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道德元理 47.“國家主權”與“國民權益”

眾多國家機器中，軍隊的另一個獨特處，就是它不僅會在國度內部，而且還會在國度之間，出現不可接受的嚴峻衝突時，以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方式，動用他律強制的武力，保護國家安全，從而體現了國家的雙重職能：不僅對內，而且對外，貫徹統治階層的正義理念，文言又叫“國家意志”（不是“國度意志”哦，親），並順帶着引出了，另一個重要的概念：“主權（sovereignty）”。

廢話一句地講，“主權”是指一個國度的統治階層，對其管控下的民眾和領土，擁有的排他性政治權力，不僅不允許，被統治階層隨便奪取，而且也不允許，其他國度任意干涉，俗話或曰：“對內高於一切，對外獨立自主。”

正因此，主權總是在既內政、又外交的，雙重含義上說的，甚至獨立自主的外交，其實還是為了，高於一切的內政，所以別想當然地以為，它只有國際法層面的單一內涵：實然瞥，倘若一個國度的統治階層，牢牢管控着國土和國民，即便其他國度，或是國際法不予承認，他們依然實際擁有了，統治這個國度的主權。

這個意思上講，“國家”（不是“國度”哦，親）與“主權”，其實是合二為一的，尤其表現在：失去了主權的國家，就等於解體或滅亡了，哪怕它原本管控的，那些國土以及國民，還在那兒呆着，沒啥變化，學界所謂：“國破山河在。”夠准。

說白了，古代社會裡，“主權”還可以說是，“君主權力”被分崩離析後，濃縮出來的直接結晶，如同《管子·七臣七主》所講：“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奸門闓。”西方語境下的“君權神授”， 也是旨在強調：君王管控國土國民的主權，源於上帝，或是他頒布的自然法，所以才能擁有，管控公共生活的至上效力，不受人定法的約束，就像16世紀的博丹，以及17世紀的霍布斯，先後主張的那樣子。

18世紀的盧梭，又提出了“人民主權”的原創概念，強調所有公民，按照公意亦即共同意志，簽訂全民契約的時候，應當採取左手摸右手，好像一隻手的著名套路，將所有權益統統轉讓給，所有公民攜手構成的共同體，然後再由這個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一起擁有和行使，自我管控的至上主權，江湖人稱：“寄己統治寄己。”

說穿了，他這樣子講的用意，主要是想克服，霍布斯的“君主主權”理念，內在蘊含的那個權益悖論：臣民們把自己的自然權益，轉讓給了君主後，如何才能防止他，在訴諸行政、法律、軍事等途徑，行使至高無上的絕對主權時，以生殺予奪的管控方式，隨意剝奪臣民們，當初轉讓給他的，那些自然權益呀？

儘管過於浪漫的他，始終沒能講清楚，全體公民怎樣才能攜手起來，不僅共同擁有，而且還共同行使，寄己統治寄己的管控主權，這個新穎的政治理念，依然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等，異口同聲地紛紛主張：全體公民的權益，構成了國家主權的基礎，最後更是變成了，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度，都會在憲章法典里，隆重推出的一句閃亮口號。發光。

然而哈，“全民行使主權”的說法，聽起來絕對美妙，行起來一筆雕鑿的致命軟肋，最終還是在國際關係的語境裡，被深度作祟的權益自由悖論，狠狠地捅了一下子，結果逼着聯合國，也不得不在1948年，搞出來的《世界人權宣言》裡，透過人人都有權，離開任何國度，在其他國度尋求庇護，以免迫害等條文，不太明顯地否定了，主權國家對其國民，擁有不受約束的至上權力。

於是乎引發了，“人權與主權”的互動話題，並由於兩者都有個“權”字，在中文語境裡，還顯得特別棘手，讓人很難權衡，怎樣賦予權重：究竟是應當把人權，凌駕於主權之上呢，還是讓人權，從屬於主權呀？糾結。

本系列不在應然層面，自然也沒法展開權衡，賦予權重，只打算辨析一下，兩個概念的不同語義，澄清某些流行的曲解：所謂“人權”，撇開經常被左均塞進去的，“滿足需要”的另類意蘊不談，主要指普通國民的個體權益；所謂“主權”，如同剛才所講，主要指統治階層的管控權力。

不錯哦，由於權力是從權益演變過來的，因而如同權益那樣子，也有衝突中“不受侵犯”“應當捍衛”，以免被其他人奪取或顛覆的止害意蘊；可是哈，恰恰因為“主權”，又是某種比權益多出了，強力管控內涵的權力，並且即便冠之以“人民”的頭銜後，也還是只能由統治階層行使，不可能由所有人共同行使，我們就沒有理由，先將它等同於，全體國民的集體權益，然後再憑藉集體權益，高於個體權益的扭曲理念，把它凌駕於，個體國民的權益之上了。

問題在於，如同17篇所講：集體權益是指，若幹個體由於一致認定了，一條共同的正義底線（不是兩條不同的正義底線，拆分後再湊一塊的共同底褲哦，親），凝結起來的共同權益訴求，並且能夠落實到，每一個體身上，一個都不能少，就像你在公共場合抽煙，我和他以及另外兩三個哥們姐們，都覺得自己的健康權益，受到了傷害，因而結幫拉派，一致譴責你的侵權行為，提出共同的維權訴求那樣子。

這個意思上講，儘管的確存在着，與個體權益不同的集體權益，但主張它高於個體權益的說法，已經扭曲了下面的事實，實然維度也沒法成立：一旦其中某一個體的權益，被權重更高的集體權益壓倒了，這樣子達成的集體權益，就不可能再是，原來說的集體權益了，而是同義反覆地縮減成為，“集體減一”的權益。

說破了，所謂的“集體權益高於個體權益”，實質僅僅在於：若干強勢個體構成的集體，在人倫衝突中，通過侵犯某一弱勢個體的權益，實現了這個集體自身的權益訴求，卻把被剝奪了權益的弱勢個體，排除在這個強勢的集體之外，只不過為了忽悠他，或是面子上好看，才宣稱他依然是，這個集體的成員之一。

明白了這條道理，所謂“人權”與“主權”，就應當首先分別理解成：“個體國民的權益”，與“統治階層的權力”，然後再根據二者之間，或和諧或衝突的具體關聯，考察它們的糾結互動，卻不可籠而統之，先將主權等同於，全體國民的集體權益，再將集體權益，凌駕於個體權益之上，因為這樣子的概念偷換，肯定把水攪渾了。

比方說：一方面，要是甲國統治階層，行使權力的時候，有效地保護了，國民張三的個體權益，在且僅在這個範圍內，國家主權與國民權益之間，就是和諧一致的了，以致倘若乙國侵犯了，甲國的主權，也就等於侵犯了，張三的個體權益。趕快放枝冷箭：此情此景，依然談不上，主權高於人權，或國家權益高於個體權益；毋寧講，兩者是根本一致的，木有哪一個凌駕於另一個之說。

另一方面，要是甲國統治階層，行使權力的時候，非但木有保護，反倒還侵犯了，國民李四的個體權益，在且僅在這個範圍內，國民權益與國家主權之間，則是牴觸衝突的了，以致倘若乙國侵犯了，甲國的主權，非但不見得侵犯，反倒還可能保護，李四的個體權益——當乙國的目的在於，阻止甲國統治階層，侵犯李四權益的時候，尤其如此。

所以哦，此景此情，要是甲國統治階層，連同張三一起，哼哼教誨李四：木有國家主權，哪有國民權益，因此你應當為了，捍衛咱國主權，奮勇抵抗侵略，哪怕為此捐軀，也要心甘情願，不惜當個代價，就可能遭到李四的反駁咧：咱國的主權，與我的權益何干呀？他們打了進來，我的小日子，說不定還更好呢……於是乎，甲國統治階層，連同張三一起，就會把李四認定為，叛徒內奸賣國賊。詛咒。

當然嘍，也不是沒可能，出現這樣子的局面：儘管李四的個體權益，被甲國統治階層，行使主權的時候侵犯了，他還是真誠接受了，甲國統治階層，連同張三一起，哼哼給予的教誨，覺得自己儘管受了委屈，可畢竟和甲國的統治階層，屬於君民魚水一家親，因而賦予了國家主權，超過自己那點委屈的更高權重，從而奮勇投入到，抗擊侵略的事業中，血染沙場，壯烈犧牲……於是乎，甲國統治階層，連同張三一起，就會把李四認定為，英雄烈士愛國者。愛戴。

不用說，無論那種結局，對李四自己而言，都充分展示了，自作自受的般配效應，這裡按下不表，再次重複兩點：第一呢，將人權與主權，區分開的必要性在於，二者不僅有深度差異，而且還經常衝突，集中表現在：統治階層動用國家主權，侵犯了某些國民的個體權益。於是乎，將它倆混為一談，尤其是將國家主權等同於，全體國民的集體權益，既抹煞了二者的區別，也掩蓋了二者的衝突，不符合事實。

第二呢，基於第一條理據，如同討論“愛國”的話頭一個樣，討論“捍衛國家主權”的課題時，也應當首先從實然視角搞清楚：所謂的國家主權，作為統治階層的管控權力，一方面保護了，哪些國民的個體權益，因而能在和諧中，等於這些國民的集體權益，另一方面侵犯了，哪些國民的個體權益，因而與這些國民的集體權益相衝突，然後再從不同的應然視角，分別提出規範性的評判和訴求。

基於人性邏輯的要害情結，這樣子的語境下，依然不是和諧的情況，而是衝突的情況，才特別值得注意：一旦出現了人倫衝突，並且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所謂“全體國民的集體權益”，就像盧梭渲染的“公意”一個樣，是個字面上肥腸浪漫，實際上夢幻泡影的子虛烏有。

正因此，先將國家主權等同於，這個並不存在的東東，然後再將它凌駕於，部分國民的個體權益之上，無論應然層面，有着怎樣充分的規範性理據，實然層面都是沒法成立的，不是忽悠，就是誤解。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