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不懂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以胡適為例 縱觀近現代中國知識界對西方哲學的接受與反思，常有一種普遍而深刻的隔閡：對西方形而上學的真正理解和融入，始終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胡適，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最早全面接觸和介紹西方哲學的學者之一。然而，即便是胡適這樣“新思想”旗手，也在面對西方形而上學時表現出一種“似懂非懂”的尷尬。 胡適的思想，深受實用主義哲學（特別是杜威）的影響。他推崇經驗、科學、民主，強調思想解放和社會改良。在此意義上，胡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化和理性化。但當他談及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尤其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等人的體系性思考時，卻顯示出一種“外在化”的理解——將形而上學當作一種“高深玄想”或“無用空談”。 胡適對形而上學的態度，某種程度上正反映了更廣泛的中國文化底色。自古以來，中國思想偏重經驗理性與實踐智慧。《易經》中的“變易”思想、儒家對“禮”的重視，道家的“道法自然”……都更多是一種合乎日常的世界觀和行動哲學，而非從存在本體及其第一原理入手的系統性思考。於是，當面對西方哲學那種自柏拉圖以來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體系，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會“水土不服”。 胡適雖然閱讀過西方哲學經典，甚至在哈佛接觸了柏格森、詹姆斯、杜威，但他的學術旨趣集中於“整理國故”“打破舊思想”，他對形而上學的理解多停留在“形上學是不可知論和唯理論的爭執”，而未能真正領會其作為對“存在之所以然”的追問。更重要的是，他未能認識到形而上學並不僅僅是抽象的哲理討論，更是一種貫穿科學、倫理、歷史與文化視野的根基性思維方式。 --- 形而上學在哲學中的重要位置 為什麼形而上學在哲學中始終占據着不可替代的位置？這是因為形而上學並不僅僅是“空洞”的概念遊戲，而是對存在本身、世界的終極根基以及知識可能性的全面追問。哲學的最高使命，是揭示和把握世界的最根本結構和原理。沒有這種根基性的追問，任何具體的倫理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或科學哲學，都缺少最終的支撐。 具體而言，形而上學的三個核心問題—— 1️⃣ 存在的問題（世界為何存在？什麼是存在的第一原理？） 2️⃣ 本體和現象的關係（事物的根本是什麼？外在現象背後有無不可見的根基？） 3️⃣ 因果與目的（世界的秩序如何可能？事物間的關聯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 ——直接構成了哲學作為“第一哲學”的起點。 正是因為形而上學提出了這些根基性問題，才使得其他哲學分支有了共同的出發點。康德說過：“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自然傾向。”從柏拉圖的理念論，到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再到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體系，西方哲學史上所有偉大體系，無一不以內在的形而上學結構為核心。 形而上學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超越了具體歷史和社會的局限，為任何時代、任何民族提供了思想的普遍尺度。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超越性的”——它不受日常經驗限制，要求我們從世界整體出發，思考萬物的終極根據。這正是西方哲學“宏觀而深邃”的精神所在，也恰恰是中國傳統思維中長期缺失的維度。 --- 這一理解上的缺失，使得胡適在面對西方哲學體系時，往往只是借用概念或方法，而缺乏根本的融入。比如他對於康德“先驗條件”的理解，並未觸及其真正的批判哲學立場，而是將其視為可供“現代中國社會改造”借鑑的“工具理性”。更甚者，他甚至直接否認形而上學的現實價值，主張“形而上學不是科學，而是一種‘信仰’或‘空論’”。 這一態度，也恰恰說明了為什麼中國人，尤其是受傳統文化薰陶的知識分子，難以真正“讀懂”西方形而上學。形而上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堆砌，而是一種貫穿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的思維方式。它要求將存在的根基性問題放在終極高度加以省察，而中國文化自先秦以來，更多強調的是“天人合一”“道器不二”以及實踐倫理，缺乏將存在本身抽象為“理念”層面加以嚴密推演的傳統。 當然，胡適也並非毫無貢獻。他的批判精神和實用主義立場，某種程度上為中國社會打破封閉思維、接納多元思想提供了助力。然而，若論對西方形而上學的真正理解，他的努力更多是“翻譯”和“介紹”，而非“同構”和“超越”。這是中西文化在根本世界觀層面的分野所決定的。 在今天，當我們重溫胡適之於西方哲學的接受史，或許正該意識到：要真正讀懂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必須超越工具理性的態度，直面形而上學那“超經驗”的本體問題。只有當中國知識分子敢於“進入”形而上學，而非僅僅在其外部借用其術語或方法時，中西思想的真正對話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