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是什麼？禮儀之邦還是利益之邦？
http://www.govyi.com/lunwen/2009/200902/294436_4.shtml
鏡與影：西方視野下的中國形象及其變遷
摘 要：在文化交流的 過程中，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成為西方自身的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西方看到的不僅是充滿異國風味的夢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因而形象基本上有兩種類 型：烏托邦形象。是作為一種異己力量質疑現存秩序，期望對自身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進行調整；意識形態形象，是按照本國價值觀塑造的，通過調解異國的現實來 符合本國群體的認知，以維護和整合本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象徵模式。本文反觀西方社會對中國形象的認識變遷。解析這兩種功能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現。
關鍵詞：形象；文化交流；西方社會；變遷
西方人對中國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國家，不盡相同，甚至存在顯著差別。這裡面有複雜和多方面的原因。到底哪些是強權體制下的歪曲與附 加。哪些是合乎客觀事實的認識，這需要我們仔細地辨析。西方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是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價值觀念。從歷史上看，在文化交 流的過程中，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始終是西方的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西方看到的不僅是充滿異國風味的夢 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法國形象學家巴柔認為，看似個人創作產物的異族形象事實上是創作者所處社會的產物。形象受時代條件和社會條件 的制約，反映的也是當時社會整體的看法和觀念，是群體想象的結晶。“一切形象都源於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係的自覺意識之中。事實上，形象是對一 種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一描述，塑造(或贊同、宣揚)該形象的個人或群體揭示出並表明了自身所處的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空間”。形象基本上有兩種類型： 烏托邦形象是與所處社會模式相反的、不同的社會形象，作為一種異己力量質疑現存秩序，期望對自身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進行調整。另一種是意識形態形象，是按 照本國價值觀塑造的。通過調解異國的現實來符合本國群體的認知，以維護和整合本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象徵模式。反觀西方社會對中國形象的認識變遷，這兩種功能 在各自的歷史背景下凸現出來。
一、中國印象及其變遷
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人視野里的中國形象 充滿了夢幻和傳奇色彩。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經於13世紀來到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在中國為官和遊歷17年。《馬可·波羅遊記》(簡稱《游 記》)中描繪了中國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對我國古代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舉世聞名的發明 均有不少記載。這部遊記傳達出的中國文化是 高度文明、和平而繁榮的。儘管《遊記》對這個“世界之冠”的國家充滿故弄玄虛的溢美之詞，但卻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書中的內容，使每 一個讀過《遊記》的人都無限神往。馬可·波羅筆下天堂一般的中國一直在後世作家中延續，如英國的曼德維爾爵士在《曼德維爾遊記》中描繪的中國仍是一個神奇 瑰麗的國度，國土廣大，統治嚴明，擁有無數的金銀財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等。這些描述激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文明與財富的傾慕，最終引發了新航路和新大陸 的發現。
十七到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的報道進而吸引了西方。中華文化的精神和繁榮社會連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濃厚興趣。他們用 景仰的口吻在著述里講到，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孩子從幼年開始接受教育。成年人憑好文章獲得官職，以政績得到升遷。這與實行貴族世襲制的歐洲形成鮮明的對 比。孔夫子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他的儒教治國使得中國繁榮富庶。安定開明，是其他國家效仿的典範。著名學者約翰·韋伯曾著書論證中華民族的語言是人類的初始語言，在羅伯特·波頓的《憂鬱的解剖》，威廉·坦普爾爵士的《論英雄的美德》中，對中國的讚美之情隨處可見。伏爾泰在《哲學通訊》、《風俗論》等著作中常以欽慕的口吻談到中國文化、孔子學說、中國人的道德與智慧，稱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啟蒙時代的人對歐洲的一切都重新評價，但對中國社會卻肯定有加。啟蒙主義哲學家竭力將中國渲染成一個世俗樂園。中國的開明帝王，宗教寬 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當時的西方人自愧弗如。在啟蒙時代的德國，以萊布尼茨為代表的思想家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德行推崇備至，把中國人看作最優秀 的民族。根據法國學者艾田蒲記載，在啟蒙時期西方學者的筆下，孔夫子與僧侶和神父們相敵對，甚至被刻畫成能洞察一切。甚至精通物理學。 伏爾泰在《哲學辭典》中這樣寫孔夫子：“他從來不冒充先知，決不自稱是受啟示者，從不傳授一種新宗教，決不求助或依賴於權威，從不吹捧他於其統治下生活的 皇帝”。“沉睡的巨龍”這是個讓中國人感到振奮，而且沾沾自喜了許多年的說法，源自拿破崙的名言，這個傳言與歐洲啟蒙時代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褒多於貶”的好感相呼應。體現了上升期的歐洲對中國那種既仰慕艷羨又貪婪覬覦的印象和態度。
歐洲人關於中國的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 化和失實的地方。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明清兩代大興“文字獄”等，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什麼“自由思想的綠色天堂”，但是， 這些描述和當時中國的繁榮富強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稱的。同時，啟蒙思想家對中國的描繪是和他們對“理性王國”的設計緊密粘連在一起的。孔夫子實 際上已經被描繪為一名歐洲的啟蒙思想家，中國則被描繪成了“理性王國”的天堂。可以說，中國作為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恰恰適合了西方社會和文化自身發展的現實 需要。對中國的憧憬不僅是歐洲人的美好想象，更是歐洲現實發展所驅動的意象所然，是西方已有知識體系的延伸，是為改變歐洲的現狀並促進其發展服務的。
然而，這股中國熱於十八世紀中期到達頂峰後發生了轉折。隨着西方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國國內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發生使得中國在歐洲的威望嚴重下降。首先是 康熙決定驅逐在華的耶穌會士和羅馬教廷並在1773年決定解散耶穌會。中國失去了耶穌會士的公開支持與讚頌。西方對中國的想象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緣於鴉片戰 爭。東方帝國變得不堪一擊，而更多親臨者的所見所聞打破了以往的高大全形象。黃色的容貌，長辮小腳，不守時刻，不懂禮貌，不講公德，愛賭好嫖，溺嬰殺生， 見死不救……這幾乎是所有傳教士、官員甚至作家們描繪的中國標準像。伴隨着中國國勢的逐漸衰頹和鴉片戰爭後西方對中國的逐漸征服，歐洲的中國化熱潮結束 了。中西之間的位置根據國際角逐中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倒置。
1748年出版的 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1750年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都不約而同地牴觸中國，認為中國是一個貧困黑暗的蠻荒之地。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出使 中國，由於覲見禮之爭，被迫屈辱地返回國內，同時他把一個腐敗盛行、愚昧落後、狂妄自大的中國形象帶到西方。1794年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 要=》中總結了啟蒙主義的進步思想和人類思想史的發展，認為中國雖是泱泱大國，但已停滯不前，危機四伏。隨着東西方接觸的廣泛和深入，關於中國人民族特徵 和生活習慣的陋習披露多了起來。很多帶有敵意的作家找到了他們需要的素材：溺嬰，不洗澡，吃蛇蟲鼠狗，貪婪，奸詐。怯懦。在一片排華聲中，曾經無比輝煌的中華民族被視為人類中最低等的一支，中華民族被視為是一個不道德的、墮落的和不可取的種族。
男人蓄辮、女人纏足和殘酷的刑罰是近代中國在世界上的總體形象，由此認為中國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後的國度，以至出現了用“支那”這樣一個帶有強烈種 族歧視色彩的訶匯來描述中國。這些形象也出現在近代大眾傳媒之中。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是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介之一。據劉康主編的《妖魔化中國的 背後》第五章“好萊塢與醜陋的中國人”中記載，早期的美國電影往往着力誇大中國人拖地的長辮和伸長的指甲，好萊塢影片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往往被描繪為陰險 狡詐、行動詭秘、詭計多端、欺騙成性、骯髒不堪、缺乏道德。陰森可怖的唐人街是罪惡的滋生地，這裡黑幫猖獗，妓女遍地，到處活動着吸食鴉片的流氓和惡棍。 將唐人街與幫會活動和地下犯罪相提並論，在美國發展成為一個持久的傳統，為好萊塢電影恣意利用。簡短地講，自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中國的國際形象基本上是 醜陋和負面的，這引起了一些中國學者的激烈批評，被認為是對中國別有用心的醜化和扭曲，有的學者將這種現象概括為“妖魔化中國”，近十多年來，“妖魔化中 國”的提法“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國際上都引起了震動”，成為海內外學界關注的學術焦點之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許多西方文人 又一次以欣賞的目光重新打量中國。以英國作家迪金森(《約翰中國佬的來信》)和哲學家羅素(《中國問題》)為代表。在他們的筆下。中國人復歸為啟蒙時代的 東方哲人：和平，豁達，坦然面對貧窮，追求生活的真諦嗍。直至三十年代，具有中美雙重文化身份的作家賽珍珠出版了《大地》，將中國人的形象提升到一個新的 高度，小說里的中國農民勤勞堅韌，有着頑強的生存意識和強烈的道德感。我國學者林語堂作為第一個有意識對西方進行中國營銷的文化人。以其“對中國人講外 國，對外國人講中國”的交際策略，以《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等為飽受工業化之苦的西方人“度身定製”的著作，成功地向世界輸出了幽雅恬淡、容忍知足和詩意和諧的中國生活理念。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國際友人如愛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自修德(《中國的雷聲》)、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以及路易·艾黎、韓丁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講述紅色中國的故事。向世界展示了近代中國的另一面畫卷。
然而，“文革”的爆發給了西方傳媒又一次對紅色中國“再妖魔化”的機會。“破四舊”、“噴氣式”、“紅海洋”以及“打砸搶”等等詞彙充斥西方媒體，構成了一幅關於中國的混亂狂暴景觀，中國形象被定格在“荒謬”、“無序”、“自閉”的基調上。直至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的解凍，外國記者們進入了與世隔絕20多年的中國。又開始撰寫一些關於中國的田園詩般的文字。“沒有失業、沒有通貨膨脹、沒有所得稅、沒有吸毒、沒有賭博、沒有色情”等等。
今天。隨着中國的改革與開放，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來到中國。目睹中國正發生着巨大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愈來愈富裕，社會愈來愈民主，在許多技術領域中國正在 趕超世界，其神奇文化和當今的經濟發展令西方人深感驚訝，有人感嘆“東方雄獅”甦醒了。中國的巨大市場吸引着西方，同時又令西方感受到潛在的威脅。未來學 家奈斯比特在其新著《全球論一小而強的時代》一書中，稱中國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並認為，由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三個經濟體構成的“大中華經濟 圈”將要締造一個“龍的世紀”。
二、鏡與影折射出的中西方差異及認識變遷
回顧歷史，數百年 間，中國在西方的形象曲折多變，如同鐘擺一樣在美好和邪惡之間擺動。中國似乎就是一面鏡子，異國的遙遠空間反射出斑斕的幻景，歷史與傳奇，想象與欲望交織 在一起。然而，一經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所謂的幻景。不論是烏托邦中國還是意識形態中國，都是西方對自我的期待和表達。
比較形象學的重要代 表、法國學者巴柔在《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一文中認為，當異國文化現實被視為優越於本土文化的時候。就會出現對本土文化的貶低和對異國文化的狂熱。他 們意識到了本土文化所缺乏的東西，對異國文化的狂熱褒揚更多地屬於一種“幻象”。這個描述基本適用於彼時彼地的中西文化關係，因為歐洲不僅有關於中華帝國 的知識基礎，認為中華帝國的歷史發展階段和文化優越於歐洲。而且還有出自歐洲自身歷史發展的訴求。自文藝復興以來，為了擺脫中世紀神權中心和來世主義的統 治，反對宗教禁慾和蒙昧主義，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藝術領域開始向非基督教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汲取養料，肯定人的現實欲求，向着建設世俗文化的方向邁進。
馬可·波羅的書並不為其同時代的歐洲人所信服。因為在當時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歐洲，人們根本無法相信在東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們把《遊記》中的許多敘述 看作無稽之談。實際上，十八世紀以前，西方對中國所知甚少，正如清末的中國人對歐洲沒有正確的了解一樣，馬可·波羅時代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有限和很難不 出現判斷失誤。此時的中國成為西方社會理想的投影。所謂的繁華之邦，哲人君王統治的理想國，事實上反映了西方人對自身社會缺陷的洞察和不滿。特別在中世紀 晚期，開明富庶的中國形象的樹立提供了一個超越基督教對人性壓抑的榜樣。激發人們為改變現狀努力，從而建設一個更合理更光明的新社會。
到了十九世紀，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認為政府應以被臣民所認同為基礎，否則它就是不合理的。原有的政治體制在新理念的指導下進行變革，民主在各個國家不同程度地變成現實。而西方注視的中國不再被認為是政治體制完備的典範，以往政治和經濟理想國的作用漸漸隱退。另一方面，工業革命在歐洲和美國帶來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新興的殖民主義勢力摩拳擦掌，準備在東方建立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市場以獲取更大利潤。此時，中國形象被冠上落後蒙昧，亟需啟蒙的符號，拯救中國成為軍事和經濟殖民入侵最好的理由，為貪婪血腥的擴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進入二十世紀。西方物質上的富裕漸漸不能掩蓋精神上的痼疾，許多知識分子開始正視現代社會的精神弊病：人們的道德感降低，空虛墮落之風盛行。在自我質疑 和反思中，西方在一次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東方，渴望再這裡找到更本原更純真的生活哲學。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使人，對西方文明的優越產生了嚴重的懷疑，認為對 財富和權力的過度追求失去了對生活的感悟和洞察。中國以其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傳統，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樂達觀的生活態度深深地吸引了彷徨失落的西方， 成為人間樂園和消除危機的良方。此外，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為贏得了西方的好感。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很高興看到中國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成為同一個戰 壕的戰友。二戰期間中國士兵浴血奮戰。拖住了日本在亞洲橫行的腳步，從而減輕了太平洋戰場的壓力。
中國這面鏡子所映出的影像不是只隨着中 國自身的歷史條件變化，而更多地與西方的需求緊密相連，是西方自我的投影。烏托邦的中國是西方超越自我的激勵，理想化的形象中被賦予強大、先進、文明等特 征，並被試圖以此為藍圖來顛覆改革社會現實。意識形態的中國是西方彰顯自我的舞台，醜化了的形象低劣、愚昧、落後，為照鏡人帶來自我肯定甚至是傲慢的基 礎。可見，西方在與中國形象的對照中明確自身，在與之的文化利用中推動自我的構建。雖然歷史進程中各種條件在方方面面制約着中國形象的演化，從根本上講， 西方的現實動機和文化心理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正與薩義德的東方理論相印證：東方之於西方是客體，是觀照，是在西方人居高臨下的巡視中被創造出的產物。西方在二元對立中不僅完成了自我確認。而且虛構出一個影子，不論西方文化感到得意或失意、需要自我批判或自我確證時候，這個影子都會自然浮現出來，幫助西方文化找到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