組織上了，為什麼呢？

問：那個字條上寫的什麼？

張玲：上頭寫的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我覺得這個條子本身這種情緒是不好的，而當時我已經把我所有的日記，我從十二歲開始記日記，就是那麼一大摞，都交給組織了。

標語：粉碎廣場小集團

沈澤宜：而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檢察組說要反右派了，那麼也不必再堅持下去了，革命還有個漲潮落潮呢？不能光只是一個頭去撞。

（《我向人民請罪》 ——沈澤宜）

王謹希：我們那時也是無能為力對她（林昭），其它的右派都是後來補上去的。對林昭劃右派我們現在回想起來，好象班裡沒有開過她的批鬥會似的。她已經就是這個狀況了。

解說：5·19運動之後，僅有八千多人的北大，就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右派。

（陳愛文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學　旅居法國　原北大《廣場》編委之一）

陳愛文：在當時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陳奉孝有沒有檢討我不知道，但譚天榮檢討了我知道。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就是林昭堅決不檢討，還敢在會上頂的就是林昭一個人。人家說：“你把你的觀點講出來”，林昭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干，那你們就干去！象這樣的社會有什麼好的，當然不好嘛。”她就是赤裸裸的對當時的政治生活表示反對。那時候我們都不敢，反正只要檢討，只要自己快點過關那麼就算了。

解說：在1957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全國有55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占全國知識份子的十分之一還多。

解說：1957年五，六期《紅樓》合訂本這樣寫道：從反右鬥爭開始，編輯部陸續作了組織清理工作，開除了全校著名的極右派份子張元勛，李任，林昭，王金屏。

解說：在獄中，林昭在給《人民日報》的公開信中這樣寫到：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個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的所謂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偽善畫皮底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容許自己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陸佛為　原中文系黨支部書記　林昭新專與北大兩界的同學　新華社資深記者）

陸佛為：林昭的認識能力，她看到的東西，坦率地說，反右期間，劃右派跟我交談，我都沒敢吭聲。她給我談地很多，這話我都沒給別人談過。談了很多，但憑心而論，並不是她地識別能力特別高，這是常識，實際是常識，因為我們處於歷史的低谷，常識就是反革命，實際就是這麼回事，沒什麼了不起。

沈澤宜：整個反右派已經到了尾聲，幾百個右派已經打出來了，我到南校門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點，一撩開門帘看過去，林昭在那吃飯，周圍都是北大學生，之間沒法說話，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這樣漠漠的對視了一下，這就是永別。絕對沒想到這是最後此生的訣別。

問：和以前認識的林昭有什麼變化？

沈澤宜：我覺得比以前的林昭更加聖潔了，更加聖潔，臉色蒼白，嚴肅。一種聖潔的光輝。那是因為經受了這次所謂陽謀，所謂引蛇出洞那內心的創傷。

（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錢理群：她抱着理想來參加這個組織，她為了組織可以犧牲自己。這是她的組織觀。但她又有良心，她的良心有的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反對奴役，她只要看到奴役現象她就要反對，包括對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抗，這就構成了良心和組織性的矛盾。到5·19後她有個根本的變化，對這個政權的基本立場變了。她以前承認它擁護它，在這個前提下我提出我的批評，後來她發現她面對的不是一個個人問題，面對的是整個制度的問題，那麼她思想就有了質的飛躍。她就是反抗極權，這一步她是反右邁出來的關鍵的一步。那麼這一步就不是很多人邁的過來的。所以她後來就不一樣了。

（林昭獄中手稿——原件是血書，後經林昭用鋼筆謄抄）

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寫到：每當想起那慘烈的1957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麼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

（譚天榮　青島大學物理系教授　北大百花學社創始人之一）

譚天榮：北大1958年的時候，用肥皂沫的臉盆打蚊子，消滅四害的時候。她打了一天的蚊子對我說：“我一整天心裡都感到好笑，笑這瘋了的黨。”那個時候我只感到痛苦，從來沒有象她這麼去想這個黨瘋了。

解說：這個22歲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就爛熟於胸的北大物理系學生譚天榮被打成右派後，在北大右派勞動的苗圃和林昭相識相愛。

譚天榮：對，我跟她相處，我們思維的類型不大一樣。

譚天榮：不是毛澤東的思想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反過來是中國的進程決定了毛澤東的思想情況。而且我自己嘲笑自己，我是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我是說，這是馬克思原來的觀點，現在的觀點在我看來都不是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決定上層建築而且決定人們的思想。

解說：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說，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右派，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們的，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正在圍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42頁）

解說：這是一張林昭在北京大學和物理系同學李雪琴的合影照片，照片的背後有一首詩，因怕惹禍，這首詩在那個年代，被照片保存者塗抹掉了。我只能依稀看出1957年10月23日

致雪琴　林昭。

（李雪琴　原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

李雪琴：她啊，特別地熱情，特別地關心人。那個時候我是湖南來的，穿的也比較丑，人也比較鄉氣，她把好看的衣服送給我，那個時候她知道我愛上了王國鄉。他到茶淀（右派勞改農場），早斷了聯繫了。她給我把地址找到了，通上信了。她這個人非常機靈並且善解人意，但感情太豐富了，她要愛的就太愛，要恨的就太恨了，特別的極端，特別的走極端。我當時就預感到活不長，充滿了火藥味，不槍斃就病死。她不要命啊，夜裡氣的睡不着覺，起來寫詩哭啊，她們班人都知道她，夜裡跑未名湖去哭啊，她早對共產黨就有情緒，那詩都是噴出來的血，我們寫不出來，沒有感情都寫不出來。

問：主要你們都是搞理科的。

李雪琴：不，我跟共產黨有不同的關係，有點不同，有點不一樣，我是農村生長的，我就死咬定毛澤東是代表農民的利益，她就沒有這個思想，她一直是上海的貴族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禮尚往來，你看她有紀念冊，還有詩人給她提詞，完全是俄羅斯貴婦人，我們見都沒見過，她什麼書都看過，她真是代表了中國先進的資產階級，這場無產階級革命她不接受，她不接受，她恨到那個地步。而中國當時，中國當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那種嘗試是成不了功的。她作為代表資產階級絕對民主、自由來反抗，遭到滅頂之災。很明顯就看出來，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多殘酷啊，經過幾十年失敗不搞了，所以說她要唱國際歌，講馬克思主義什麼的，不是的，她就是代表中國先進的資產階級，但先進資產階級成功不了啊，掌握不了權啊，你看秋瑾不就也是死了嗎。孫中山他們，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為了今天這樣的日子，死了多少人，她就是一個。我們那時比較無知，徘徊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不太清楚，所以就活下來了。是這麼回事，知道吧，不象她那麼純粹。

八哥鳥叫：小姐好，小姐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甘粹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資料室主任）

林昭音樂作品《呼喚》（1958年作於北京）：

在暴風雨的夜裡我懷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風，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飛出去尋找你……

林昭歌曲稿（甘粹提供）

解說：在反右運動的後期，林昭寫下了這首歌曲，這也許是中國現代史那場最重要的反右運動中留下的唯一一首不同聲音的歌曲。

北京鐵獅子胡同三號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解說：打成右派的林昭沒有被送往農村而是被系主任羅列先生照顧安排在人民大學書報資料室勞動改造，在這個資料室中還有另外一個為湊名額而打成的右派叫甘粹。

甘粹：平常也是一塊進一塊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這樣進進出出，人的眼睛就有反映了，組織上就找我談話，說你們倆兩個右派不能談戀愛，所謂戀愛啊不是我們倆自己……用現在的話說：建立戀愛關係，而是組織上給我們按下來的，按下來本來還沒有這個關係的，這一說反正弄假成真了，越不准我們談戀愛，她的性格，我的性格俺們越談給你看，俺們有意識的手拉着手，那個時候挎着，在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男的女的挎着在人民大學校園裡走着給他們看。

（林昭和甘粹的合影照片）

解說：在這裡林昭完成了海鷗之歌和普羅米修士受難日兩首長詩的創作，並且每個星期天都帶甘粹去王府井教堂作禮拜，給沒有一點基督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的故事。

原新聞片資料：

1958年

1　大躍進

2　大煉鋼鐵

3　大鍋飯

4　人民日報（1）促進生產發展和集體主義思想成長——農業社辦食堂一箭雙鵰（2）新疆小麥空前大豐收、寧夏地區估計可比去年增產八成

5　人民公社萬歲

甘粹：那時候結婚要通過組織批准，批准了你，你拿着介紹信才能去婚姻登記。結果我去辦的時候，得到一句什麼話呢？黨總支書記說：你們兩個右派還結什麼婚啊！因為我們談戀愛他管了，我們沒理他，反對的更強烈，所以這樣肯定咱們不可能結婚。沒辦法，他不批嘛。

解說：結婚被校方拒絕後不久，甘粹被發配到了新疆農二師勞改營，在那裡他度過了地獄般的22年。

上海

解說：林昭離開北京回到上海母親身邊醫病，在這一期間她結識了因讀了“海鷗之歌”而從天水農村慕名而來的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在這份林昭罪行材料上說：“張回蘭州前，林贈予一本現代修正主義綱領草案及自己寫的反動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日。’後張、顧參考此書公然提出‘要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並將林的反動長詩編印在反動的《星火》刊物上。”

（顧雁　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1957年畢業於北大物理系　《星火》刊物主要負責人）

問：當時你們刻那些小冊子的時候是冒着殺頭的危險的？

顧雁：那當然，這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我不是給你講了嗎，他（某教師）是正規的投稿到《紅旗》雜誌社，這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尚且要判你十年徒刑，我們這個當然……

原新聞片資料與解說詞：（1959年）10月1日

是新中國十周年生日，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和七十萬人的遊行大會，慶祝國慶十周年。1960年6 月1日至11日又召開了全國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新聞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一大批事跡突出，影響較大的先進單位和個人受到表彰。

人民日報：

1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2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

3　花生畝產一萬零五百多斤

（劉發清　原北京大學中文系右派廣州青年幹部學院教授）

劉發清：60年春天，我們那裡的農村到處都傳來死人的消息。我當時所謂在一中勞動也是所謂幹部。開始一個人二十六斤指標，後來減成二十四斤，後來二十二斤，再後來減到二十斤。一個月二十斤糧食的指標，當時確實是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如果有點有的話就有點鹽巴。什麼都沒有。

劉發清：一天吃兩頓，一頓就是半個手掌大的玉米麵饅頭，唉呀，餓的我肚子實在是不行了，後來唉，腿怎麼腫起來了，我知道這也是飢餓性的浮腫，無藥可醫。

劉發清1956年在北大（照片）

劉發清1960年在甘肅禮縣（照片）

劉發清：我所在的中學是在一個很小的縣，一個縣才四千人，附近就是農村所包圍，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劉發清：死了就可憐啦，我們家是農民啊，我八歲就死了我的父親，我一個寡母就剩我一個獨子。我死了我的老母親怎麼辦啊。我真的是，別的都沒有什麼，最懷念是我的老母親。

劉發清：正在我的日子難過的時候，林昭從上海給我寄一封信來，那是60年的春天，寄了封信來我拆開，寫了兩張紙，後面有一個小包，另外有個小紙包包掉到地下，唉，我看見這個紙包包揀起來一看，一拆開——一張糧票，二張糧票，三張糧票，四張糧票七張糧票，每張都是五斤五斤的全國通用糧票。啊！我見到糧票，當時我眼淚就流下來了，太感動我了。後來我才看信，信說，大意是這樣：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所以當時我接到林昭（信）我確實哭了。後來我給她回信了，當然很感謝她。信後也每次都寫上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懷抱。後來她又給我回信了，大意是這樣，她用文言文寫的：我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要靠岸吾亦可登。這個兩句我記得特別清。

解說；在這本《中國左禍》的書中記載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數達4000萬人左右。

劉發清：好，這三十五斤糧票作用可大了，每天就加半斤，多一兩都不能加，每天拿半斤糧就在學校買半斤做好的玉米麵饅頭。三十五斤加過去，已經加了七十天，那時候差不多已經夏天，多少有點菜了，有點羅卜，有點什麼東西了，我們生活可以說有一點點改善。我的災難就渡過去了。

劉發清：再通一兩封信以後，我再寄，她再也沒有回信，我也不知道什麼情況？我也不斷給她寫信，她也再也沒有回信，當然我心裡也知道，可能她出事了，但出什麼事我沒有把握。

解說：1960年10月，天水參與《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與當地群眾30多人遭到捕殺。同時顧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關押20年。林昭在蘇州被捕。林昭的父親知道女兒被捕後自殺，張春元逃脫，幾年後被捕，並槍決。至今我們沒有找到張春元一張照片。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張春元是什麼樣子？

（譚蟬雪　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張春元的未婚妻，因參與《星火》判刑十四年）

譚：他很敏銳看一些問題。看問題很有些獨到的見解。他的個子個子稍微比我高一點點，個子不高。人嗎，他的特點眼睛特別炯炯有神，好象是眉心當中有一顆痣。

（60年代天水地區典型的會場主席台）

問：在審判會上，張春元當時有沒有喊口號？

目擊者王女士：沒有，絕對沒有，綁的是一個佝僂象，根本沒勁，也沒精力掙扎，他就是那樣，連他的面目都看不清，站不起來嘛，老師說那個女的還能站，那個女的還能站直，那個男了被弄的還不如一個牲口，叫人弄的。

（白振傑　原天水看守所所長）

白振傑：他串連的犯人準備逃跑，以逃跑犯的罪名把他槍斃了。

問：是在（天水）三監獄的時候嗎？

白振傑：是三監獄。

解說：籍河是貫穿古城天水市的一條河流，它的下游便是渭河，1964年春張春元就是在這裡被槍決。

王

女士：帶上河堤走了有五十米左右就處決了。就滾下河堤的河灘上頭。是這樣子的。再就沒人管。

解說：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給我們提供了招致這些人被捕、被監禁、被槍決的那份《星火》刊物的目錄。

譚蟬雪：現實教育了我們，現實也把我們推到了這一步，我覺得就是這麼個情況。這個東西也不是憑空我們自己產生出來的，對吧。如果說開始反右是很簡單的，老百姓有這麼一個反映，大家聊一聊，結果一下我們就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倒還問題不大，到了農村以後，我們實際接觸、看到了農民的生活，農村的情況。說實在的，我們說現實把我們真正推到了右派。我們覺得我們是真正代表農民的。農村裡面幹部的那種浮誇，唉！真是！不是有經常參觀畝產多少多少，放什麼衛星對吧。拍的照片也是真的很，看起莊稼茂盛的很，我們就看到莊稼怎麼來的，連夜把老百姓動員起來，把那些包穀全部移植到一塊地裡面，啊喲！第二天來到以後真是茂盛的很，參觀完了以後就嗚乎哀哉。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這個《星火》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一個刊物？多厚？

譚：就是，就是八開吧。八開這麼大。

胡：就是這麼一張紙？

譚：不是一張，就這麼大的八開印的，第一頁嘛是有個刊頭，然後下面呢，都是一張一張的，就象報紙。沒有裝訂。

問：當你們都預料到有這樣一個結果

顧雁：但是覺得不做不行，總要有人出來。如果一個民族到沒有一個人出來時。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總有第一個人，魯迅講總要有第一個人出來喊啊！

林昭在獄中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那些自稱為鎮壓機關或鎮壓工具的東西，正在怎樣地作惡，而人們特別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一代在這條專政的大毒蛇的鎖鏈之下，怎樣的受難，想到這荒謬的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民族的正氣和增長着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國名字而加劇時代的動盪，這個年青人還能不急躁嗎？

解說：1962年3月，因林昭在獄中病情嚴重，林昭的母親屬統戰對象，又因為《星火》的主要負責人張春元還沒抓到，公安局採取了一種誘捕張春元的手段，同意林昭保外就醫。

許覺民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林昭的堂舅）

許覺民：要她保外就醫，她不出來。（她媽媽）拉她出來，她就拉住監獄裡面的椅子不肯走。她說：多此一舉。她看透了：你以為把我保出來嗎？還要把我抓進去的，何必多此一舉。（她不肯走）：我要坐穿牢底鬥爭到底，她不走。就是這樣一種血性的勇氣。後來，她媽媽許憲民就派了一個力氣大的人把她硬抱出來拉回家的。

解說：保釋出獄的林昭回到了老家蘇州，在這裡她結識了剛從勞改農場釋放回來的右派黃政。

（黃政　原志願軍排長　現退休幹部。）

黃政：那時我跟林昭講：蘇州是天府之國，魚米之鄉，鄰里的老媽媽，老頭浮腫啊，吃豆腐渣，醬油湯，這個地方從來是養人的生人的天堂的地方。

問：他們都是餓的？

黃政：他們都是餓的！沒有東西吃啊。1961年冬天，在農場我們每天要起來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個兩個。那些四、五十歲的小學教師，小學校長知識份子是抗不過來的，倒下就倒下了。

解說：黃政1950年參加志願軍入朝作戰，1955年因家庭成份不好而離開軍隊，1957年打成右派，在江蘇濱海農場勞改。1960年在農場專門負責埋葬病、餓而死的勞改人員。

黃政：昨天晚上死的，啊，今天有五個。五個我們就要去十人，十個右派。把他們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來根草繩兩邊扎一紮，外邊再用麻繩一個套在脖子上，一個套在腳上，兩個人拿着一根長毛竹，這麼粗的毛竹，一蹬，一蹬，抬幾里路到西支河邊，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們埋掉。埋掉了有一個土包包。好，你埋掉了，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等你走掉以後，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來，翻出來他要什麼呢？要衣服，要被子，蘇北的老百姓窮的連被子也沒有。那時我們也知道，不是天災，完全是政策上的失誤。

原資料片圖象與解說：1962年9月24日

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根源。

（會議公報）

陳愛文：秋天，林昭來找我，我知道她保外就醫。開頭我問她：你幹嘛去搞這些東西，我知道她搞個地下刊物被抓起來。我責怪她：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她的原話我記得住。她說：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這樣生活下去，這種生活必須要改變。我呢說：不對！我那時候很相信毛主席的噢，也相信共產黨。我說：共產黨肯定要在全世界勝利。我說的還不是抽象的說共產主義的，就具體的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要在全世界勝利的，人類要生活在共產主義這個時代裡面的。當然這幾年是犯了錯誤的，三年。我跟她這樣講。這樣講嗎，林昭覺得跟你沒啥講頭。跟你沒什麼話好講，變成沒有共同語言了。

解說：有一次，她去看望了新聞專科學校時期的班主任鬍子衡先生。

（鬍子衡　原上海解放日報總經理）

鬍子衡：她指着我的鼻子，意思是說我很聽你的話。你教會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沒教我怎麼做人，你這點沒教我。她那做人是打引號的。就是那些壞東西。

鬍子衡：但我不和她辯論，我說別這樣吵了，她拍桌子打板凳，我怕別人聽見，那個時候是個什麼時候，我把門關起來，我一個人一個辦公室，外面人還走來走去呢，我說：外面聽見你，不要這麼吵，吵幹什麼。你給我講有什麼用啊，她是傾盆大雨連罵帶說。其中她講了一個故事我記不得了，那故事純粹是諷刺我，就是你們這些人愚昧無知到現在還不覺醒。

解說：（林昭手稿）在獄中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寫到，“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標語：坦白從寬）

鬍子衡：她那些話不是一句兩句，然後給你扣一個右派帽子，她是有系統、有理論的。這正是我們要改革的，不是今天，不是一下子能夠完成的。她講的那些是沒有錯的，她看到的問題、當時那些現象，這些現象正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不可能的。

鬍子衡：但是她那些話在當時都是犯忌的。如果我對她要同情或者一樣談的話，我就會戴反革命帽子。在當時的那政治條件下，她那一句話我要同情或站在一起說話，我就可以評成反革命。

（上課）1949（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課堂）

（林昭1949年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林昭文章1949年《我們相親相愛就象兄弟姐妹》）

解說：林昭在獄中寫道：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象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辦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解說：林昭和黃政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國改革方案，提出了八項主張，然而他們的活動早有人監視，林昭再次入獄後，黃政也隨後被捕並判刑十五年。

解說：在我採訪的過程中，陳偉斯先生是唯一看過林昭檔案而又接受我們採訪的人。

1981年他寫了《林昭之死》的文章，刊登在《民主與法制》的雜誌上。然而事後不久，林昭的檔案資料被全部封存。

（陳偉斯　原《民主法制》記者，84歲）

問：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參考了哪些資料寫出來的。

答：我到靜安區公安分局去看了林昭的檔案，當時（粉碎四人幫）雖然是民主的開端可以看到了，但是呢還是小心翼翼，有很多重要的材料不敢寫上去。

問：當時的檔案你都看到了嗎？

答：都看到了。都看到了以後我總感覺這篇文章就象鑽空子一樣鑽出去，鑽出去再講，所以保留了不少東西（沒寫），到現在非常可惜。

林昭在獄中寫到：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疼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月經期間，不僅從來末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時除掉一副。

問：檔案里有血書嗎？

答：有血書，血寫的。

問；寫在什麼上頭的？

答；寫在一張黃的紙上。所以說仔細看起來就不大好看。

問：認不出來了？

答：認得出來，看還是可看的。經過這麼多年，顏色退了一點。

問：有沒有寫在其它地方的，比如說寫在布上、衣服上的。

答：衣服上的沒看到。

問：她檔案中都有哪些方面的內容？

答：審訊的筆錄什麼都有。

問：聽說那些筆錄，林昭的回答是十分精彩的是嗎？

答：對！我只看半天，你想不可能很細緻地看。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對民主的判斷有信心也不放心，也感覺到這是一次很危險的採訪。

林昭獄中手稿原件是血書，後經林昭用鋼筆謄抄

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這樣寫到：這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們善良、單純的心，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煽動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和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麼不是血呢？

解說：目前在我們的面前擺放着的是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一封信及其它的文章共十四萬字，其中很多部分是經林昭謄抄的血書，這是一位警官冒着生命危險把它拿出來的。至今我們不知到他是誰，叫什麼名字。

“起訴書”跋語（血書）

（自由萬歲）

解說：就我們目前所知，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在獄中用自己的鮮血和髮夾，書寫了20余萬字文稿、詩歌的血書，這在人類思想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解說：林昭曾在獄中的牆壁上血書寫到：“不、不！上帝不會讓我瘋的，在生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與同保存我的記憶！”但在如此固執而更加陰險的無休止的糾纏與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瘋了！上帝，上帝幫助我吧！我要被逼瘋了！可是我不能夠瘋，也不願意瘋呀！……

林昭獄中血書（後經林昭再次鋼筆抄寫）

晨練的老太太唱的歌詞：那高鼻梁、雙眼皮、那不薄不厚的紅嘴唇。洗衣機，我要雙缸的上下水啊，電冰箱最好是三開門，彩色的電視帶遙控。

解說：（林昭在獄中的情況）監獄的工作人員沒有人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許覺民：至於害死林昭的這批人現在還在，還盤踞高位，聽說還盤踞高位，但是我不知道是誰，我聽說上海有還盤踞高位。

解說：我在採訪中見到了一封林昭在獄中寫給她媽媽信的殘片，寫作的時間不詳，信中寫到：“你弄些東西齋齋我，我要吃呀，媽媽！給我燉一鍋牛肉，煨一鍋羊肉，煮一隻鹵豬頭，再熬一二瓶豬油，燒一副蹄子，炸一隻雞或鴨子，沒錢你借債去。……月餅、年糕、餛飩、水餃、春卷、鍋貼……”

林昭一口氣寫下了五十六種要吃得食物，在信的結尾她寫到：“寫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她隨即題詩一首：“塵世幾逢開口笑，山花須插滿頭歸。舉世皆從忙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兒的愛戀，我的媽媽。

1964年4月12日

林昭在獄中寫了一首悼念舅舅許金元的詩“家祭”：

四月十二日

——沉埋在灰塵中的日期　/　三十七年前的血誰復記憶　/　死者已矣　/　後人作家祭　/　但此一腔血淚　/　舅舅啊　/　甥女在紅色的牢獄中哭您　/　我知道你　/　在國際歌的旋律里　/　　教我的是媽　/　而教媽的是您　/　假如您知道　/　您為之犧牲的億萬同胞　/　而今卻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飢餓的奴隸！

許金元　林昭的舅舅　中共一九二七年江蘇省青年部長，“被蔣介石殺害於南京”

解說：1964年12月在獄中關押了近四年的林昭接到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按林昭的原話說：“夫自有政治起訴以來，未有如此之妙文也” 。林昭接過起訴書，對它進行了3739字的評註與批判。起訴書寫到：林昭確定了實行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妄圖搜羅各地右派份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林昭注曰：）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份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林昭獄中血書 ——血衣題跋

解說：1965年5月31日

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徒刑20年，林昭接到判決書後刺破手指，在判決書的背面寫下了判決後的聲明：昨天，你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非法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一個極其骯髒極其可恥的判決。但它確實也夠使我引為判逆者無尚光榮的，它證明著作為一名自由戰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節正氣。

浙江湖州

（朱郭　林昭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

朱郭：在沉寂的時候，你喊叫；

在瘋狂的日子裡，你清醒；

你流盡最後一滴血為着親愛的祖國；

你在陰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復活

林昭（1950年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解說：這是50年代林昭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時期的同學朱郭先生，今天他帶着妻子臨終時的遺言，來到千里之外看望一個他素不相識的人。

山東曲阜師範大學

朱郭：（她病重）她讓我一個人來看看你，結果呢，她三月二號去逝了（1999年3月2日

）。所以，我現在不是一個人來看你，我現在是代表兩個人來看你，我也了結了一個心願，我是代表兩個人向你問好啦，希望你繼續講下去。請你保重。

（張元勛　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廣場》編輯部主編）

張元勛：我這個人不大淌眼淚，因為什麼呢？過去那生活使得我們非常的硬。

朱郭：對對，我也不淌。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案犯張元勛因反革命一案，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解說：張元勛是接受我們採訪並同意我們拍攝的唯一一個在監獄見到林昭的人，這個1957年北大5·19運動的點火者，因組織刊物《廣場》而被判除徒刑七年，1966年5月刑滿釋放的張元勛凜然忘死去上海提藍橋監獄，以未婚夫的名義看望了林昭。

上海提藍橋監獄

張元勛：進了個院子，就有人在等我們，這個人後來我知道是副監獄長姓段。他直接沖我說：張元勛你來了，經過研究了歡迎，希望通過你和林昭的關係，能夠感化她使她幡然悔悟，好好改造。其實他說的話也是我想的。我也希望林昭能夠策略一些，甚至世故一些，能夠保存自己，不需要付出後來那麼大代價犧牲自己。他說：當然了張元勛，你知道我們在監獄呆這麼多年。（段說：）你知道接見是對你們的照顧，如果你敢於在接見中有任何行為，後果很嚴重。那好吧，你現在跟我去。段監獄長領着我們繼續往院子裡走，一直走到不能再往裡進了，抬頭一看一個鐵門。裡面就是監獄了。步聲很亂，我以為是林昭來了，不是，進來是武警，十幾個人，都帶着槍，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接見局面。（武警）在前面的椅子坐好，然後又聽見腳步響，林昭來了，終於進來了。後面兩個武警帶槍跟着。多嚴重，對她是看押的，可以說這是一級看押。（她）上面穿一件白色襯衣，（五月份）很髒，外面披着夾的外套，也都很破舊，頭髮很長。白頭髮，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白頭髮。頭上頂了一塊手帕，手帕上有一個血寫的字“冤”。另外她手上抱了個舊布包。她一進門，站住了，她看見我，我也看見她了，她嫣然一笑，整個屋子都楞住。後來他那個隊長說：從來沒有看到她這麼笑過。

解說：林昭在一次絕食甦醒後，咬破手指在監獄的牆壁，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自由頌：

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

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

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

願殉自由死，終不甘為囚。

張：我買了各種各樣的蛋糕，她很高興。按常規我把提包拿出來了，我對幹部說：你們檢查。毫無疑問都檢查。奶粉使鉗子把蓋，那是原裝的蓋撬開。用鐵簽子都插。蛋糕，每個蛋糕都使鐵簽子……。東西檢查完了，幹部說行了，就一下推給林昭。林昭拿了一塊蛋糕說：你吃一塊吧，我請你。我想我吃幹嘛？送來太難了，我不吃。我說你太難吃到了，你吃吧你就等於請我了。她說你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請你。後來她拿起蛋糕吃了，咬一口，干。接着她就朝後面的挎槍的說：給我倒杯水！就那麼不客氣。那人手朝門外一招，外面馬上就有一個人拿暖瓶進來，也穿警服，拿一個杯子擱到桌上。那女醫生給她倒水，她一面喝水一面吃。就那麼從容。屋裡非常安靜。

張：她說送給你一個禮物。

張：當時我就很難想象她能送給我什麼？她有什麼可送給我的，當時她進屋時帶了一個破布包。她在布包里翻，翻出一個紙包的東西。我覺得非常好奇，這是什麼東西呢？一直到這東西拿出來，我沒看清是什麼東西。到跟前了，我才知道是一個帆船。意思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這是李白的詩。

張：我現在趁此機會給你講：我萬一死了，被他們殺了，母親、妹妹、弟弟都是弱者，你多多地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以後哭了。

（血衣題跋）

解說：由於林昭在監獄堅決地抗爭，也使她遭受到了慘毒的折磨。有一次，林昭被一個女獄警毆打後。林昭寫到：我默默地摳着牆上的血點，只有想到那麼遙遠而又那麼切近的慈悲公義的上帝時，我才找到了要說的話。這個滿腹委屈的孤憤的孩子無聲地禱告過：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鬼這麼欺負人！我不管了，我什麼都不管他們了。

（摩羅　民間思想家）

摩羅：當時上海槍斃的王申酉，就是比較典型的一個人。他的馬克思理論水平非常高，他能夠用馬克思主義來批評當時的一些現實情況，來批評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做法。那個人已經很不錯了，但林昭不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源，而是找到了西方傳統更加深遠的資源，找到了基督教資源。這個還不是從文化方面談資源的問題，林昭一旦有了這樣的資源後，我覺得，她心中就跟上帝之愛就連接起來了。

林昭詩集——自由之羽

摩羅：林昭呢，我們從能讀到的很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在平時的表述和詩歌中喜歡用苦難這個詞，她用上帝的聖愛來看我們的芸芸眾生，感到我們大地上的苦難很多。所以她就有一種非常深厚和寬廣的愛心，甚至是對她批判反抗的對象，也是帶着那種愛心，帶着那種悲憫。

解說：我開始以自己的鮮血寫《告人類》書，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節，在半天之中一氣呵成。相信，凡讀着它的人們，都不能不感覺到其中深沉而熾烈的悲痛激情。

（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錢理群：林昭她自稱為奉着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這一點可能意義更重大，就是她對自由有一個解釋。她說：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這是在中國近50年的歷史上這樣明確地對自由的一個建樹。她說：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她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她一再反省自己是堅定而幼稚的，她反省自己幼稚的時候，開始意識到這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所以她由此提出一個命題。她說：但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我們反抗奴役，但我們自身不能建立新的奴隸制度。這一點是非常重大的。因為我們的歷史教訓正好出在這裡。

（文革場面：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解說：在林昭寫下這些思想的兩年之後，毛澤東在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場面：革命無罪！毛主席萬歲！造反有理！）

（三反分子：彭德懷，張聞天）

解說：1965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所寫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間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這樣記載到：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如《靈耦絮語》（約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鮮花開放在悲壯的五月》、《囚室哀志》、《秋聲辭》、《自諫》、《血詩題衣》、《血衣題跋》等數十萬字。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

這是林昭在上海和母親、妹妹、弟弟所住的房子。

問：哪一間房子

倪競雄：是這一間房子。請你開一開門，我說明一下。

問：這是原來許憲民住的家，我們來紀念她，出本書，拍一下她的故居。

現住戶：許憲民是誰啊？我不知道。

倪：是這的住戶，原來的住戶

（倪競雄　原上海滬劇團編劇、林昭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

問：倪老師，你以前就是到這裡來的嗎？

答：一直到這來，經常來。

問：到林昭這來，到她媽媽這都是這裡嗎？

答：還有很多人到過這裡，張春元他們都是到過這裡。你來看，這窗框是當時的，這的距離好象還要拉開些，就是這地方，窗框還是那個窗框。

許憲民：一九三六年第三戰區上海淞滬三區專員　“國大”代表　《大華報》總經理　蘇福長途汽車公司董事長

解說；就是在這間房間裡，林昭的媽媽聽到樓梯下傳來索要5分錢子彈費的聲音。當時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場。這是她的一段錄音：

彭令范：就在1968年的五月一號下午，（員警）進來以後，他就問：你是林昭家屬嗎？他說：你女兒被槍斃了，付五分子彈費。當時我母親聽不懂他的話，我在旁邊聽懂了，我的母親聽不懂，後來他就說：怎麼啦，拿五分子彈費！我就從抽屜里給他了五分，他後來還叫我母親簽字，後來他就走了。我母親那個時候就暈過去了，我們後來知道她是四月二十九號被秘密處決的。

（彭令范——林昭的妹妹）

解說；林昭的媽媽，這個抗日戰爭中的巾幗英雄，熱情幫助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7年之後也死在上海的外灘街頭。有人說是被人打死的，也有人說是暴病而死。

沈澤宜：

不知道為什麼　/　我總會想起　/　山那邊的一盞燈　　　　　　

在冷霧淒迷的夜晚　/　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　/　孤獨地、美麗的　　

凜然不可侵犯地亮着　/　在她光芒所及地方　/　儘可能遠地摒棄着黑暗。

許覺民：她把生命交付給這個民主鬥爭的事業了。她要把她的生、死來告訴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國人。她是為什麼而死的。我覺得林昭她所走的路子就告訴了，中國不走民主這條道路，就不會得到人民的真正幸福。

畫外音：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這樣寫到：

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着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吶！

為什麼我要懷抱着，以至對你們懷抱着人性呢？這麼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着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1968年4月29日

在上海被殺害，年僅35歲

字幕：林昭說自己這樣作是為了自己迷途重歸的基督徒的良心

解說：通過幾年的採訪，我終於得到了林昭骨灰的下落，我前往上海。在一所巨大的，安放着數千骨灰盒的房間裡，我終於見到了林昭的骨灰盒，小木盒上寫着：林昭生於1935年歿於1968年。

（上海安息之園）

（骨灰盒）

（解放日報）

（上海的街頭）

謹以此片獻給林昭的英靈。

感謝所有默默為本片提供幫助和支持的人。拍攝者沒有採訪到任何監獄的工作人員。林昭被槍決是誰批準的，沒有記錄

右派分子陳力被槍殺

孔令平

從右派到反革命

1962年3月，由重慶監獄和成都監獄匯集的一百名“勞改”人員，在調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寄宿雅安監獄一晚，由於押解人剋扣了全體人員整整一頓的囚糧，而引發震驚四川全省的獄中犯人搶饅頭事件，打破了在押犯人在高壓下忍飢挨餓不敢伸張的秩序，為這一支發配梁山的五百人隊伍，注入了初期反抗精神。

那一晚上，在監獄探照燈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個高個子的人，在奮臂高呼：“我們這一點吊命糧，都要被押送的老管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該歸我們的囚糧搶回來！……”事件過後，我對他便由素不相識，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調到甘洛以後，他被押送去斯足中隊，我則被押送到西西卡中隊，開始了我們的煉獄歷程。殘酷的煉獄，我們原先由成渝兩地集中的五百人，調到鹽源農牧場時，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1964年10月在經歷了不到一年的生死磨練後，我們終於分別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歷程，在二道溝的糧倉反省室里相逢了。此時，我們終於在激烈的鬥爭中變成了成熟的與中共搏鬥的戰士了，我們的理想是廢除一黨專制，實行民主。

在小監里，我們兩人打破了小監的規矩，彼此傳遞信息，並隔着牆，在兩間反省室里交談了彼此的身世。我才知道，他叫陳力，在甘洛已久仰大名，現在有機會對他的身世，更全面地了解了。1951年剛剛從初中畢業，年僅16歲的他，就在中共“抗美援朝”的運動中，戴着“保家衛國”的大紅花，從學校參加了赴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沒經過認真的思索，在中共狂噪鼓動之下，只經過兩個月的訓練，便跨過鴨綠江。

夜以繼日的穿插戰，急行軍徒步到了南北朝鮮的分界線三八線附近，參加了血戰上甘嶺的戰鬥。當時年幼無知的他，在陣地上冒着地毯式的轟炸，在地道里進行慷慨激昂的宣誓。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是戰爭和炸彈不可能講清楚的。如此慘烈的戰鬥，七天七夜下來，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後兩個人，倖存的他當上了代理排長，成了人們稱為的“最可愛的人”。在他身負八處重傷時仍抱着機槍，向衝上來的美國士兵掃射，直到流血過多，昏迷過去。經過搶救清醒過來時，他睡在離陣地只有兩百米的擔架上。這時炸彈和炮彈已夷平了他所守的戰壕。如果不是後續部隊趕上，他早已永遠葬身在異國他鄉了。

他因此獲得了三等功臣的“殊榮”，並在前線的醫院裡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重傷，他被撤離到後方醫院，不久，韓戰結束，他被復員。在跨過鴨綠江的時候，他忽然意識到了身在異國不是也成了人們所憎恨的“侵略者”了麼？潛意識裡一種模糊的後悔，開始爬進了他的腦海。這也許是一種與其他人不同的靈感在啟發他。

復員回到重慶以後，被安排在位於華龍橋的重慶彈簧鋼板廠作了廠長辦公室的秘書。在工廠生活了兩年以後，因為職務的便利，1955年他最先在“內部參考”上讀到了鐵托的“普拉講話”，讀到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農業勞動組合的文章，接觸到與蘇聯不同的工廠自治管理上的文章，對自己所在工廠中，那種黨委會包攬大權的霸道作風，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他回憶當時兩名工人因為家庭負擔太重，不得不抽出下班時間為鄰人修補鍋盆，換些零用錢以補不足。結果被黨委書記抓住，作為典型，開除了不算，還要加以大會小會的批判。說他是利用公家的材料為自己謀私利，是資本主義的典型事例。而這個書記卻可以平時不勞動，靠公款三天兩頭出外“旅遊”。

工人的消極情緒到處都在滋長。工廠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費隨處可見。成噸的鋼條因沒有很好的防雨在天井裡鏽爛，設備因為沒有人及時保養很快成了廢鐵。他同黨委書記之間的成見在加深，這種成見很快成了書記向他挾私報服的動力。所以，南聯盟所發表的文章，便成了他的早期啟蒙教材，使他對這個制度產生了懷疑，發展到後來，促成了他與這種制度的對立。

1957年，就在大鳴大放的春風吹拂下，他在有上千工人參加的鳴放大會上，“猖狂”地斥責了他的頂頭上司，說他是一個飽食終日，無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廠管理。他列舉了黨委霸道行事的種種劣跡，並且提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員會，由工人選舉出委員會的成員，獨立行使工廠的管理辦法。那一次除了贏得工人們的陣陣喝彩，也贏得了一頂跟隨他終生的右派帽子。削掉了他的“官帽”，開除了他的黨藉。他的一腔為真理而鬥爭的熱情化為冰炭！他從辦公室搬了出來，搬進了後勤組，由秘書貶為受到管制的清潔工人。

這場初露鋒芒的較量，使他認識到了中共是一個不明是非，不講道理的官僚集團，不值得任何留戀，更不值得為它獻身。緊接着他又親身領教了大煉鋼鐵的一課。在三面紅旗萬歲的狂噪中，切身體驗了毛澤東帶給全體人民的飢餓苦果。這些切身的生活經歷，讓他從對中共的革命憧憬中清醒過來。當美麗的共產主義的海市蜃樓消失以後，他所見到的除了百姓的被奴役和饑寒，便是中共政權的驕橫拔扈。人們到了連飢餓都不敢直言的程度。於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使他從中共的敬仰和追隨者變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澤東奸惡，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

1959年，因為繼續反對工廠黨委，他被保衛科扭送沙坪垻區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幹部們唇槍舌劍，他的反革命“罪行”日益升級。有一天，監獄廁所里的牆壁上有人用鐵釘歪歪扭扭地劃了“打倒共產黨”五個字。如臨大敵的監獄管教們立即封閉了廁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通通趕回了各自監舍，並立即進行鑑定，根據管教幹部所收到的“檢舉”，和獄方的“筆跡鑑定”，獄方確認這一“反動標語”系他的親筆。

提審時，他憤怒地抗議了這種憑空捏造。他說：“這種對‘糞便’進行宣傳的行為，實在是一種既無用又可笑的的勾當，我是決不會幹的。”他說他會公開的陳述他的政治觀點而不會作這種蹲在廁所里寫幾條標語給屎看的勾當。但是，看守所的獄卒們不顧他的辯駁，把這條“反動標語”硬栽在他頭上，並以此作為他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鐵證，判了他十二年徒刑！從右派份子升級為反革命份子。

兩個反改造分子

在我進入孫家花園以後大約半年，他也隨之來到了這個監獄中，並於1962年一起被當時的監獄長編入了發配涼山甘洛農場的“流放大軍” 之中。在途徑雅安監獄的那個晚上所爆發的搶饅頭案件中，他又被當局認定是為首的鼓動者和組織者，一開始便成為甘洛農場的重點監管對象。我們倆人因為公開向當局喊出：“我們要生存”的口號，被認為是對犯人進行破壞性鼓動宣傳，而被列為最危險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當我們先後兩批，經黃聯關來到鹽源農場以後不久，我被調往古柏，他卻留在二道溝地區。這一年八月我在古柏被關進了反省室；他卻在二道溝地區，被關進了場部的糧庫所在地。直到九月，我們便在戒備森嚴的監視下，合併一處。從此以後，我們兩人便成為農場中人人皆知的反改造尖子，並戴上了一頂新的時髦帽子：“國際修主義的急先鋒”，開始關在糧庫的特種禁閉室，後來，我們又被關進了“羊圈”，在那裡共同合演了一幕又一幕，驚動監獄管理者們的抗暴鬥爭……。直到1965年10月當局才將我們重新放回到大監之中。

1966年5月，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狂飈初起時，在農六隊犯人討論文革的學習會上，我們又當着在場的犯人和幹部們，公開地為文革定下了“宮庭政變”的結論。這在當時的中共下層官吏中視若禁區，不敢“妄猜”文革內幕的情況下，猶如睛天劈雷，起着了振聾發饋的作用。我們相信，當時的這種“揭密”，一定對這個農場的幹部們起了巨大的催醒作用，尤其當時就預言了毛澤東的路線將因中共黨內的分裂而走到盡頭。

感謝耗子們，在隔斷我們倆反省室的那足有40厘米厚的泥牆上築穿的洞。當時我們倆便依靠着這個洞，傳遞着各自寫下的文章和消息，互相啟發。而今想來，這些文章因為記載了監獄的暴行，以及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內幕，抨擊了專制主義而成為最珍貴的監獄“遺筆”。可惜，我們沒有辦法將它們原件保存下來。只能依憑着我的記憶，回憶它們的內容了。當時，我深深地為他犀利的筆鋒所折服。在他當年的手稿中，有對中共欺騙百性的尖刻諷刺和抨擊，有對苦難華夏子民的無限悲憫和同情，有對獄吏虛假殘忍和種種卑鄙劣行的刻畫，有對反抗者的歌頌。

記得當年我們在報紙上讀到鄧拓《燕山夜話》中的許多文章，諸如諷刺高產衛星的《一個雞蛋的家當》、譏諷頑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實面前還要掩飾真象的《皇帝的新衣》、勸誡因主觀武斷而鑽牛角尖的“領袖”們認錯回頭的《放下即實地》。這些文章中不無溫和的規勸。而陳力的文章沒有任何的溫情和幻想，他在監獄中所留下的五十萬文字，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射向封建專制主義者的一粒槍彈，每一篇幅文章都是直刺專制獨夫的利劍！有一篇是描寫人民公社化時期，一個農家五口人餓死，最後只剩下了一個大娘，她為年僅十六歲，埋在荒山中的兒子痛哭時所唱的吊亡詩，其情節悽惋，當時我讀後，曾流淚不止！即使關漢卿所撰的“竇娥冤”也不能及。這也許因為悽慘的生活給了陳力一種用不盡的創作源泉！

在他的筆下，毛澤東是比周厲王還要周厲王的周厲王，是比楊廣還昏饋的暴君！是一個連自己百姓家中一隻碗都要搶到手，再拿到國際政治賭場上

“豪賭”的賭徒。是一個撞進知識殿堂里強虜豪奪祖國文化遺產的巨盜，是一個連加法都不會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罵，盡情鞭韃！他用一個被置於死地而欲求生的中國人憤怒的控訴，來為數百萬不明不白死於運動中的冤魂發出一聲聲聲討！淋漓盡致，痛快之極，這就是陳力的文風。他還寫下了大量的詩詞，不僅表達了他壯志未酬，報國無門的長嘆，還表達了他追求真理反被殘害的吶喊！抒發了他對毛澤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未來的憂患！可惜，所有這些極為珍貴的文稿，恐怕全都被當局燒毀了！當時，誰也不敢保留這些東西，即使以個人檔案的名義，也不允許保存。

訣別

1966年7月，當何慶雲將我從農六隊那間臨時當作小監的糧食庫房，放到大監的一個星期以後，一輛藍色吉普車，開到了農六隊的監獄大門邊。陳力被兩名警察，從最角落的那間本是堆放着農具的“臨時禁閉室”里押出來。

那一天，我看見他拖着沉重的腳鐐，一隻手反背着一床破棉被，另一隻手拎着一個布包，從容不迫地走過了農六隊那片大壩子，所有在場的人都目送着他，見他一邊走一邊不時停下來環顧着四周，頻頻向我們點頭致意，好像有一種從容就義，一赴刑場永不再回的預感。我倆的眼光最後一次碰撞，便成了留在我記憶中再也沒有褪掉的片斷。我看得出來他那坦然平靜而爽朗的笑容里，不但給我傳遞着多年共鐵窗難以割捨的情誼，還暗含着人生永別的囑託。然而他終於昂首而去了，用一種決心為正義而獻身的那種堅定的步履一步一擲，一步一聲地走出了農六隊的那道大鐵門，在那裡留下了永遠都無法消褪的雄偉身影……。

過了兩年多。1969年4月27日

下午，何慶雲和榮老頭站在集合起來準備出工的隊列前宣布“全體人員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掃清潔，明天鹽源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要在這裡召開公判大會！”從這兩個農六隊最高長官特別不同的嚴肅口氣中，我們已經猜到風傳了好久的殺人公判大會，就定在明天了。何慶雲特別強調今天的宣判大會與往常不同。從宣布大會開始，到宣判大會完結，禁止六隊的任何人外出，大家只能在監舍里呆着。

我已經查覺到南邊的崗哨上增加成兩個值警，原來西邊大門上面從未設置哨兵的崗棚里，也派了兩名值警，院壩里的巡邏哨兵和小監里查房的哨兵都增加了一倍的警力。將到傍晚，場部的卡車將平時召開公判大會所用的廣播器材、主席台桌椅、會場的橫幅運到了崗哨下面那平時當作反省區的土墩子上面，並從圍牆上取下了向毛澤東的“請罪”畫像。幾個電工忙碌地架好了大喇叭。天色剛剛黑下來，所有農六隊的流放者統統被趕進了各自的監舍，空空的院子裡顯得比以往更加的恐怖，六隊靜悄悄地，好像在為一個屠殺的明天祈禱着……

第二天一早，場部開來了一卡車士兵，不一會崗哨上面以及周圍的圍牆上到處都是戴綠色軍帽的頭，南邊的和西邊的崗樓上架起了機關槍。每道圍牆的拐角處和牆頭上，到處都是伸向六隊院壩里的槍口。場部的幹事和幾名工人模樣的人，忙碌着用帆布圍起了“公判”大會的主席台。九點鐘以後，各個中隊都相繼進入六隊的兩扇鐵門裡，按照主席台上發出的命令，各自進入自己的位置。凡是進入今天的會場的人，都能從周圍黑洞洞的槍口中，特別感受出今天比以往更加恐怖的殺氣。

一打三反開展以來，這樣大規模殺人的宣判大會已是三次了。被打殺的氣氛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流放者，一進到這裡便低着頭不再交談。我們農六隊安排在會場的正中位置。而我、劉順森、蔡先祿以及當時被重點“敲打”的幾個人，集中坐在靠主席台最前面的位置上。我明白，這是要我們看清楚為陳力臨刑前精心安排的慘不忍睹的每一個細節，以此來擴大它的恐怖效果。特別是以此來震撼我們那一顆與陳力相差無幾的“冥頑”不化的心。

囚車開進了農六隊的兩扇大鐵門，這時全場都朝着囚車看去，壩子裡沒有任何的喧譁聲，只見兩個老管幾乎是將陳力從車上抬着下來的。我看見他脹紅了臉，拼命地仰着脖子，好像剛剛才經過了一場激烈的搏鬥。張着嘴的臉形已經被粗暴地扭曲了，幾次他都掙扎着想甩開兩個士兵的挾持而能站起來。他顯然想喊叫，但在士兵的強制之下都沒有成功。自從陳力1966年押往鹽源看守所的兩年半的時間裡，有關他的故事早已在各中隊廣為流傳。成為農牧場流放者堅貞不屈的英雄！這是他肉體和熱血為自己鑄造了一個反抗奴役、反抗暴政、反抗專制的高大無畏的形象。想不到今天，這個當年的血戰在上甘嶺戰場上“最可愛的人”，今天就在這裡壯烈的就義，告別了他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
當他被兩個士兵強迫地架着登上公判大會主席台左前方時，壩子裡一陣輕輕的騷動。在場的六千號流放者，現在終於看見了他們曾經神話般傳頌的英雄。不過，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滿臉鮮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形象。許多人眼眶裡忍不住飽含淚水，主席台上的麥克風裡不斷傳出喝令安靜的喊聲。雖然大家的心情因壓抑而屏着呼吸！最多只是神情緊張的悄聲耳語，誰也沒有喧譁！

鹽源農牧場的當局今天對幾個反抗暴力，在流放者中久負盛名的“反革命犯”，首開殺戒了。這一次共殺了八個人。陳力是其中之一。

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對着喇叭緊一聲一慢聲地讀着每一個人的判決詞，整整持續了一個小時。然而我卻一點都沒有聽到他在讀什麼！每一個宣判完結，會場上的麥克風裡響起斷斷續續的口號聲，我就更不清楚他們在歇斯底里的喊什麼？滿身的神經都在與宣判者一起承擔着精神上的痛苦！默默盼着這位主持會場的軍代表趕快結束這場臨刑前示眾的折磨。尤其是面對陳力，心中因束手無策而自責，那種精神上的負擔實在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在這生命的最後幾分鐘裡，我還沒有得到他臨終的囑託！

我抬起頭來，那一瞬間我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此刻，所有的臨刑人員都在拼命掙扎，滿臉絕望痛苦的表情，唯獨他昂着頭，幾次都努力着想從跪着的地方站起，卻又被背後挾持他的兩名士兵強壓了下去！鎖喉繩緊緊勒着他的頸項，周圍已呈現出了紫黑色。看得出來，他在為生命最後一刻卻未能向同獄者們留下囑託和叮嚀而備受折磨！面對這種慘狀，我真想大哭！真想從自己坐着的地方躍身而起，替他喊出他無法喊出的臨終遺言。然而，理智在平抑着我的衝動，我終於沒有站起來！我清楚這樣一做就是我們倆同歸於盡。現在我只有從他的眼神中領會他的囑託！我必須把今天所見到的一切寫成書，留傳給我們的後代。我感到了一種沉重之極的重擔，正落在我的肩上，縱有千難萬險，我一定要把我們現在遭受的災難，原原本本地告訴後來的中國人！

陳力是以“瘋狂地，明目張胆地，惡毒地反對毛主席，攻擊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10天以前被判死刑的。

在把判決書遞交給他時，向他說道：“現在允許你提出最後的要求和遺言。同時，請你告訴法庭，你的死刑宣判應當通知你的什麼家人？”並宣布給他十天的上訴期限，十天上訴期過後，如未提出上訴請求，便在第十一天驗明正身，執行槍決。

面對着這個膽怯的“法官”，陳力從容不迫地回答道：“我遺憾的是，當年，美國人的大炮和槍彈沒有置於我死地，而今我卻死在我曾誓死保衛的這個黨的手裡！”不過他對這個宣判早已作好了思想準備，因此態度極為鎮定，只是心中卻同時掠過了一陣由緊迫和遺憾交織的波濤。在他看來，屬於他的時間只有十天了，他還遠沒有做完今生想做的事。尤其真正令他遺憾的是，他沒有能看到中國即將到來的翻天覆地的變革時代。至於通知他的家人，便一定是當局製造的詭計了。誰都明白，與他這種被執行死刑的人聯在一起的親屬必會成階級鬥爭的犧牲品，這些人會永遠無法立足社會。況且，母親已經亡故，父親是巴蜀中學的老國文教員。由於自幼的家教和薰陶，更得益於老父的教誨和指點，終於使他練就了流暢的語言文字功力和犀利的文筆。而今正文革風緊，父親已成了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而在被斗被批的行列之中，尚不知其生死安危，安敢以自己的噩耗折磨艱澀困境中的慈父？故而，今日慘遭屠殺的事萬萬不會告之！

此外，陳力劃右的時候正滿23歲。當年他正墜入愛河，未婚妻是一個剛從中專校畢業的女生。幼稚和對政治的一無所知，本是那個時代妙齡女孩的共同特點，這位女孩自不會例外。得知陳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消息，便唬得幾晚上沒有睡着覺，接着又知道他被削去了官位和黨藉，便痛哭不已，大大動搖了她同陳力的海誓山盟。直到陳力入獄以後，才痛下了永遠割捨的決心，只是真情難捨和對陳力才氣的愛慕，在看守所里，她還來探過監。那一次面對着哭腫了眼皮的女郎，陳力卻力勸她另覓新托！她才再沒有來過。按照當時的社會情況，這個女孩算是具備了理性的一個。只是陳力心中明白共產黨株連政策之下，自己到了這個地步，既沒有必要為一個女孩分心，也不必將她作為自己守抱柱之信的陪葬！所以，如此了斷，於已於人都是絕對的上策！至於他的弟妹們，都已各自東西，自成一家，不能再為他們的今後設置一個反革命死囚犯而帶來的歷史污漬！所以他就無牽無掛走上刑場。

在這最後的十天中，陳力唯一的心願便是完成他的著述。尤其是想盡一切辦法，將他所有的著作保存完好留給後來的人們！他對自己的信仰和事業沒任何的懷疑！他堅信歷史必會彰明他的精神！他完全認定他的著述一定會成為中共統治下獄中最珍貴的民主主義鬥爭見證，一份寶貴的文化和精神遺產。在嚴格封鎖中，我沒有能力為他保留這些文字，也不知道他的遺願究竟實現沒有，他在獄中寶貴的遺作是否保存下來？

但後來在他的平反材料中並沒有提及他的遺着，不知道是被焚毀了，還是留在他的個人檔案中了。同我在獄中的著述一樣，我至今也不知道它們的下落。我期望着這些獄中的文字保留着，以有助於今後的發掘。

“獻身願作萬矢的，着論求為百世師。”陳力生前寫下了五十萬言，我已無法找到！但我發誓，只要我留一息尚存，只要我活着走出監獄，我會按照你的本意將他平身未完成的遺願告知中國的未來一代！

曾玉基之死

李昇平

地下工作時期，衡陽縣長塘鋪廟山曾玉基家是據點之一，我是常來常往。這位英語根底深厚的清華大學學生，常於清晨複習而朗朗誦讀，其家人每於早飯時戲謔地喚他：“你那‘打不死’、‘餓不死’(英語諧音)莫念嗒，先來吃飯，不吃飯，還是要餓死的！”這時大家總得哄堂大笑一陣。哪知後來，曾玉基可真的活活餓死了！而且又恰恰是因“打不死”、“餓不死”連累所致。曾玉基在衡陽縣商業局劃右後，1958年被“因右派言論向党進攻，並按反革命定性判刑，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照錄衡陽縣人民法院1981年1月改判無罪的改判書上的原話)。這是衡陽地區因“右派”案而按反革命定罪判刑的少有的例子。玉基是一米八左右的高個子，一頭天生捲髮，雙目炯炯有神，聲音洪亮如鍾，閒時口裡哼着民歌調子，扭着秧歌步子，天真活潑得像個孩子。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臉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愁容。解放後，他在縣裡，我在市里，就再也沒有會面過。後得知他初次審幹就蒙上千古奇冤，歷經劫難。真無法想象這個樂觀派憂愁起來是個什麼樣兒。玉基和我哥李太平抗日時期同在湖南高等工業學校附設中等技術科
(中專)求學。1944年初，中國航空委員會航空儀器修造廠(設在成都)來校招考技術員，二人雙雙被錄取。到了“大後方”，當時被宣傳為“抗日領袖”的蔣介石發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救亡”號召，這兩位熱血青年(都是18歲左右)毅然棄職從戎，被編入新一軍,到昆明接受美軍的訓練.李太平當列兵，曾玉基因英語好被安排到美軍招待所當翻譯。這次愛國行動給他們種下了終生厄運的種子。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把他們這些已經覺察受騙的青年當炮灰運到東北投入內戰。到東北，二人憤然離軍考入清華大學，李在機械工程系，曾去電機工程系，積極投入進步學運,又一同參加黨的地下組織，隨後被派往武漢。1948年夏，他們被武漢地下市委派回湖南開展開作。解放後，曾玉基留本地任副區長，水平、能力、幹勁、政績得到公認，但他那直率坦誠、有話就說，有意見就提的沒遮攔性格，卻為上司中個別幹部所嫉。1951年初次審幹時，他把早在入團、入黨時已全部交代過的歷史重作交代。此時，他那在美軍招待所當翻譯的事被作為重大歷史問題，隨即將他免職調縣商業局當一般幹部使用。在審查中，那個接待援華抗日美軍的“美軍招待所”被與臭名昭著的專門關押殘害革命同志的重慶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相提並論。鬥爭他的時候這樣質問他：“你那麼會講美國話，天天給美國帝國主義當走狗，不是美國特務是什麼？”他當副區長時的一個上司這樣質問他；“你說過，‘你們搞政治的有搞政治的天下，我們搞技術的有搞技術的天下’(解放初期，曾玉基很想回清華大學繼續讀完電機專業，好搞他的“技術天下”，被以“不安心革命工作”而受到批評。）你這是在公開叫喊‘變天！’”反右中又被戴上“極右分子”帽子，“數罪併罰”，判刑勞改。1960年過“苦日子”中，這個素來飯量大的大個子勞改犯，一累一餓，先是水腫，繼而乾瘦，奄奄一息，在家屬的要求下“保外就醫”。回到家中，他的母親和妻子都早已被作為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家屬對待，個個餓得骨瘦如柴，躺在床上的曾玉基也只有餓以待斃。斷氣前，這個鐵漢子忽然迴光返照，以微弱的聲音喊道：“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後來，曾的妻子屈維菊向我哭訴丈夫當時慘象時，聲淚俱下：“真造孽呀！玉基硬是活活餓死的呀！我們走哪裡去找東西得他呷羅！李叔叔，若是那時有現在咯樣的白米飯，給他呷兩碗就不得死了啊！”這個屈維菊，地下時期我們來往的時候，是一個純靜文雅，品貌端莊，多情善良的女學生模樣的農村姑娘，與玉基完全是自由戀愛的結合。玉基死後，當地幾個早已在唾涎這個落難美人的色棍便再也無所顧忌。一天晚上，一個“積極分子”破門而入，要暴力強姦她，她百般抵抗，大喊救命，那人哈哈大笑：“你這個反革命家屬，誰會來救你？告訴你：不肯也得肯！”之後就常來發泄獸慾。這天，一位比她大十多歲的老光杆貧農對她說：“你還是跟我算了，也免得這樣受欺侮。”這個哭得像淚人樣的弱女子還有什麼別的路走呢？曾玉基平反後，我打聽到了屈維菊已到西渡與在衡陽縣人民醫院工作的女兒同住，特地去看望她。一見面我大吃一驚，真不敢相認，面前是一個臉黑皮皺，粗手粗腳，呆聲痴氣的老農婦，從她身上怎麼也聯想不到那位活潑漂亮的可愛姑娘。從那以後，十多年來的多次會面談話中，我從未見她臉上露出過笑容。不管我如何笑談一些開心的事兒，她總是要把話題岔開，說些現在還在發愁的事。人被變成了鬼，如今欣逢盛世，怎麼就變不回來了呢？難道極左給她造成的嚴重的心靈創傷也要與她受傷害的軀體一起進棺材嗎？

悲情歷史之一：道縣大屠殺

沈不沉

1958年開始，一些右派陸續被摘掉帽子，稱為“摘帽右派”。但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迫害。所謂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成了最底層的專政對象。從此時開始的20年中，在包括右派在內的五類分子中，不知發生了多少歷史的悲劇，但卻沒有人也不允許有人來記述這悲劇的歷史。

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人敢於把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件公之於世，有些事例較之德國的納粹與日本法西斯誠恐有過而無不及。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所施行的南京大屠殺一事揪住不放，表明了同胞對日寇的殘忍行為表示出無比的憤慨。然而時至今日，有誰曾對本篇所述的道縣大屠殺的那些劊子手們追究過刑事、那怕是道義上的責任？

湖南道縣大屠殺事件發生在1967年8月13日
到10月17日

，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詳情參閱章成《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載於：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big5/daoxiandiaoca.htm

本文作者金定強

下面是一位作者用近體詩形式反映的一起滅絕人性的事件。我們的詩人，終於從長期的奴化教育所規定的導向下，只會歌唱“偉光正”桎梏中掙脫出來，開始觸摸人類起碼的道德與良知，也許，這是一種最原始、最本能的覺醒。

引子①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沒有能力像耶穌那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向上帝贖罪；沒有資格像歷代忠介之士那樣提着頭顱為民請命；亦沒有膽量像小說里的俠客，拿着寶劍為罹難者伸冤。我只能憑着自己的良心，緊握住這小小之筆，如實地記錄了人民的血淚，如實地記錄了暴虐者的罪行。

雙牌行(有序)

己未春月，與國成兄薄游湖南，途經道縣(古稱道州)。聞此縣文革中藉故將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屬老小盡數慘殺在雙牌水庫內。當時屍滿水庫，陡閘堵塞不能放水發電。余聽後感慨萬千，賦此以記之雲。

乍別桃源路，又向道州去。道州好風光，雙排有水庫。

今日正清明，雲開雨已停。山花爛漫笑，水庫澈底清。

踏青趁佳節，好鳥亦爭鳴。忽聞幽咽聲，天地為愴神。

循聲至僻處，哭跪一婦人。年未過四十，肌瘦骨嶙峋。

草地陳祭物，香煙繞淚痕。借問為誰祭，良久乃起身：

客從何處來，問我心欲煎。可恨十年前，神州亂無邊。

荒涼一道縣，處處起狼煙。誰家司令部，興兵搶武庫。

嗟乎草頭王，‘苛政猛於虎’。搶者可不問，罪行歸地主。

地主想復辟，其心總不死，狠鎮大叛亂，刀殺勝槍斃。

蹈漆嘸後患，斬草除根蒂。我是貧農女，我夫地主兒。

蒲梅戲竹馬，少小兩無欺。好書同窗讀，好夢共痴迷。

貧農與地主，子女不聯姻。可奈階級異，泣淚辭雙親。

夫妻恩愛深，雙棲一枝暖。一朝狂風起，巢覆無完卵。

全家人十一，太公七十七。圍坐正晚飯，忽驚凶耗急。

犬吠雞鴨飛，洶洶緊相逼。鐵絲人串人，臨發又呵叱。

你是貧農女，刀下可留你？兒哭全家哭，哭聲驚天地。

更慘我妹妹，婚姻亦淒楚，結婚才八月，押回娘家去。

雲暗日落西，恐怖起半路，扯盡全身衣，刀戳懷孕肚。

大姑早出嫁，嫁與中農戶，豺狼何狠心，當頭劈一斧。

地富反右壞，家家盡抄捕，山谷狂飆吼，蒼空淒雲密。

草木慘五色，水庫自凝碧，昨日發電站，今作屠宰地。

哀哉罹難人，淚盡眼不閉。抬頭問蒼蒼，蒼天不能濟。

俯首喚冥冥，幽谷回聲厲。爹娘哭兒女，兒女喊爹娘。

新婚與舊好，相對而斷腸。一聲下屠刀，血染水庫赤。

肉醬岩壁飛，至今留痕跡。風雨連三朝，蒼天為之悸。

水庫屍體浮，屍塞閘門閉，據云從此後，“敵人”盡清洗。

默默水生波，還似魂歸里：年年清明節，獨我偷偷祭。

訴者與聽者，一一淚紛紛。我是天涯客，聽罷更驚心。

自將蘸淚筆，血寫雙牌文。千秋百代後，可資採風人。

[葉元章點評] 字字血淚，令人不忍卒讀。十年“文革”，人間慘劇，亙古未有。而主其事者，每以堂皇之名義為之，濫殺無辜，幾至血流成河，白骨如雪。而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作品不多，見於詩詞者尤少。時移歲易，對這段中華痛史幾已逐漸淡忘矣！“好了傷疤忘了痛”豈不可悲？此詩所述當時受害者悲慘遭遇，若比照日軍侵略暴行，恐亦不過如此。本詩作者直面人生，如實抒寫，尊重生活，無所迴避，可謂詩膽如鐵，忠於現實主義傳統，倘至今尚在的當年紅衛兵、造反派能有機會一讀本詩，不知亦會感到無地自容否？

[王季思點評] 血淚之作，讀之酸鼻。

[蘇淵雷點評] “文革”是左禍的高峰，道縣殺人是“文革”的典型，在“左毒”尚未徹底清除的今天，作者膽敢秉筆直書，控訴時代，真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也！

[徐通翰點評] 字字是血，字字是淚，這樣的好詩《浙江詩詞》不予刊登，怪不得詩人走穴耶！

[王敬身點評] 子美心腸，樂天筆墨。

[蔡厚示點評] 此曠古慘劇，竟演出於明朗之天下，詩人賦此，亦存史之意也。

[俞學才點評] 唐元結《賊退示官吏》詩中記述了道州殺人事件，一千年後人類文明時代的今天，道州又出現了更甚於當年的殺人事件，道州人民何其苦也。

[熊鑒點評] 革文化命，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一場反文明的浩劫。剛一結束，便有些別有用心者反對傷痕文學，蓋欲掩蓋十年之史實也。因而不少人諱言“文革”，深恐五年十年之後歷史重演。故在拙作《文革十年祭》一文中抱有“道縣之慘情孰道，武鳴之冤案誰鳴”之憂。及讀《雙牌行》，悲喜交織：悲者，《石壕吏》之殘忍不足道也；喜者，竟有人敢冒一小撮之大不韙，以董狐之筆，醮蒼生之血記下了人類這段醜惡的歷史以警來人。雖只是華夏十年浩劫中一個鏡頭，卻可窺其一斑，真史詩也。前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余謂讀《雙牌行》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仁，不知當否？

自題《雙牌行》後(二首)

寫罷雙牌涕泗淋，空庭冷月繞秋聲。冤魂十萬無歸所，長向人間訴不平。

淒風苦雨怨魂啼，倘有良心誰不悲？恕我無能又無力，忍將憤怒化於詩。

題《金定強詩集》二首周明道（杭州）

不堪回首豈能忘？反右整風大煉鋼，多少冤魂歸地府，有誰泣血寫文章？

翻開歷史憶當時，血肉模糊忍見之，前事不忘師後事，人民自古愛真詩。

讀金定強先生《雙牌行》

唐海波（湖南）

文苑風流競入時，斯民水火幾人知？案頭千卷精裝集，不及金君一首詩。

讀《雙牌行》贈金定強先生

鄭國華（樂清）

泣血成詩世上無，感君嫉惡不糊塗。《雙牌》一曲撕心肺，憎愛分明大丈夫。

【金縷曲】讀《雙牌行》有感高卓（杭州）

曠古彌天劫，記雙牌，湖潮白骨，浪翻紅血。嫠婦追夫翁吊子，號哭聲震山缺，訴多少、親人慘殺？同類相殘何至此。問皇天后土無言說。嘆冤魄，幾時雪？夢魂猶系當時月，照淒涼，災臨萬戶，命如懸發。予奪權全歸萬歲，最是四人幫孽。甚逆轉、文明毀絕！史有董狐書直筆，更金君敢把龍鱗揭。歌未竟，已嗚咽。

【金縷曲】讀金定強《雙牌行》沈不沉

渺渺神州路，重回頭，幾番生死，幾多愁緒。四十年前“文革”夢，歷遍人間煉獄，猶道是，鶯歌燕舞。萬劫千磨為底事？問蒼天厚土都無語，余灰在，夢醒否？生涯幾度風和雨，慨蒸黎，生不如死。死不如畜。都道紂王工殺戮，勝卻紂王無數，最堪嘆，董狐不錄。見慣司空多少事，信雙牌不是中華獨。詞寫罷，歌當哭。

死裡逃生——我的右派遭遇

柳州劉晉芳

1958年，我和神州大地幾十萬善良正直的同胞一樣，從人民勤務突然間被炮製成人民敵人的“右派“，不由分說地承受無端的誣陷和羞辱。經兩年多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好不容易獲得了地直單位第一批右派摘帽的賞賜。61年回到柳州地區商業局做辦事員，真心改造的成果得到承認，自當更加努力工作了。平靜日子不長，轉眼間文化大革命風暴驟然掀起，竟又成為“貧下中農法庭”判定凌遲處死的“飲犯”推出“法場”，眼看就要尾隨眾多“黑幫冤魂”九泉相會去了，也許是“命大”，居然生還。幾十年後，那種身隱煉獄，備受非人凌辱摧殘的悲慘情景，仍歷歷在目，拂之不駢，惡夢常現，噬心之痛，久難平復。何以遭此厄運？是不是我不諳處世之道，不願安分守己做個好樣之人？個中緣由與情節，局外人很難理解。為了讓後人、史家有個確切的了解，便於“蓋棺論定”，步入耄耋之年的我，有責任將身歷實情原原本本地從頭道來。

風雲突變遭劫難赤誠斯文淪賤民

57年夏，黨中央號召在全党進行一次整風運動。毛澤東召開專門座談會，表明真誠歡迎各黨派、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接着報上發表黨外人士提出的許多有關大政方針的批評意見。看到好些自己從未意識到的言論時，我大為震驚。在單位整風座談會上，我苦心思索，想說，但始終拿不出什麼新的意見，只好把平時大家議論較多的，宜山地區幹校“有的領導缺乏領導人應有的風度”、“領導對幹部使用不當，重才輕德”等意見重複提了出來。

詎料，整風不到兩天，形勢急轉，反右派鬥爭就鋪天蓋地襲來。大批判中，在揭批幾個“主要對象”的同時，還批判我“攻擊黨的領導”、“攻擊黨的幹部政策”，加入“王奇反黨集團”。原已通知我到省委黨校培訓學習隨即中止，停止工作，勞動反省，檢查交代問題。58年春節過後，妻子黎德英抱着襁褓中的兒子，隨幹校10來位幹部“光榮下放”到石龍縣（原武宣、象州兩縣合併為石龍縣）去了。往後，對我不再有什麼揭發批判。每當“核心小組”研究重點對象材料、開展批鬥也都叫我參加。心想，原先來去批我的那一兩條“罪狀”顯然夠不上右派，心情從此逐漸平靜下來。入夏以後，那位掌握反右領導權的副校長莫止凡更加忙乎起來，三天兩頭往地委跑。5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未曾坐定他就問道：“你對歷次運動、對合作化有什麼看法？”我說：“歷次運動我都在石龍縣，從來都沒有別的什麼看法。合作化是黨的中心任務，我都是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去理解、積極宣傳和工作的，心情順暢，沒有什麼思想疙瘩或別的看法。”這時，他將手中拿着的《工作筆記》本翻開，指着那些劃滿紅槓槓的地方問：“這些話是你講的吧？”不看則已，一看我頸筋暴起，火冒三丈地講：“這些事例明白無誤的是在57年春，幹校派教員下縣學習，我和吳佐君奉派到石龍縣，參加‘貫徹’《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三級幹部會期間，各區討論發言中，很多都講到社隊幹部與退社戶發生矛盾的例子，我們都如實地記錄了下來，好些還是縣委書記趙明清在大會報告中講過的例子，經我倆對照整理，作為下縣學習的《教學匯報》任務匯報的，怎麼能說是我講的？匯報會上，我只是照搬照念，沒有添加任何個人看法或評議，會後也從不在任何場合議論傳播，現在居然把它搬來作為‘罪證’，裁在我頭上，還講道理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知道你早就處心積慮地要把我整掉，你愛怎麼定就怎麼‘定’吧！”我憤慨難抑地快步走了出來。心想，大不了把我開除，到哪裡都可以自食其力，有何了不起的，我就不信，普天下竟有如此蠻不講理的。不幾天，在宜山地直單位“右派分子定案處理大會”上宣布的右派分子名單中果然跑不了我，開除黨籍，行政從
20級降至25級，監督勞動。地區公安處長劉賀慶在講話中還着重提到：“韋志榮搞肅反攻擊肅反，劉晉芳理論教員攻擊合作化！”就這樣，一個只有30來名幹部的地區幹校竟被劃上6個右派分子，比例之大，居於地直單位之首（韋志榮，原是地區公安處科長，肅反領導辦公室幹部，整風會上講肅反有些擴大化了，並舉了一個被逼迫而自殺的案例，被定為右派，送紅河農場勞動改造。60年因病獲准外出就醫，至今不落不明，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地直機關右派名單中的王祖鑒、李文達、過偉、楊樹森、甘化民和王育明等都是南下或游擊區的老同志。他們純良耿直，學識廣博，作風嚴謹，在地區內均有較好的口碑，向為我所尊崇。我能忝列他們的同窗派友自當引為慰籍。幾天后我隨地直大部分右派被送往紅河農場監督勞動。從來賓放船紅河舟中，甘化民感慨萬千地長嘆：“無面見江東呀！”我隨聲辯解道，我們錯在哪裡，罪從何來？你這個縣長給來賓百姓造過哪樣罪？讓後人去評說吧！

在紅河農場木馬垌生產隊，大批“下放軍官”和部分柳州市下放來的職工、教師已早先到達，加上我們地直機關、報社來的七名右派連同新老工人一起，按連隊編制分班、組，同吃、同住、同勞動。外表看都是勞動的一員，沒有什麼明顯界限。成批的“下放軍官”多是知識分子的連排幹部，同是“不予重用”之人，彼此毫無芥蒂，相處自然。我生長在農村，農田勞作對付自如，大躍進浪潮中，更是自覺地加油干，勞動表現突出。不久，把我調到基建班，干的都是打泥磚、拉大鋸、搭房架屋等重活。班長是個連隊下來的東北漢子，對“脫坯”蓋屋等基建活幹得非常麻利，我也不甘落後地追趕、配合。隨着食量增大，營養熱能減少，兩個多月下來，漸有勞累不支之感。這時，經濟條件已急劇下降，只有34.50元的工資，妻子、幼兒連保姆一家三口嗷嗷待助；大饑荒又接踵逼來，“米珠薪桂”，填飽肚皮已成問題。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地委又作出了“在農場勞動的右派，每人每月只發給15元伙食費”的規定，值此生死攸關時刻，竟又來個雪上加霜。春荒一來，每人每餐只發給兩節2寸長的木薯干條連同少量的麩餅打發過日子。接下來體質逐漸下降、軟困無力，早上起床眼臉腫脹，雙腳臃腫，手指按下個個深窩，久久不能平復，我先於他人出現了浮腫。儘管如此，仍是毫不鬆懈地加緊勞動改造，這樣下來，身體更是日益消瘦，浮腫在加大，生命面臨着更大的威脅。好不容易熬到61年春，有幸名列地直單位第一批右派摘帽的三人之中，不久，安排回到柳州地區商業局做辦事員，生命才有轉機。由於妻子黎德英已早先下放武宣鄉村小學，為結束兩地分居的困窘，62年，我要求調回武宣。

武宣，曾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人熟地熟；特別是它那人文薈萃和革命傳統，更為我所敬仰和讚美。就讀柳高期間，又是武宣籍的沈國華恩師和眾多的同學給我更多的教益和進步影響。就地重返，一往情深。遇上不少老同志、老同學、老朋友以至四鄉熟人，都以“下放”老同志熱情相待，一樣感到親切和安詳。我的職務是醫藥公司業務員，分管採購、培植貨源，還參加縣財貿工作組，長期承攬採購下鄉的苦差。由於心情舒展，工作駕輕就熟，完成任務好，成績突出，在縣商業幹部職工大會上多次受到局領導的表彰，博得同志們更多的青睞，多季度評為甲等獎，有些年還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曾經滄海難為水”。自知“摘帽右派”永無重用之望，對名利向無奢求的我，眼下如此工作、生活環境已自得其所，別無他求了。由於食口頻添，生計維艱，唯賴勤儉持家，遠離多種嗜好，力避各方應酬，以求溫飽能繼，伴隨善良妻子，相濡以沫，廝守溫馨家庭小天地，與世無爭，但求從此遠離禍殃。

文革再祭腥風起生權無保死逃生

三年饑荒剛過，復甦黎民正盼休養生息，過個安穩日子。64年又鬧騰“四清”與“四不清”的較量，“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一法寶又重祭起來，階級鬥爭這根弦就愈繃愈緊了。及至66年，突然發起對《海瑞罷官》、“三家村”的批判。接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出，在“造反有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號令下，一時間，學生、幹部、工人湧上街頭“鬧革命”，大字報、大辯論中很快便形成兩派對立的局面。一連串煽動人心的口號和召喚，同當年整風中“向黨交心”、“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誘惑何其相似，眼看一場新的、更大的“陽謀”又再次打了出來。“身着蓑衣莫近火”。“右派”烙印打在身上的我，又為如何避過這場更大的劫難而犯愁了。

原武宣縣城是個狹小的老街，十字街頭的西街口恰好是醫藥公司的老門市部。由於地處中心，過往的人較多，各單位的“4.22派”也常有人進出、閒聊。儘管我多方迴避，但對一些比較熟悉的人也有偶爾接觸或友善的表示；卻沒想到因此竟又引起單位一些“聯指派 ”的嫉妒。那時公司沒宿舍，我在舊城北街外樓腳下民房租住着。正巧，紅衛兵造反派的“據點”又安在北門城樓上，這一帶往來的人也多了起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距離十字街200多米的北街和西街，無形中便成為“聯指派”虎視眈眈下的“匪區”了。67年12月下旬，傳言民兵準備進城攻打“北樓”，兩街居民忙作撤離準備。正好下月我有進貨任務，經報告領導同意趕往柳州醫藥站進貨。不到兩天武鬥風起交通中斷，兩車藥品還有一車回不去了，只得在谷埠街武宣商業局駐柳小組住下來。傳聞武宣“聯指派”民兵武裝集中火力對着“北樓”開展密集的槍射炮轟，持續兩天兩夜圍攻不下，民兵才逐步退去。十多天后交通逐漸恢復，嚇破了膽的妻子趕緊攜帶家小趕赴柳州，我隨即送她們乘船下象州親戚處住了下來。

春節過後兩派“聯合”，單位恢復正常上班，一家大小回到武宣。我為自己臨時“福至心靈”避開了一場“大驚有險”的武鬥而稱慶。可是，對我一向抱敵意，又當上公司革委副主任的郭艾元趁此機會向我發難，追問我在柳州都接觸哪些人，幹了什麼壞事？我如實回答：一直呆住在駐柳小組，哪也不去，只見到來賓供銷社幹部我侄兒劉昭銘及象州的文源廣，文叫我指引他去找住在谷埠街的戴春濤專員。話未講完他就高聲吼叫起來：“你這黑幹將竟當上來賓、象州兩縣的聯絡員來了！”面對他這樣武斷專橫肆意誣陷，我義憤填膺地說：“為了想撈到點稻草，你遲早總是要把我置於死地的。”他惱羞成怒，暴跳如雷，操娘拾媽隨手抓起一支鋒利長矛向我猛戳過來，我快速閃開，才倖免死傷。從此埋下了更大的禍根。

68年春夏之交，全國上下又一再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開展總進攻”。在“刮他個十二級颱風”的大肆鼓動下，武鬥又旋即升級。武宣“聯指派”經過長期鼓動策劃，5月初，300多武裝民兵陸續調集縣城，一場大規模的武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西、北兩街群眾紛紛外撤，住在老街的單位職工也多被動員搬出。我的一家無處可去，只得向革委副主任要求，讓我搬出新街公司宿舍暫住，卻遭到斷然拒絕。我迴轉西街公司老宿舍，對住那裡的幾位同事講了種種嚴峻勢態，勸他們儘快離開。他們說：“還不是同上次那樣，打兩天就撤退了的”、“我們宿舍在西門外不靠北樓，又不參加武鬥，沒關事的。”可憐這些早已被列為“收拾”目標的人們，已被圈入“請君入我瓮”的陷阱卻全然不知。當我匆匆趕回北街時，只見兩街行人稀少，陰森恐怖，看來民兵包圍圈越來越小了，北樓腳下這個家已危在旦夕，非撤離不可。時間緊迫，我們只能就近遷到北樓

200多米外單家農戶的妹夫家。可是，當晚便有人到處張望，問這問那。我想，妹夫是個單姓貧農又不是“積極分子”，恐難庇護，還是遠撤為上。第二天大早趕忙收拾行擔，在妹夫陪送下向東橫過環城馬路“封鎖線”，這時馬路兩頭行人絕跡，民兵盤問來處去向，翻看行擔後揮手放行。一家六口扛着衣物挑小拉大，踉踉蹌蹌不敢稍歇，一氣趕到20里外的台村老舅娘家。當晚擦黑時分，槍聲陣陣，炮聲隆隆，遙望西天紅光閃閃，看來武宣舊城一帶的西北街，定將罹滅頂之災了。

第二天槍聲停息，“戒嚴”仍在繼續，情況不明，甚感納悶。為急於知道個究竟，我決定繞道大琳出二塘探聽情況再回縣城。第三天一大早徒步到大琳供銷社，因電話不通情況不明，飯後繼續走向二壙。路經力江村遇一熟悉農民，寒暄幾句招呼進家吃粥。正好讓土改時我的一個住戶看得真切，他轉頭就朝大隊部跑去。當我告辭走出村口時，一個大隊幹部尾隨背槍的民兵（原都認識）跑過來盤問。我報明身份，講清來處去向。大隊幹部說：“不行，上頭有命令搜捕‘4.22’反革命，你講的話不能信，要送公社審查！”民兵立即拿出牛繩將我五花大綁，押送二壙。公社向縣裡報告後把我解送回醫藥公司。我的突然出現，公司的人個個驚叫起來：“你從哪裡出來的？都以為你們四個人都一起‘報銷’光了！”（四個人當然指的是住在老街裡頭的潘肇珍、潘興國、覃福鈞和我了）我驚呆得冷汗直冒語塞無言。原來，5月4日晚

經過幾小時的槍戰炮轟後，第二天拂曉很快就攻下“北樓據點”，當場抓到兩三個紅衛兵立即槍殺掉。接着順着北街、西街挨戶搜尋，所有從住家、倉庫、宿舍以及西門河邊的石人、石狗頭石縫中搜出的學生、幹部、職工和居民，儘管手無寸鐵，一律不問緣由，拉出一個捅死一個，無一倖免，滿街淌血，死屍亂陳。兩三天后親屬才悄悄去收屍，卻是無人敢“戴孝”，悽然無哭聲，真可謂“殺人如草不聞聲”。80多個善良無辜的人剎時間成了刀下冤魂，慘絕人寰。我幸能當機立斷跳出重圍逃過血光之災，大難不死萬分慶幸。

善良的人們在想，一氣殺了這麼多人，已大顯“殺雞儆猴”的作用，“英雄”們當可“解恨”，想必從此“放下屠刀”心慈手軟的了。誰知，在刮十二級颱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勝利沖昏了頭腦的“英雄”邀功心切，怎麼肯善罷罷休。接着一場殺人食肉駭人聽聞的慘劇，又再次變本加厲地推演開來。

在武宣縣城，每當圩期，突然將幾個“四類”推到圩口、新華書店大門旁，捆綁在樹樁進行“批鬥”。未曾開口便亂棍齊下，被斗者隨即皮綻腦裂，撕心哭爹號娘。手持尖刀的“惡狼”搶撲上前，剖肚開膛。倏忽間上自心、肺、肝、胰及至胴體搶割精光。剩下殘骸骨架，勒令幾個“黑幫”教師拖去掩埋。每當我被批鬥過後回家路上，目睹如此情景，頓時雙眼發黑胸悶腳軟，早已列入“橫掃”對象的我又能否逃過這場滅頂之災？如此氛圍，正好給公司那個“迫害狂”再次提供一個泄私憤的絕好機會，對兩次跳出陷阱的我，定然不肯放過的了。果然，一天下午，在公司對我草草批鬥過後，馬上勒令我寫“請罪書”，自報“地主仔”、“老右派”身份和罪惡，掛牌遊街，向毛主席請罪。這顯然是在蓄意玩弄“借刀殺人”的把戲，與其聽人齊刑蹂躪凌遲碎剮而慘死，不如橫心自找瞬息身亡，讓妻子看到個完屍。正當我苦心思索尋找自盡手段和機會時，郭艾元不耐煩地眨眨眼，身旁待命的兩個職工不由分說地將我推了出去。上了大街令我敲鑼舉着“請罪牌”，剛走到圩亭，一時間四下里跑來了十多人圍觀、叫罵。先是一個高大個子的街道主任梁達英，怒眼園睜地對我上下審視，突然看到我的“請罪書”中毛主席三個字分寫成兩行時，他便如辱考妣，咬牙頓足破口大罵：“好大膽的右派，竟敢如此惡毒把毛主席分成兩段！”隨即跳起來向我拳腳交加。外圍人群也揮拳揚腿蠢蠢欲動。押解人見狀趕忙隔開，拉起我向老街繼續遊走開去，游完半圈舊城回到公司，我已舉步艱難，順着廚房牆邊癱坐下來。幾個老職工趕忙就近采來一碗鮮童尿叫我趕快喝下，還要來“田七粉”、“跌打丸”給我沖服。我就地躺了個多鐘頭，尿了大泡血尿疼痛稍稍得緩解。我再次越過了“鬼門關”，死裡逃生，武宣少了一個屈死冤魂。

1968年，“7·3”

布告下來，制止了武鬥，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把縣直單位的“走資派”、“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共53人集中到“牛棚”（園藝場關牛的地方）勞動，開始過上名副其實的“牛棚生活”。及至1970年，一個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又在全國掀起。心想，這樣的運動與我們這些“死老虎”該是無關的了吧？一天，一個聲勢浩大的“萬人公審大會”在縣城廣場召開，我們隨幹校列隊參加。走到會場入口處，看到會場外，民兵荷槍實彈，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突然，公司一個姓包的女會計走到隊伍跟前，高聲尖叫“劉晉芳站出來！”接着供銷社一個姓羅的幹部也被叫了出來，同被帶到“鬥爭台”下站立着。往台上看。原來是對“反革命分子”武鎮西的公審大會，我心裡突然緊張起來，莫非又把我們扯上現行反革命罪去了？當台上高音喇叭發出陣陣揭發武鎮西“反革命”罪惡的同時，台下公司兩個男女無賴指着我說：“劉晉芳你是怎樣挖社會主義牆腳的？”面對如此不着邊際的胡謅，我不作答理。一陣叫囂嘶喊過後，野蠻鬧劇隨着武鎮西被推出槍斃而落幕。顯然，那位副主任對幾次欲將我置於死地未成而於心不甘，“殺戒”再開，又將我推進去“陪殺”，以開心泄憤。任人蹂躪的右派命運真是永無絕期的啊！

1976年10月，神州晴空，巨雷炸響，惡貫滿盈的“四人幫”覆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給大批冤假錯案先後平反。心想，“慶父既除，魯難該己”，冤情昭著，苦難深長的右派，總該“共換人間”了。幾經苦盼，1979年10月接到柳州地委宣傳部通知，回部並接讀“改正決定”：“劉晉芳同志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確屬錯劃。決定對劉晉芳同志被錯劃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恢復原行政20級工資待遇。”歷經21年屈辱與危難，重聆“同志”的熱切稱呼，我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淚下。劫後餘生，總算討回部分的歷史公正。同年冬調上柳州地委黨校輪訓學習，在黨校領導的關愛信任下，80年我又重返地委黨校工作。

想當年，我和全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滿腔熱忱，迎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嘹亮歌聲，走到革命隊伍里來；但是曾幾何時，風雲突變，接着天昏地暗雨劍風刀，萬木枯毀百花凋零，遍地廝殺，人人自危。究其原因蓋出於迷信人治，極權盛行。因此，要使國家長治久安根本在於厲行民主，加強法治，正如小平同志講“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萬民企盼的平安和諧社會才可望實現。

作者簡介：劉晉芳，曾先後在柳州、武宣、宜山地區，黨政部門工作。改正後恢復黨籍，在柳州商業局退休。

吳濱江學妹的冰炭人生

倪艮山

山西太原的吳濱江女士，是燕大附小、附中培養出來，並在師大函授進修過的小字輩校友，曾受業於張茵陳
老師（盧念高

夫人）。她和幾位同學讀了我的回憶錄《沉思集》，很受感動。以前她來京探親時，曾擬與我晤面而未果。今秋來京，即以電話通知，執意要驅車前來燕郊看我；並用特快專遞郵來她出版的近作《我家的悲歡離合》。我思忖相距百里，路又陌生，她來多有不便。我不時去北京，還是到她住處會面為宜。幾經磋商，取得折衷妥協，重陽節那天，她派車到西直門接我去海淀青林苑吳家。

她小我10歲，身體壯實，精神飽滿，嗓音洪亮。她愛好音樂，長於歌唱，在校時曾任北京星海合唱團總幹事，和校合唱團團長。現在僅腰腿略有點毛病，活動受些影響。她暫住女兒家，兩層居室，有300㎡（據稱現值600萬元），寬敞明亮。我們一見如故，敞開心扉，暢敘衷情，從燕園往事，談到各自經歷，生活現狀，未來期望，……

她曾說，她和幾位同學都愛讀我的文章，每期《燕大校友通訊》拿到手，都先查看有無我寫的文章，一睹為快。這使我很受感動和激勵。我一直以文為媒，廣求知音，這下又遇到了知音。

吳與周圍的同學不一樣，她在過去的60年裡，經受了大起大落，歷盡艱辛凌辱，然後才否極泰來，重見青天。

她的父親吳延環先生曾在燕京大學讀過一年文學，後畢業於中央政治大學，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曾任國民黨河北省黨部書記長兼省府委員。抗日戰爭時期，奉命潛入敵後，從事游擊與地下活動，出生入死，作出卓越貢獻。

1949年初，在北平圍城期間，冒生命危險飛回北平探看臥病老父，見最後一面，匆匆撤離，隻身去了台灣。後任立法院委員，功業卓著，蜚聲政壇，口碑載道。1990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深受國府倚重。

吳延環

先生飛往南京後，吳濱江的祖父迅即逝世，留下祖母、母親和兩個妹妹。一家五個女人，老的老，小的小，沒有生活來源，經濟上窮困艱苦。政治上又倍受歧視煎熬，處境極其困厄狼狽。為了生存，只得變賣家具。其祖母遠走天津當褓母。母親代人縫製衣服掙錢。

吳濱江讀罷中學，17歲便開始工作，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後來調往山西大同礦務局中學當教師。每月僅有40.5元微薄工資，不得不在業餘搞付業織毛衣。

吳濱江一家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苟活，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家屬”、“台屬”的特殊身份，階級鬥爭從不放過這幾個孤弱無助的女人。“家庭出身”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被迫與初戀對像C君忍痛割愛分手。腥風血雨、刀光劍影的十年“文革”，她蹲過牛棚，挨批鬥，家被抄，攆搬家，……種種駭人苦難，緊緊追逼。對此她不願回憶，以免觸及傷痛。她說，從1948年到1978年是“人生坎坷的三十年，等於一個空白。一切親戚、朋友、老師、同學都無任何聯繫，如像我的生命終止了三十年。”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改革開放以後，海峽兩岸關係逐漸解凍，氣溫轉暖。作為“國民黨反動派家屬”、“台屬”的吳濱江，開始在政治上逐步鬆綁、解放，出現了新的機遇。由於教學工作一貫突出，被評為局、市、省的“先進工作者”。“婦女積極分子”、“三八紅旗手”以及“模範教師”等等桂冠接踵而至。中共與一些民主黨派，分別動員她參加其組織，均被她婉言謝絕。1983年被推薦為山西省政協委員、常委（前後共任職25年）。繼而任大同市政協副主席。吳從此告別教壇，躋身政界。在對外宣傳，開展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為兩岸離散親人牽線搭橋，以及參政、議政，做了大量工作。1988年～2003年期間，被選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並曾任全國婦聯執委會委員。1992年11月曾在會場與胡錦濤主席、黃啟璪（全國婦聯副主席）合影。1995年作為山西代表出席了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並獲嘉獎。吳已是政界、婦女界知名人士。

吳在困境中與教師Y君結婚，育有二子一女。

2005年Y君病逝。翌年邂逅了北大校友孟先生，雙方同命相憐，有共同語言，遂攜手重建新的溫馨幸福之家。

1981年1月，吳與在台灣的父親開始有了通信聯繫。信中傾訴思親之苦，離情之痛，字字血淚，令人心碎，不忍卒讀。1982年8月1日

，吳家三姐妹“衝破重重阻力”，與台灣老父以及異母弟妹在香港會面。父女抱頭痛哭，厥狀悲極。父女離散已有33年，當年離別時，吳父39歲，吳濱江15歲，這次會面時，吳父72歲，吳濱江48歲。吳母已於1978年辭世，吳家三姐妹均已結婚生兒育女。撫今追昔，滄桑巨變，地老天荒，隔世悲痛，椎心泣血。

此後，1983、1985，吳又兩赴香港與台灣親人團聚。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吳又數去台灣探親，享受父愛與天倫親情，並曾到陳立夫先生家作客。吳的兒女也得以在台灣求學。

吳父於1998年辭世。由於人為阻撓，吳未能去台灣奔喪，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現在吳的三個兒女均事業有成。女兒在北京創辦了“影視公司”，小兒子擔任“網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拼打於時代前沿。

現吳已告別政壇。她和全家的傳奇經歷，是苦難時代譜寫的深沉凝重的悲愴交響樂章。雖然她的親友已從血淚中滾爬過來，並得到遲來的平靜和溫馨，但是歷史留下的刻骨銘心傷痛，是無法拂掉的，大苦大難的記憶，是永遠不會淡忘的，我和吳濱江夫婦暢談到中午，然後與其小兒子及司機去飯店共進午餐。餐後攝影留念，依依惜別。聚會歸來，吳的小兒子派車並陪同一道到大北窯，送我上了開往燕郊的公交車才離去。殷殷情意，感人至深。歸途中思緒滾滾，難以平靜——吳少年別父，經歷了令人驚悚的冰炭人生。前30年因父受辱，被人踩在腳下，成為在社會底層掙扎活命的另冊賤民；後30年因父而榮，遭逢際會，躋身政界，戴上幾多光環。吳本人經受的由人變鬼，又由鬼變人的苦難演化歷程完全是由“政治”這根魔杖一手炮製導演的怪誕劇。小民何辜，為啥要承受如此深重劫難折磨？！

人生不過幾十個春秋。作為小民的質樸心願，無非是在生活上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在精神上有民主、自由和作人的尊嚴。如此而已，豈有他哉！什麼這個“主義”，那個“思想”“理論”，人們對此毫無興趣，更談不上去“選擇”。當權者與其侈談“主義”，不如多來點實惠；更不要為了“主義”，讓小民在苦難掙扎中活命，離散，死亡。人民用血汗奉養的高官大吏，應有起碼的作人良知與道德底線，要為人民多造福，少作孽，不作孽！須知“善惡到頭，報應不爽！”

當權者與政治對手謀國、爭權、奪位，是政界大人物之間的勾當。打什麼旗號，搞什麼路線，抓什麼政綱，干小民屁事？！政治掌門人擁有高位大權，坐享富貴榮華，應當知足。不要再劫持小民當人質，要給小民以出路，使其過得去。否則，與索馬裏海盜何異？（海盜劫持了貨船，還要扣押船員作人質）每當從電視瑩屏上看到，韓國和朝鮮的離散親屬會面時抱頭痛哭的情景，總要在內心拷問：是誰人把如此大悲大痛強加給無辜小民？！吳濱江一家不就是曾經遭受同樣的命運麼！

2009年10月31日

脫稿

也說那年九月九

任蘅芳

九月，是大雁飛過菊花插滿頭的燦爛日子。但中國人真正往頭上插滿菊花的九月，卻是1976年的九月九。在這個日子裡，親人和朋友舉起杯，斟滿酒，飲盡鄉愁，醉倒在家門口。何以如此？因為從那天開始，中國人才看到了一線曙光。

1976年的七月，四川松潘地區發生6點多級的大地震，並波及成都。30多年前的中國鐵幕重重，資訊極不發達。到底多少級？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小老百姓對於共產黨政府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早已麻木不仁了，逆來順受聽之任之。我記得，家裡是不敢睡了，只好在街上睡。沒床，各顯神通，一床蓆子，一個門板扔在街上就成，我呢？從我家隔壁的蔬菜店裡，拖兩個竹編的大菜筐扣在一起，鑽進去就睡，半蜷半縮，半睡半醒。好在七月流火，不需要被蓋。老天爺也很照顧，無雨。即使這樣，一夜下來，也腰酸背痛難受極了。我媽死活不受這罪，帶着我小弟仍睡家裡。其實我也就在外面呆了兩晚上，便打道回府。天要塌嗎，由它去！反正小百姓的命不值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多數的人都是這樣，沒幾天，街上就沒人睡了，恢復了老樣。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時光依舊流逝。一來二去到了28日，卻從北方傳來驚人的消息：唐山大地震了，6·8級。由于震中在都市，損失極為慘重；官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為20多萬。其實是7·8級，死亡人數是30多萬，為了不讓世界救援組織介入，便謊報7級以下。(因為7級以上，便不得拒絕國際介入)拒絕先進的國際救援，自己悶頭用極其簡陋的工具進行救援，向全世界展示中國人民的志氣，枉送了多少唐山人的性命。當時的救援實況我是多年後斷斷續續從一些資料略窺一二，那種慘狀，那種無奈，都是人們難以想象的。我至今都無法理解當時的當權者是怎麼想的，眼睜睜看着數以萬計，十萬計，數十萬計的平民百姓無助地死去，良心上能過去？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澤東和他的政權20多年來視民如草芥，冤死的幾千萬。唐山的幾十萬冤魂不過是零頭而已。更可憐的是西南交大的一些師生。西南交大的前身是唐山鐵道學院，為了備戰，特地從唐山遷到西南峨眉山腳下，山清水秀，真箇讀書的好去處。誰知7月松潘地震，嚇得一些師生覺得還是北方安全，正好放暑假，便呼朋引伴回唐山躲地震。這一躲便糊裡糊塗躲進了地獄。唐山地震後，市面上一些消息不脛而走，甚麼望江公園的竹子開花了，峨眉山報國寺的鐵樹開花了等等。望江公園是竹子公園，品種極其多，我沒有去，但聽去過的鄰居講，確實開花了，像一支支孕了穗的稻子。鐵樹開花我見過，金黃色的一支支細長毛茸茸的花瓣像一個巨型的佛手，一點也不好看。爾後，又流傳出關於竹子開花的注釋：竹子開花，改朝換代。到底要改甚麼朝，換甚麼代？誰也沒說，誰也不說，但誰都知道。看到和聽到這些。我腦子裡電光一閃，天崩地裂，天子下席。難道真預兆毛澤東要辭世了嗎？先前早就從報紙的照片、新聞紀錄片的圖像看到他老態龍鍾，步履蹣跚的樣子，分明快下世了。我和大家一樣，心所願矣，不敢言耳！人心思變。唐山地震後，我便以躲地震為名跟着老爸帶着小弟到重慶逍遙去了。9月9那天，我在乾媽家睡午覺。正做美夢，突然被急急忙忙闖進來的表妹推醒：姐姐，姐姐，毛主席死了！我睜開眼，望了望她一臉既驚又喜的神情，一時還沒有從懵懂的狀態中明白過來，她又再重複一遍：毛主席死了！我這才聽清了，一剎那間頓覺得百感交集，五味雜陳。多少年就盼着這一天，老百姓能從精神和肉體上得到些許解脫。他的時代實在是中國人的災難，每月每人20多斤糧食，二兩油，半斤肉，一年一人二尺布，二兩棉花。雞蛋，花生等奢侈品，就只有春節時才能吃到一點。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緊張桎梏，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日日講。不是你揭發我，就是我斗你。窩裡鬥來鬥去，誰都會鬥成了階級敵人。人人戴着假面具，說假話。在這令人窒息環境中，人們都快要崩潰了。老天爺，快結束他的時代吧。我想這是每個有良知中國人的想法！當消息證實後，我和爸爸、乾爹乾媽，無不心中暗喜，乾媽悄悄說這個挨千刀的，終於死了。乾爹說死了就好，我們可以喘口氣了，爸爸說這暴君早就該死，翻遍歷史，找不出他這樣陰狠殘忍的統治者。我終於能活着看到了他的下場。我的爸爸是一個十分溫和謹慎，心地善良，與世無爭的普通人。媽媽曽說過，49年，新舊政權交替時，爸爸很興奮地對她說：這下可好了，我們的孩子趕上好時候了，國家會越來越富強，民主，我們的生活會越過越好。儘管他是美帝國主義的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儘管他是舊政府的公務員；儘管他是國民黨員，他卻是由衷擁護共產黨、毛澤東，打心眼裡認定他們才是老百姓的救星。可一路走來二十多年所見所聞所受，讓他對毛澤東不但徹底失望，並由失望轉為痛恨。這是天和地的反差，這反差是以幾億中國人的災難血淚為代價的。小小老百姓，是那樣的無助，除了默默的忍受，又能怎麼樣？充其量只能在心裡默默祈禱他早點歸天。當一聽到他歸天的消息，那個狂喜不亞於杜甫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的心情。

好了，總算盼到毛澤東死了，地震也不用躲了。我們也要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了。大約九月十二三號，我和爸爸小弟辭別乾媽乾爹，回到了成都。一到家，就被街道上的小腳偵緝隊拽入了聲勢浩大的悼念活動中去了。但凡工廠，機關，學校；無不設上靈堂供大家拜祭悼念，人人臂纏青紗白花。農村是怎樣悼念我無從了解，城市裡是全民總悼念。無論到那裡，空氣中散發陣陣哀樂的聲音。時不時還爆發出嚎啕聲。南來北往的人們有的臉色凝重，哀傷沉痛；有的淚流滿面如喪考妣！千萬切莫露喜色，否則真是在找死！18日是全國統一開追悼會的日子。我因為是“賴青”(賴着沒下鄉的青年)，沒有工作，只好跟着街道辦事處組織的悼念活動。在這點上，倒還沒有因為是“賴青”就剝奪了我參加國喪的權利。至於其它的事，那就沒那麼容易了。

我們是在西區體育場參加的追悼會，諾大一個體育場列隊站滿了人。這天秋陽燦燦，溫暖如夏。成都秋日大多淫雨霏霏，這種晴天不多，好似老天也捧場這追悼會順利召開，高高興興地讓他走好。我站在隊伍里，聽着廣播着一套套追悼程序的進行，木然地跟着默哀，此起彼伏的痛哭聲聲入耳。氣候悶熱，時不時有人在隊伍中倒地，也許是體弱？也許是深厚的階級感情？為痛失英明領袖而暈厥？我無從考證！腦子裡卻冒出個匪夷所思的問題：江青送老毛的花圈為何與眾不同，其中有一種叫做文冠果的東西，這到底是何物？甚麼意思？想着想着，卻感到站了幾個鐘頭，實在是口渴，巴不得趕快結束好找點水喝。終於開完了這冗長的追悼會，人也快虛脫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又仿佛輕鬆清爽了許多。是的，隨着毛澤東的去世，無論如何國家將會有所改變。因為像他那樣殘民以逞的統治者，歷史上無出其右，恐怕也不會有來者。我們將期待着國家的改變。春種夏耘秋收冬藏，這是古老中國農業運作的規律。76年的九月九，中國的老百姓多少也收穫了一點點希望。

讀《命運的祭壇》

金昌閭

“撫着這條條傷痕，處處傷疤，我強壓怒火掙扎在無底深淵！”有人性的人能不發出“傷心慘目，有如是耶”的感嘆！

“《祭壇》上控訴了煉獄罪狀，字字血，聲聲淚，激起我悲憤滿腔！”稍有血性的人，能不為之震撼！

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跨越二十多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真實故事！含冤負屈的“右派”，一年到頭，從早到晚，在飢餓、苦役、酷刑的交替折磨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長達4年之久！關漢卿的“竇娥冤”，德國法西斯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幕幕人間慘劇，從塵封的記憶里不絕如縷，再次在腦海里翻騰，心靈中洶湧！

八百受難者（含少數盜竊、流氓分子），以身殉道者十之三四；虎口餘生者無不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殃及父母兄弟，禍延妻子兒女。號稱人類發祥地的元謀，小磨山上野狼飽餐後的屍骨鑄成了元兇幫凶的恥辱柱，三百多炎黃子孫、民族精英、第一生產力科技載體的優秀知識分子，冤沉海底，“擴大化”三字，“改正”一說，何以慰忠魂，服天下，平民憤，謝後世！

在新民農場這座煉獄裡，共產黨員、革命戰士不如戰犯，不如戰俘，不如漢奸，不如盜賊，不如雞犬，不如螻蟻！這是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啊？

在命運的祭壇上，冤魂訴說着，這是因為：

民主遭強姦，法制被踐踏，人性受扭曲！

在命運的祭壇上，冤魂在呼喚：

回來吧，民主！回來吧，法制！回來吧，人性！

在命運的祭壇上，冤魂們慷慨悲歌：

如果我們的血淚、呻吟、祈禱，能驚醒和激勵歷代領導人，高舉“民主，法制，科學”的大纛，祭起“以人為本”的寶鏡，揮舞“真善美”的利劍，在行動上而不是口頭上，實踐中而不是圖畫中，樹范而不是作秀，書歷史而不是寫庚辭，能真正“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廣大人民利益為宗旨”的三個代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構建和諧社會”……，從而奠定中華民族富強、炎黃子孫幸福的根基，那麼我們的死就重於泰山，死得其所，雖死猶榮，雖死猶生，自當含笑九泉。

新民農場的英靈們，深深感謝你們：用丹心和碧血，正氣和傲骨，譜寫了這部痛史、恨史和壯烈史！

據哲人和科學家考證：人類由野獸進化而來，遺傳基因有人性和獸性兩面，這就辨析了“人之初”性善性惡之爭。在歷史長河中，每個人都經受着“階級鬥爭”和“八榮八恥”的考驗，於是新民農場有了“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優秀共產黨員、人性代表，老場長任喜明！也有了“虺蜴為心、豺狼成性”，惡魔貢茂福、龔瓊芬夫婦；就是牛頭馬面中也分化為尚有人性的、稍有人性的、偶有人性的和喪失人性的……。

八百名“老右”和“准右”中，有大學教授、抗敵英雄、機關骨幹、優秀園丁、白衣天使、科技才俊、執法楷模……；有工商業者、小商小販、售貨員、保姆、木匠、鐵匠、炊事員，倉管員，話務員、中學生，甚至五六十歲的小腳老奶、十來歲的少年、七八歲的啞巴兒童，……，荒唐至極！

慘絕人寰，殘無人道，衣冠禽獸……一切描繪人間兇殘醜惡的成語，都可以到新民農場找到。

在血和火的洗禮中，正義的化身閃閃發光！

這裡有寧死不屈，寧折不彎，冒着生命危險救助難友的硬骨頭劉世顯、阮志雄、魯正棋、張奇峰、祝英豪、孫家信、陳楚濤……；有鐐銬加身橫眉冷對義不屈辱的節烈女傑王道芳、竇宗芝、李鎂、楊作梅、何琴詩……；有身處絕境，朝不保夕，卻仁心仁術冒死搶救難友的白衣天使王紹淑，濟世良醫賈應祥……；有長途跋涉探望苦難中的兒女，寧可餓死累死，也不吃隨身攜帶的糯米、蜂蜜的白髮老母；有忍辱負重含辛茹苦二十年，侍奉公婆，撫育兒女，直至青絲蒼蒼紅顏老去才迎回苦難中的丈夫而無怨無悔的偉大的中國女性；有明辨忠奸善惡，同情尊敬“老右”，雪中送炭，甚至冒蹲監獄的危險，捨生救人的農民兄弟！

新一代“焚書坑儒”——反右運動的惡果，首先是嚴重破壞了民主法制，封殺了時代號角的知識分子的吶喊。從此輿論一律，鴉鵲無聲，黨的八大三中全會上發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階級鬥爭為綱”的異化；廬山會議由反左向反“右傾”的悲劇性轉化；導致餓殍數千萬的“大躍進神話”；黨的領導人一再神化為金口玉言的九五之尊，終於釀成偉大中華民族孕育的五千年優秀文化幾近毀滅的十年動亂的空前浩劫！真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未盡”。痛定思痛，幸而新一代領導人大聲疾呼身體力行“三講”，要當好“三個代表”，要明辨“八類榮辱”，要堅持“兩為”，要“以人為本”，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廣大人民為之振奮，對祖國前途滿懷信心。

歷史在這裡沉思。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只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只滿足於消滅封建所有制，卻淡忘了繼承五四傳統“打倒孔家店”以挖掉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命根子——皇權思想！於是乎“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曾為創建新中國立下不世之功的“一代天驕”，自封為“秦始皇加馬克思”，君臨天下，獨斷生殺予奪之大權。他到底色厲內荏，歷史無情，“四個偉大”和“三忠於”“四無限”，貽為笑柄！有識之士惋惜他的悲劇：“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在這場民族災難、書生浩劫中，“生旦淨末丑，黑白棕黃紅”，各色人等紛紛登場，真善美與假惡丑，人性與獸性，展開了激烈搏鬥；革命先輩李銳直面反右鬥爭中不光彩的嘴臉：“一些說假話的、告密賣友的、當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趨炎附勢的人，得到升遷和獎勵，從而敗壞了社會道德。這是對幹部隊伍的一次大規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幹部隊伍的道德水平和專業水平，為事業造成長時間的損害。”（《炎黃春秋》2002年第9期）一身正氣，百世世流芒的胡耀邦同志剴切陳辭，擲地有聲：“……從1957年開始的20多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痴’，因為‘有道難行只能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了，那麼剩下來的，則只能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以史為鑑，資政育人”。每個人都在寫歷史，每個人都要對歷史負責。在那特定的歷史年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明榮知恥，是為大勇。”楚雄州始作俑者、州委書記王文玉，“覺迷途而知返”，愧對江東而避不參加州慶；引咎自責，亡羊補牢，因而受到諒解，重獲尊重。但是，極少數死不悔改的人，妄圖用“我也是漏網的”來欺世盜名，招搖撞騙，實在可笑可憐！法西斯屠夫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不殺你，我要被軍法從事，迫於形勢啊！”於是，只有希特勒、天皇、蔣介石……要對罪惡負責，其它人都無罪無錯，都應寬厚對待。否則，就是有不平者說幾句不傷皮肉，無害高官厚祿的公道話，也是“刻薄”了，“太過份”了，“耿耿於懷”了！紙寫的謊言、權威的封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在這場悲劇中曾經多少起過負面作用的人，除去喪失人性唯存獸性的外，都難免靈魂的拷問，良心的譴責！別人可以原諒你，你能心安理得嗎？難道你不怕一旦風雲突變，妖霧重來，“祖龍再世，蕩平六合；女皇還魂，橫掃一切”，“反右陽謀，批資炮打”的悲劇重演，坑害國家人民坑害子孫後代嗎？

“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宜粗不宜細”嗎？國家元首劉少奇臨終遺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當然，偉大領袖毛澤東也曾信誓旦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小女生成大右派追求民主志不改

——林希翎和她的追隨者們

俞梅蓀

2007年6月6日
，我隨幾位右派前輩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參加“反右派運動50周年國際會議”。我們剛抵杜勒斯機場，得知林希翎將從法國來，大家為之一振，在機場恭候。兩小時後，見到林希翎坐在輪椅上被同行者推出來，眾人立刻圍上去問候。她哮喘不止，身體很虛弱，說不了幾句話。因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在高空時心跳氣短，受到特護而吸氧，她是冒着生命危險來的。

五十年的反思與吶喊

隨後兩天的會議期間，林希翎奇蹟般的恢復了健康。她精神飽滿，神采飛揚，步履矯健，會上演講言簡意賅，論述深刻，博得陣陣掌聲。會下交流時，她取出一個厚厚大本，請人題詞留言，其真誠的神態尤如青年學生向名人求字。數年來，劉賓雁、方勵之、嚴家其等許多人的留言，密密麻麻寫了大半本。6月7日早餐後，姚監復（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題詞：“向五七運動的青年領袖學習，致敬！你的名字將留在中國爭民主的歷史中！祝健康、平安、幸福、成功！”當她要我留言時，我一時無措，誠惶誠恐地寫下：向您學習致敬！

在閉幕式上，林希翎站起來，聲音哽咽地說，大家年事已高，今宵離別後，難以再相見！與會者無不動情，難捨難分，在座的右派老人有20來位。

6月底，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反右研討會上，我又見到林希翎。她的風采依然，受到與會者的尊敬和愛戴。

在這兩個會議上，林希翎在“反右派鬥爭後中國青年一代精神素質退化”的發言中指出：反右派運動所造成深重的歷史悲劇和後果是：

——反右派運動喪心病狂地摧殘老中青三代精英，尤其是青年人才，致使經濟建設的各類人才即刻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傳斷代；

——反右派運動的政治高壓使“謊言政治”成為主流，如林彪、鄧小平等領導人的“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的“以身作則”，給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人樹立了極為惡劣的榜樣，造成民族精神素質的退化；

——反右派運動以後，中共千方百計掩蓋歷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體記憶。這使在1957年湧現出許多寶貴的民主思想，未被傳承，更使後來的民主進步思潮無法超越1957年的水準。

年輕時的粉絲

會議結束後，一位與會的洛杉磯市民常來旅館陪林希翎活動，並為她的後續住宿費買單。這位長者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1957年24歲，單身，是上海話劇團演員。在單位組織批判林希翎的會議上，劇團負責人說，林希翎這個女孩很壞很反動，沒人要，嫁不出去。他反駁說：“我就想要，還要不着呢，她不一定能看上我。”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飽經磨難。聽說林希翎在某市，他慕名前往探望。後來他出國謀生，定居洛杉磯，曾在福特總統家當過管家。這回是第三次與林見面，要盡地主之誼。林希翎在一旁，感慨不已。

我被這段真情執着而感動，要為他倆拍張合影。他不好意思地推說不必，林希翎笑盈盈地同意了。在拍照時，他神色緊張，手足無措。我鼓勵他應該大膽地摟一回夢中情人。林希翎大方地站在他身邊，他鼓起勇氣，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兩人幸福地笑了。我拍下這一難得的瞬間，這是他倆唯一的單獨合影。在我拍攝的一些會議場景里，他總是悄然在林的身旁。

在閉幕的晚餐會上，林希翎提到50年前事。杜高站起來講述：1957年夏，我26歲單身，在中國文聯創作室工作，單位組織我們看反右派運動的系列紀錄片（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製，全國放映），第一集專門批判林希翎等學生右派分子。當看到頭載軍帽，扎兩個小辮子的林希翎時，我對身旁的同事說：“林希翎長得很好，很可愛。”不料次日，這位同事貼出大字報揭發我讚美右派分子，又被《文藝報》報道，我被廣泛批判。當時林希翎看到報道。1979年，我的右派分子被改正，結束勞改生涯回到北京原單位，當時林希翎正為右派改正之事在北京奔走，慕名找到劉賓雁和我幫忙，但我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回是第二次與林見面。（杜高，1942年參加抗日，1980年以後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等。）

上世紀70年代林希翎曾有一次婚姻，育有兩子，次子因精神抑鬱症而自殺。80年代初離異，在法國長期靠救濟金生活。她一直對愛情有着追求，前後愛上過才華橫溢或身份特殊的男士，都因命運作弄，有情人未能成眷屬。

“不予改正”的結論

1979年6月1日

，人民日報《內參資料》刊載《為林希翎冤案呼籲》文，胡耀邦立即批示：“改正有利。”中組部有人致信鄧穎超，要求為林希翎改正平反，鄧穎超把此信轉給胡耀邦處理，胡耀邦批示：“擬以改正有利。”同時，胡耀邦收到林希翎的來信，請中宣部幹部代為會見並轉達批語：“向你致意，愉快地同過去告別，勇敢地創造新生活！”這一切使林希翎深受鼓舞。但是，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楊校長找林談話，林連坐牢都堅持拒不認罪，此時就更拒不認錯了；7月4日校黨委的《複查結論》說：“……林希翎（1957年）的這些言行，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些年來又一直不認錯，堅持其原來的立場和觀點。……用1957年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衡量，林希翎定為右派分子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這使林成為唯一沒有被改正的北京學生右派分子。

林希翎因其反革命罪服刑15年，而向原審法院提起申訴。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說：“經本院複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駁回申訴，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動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

在美國定居而專程前來洛杉磯陪伴照顧林希翎的雲起女士

，其父李逸三（曾參加南昌起義的中國人民大學紀檢委書記）為林的右派改正問題努力奔走多年未果，李在95歲去世前留下遺言：“林希翎如不改正平反，我的骨灰不入土。”

牽連者不計其數

1980年6月，林希翎在上書鄧小平要求平反的信中寫道：“在北京因同我有關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170人，在各地則不計其數，有我相識或接觸的首長、同志、戰友、作家、老師、同學和朋友，甚至還有大學的工友和醫院的護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許多人讀了我的文章，給報刊編輯部去信，或聽了我的演講而來信，結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卻牽連了大批無辜者，在他們面前，我非常內疚和痛苦。”這封萬言信發出後杳無音訊。

因林希翎的牽連而受處分、革職、開除的達數千人，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其中有林希翎作為法律系學生就法律問題請教過的兩位法學界前輩譚惕吾（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原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黃紹紘（全國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員會委員），及林的未婚夫曹治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均成右派分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出面保護林而未果，抱病與林長談勸慰，又托其外孫藍其邦代為看望林，藍成右派分子；內務部長謝覺哉（後為最高法院院長）要其秘書吉世霖代為向林表示關心和讚賞，吉成右派分子而開除黨籍到農村改造，妻離子散，其母自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王文（原葉劍英的秘書）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訪的林希翎並向上級如實反映情況而成右派分子，在農村慘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殺，兩條人命……

林希翎生於1935年，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5軍，195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57年21歲為研究生。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六次演講中，她第一個提出：“黨大還是法大？胡風不是反革命，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她認為，胡風是否有罪，在舉證和審判之前，毛澤東就著文欽定胡風是歷史和現行反革命分子，違反司法“程序正義”原則（“反革命”在當時是刑事大罪）。這在當時振聾發聵，被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定為“學生右派領袖”，因不認罪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她在獄中堅持不認罪，是至今“不予改正”的幾位大右派之一。1983年起，到法國高等研究院當研究員。

當年，林希翎的反專制、反獨裁的講演，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成為青年一代的偶像。早在1956年，胡耀邦曾與20歲的林希翎長談，稱其為是自己所見到的“最勇敢最有才華的女青年”。如今，她深受反右派運動之苦，對其危害的剖析極為深刻，使我深受啟發。近來，我一直牽掛着病危中的林希翎，她那熱情洋溢，充滿理想和信念，青春煥發的身影總是浮現在眼前，激勵和感召着我在艱難中前行。

儘管林希翎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她74歲離世仍使我意外。畢生為追求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而飽受磨難，在建國60大慶的前夕悄然去世。她用生命終結對專制統治做最後的控訴。

林希翎等右派的遺願

在2007年反右派運動50周年的日子裡，3月2日

，由61位右派老人發起，數百位右派老人簽名聯署，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要求推翻反右冤案、發還22年的工資並賠償損失，允許人們反思和總結歷史教訓；4月6日，30多位右派老人聚會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並反思與維權；5月12日，18位右派老人聚會譴責反人道、反文明的《人民日報》反右派社論（1957年6月8日）；7月2日，在林希翎的倡議下，一些右派老人和志願者在洛杉磯成立“反右索賠委員會”；10月14日，三位老人代表兩千位聯署右派老人，再次上書中共召開的“十七大”，重申維權要求……。

三年來，不僅杳無音訊，參與者還受到各種打壓。這些靠信念支撐的反右派運動的倖存者們，為還原歷史真相，討回公道而堅強的活着，在苦苦期盼中不斷失望，接連有人帶着永遠的遺憾辭世了。

2009年初以來，劉衡（1939年參加中共，1941年到延安，《人民日報》記者）、汪崗（1943年參加抗日遠征軍赴印緬作戰，1945年參加中共和劉鄧大軍，《西南工人日報》編輯部主任）和林希翎，這三位堅持拒不認罪的右派前輩相繼去世。家父慘死於反右派運動，三位前輩的忘年之交促我成長，他們的離去，使我尤如失去父母般的沉痛。

人們的悼念

10月18日

，林希翎追思會在北京召開，不少右派老人事先被當局勸阻前往，仍有50多位耄耋老人和中青年共約120多人到會。餐館停電，大家在黑暗中仍堅持聚會，深情緬懷追思。其中有當年和林希翎一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十來位同學，全國政協的文史專業人員，文教、新聞和法律等各界人士，還有林希翎當年的戰友（現為將軍）等。

【附件一】

1957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批判林希翎的三則報道

1，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大學學生會“致全國高等學校同學的一封信”（在校同學6701人簽名）。標題是《繼承“五四”光榮傳統》，北大學生發出戰鬥號召，全國的同學團結起來！徹底粉碎右派的進攻！六千七百多名同學簽名宣誓：我們永遠忠於共產黨！忠於社會主義！該信稱，人民大學的學生程海果（林希翎）來我校進行了一次造謠誣衊的煽動，引起我們極大的憤慨，當場遭到了猛烈的反擊。

2，1957年6月30日新華社記者鄭伯亞、丁寶芳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該長篇報道的各段落小標題是：受騙者的覺醒、第一陣歪風、全部貨色、不同的反應、準備反擊、徹底打垮、完全孤立、揭穿底子、值得警惕。摘要如下：

◆在一次辯論會上，曾經在青島市公安機關工作的雷凡問林希翎：“你為反革命喊冤，你為什麼不聽聽群眾的聲音呢！”林希翎竟然狡詐地說：“如果全國的公安機關都是這樣，那天下就太平了。”同學們要林希翎回答一個共同的問題：在我們的國家裡，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林希翎拉長着聲調說：“一定要我說，我也會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但是她立刻輕蔑地補充：“這不過是一個教條主義的公式。”

◆林希翎攻擊說公正話的盧郁文是“小丑”，她還誣衊目前全國人民反右派的鬥爭是“黨內新右派”“現行三害分子”向反“三害”積極分子的進攻。

◆林希翎沒有放棄自己的反動論點。27日，還在偷聽共青團員們開會的情況，並寫了大字報，謾罵在辯論會上駁她的反動言論的人用“無恥的低能的手段”對她“進行陷害”。

3，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文：目前，林希翎這個陰險的右派分子的面目，已赤裸裸的暴露在廣大學生的面前。她已陷於四面楚歌之中……。

【附件二】

1959年林希翎反革命罪的判決書（摘要）：

1959年8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59）中刑反字第451號》，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如下：1956年因中國青年報發表《靈魂深處長着膿瘡》一文，對被告進行了批評之後，被告即藉此展開活動，書寫所謂《一個青年公民的控訴書》，印了200份在全國各地廣為散發，文中以捏造事實，歪曲真相等手段對學校的黨組織進行惡毒的污衊與攻擊，因而使黨和國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損失，在社會上已造成了很大的反動影響。

1957年當我黨整風運動開始後，被告以為時機已到，即積極進行活動，於同年5月23日在北京大學公開作反動演講兩次，繼而又在人民大學的多次辯論會上散布大量的反動言論，主要的是：污衊“蘇聯和我國均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政有“陰暗的一面”、“三害與現存制度有關”，辱罵我黨“鎮壓人民，對人民採取愚民政策”，污衊我黨說“黨內有一大批混蛋”，並污衊說“人民內部矛盾，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是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矛盾”，“人民代表大會貫徹民主是瞪眼說瞎話，民主黨派是點綴”，我國“沒有法律，法律是形式主義”，公然為反革命分子胡風辯護說：“證明胡風集團是反革命的材料是蒼白無力和荒謬的”，此外，還對我國的各項政策法令及歷次的政治運動進行攻擊與誹謗，還大肆謾罵黨和國家的領袖。公開號召反動分子大膽向党進攻，公然煽動說：“各地大學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叫囂“要行動起來’，進行所謂‘徹底革命”，號召和煽動反動分子進行反革命活動。據此，林希翎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363

友誼回聲：

難友 繆光謙：

許多人們不理解，我為什麼78歲才有了外孫。因為我在57年給文匯報寫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被勞動教養12年；在1971年林副主席逃跑時，我說“毛主席眾叛親離啦”，結果又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住滿7年監獄後，79年才給平反。沒有死在監獄裡，所以51歲才有了女兒，78歲才有了外孫。今天，請把我的“快樂”傳給我所有的難友，看看我的外孫孫在美國過着多麼幸福的童年

浙江難友張允若《往事微痕》編輯部：

本人有個建議： “右派”稱號是當年專制體制強加的，這是完全違背客觀實際的，從歷史的角度看，當年的所謂右派，實際上是民主派、改革派、推動歷史

前進的左派。關於這一點，已有許多文章作了闡述。因此，我們的刊物、

叢書以及所有文章中，對此都應有正確的處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在右派

二字上加引號，寫成“右派”、或所謂“右派”。我們決不能自稱右派，

因為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是右派；如果我們自稱為右派，那也就不需要改

正或平反了，不需要談什麼冤假錯案依法索賠了。這一點煩請轉告刊物、

叢書編者以及諸位作者，我想大家是會同意的。

昆明市馬鶴鳴：

解放前，曾有個對地下黨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兩年前有人揭秘，解放後，又有一個對全國地下黨的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它的來歷是康生向毛報告，說南京、福建、廣西、雲南等許多地方的地下黨員，家裡有錢才讀得起書，成份複雜，組織不純，請示毛如何處置？毛就批示了這16個字。它是解放後一系列壓制、迫害黨內外知識人的重要依據和歷史見證。丁群編寫的《扛起地獄的閘門》，寫了20多個被這樣迫害的人。其中有袁永熙、陳璉、朱成學、黃旭華、陳修良……我自己也是這樣一個被“逐步淘汰”的人。雲南1952年才執行後16字方針，我本是“邊縱”部隊的教導員、編輯，正營級，宣布“定級”（降級是處分，無錯不能處分，便用“定級”一詞）為正排，無端降了4級。派我去速成中學（實為小學）掃盲。雲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方國瑜叫我回雲大開課，當講師，但部隊不准我走，這是“就地消化”，畫地為牢……我鑽研教育學和心理學，論證“非學齡”無法“速成”，1957年自然被打為右派，入另冊當賤民21年。在苦役中，我曾幾死者三次，僥倖活了下來。後16字方針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殺驢。已出版的中共黨史，沒有如實公正地記述地下黨的歷史，更沒有對後一個16字方針加以記述和評價。用謊言代替歷史真實，談什麼科學發展觀？

昆明市官南路錦苑花園45-3-101（650228）

廣東省梅州市藍擎天（梅州市直老幹部中心離休幹部）：

陶鑄在廣東執政十多年，一言九鼎，生殺予奪，是廣東推行極“左”路線的“南天王”，曾以反“地方主義”和“反右”運動，把解放前在閩粵贛老蘇區出生入死堅持游擊根據地二十多年的老同志整倒。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毀了數以萬計知識分子優秀人才。興寧、梅縣的首任縣長、縣委書記、專員無一倖免……接着推行公社化大躍進運動，造成三年大饑荒，廣東餓死六十五萬七千人……

現已九十高齡的姚安同志就蒙冤受屈二十二年，歷盡磨難，直到1979年始獲複查平反，還其清白，恢復原政治待遇，任梅縣政協副主席。他離休後以詩抒懷，選編成《永錫樓吟草》。詩人緬懷方方、古老、馮將軍等南方分局黨的實事求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們建國前二十年紅旗不倒，建國後倒在自己人手裡。詩集中有一首《怒斥陶鑄》：

小人當道弄專權，煮豆燃萁起惡煙，

二萬忠良遭陷害，怨聲直上九重天。

不能讓慘痛歷史重演，唯有實行民主憲政，建設公民社會，保障公民權利，還政於民，構建胡主席溫總理提出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

廣東梅州市黃塘路東6巷6號3樓（514031）

秦皇島市蕭書常：

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我在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上三年級，以六條誣陷不實之詞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下放西郊農場勞動。後又轉到東郊順義白廟農場。

在農場每月只發15元生活費，什麼農活都幹過，大冬天扛石頭修水庫，頂風冒雨割草餵牛，大躍進深翻土地一米半，一天干十二、三個小時，只睡五個小時……

58年夏接法院傳票，老家妻子要與我離婚，我簽字同意，接着六旬老母病倒，無人照料，我趕回去，欠費送醫院，手術後感染，不久便去世了。61年春，我等17名同學解除勞動考察，改為學習考察，回師大生物系三年級插班（並未摘帽）。63年夏，修完五年本科，黨委派校保衛科長找我談話，問我有什麼反動活動，對毛主席等人有什麼看法？我不知所措，只好說我國沒有民主、自由，毛主席獨斷專行，一個人說了算，聽不得不同意見。

就這樣，我又成了反動學生。再挨批判，留生物園勞動。後又去各處農場勞動、挨整……72年4月，師大文革結束，生物系工宣隊叫我做了一次認罪檢查，給我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寧夏一所農村中學工作。由於錯劃右派，我先後兩次共12年下放農村，不給工資，只給生活費，妻離母喪。要求國家賠償我12年的人身、精神、經濟損失，合計人民幣30萬元。

河北秦皇島市南戴河前進路6號河北外院（066311）

湖南岳陽易迎祥：讀鐵流《五十年前的反右與五十年後的<往事微痕>》有感：

建國60周年，就該有60年的歷史，加上一個“特別是改革開放後30年”，也無法銷毀前30年國破家敗人亡的慘痛景象。30年不能石沉大海，不能人間蒸發，不能成為歷史空白……衝出了陰謀陽謀重重包圍的中國人民越來越有鬥爭經驗了。無論是先走了的還是倖存的，正氣長留在世間。我們有信心也有耐心等待還原歷史真面目的那一天，歷史是不會倒退的。

湖南省岳陽市汨羅屈原管理區營田鎮尚林小區29號樓（414418）

廣東吳川黃志豪：

我不是難友，但對難友十分同情，對反右的做法十分憤慨。

為吸取教訓，貫徹改革開放和人權民主，刊物除寄難友外，如有條件，應擴大發行，最好能寄中央高層，這對總結教訓，貫徹民主政治將更為有利。

廣東吳川市梅東路5巷1號（524500）

常州89叟顧雪雍：《請君判》

人稱輝煌六十年，實際黑暗占大半：虐殺百姓近一億，鬥爭日日社會亂，知識精英當糞土，蒙冤右派三百萬，真話絕跡假話興，弊政頻仍國運衰，“和尚打傘”廢法紀，冤假錯案數不完，獨夫專橫又無知，經濟凋敝民哀怨，違反科學瞎指揮，大躍進成大破壞，為傳王位挾後黨，冒名“文革”打內戰（注1），功臣宿將表異見，仿效朱明（注2）一一斬，私庫財產七千萬，領袖堪稱第一貪，“三宮六院”隨處有，淑女貞婦淚不干，封建專制超前朝，人權盡失民受難。罪行累累難盡述，輝煌黑暗請君判！

【注釋】（1）毛曾立遺詔，任江青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王洪文為國家主席，張春橋為國務院總理，侄兒毛遠新、女總管張玉鳳為政治局委員。為實現此傳位企圖，假借“文化大革命”名義打內戰，以消滅反對勢力，造成幹部人民二千萬人死亡。（2）指明朝朱元璋大殺功臣。

上海宋家模：

編者按：宋家模難友受難22年，不僅未獲賠償和補發工資，甚至未完全落實55號文件，沒有恢復劃右之前的工資。他今年已經88歲，貧病交加，於2009年10月6日艱難地寫來一封信，並附《早年歷史片斷》一文，摘要如下

：

在1957年那場不合法理的“陽謀”運動中，我戴上“右派”帽子，工資削減四分之三，全家老小物質生活降至飢餓線（為了養家糊口，我將所有稍值錢的衣物賣盡後只好去賣血）。22年後政治上雖宣布改正/平反，卻未恢復原來工資級別。多年後遇到其它難友才知道55號文件上有此規定，當時的領導卻沒有告訴我。從08年1月6日起

我先後三次給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寫報告，請求完整落實（78）55號文件，現在是09年9月，還無人管！我7歲參加工農紅軍兒童團，19歲奮筆痛擊反動派因而被捕，關入國民黨監獄受刑、拷打，至今仍留下雙腿關節疼痛後遺症。後來又幫民盟做地下革命工作，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人生命運多變，難測。1957年那場災難我受害之深，若與我在國民黨監獄受害相比較，我看，有過之，無不及。要說有何不同的話，我只好說我是在自己人手裡受害22年的。在“人迫害人”的方式方法中，我懷疑中國人是不是世界上最最聰明能幹的人種？我是民盟的一位老盟員，前天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請求定正落實55號文件。看來不會有什麼希望。貪官天天在過年，我們則天天在受貧病煎熬。

8月3日

在家摔了一跤，股骨頸嚴重骨折，至今不能下床移步，又眼患白內障，無錢遵醫囑做手術，只好等死。貧病交迫，悲痛之餘，寫下《歷史片斷》一文，作為遺囑留給後人評說，在死後追悼會上一伸清白。

上海市淮海中路542弄20號68室（200020）。電話：021-53836320

浙江省溫州市黃國藩：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就像下了十八層地獄。原來的好同事、好鄰居都成了陌生人，大家都要明哲保身，免得受牽連。更有甚者還幸災樂禍，落井下石，趁機拍馬往上爬。面對眾人的冷眼和政府的“監督”，我的心冷透了。唯有愛妻對我始終如一。我們從戀愛到結婚，剛剛過了三年甜蜜日子就碰到這樣的大災禍。血氣方剛、風華正茂的我，二十五歲就含冤受屈，過着任人欺凌的苦難日子。不管我的處境多惡劣，政治形勢多緊張，她都不在乎。她說：“我相信你的人格，總有一天會還你一個清白，好人總會有好報的。”這話至今還縈繞在我耳際。妻子的諄諄勸慰和殷殷之情，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的信任與溫情，支撐我度過漫長的苦難歲月。

一九五九年元旦前，通知我下放勞動。家庭重擔完全落在她一個弱女子身上，要照顧三個孩子和年邁的母親，還要頂着政治壓力拼命工作……。七十年代初妻終於病倒，我東奔西走尋找名醫和偏方，親自採藥熬藥。做飯洗衣全部家務都包攬在我和孩子身上……。

所幸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共和國歷史上腥風血雨的那一頁終於翻了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給我帶來了新的政治生命，也給我帶來了新的一生。如今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很孝順、誠實，家庭和諧美滿。更讓我想不到的是老漢居然趕上了出國潮。這不，剛從西班牙回來，去探望九十三歲難友戈戚揚醫生，他如獲至寶似的將《往事微痕》轉給我，閱後默然起敬……。最後，令人不解的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我第二次接到政府紅頭文件說我“在一九五七年三月間沒有說錯話，特此改正，恢復名譽，恢復原工資”，但我的工資減為27元整整二十年，至今仍未補發，這能合情合理嗎？

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洪殿北路洪福巷60弄教工宿舍201室（325000）

花月初：

博先生：您好！在您的支持下，我今年通過電子信箱，拜讀了《往事微痕》31－36期和《逝川憶語》叢書。我對同難諸君所遭受的血腥迫害感同身受；我被杜光等前輩出於公心對時弊言之鑿鑿的針砭、鐵流先生為堅持真理的硬骨頭精神所震撼！他們為國為民為民族，大義凜然的所思所言所行，堪為楷模，令人敬仰。

我的遭遇，雖然沒有《往事微痕》披露的同難諸君那般慘烈，但是一樣也被剝奪了人生最為寶貴的青春年華，以及對社會本來應該有的更多的貢獻。

1957年，我是上海第一師範學院（現上海師大）的學生，當年與《逝川憶語》一樣也是以詩取禍的。我在自傳《流星雨》中以詩概述了這段往事：“賦《天罵》，文字獄，黨即上帝，如何罵得；比《流星》，蒼天淚，飛濺似雨，燦爛似血；興正氣，慰同儔，丹心汗青，夫復何求。”今年10月16日，我又以題為《聞上師大校訓“厚德、博學、求實、篤中”有感》寫了一首詩：“寡德逆行五七年，是非顛倒史無前，莘莘學子歸另冊，還我青春哪一天！”今天，我想借本刊一角再次大聲吶喊：還我青春哪一天！

如果篇幅可容，我還想摘錄自傳中的一章，傾訴我是怎樣被打成極右份子的。 2009.12.5

劉冰：

曉楓你好！得知你去雲南的消息，並見到紀念活動的照片，感到你不辭勞苦地奔波，目的是追求一個真理，討回一個公道。我們相信，雖然險阻重重，但現在畢竟是新世紀了，這個不算奢求的願望是遲早會實現的！從照片上看，你雖然頭髮變白但身體硬朗，精神抖擻，相信你定能長壽。發來雲南悼念會的活動與講話都很有義。
那個白布橫幅上的字氣宇軒昂，有相當的書法功底。對於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橫幅以及北京紀念林希翎追思會上的相關物品亦建議予以收。這都是以青春、血淚和生命換來的稀世珍品。《往事微痕》更是以青春、血淚和生命換來的稀世珍品，能被美國收藏已證明其歷史價值無法估量。自以為得計的毛澤東不會想到當年的右派會成為其罪惡的見證人、揭露人和掘墓人。由此觀之，你和《往事微痕》的義工們功德無量！

另闢《往》文專著亦是很好的主意。由黃河清主編之石天河開篇非同凡響。想來定不斷有佳作問世。我有些相關拙文到時再請審處。最近氣候無常，切望保重身體！附筆問全家安康！ 09.12.5中午

朱忠康向博繩武和鐵流先生問好：

你們好！非常感謝你們寄給我的往事微痕材料，每次寄來後，我都會重新整理一遍（因為從電子郵箱中下載後格式和編排都發生了變化），在整理中細細地讀，你們就像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擴大了我的視野。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為我們這些曾患難過的人記述了即將忘卻的記憶。這次出了叢書，更能集中發表一些我們老人們的著作，非常之好。

過去你們曾用刊物印刷發行，遭到當局的沒收和封殺，這不僅給你們造成了經濟上的損失，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個打擊，因此發行電子版非常適合，通過每個老人收到之後再轉寄給別人，實際上就是等於在發行。不過我總覺得《往事微痕》標題似乎不太確切，我們過去的往事難道是微痕嗎？那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往死里整的一場運動，這數百萬知識分子都遭到過生死存亡的劫難，絕對不是用“微”字能表達的。而且這個“痕”字與“恨”字諧音，毛澤東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痛恨也是恨之入骨的，絕對不是微恨。所以我覺得把這個名字改一下，群策群力發揮大家智慧，給五七老人的園地刊物取個好名，我這個建議不知妥不妥當，請你們參考。當然如果為了安全，為了防止當局的封殺，取了這個名字，也是恰當的。 2009年12月2日

河南崔晟：

我沒有收到《往事微痕》的30、31、32、33、34集的電子版，特想珍閱珍存，煩請贈發。我現在已經通過朋友，得到每期的複印本，都是AA制複印，是我特珍貴的讀物。我在一個讀書會上已經公開推薦此讀物。時下，13億民眾更多的是為生存和生計而活着，無可厚非。那些既得利益的中產者，與惡魔共舞，我已經失望於這些折服於權貴下乞食的精英們。那些意氣風發的指點着江山者，或者演新政的舞台劇，唱紅歌或者打黑也好，如果沒有真正觸及時代之需，痛切現實之弊，我也就冷眼看他們的好戲。但是，對那些所謂的知識群體，在溫飽之餘，如果都苟且而以讀書人和知識分子自居活着自慰，這是這個偌大的生物群體的悲憐。好在先生們這幾冊文字，如冰山下的自燃的點點星火，雖然，一時融化不了龐然的冰川，但是，對於尋找光明和真理的人們，他們即使是可能凍僵於浩瀚的冰野，那麼，也無所謂，對於這些追求光明者來說，這微弱的光明，更有可能將啟迪這些生命去散發光輝，將啟動這些生命去催化為太陽。

諸位高齡師長，迎困窘時局而為，破荒敗現實而起，奮然為時代留下招魂的摯切呼喚，為往事留下祭奠的虔誠奉獻，不意間，它成為國家不亡之福祉，民魂不滅之冀盼。為當今立言立史，為後來立功立德，國族之望可遠測，大道之興可目睹。

法國瑪麗：

鐵老：您好！看了您及博老給我寄來的《李曰垓專集》，其中的“草菅人命中的三個孩子”一文後我哭了。以前看“往事微痕”雖也難受，沒想到這一次對我的內心重創是用語言也難以形容的。

在網上看到您寫的“為什麼我們沒有言論及通信自由”及“林希翎追思會”有關當地刁難的經過後我十分憤慨，今天我在此聲明——如果他們把您抓起來，我明天就買機票回國陪您蹲監獄。

你不要怕，一切稍有人的良知及正義感的中國人都在背後支持您！

我不明白《往事微痕》一個不是東西的竟令他們膽寒，怕是做了太多的喪盡天良的事吧！

“挾天子以令諸候”只能得逞一時，不能得逞一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見《老子》七三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惡終有報。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准沒有錯誤呢？“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如果政府的思維開明不是光講黨性而不講人性，就應該舉全力支持而不是圍追堵截，全面封殺，否則就是民族的罪人。

花340億全世界宣傳，把蘿蔔包裝成人參總不是長久之計，“卑之無甚高論”，國內百姓苦不堪言，生活困苦，幾陷絕望，自己的國民都不愛戴，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嗎？難道共產黨真是那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東隅已逝，桑榆未晚”，往事微痕何罪之有？為了活着的人及子孫後代，更為了那故去的千萬冤魂，這個“小東西”一定要辦下去，我贊成成立“反右紀念館”，我捐100歐元或是1000元人民幣。

看看中華大地六十年來的人間悲劇，請不要喊什麼萬歲、萬萬歲，而更應該喊萬死！萬死！萬萬死！

我們要團結，要勇於抗爭，我們是人，不是任人宰割的恙羔！

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命運由我們自己主宰，因為我們是人！！！

跟您談一下我來到法國的另外一種感受。

我來到法國四個月能和我老公相遇，是一種緣份，也使我少受不少罪（您可能想像不到很多中國人男女不分混住在一起，髒亂不堪的場面）。

表面上看，現在的中國人比以前富裕多了，可以出國留學、旅遊。但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中國人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跑到國外（偷渡）？即使是那些合法身份到國外的人，如以留學講學，學者身份也要想辦法留下來？

還有那些以政治難民身份到國外定居的人，像魏京生、徐文立等有影響的名人可以住在舒適的房子裡，而那些沒有什麼名氣的人靠着外國政府的救濟金生活而且偷生的人。

對於這些中國人，外國人是怎麼看的呢？

二OO四年我和一位天津姓華的人找一位會講中文的法國人幫忙翻譯一份文件，這位法國人是混血兒，他爸爸是白人，他媽媽是黑人。他曾到北京留學。他對我講，他現在和一位來自上海的留學生同居，“你們很多中國人都往外跑，都辦難民，我們法人國是看不起的，你們中國人沒有戰爭，不像非洲是因為戰爭才來到國外當難民。”聽了這位法國人的話，我當時就想：我們中國人還有沒有尊嚴？我們為什麼被人看不起？以前看不起歧視中國人，還有關理由，是因為中國人窮。

現在人家還是看不起他們，到底是為什麼？

也許我不工作，有很多時間在思考這些問題。

這些年來我一直反覆思考這些問題，現在我已有了清醒的認知。

如果我們想讓世界上的人們看的起，不歧視中國人的話，首先中國人自己要互相尊重，互相當人看，重視生命，人權，講道德。芬蘭赫爾斯基日報記者拜特里·多殺寧（Pwtteri Tuohinen）報導“給窮人一個銅板並不能為殺人犯開脫”。

的確，中國人很多富裕起來了，人們總體來說也有了相對的自由，但是用這些來辯護它對人權的污辱是個愚蠢的藉口。給窮人一個銅板並不能為殺人犯開脫。如果這個國家不尊重本國人民的人權，那麼這個國家的道德基礎就不能支撐起社會的進步，沒有人權的國家是人民的恥辱。我們中國人的尊嚴是誰給丟失的，我們要不要抗爭，這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大問題，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面對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還能在繼續這樣下去嗎？

是到了每個中國人都應徹底反思反省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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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①

雙牌行(有序)

自題《雙牌行》後(二首)

題《金定強詩集》二首 周明道（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