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學西方哲學永遠請不進德先生和賽先生

中國近代史上，“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被視為救國救民、擺脫愚昧與專制的希望。但百年過去，回望今日中國，民主依然難以落地，科學精神也大多被工具化、實用化，成為權力和利益的附庸。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人始終未能真正理解、消化西方哲學。沒有哲學的深層理解，中國文化的根基依然停留在舊有的宗法、權謀與功利邏輯中；即便表面引進了技術、制度或概念，也不過是“水土不服”，難以轉化為真正的社會價值與制度基礎。因此可以說：不學西方哲學，永遠請不進德先生和賽先生。

一、中國文化的哲學缺席

中國文化有其悠久與輝煌，但從哲學意義上講卻存在結構性缺陷。自先秦以來，中國思想雖有諸子百家，但整體仍停留在“術”與“道”的模糊層次：道家講“無為”，儒家講“禮治”，墨家講“兼愛”，法家講“術數”。這些思想多為政治治理與倫理規範服務，而非追求獨立的真理。相比之下，古希臘哲學自泰勒斯以來便直問“存在是什麼”，從形而上學、邏輯學到認識論、倫理學，逐步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思維方式。正是這種追問，使得歐洲文化中誕生了理性傳統，進而發展出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土壤。中國傳統缺少“本體論”的支撐。儒家關心社會秩序，道家偏重生命體悟，佛教雖帶來形而上學元素，但最終仍被吸收進倫理與修行的框架中。整個中國思想體系缺乏對“存在”“真理”“自由”等概念的系統追問。於是，在中國文化的深層里，既沒有“理性自由”的價值傳統，也沒有“科學精神”的思想根基。

二、科學精神的根基是哲學，而非技術

中國人在近代最先引進的是“賽先生”，也就是科學與技術。自洋務運動起，清廷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民國後大規模留學生學習西方自然科學，中國在技術層面確有趕超。但問題是，中國所理解的“科學”，始終是“術”，是器物層面的利用，而非科學的精神。科學之所以能在西方開花結果，根本原因在於其背後有哲學的支撐：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提出邏輯與因果，奠定思辨基礎；笛卡爾、培根提出方法論，強調懷疑與實驗；康德確立認識論，討論科學知識的可能性條件；波普爾、庫恩等人則持續反思科學範式與真理觀。正是這種不斷追問“科學是什麼”“真理何以可能”的哲學傳統，保證了科學不是工具，而是精神，是一套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知識體系。中國人學科學，卻不學哲學，結果科學精神被扭曲成“有用論”：研究要麼為功名、要麼為政績、要麼為金錢。學術腐敗、急功近利、造假橫行，根源就在於缺少哲學的自省與價值支撐。於是，“賽先生”來過中國，卻一直沒有真正留下。

三、民主制度的前提是自由哲學

再看“德先生”。很多中國人以為民主就是一種制度設計，可以照搬西方模式。然而，民主的前提並不是投票機制或議會制度，而是哲學上的“自由人”觀念。從蘇格拉底到盧梭，從洛克到康德，自由與人的尊嚴始終是哲學的核心主題。沒有這種哲學傳統，就不可能產生“人人平等”的政治觀。民主並不是一套冷冰冰的制度，而是一種對“人”的定義：人不是臣民、不是工具、不是附庸，而是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的個體。中國傳統思想中，“人”的概念從未被獨立出來。儒家將人視為倫理關係中的角色（父子、君臣），法家將人視為管理對象，甚至道家佛家也多強調超越個體的人身存在。個人作為自由主體，從未在中國哲學中被承認。正因如此，即便中國引進了憲法、議會和選舉，最終也難逃變形為權力鬥爭的工具。民主制度無法落地，是因為哲學基礎缺席。

四、中國留學生與海外華人的困境

百年來無數中國留學生遠赴西方，但大多數人選擇的仍是工科、理科、商科。很少有人願意去學習哲學、政治學、神學等領域。原因在於功利心：學這些“沒用”，回國難以立足；而學理工科則容易找到工作，有經濟回報。然而，這種功利選擇恰恰使中國人失去了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機會。無數海外華人，掌握了西方的技術，卻沒有掌握西方的靈魂。他們或許在硅谷、華爾街有所成功，但在價值觀和文化認同上，依然徘徊在中西之間，既不能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也無法真正融入西方社會。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留學生群體往往對“民主”“人權”心存疑慮，甚至對獨裁政權保持曖昧態度。他們的心態其實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的拼貼：表面現代，內里封建。這樣的心態，既請不來真正的德先生，也留不下真正的賽先生。

五、五四知識分子的嘗試與半途而廢

五四運動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確實帶來了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觸和介紹過西方哲學。胡適推崇實用主義哲學，強調實驗與改造；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嘗試以歷史唯物論解釋中國出路；陳獨秀倡導自由與民主思想，借鑑盧梭和孟德斯鳩；魯迅大量翻譯介紹尼采、托爾斯泰等西方思想家。然而，五四知識分子的問題在於：他們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大多停留在片段式、工具式的引進。他們更關注“哪種思想能救中國”，而不是“哲學如何系統構成西方文明的根基”。於是，西方哲學成了藥方和工具，而不是精神的轉化。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哲學引進更是被政治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唯一的“官方哲學”，但其在中國的實踐是經過高度簡化、教條化的版本。結果是哲學不再是自由思辨，而是權力的附庸。這意味着中國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從五四開始雖然有了一線曙光，但最終卻戛然而止。五四先賢若能更深入地理解西方哲學——比如康德的自由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尼采的個體意志，或海德格爾的存在追問——也許中國思想的走向會完全不同。但歷史並未給出這樣的轉折，中國最終走上的是“片段化吸收＋整體拒絕”的道路。

六、當代中國留學生的價值搖擺

今天的中國留學生規模空前龐大，幾乎遍布歐美名校。但他們在價值觀上的搖擺，正好印證了“不學哲學”的後果。許多留學生在課堂上學的是工程、金融、計算機，但在生活里仍受中國傳統與功利邏輯支配。他們或許精通編程，卻難以解釋“自由社會為什麼重要”；他們能做金融模型，卻對“法治與人權的根基”一知半解。這種錯位帶來幾種典型心態：一是技術精英的功利心態，認為西方制度優劣無所謂，只要能學到技術、賺到錢即可；二是價值虛無的犬儒心態，在西方看到民主，也看到社會問題，於是得出“東西方都一樣”的結論；三是民族主義的防禦心態，一部分人雖身處西方，卻始終抱持對西方哲學與價值的不信任，甚至在留學圈內強化“愛國主義”和“文化優越感”。這些心態的共同點是：**缺乏哲學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從未真正進入過西方思想的深層世界，因此只能在表層的經驗和情緒中搖擺。

七、真正的跨越：從學習哲學開始

中國若要真正實現現代化，不能只在技術和制度層面模仿，而必須在思想和哲學層面完成跨越。這意味着：教育體系必須鼓勵哲學與人文教育，而不是唯理工、唯實用；留學政策必須支持更多青年學習哲學、政治、歷史，而不是只把他們送去工科和商科；社會文化必須承認哲學的價值，承認自由思辨是科學與民主的根源。唯有如此，中國才可能真正“請進”德先生和賽先生。否則，即使科技再發達，GDP再增長，社會依然會停留在封建與現代的混合體中，表面繁榮，內里虛弱。

八、結語

歷史已給出明證：五四的先賢們曾試圖引入西方哲學，卻半途而廢，最終被政治力量裹挾；當代的留學生群體，雖擁有全球化的便利，卻在價值觀上徘徊不定，失去了推動中西思想交流的責任；中國社會若仍停留在“重術輕道”的狀態，就永遠無法真正擁有科學與民主的靈魂。因此可以說：**學習西方哲學，不是奢侈，而是必要；不是附屬，而是根基。沒有哲學，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德先生和賽先生並不拒絕來到中國，但他們的門票從來不是GDP、不是高鐵、不是芯片，而是對哲學的真誠學習與吸收。不學西方哲學，永遠請不進德先生和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