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莫談陳寅恪

——陳寅恪，學術界公認的教授中的教授

易中天

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

已故歷史學家陳寅恪在辭世多年後忽然成了文化新聞的熱點人物，似乎是一件沒什麼道理的事情。

史學不是顯學，陳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眾情人。沒錯，這些年文壇銀屏上是有不少“歷史”，而且上演得轟轟烈烈，風頭十足，好像全國人民都有歷史癖，也沒患過健忘症似的。然而最走紅的“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又是什麼呢？《還珠格格》和《雍正王朝》。前者已自己坦言是“戲說”，後者則被史學界斥為“歪說”。歷史在文藝作品中能不能“戲說”或“歪說”，這是另一個問題（比如《西遊記》就是戲說，《三國演義》則是歪說，或不乏歪說成分）。但戲說、歪說不等於實說、正說，總歸是一個事實。它們和陳先生以及陳先生所治之史八杆子打不着，也是一個事實。所以，歷史小說和歷史劇走紅，並不意味着歷史學家也會走紅，也該走紅，何況那歷史小說和歷史劇還是戲說和歪說？事實上歷史學家無論生前身後多半都是很寂寞的。唐長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銘曰：“生於吳，歿於楚，勤著述，終無補”，說的大抵是實話。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因其學術成就而成為文化名人，卻很難因此而成為熱點人物。如果成了，那就一定有別的原因，比如吳晗。

陳寅恪也不同於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寫過從政治家、科學家到“引車賣漿者流”都人見人愛的新派武俠小說，也沒那麼多門徒和擁躉。他的著作，選題既很專門，文字也很古奧，感興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興趣又看得懂的更是鳳毛麟角，哪裡會弄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製過“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完了還能吹個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發表過聲討盜版集團的《告全國人民書》。他的著作才不會被盜版呢！沒有哪個小女生或小男生會去買《元白詩箋證》或《柳如是別傳》。柳如是？柳如是是誰？是王菲嗎？還是田震？陳寅恪又是誰？是汪國真、趙忠祥嗎？

陳寅恪還不同於吳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為“文藝黑幫”的頭子，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對象。他也不曾在建國之初公然向偉大領袖叫板，以後又在“批林批孔”時公然對抗，宣稱“只批林，不批孔”。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無聞的。他甚至不同於錢鍾書。錢先生和陳先生一樣，也是學貫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張揚。他的《管錐編》、《談藝錄》，也沒多少人看得懂。但錢先生畢竟寫過《圍城》呀！還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還拍得挺成功。這就舉國皆知，人人趨之若鶩了。那麼，陳先生可曾與大眾傳媒締結過良緣呢？沒有。

所以我贊同駱玉明教授的說法：“陳寅恪最不應該成為公眾人物”。

然而“最不應該成為”的最終還是“成為”了。而且，還弄到了人人都拿他來附庸風雅，誰不說陳寅恪誰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兒的程度。至於這些說詞究竟有多少符合歷史事實，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那就只有天曉得了。正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和熱。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就一定事出有因。

二、事出有因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比如國內民眾的關心，便多半帶有好奇心理。的確，像陳寅恪這樣可以公然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還真沒幾個。然而陳先生不但做到了，還基本上安然無恙。他這顆“刺兒頭”不但沒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層還對他關懷備至，禮遇有加。就連飲食起居這類生活小事，也有勞身為“封疆大吏”的陶鑄親於過問，又是送牛奶，又是派護士。在那個就連陳毅元帥都吃不到蘋果的“三年困難時期”，陳家居然“雞魚等餚饌甚美甚豐”，讓前來探視的老友吳宓感慨不已。這才真是怪了！於是人們就很想知道，陳寅恪這“瞎老頭”受此優待，究竟憑的是什麼？

疑團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釋。原來這陳寅恪並非等閒人物。他的祖父陳寶箴，未出道時就為曾國藩所器重，後來官居湖南巡撫，是戊戍變法時推行新政的風雲人物。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晚清四公子”，晚歲則以詩文著稱，被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評價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在一個重血緣，重門第，重承傳，重淵源的國度里，這已經足夠讓人肅然起敬了。何況陳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歲時就東渡日本，以後又遊歷歐美十數年，回國後與赫赫有名的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而1925年吳宓舉薦他任此教席時他才三十五歲。他學問大得嚇人，據說外語就懂十幾門（也有說二三十種的）。名氣也大得嚇人，據說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還專門問起。英國女王也曾來電問其健康。這些都讓人嘖嘖稱奇，哎呀連聲。如此之多的光環加之於身，被推介給大眾也就不足為奇。

但這些顯然不是我們關心的。海外學人的關注則難免帶有政治色彩。他們看到的是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衰老病殘，冷清寂寞，心情鬱悶，晚景淒涼，最後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對此，他們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極大的憤慨和深深的惋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一樣麼！然而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稱之為“國民黨同路人”的余英時），硬要有意無意地要把陳寅恪塑造成國民黨政權的“前朝遺老”，認為他留居大陸後不久就後悔自己的選擇，甚至對自己的“晚節”感到愧恥，為“沒有投奔台灣而悔恨終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鏡看人，有些想當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為國民黨台灣當局“國防部長”的俞大維，由於對陳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絲毫不從政治取向上着墨，因為原本不必“多此一舉”麼！

沒錯，陳寅恪在1949以後是不怎麼積極合作，更不要說“靠攏組織”。他身為全國政協常委卻從不進京，對思想改造之類的運動更是語多譏諷，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這只是他的“獨立立場”所使然，與他對國共兩黨的愛憎好惡毫不相干。他要當真喜歡國民黨，當初怎麼不跟着到台灣去？事實上陳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係，只要是能夠繼續讓研究古物”。這話雖然是冼玉清說的，卻很能代表陳寅恪的心聲。早在談到王國維之死時，陳寅恪即有“非所論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的說法，他自己當然也不會囿於“一黨之恩怨，一府之興亡”。看來，準確的說法是：陳寅恪和國共兩黨都沒有關係，也不想有什麼關係。他只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研究。我們最好還是不要違背先生的心願，把他扯進政治鬥爭中來。事實上正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作者陸鍵東所言，政治這個範疇，“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

那麼學術呢？陳寅恪在學術上的意義又如何？他的學問、學識、學養、學術水平和學術成就無疑是頂尖級和超一流的，要不怎麼被稱作“教授中的教授”（鄭天挺語），公認為史學大師、文化巨匠、曠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紀中葉，陳寅恪便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其學術成就則涵蓋了歷史、宗教、語言、文化、文學諸領域，被視為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但學問大不等於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於意義大。陳寅恪的學術意義究竟有多大，我可沒有資格來妄說，而且也認為並不重要。因為陳先生的學術意義再大，也構不成他成為熱點人物的原因。史學畢竟不是顯學麼！對柳如是、再生緣感興趣的人想必也不會太多。這些課題，和我們又有什麼相干，犯得着大家都來過問？

陳寅恪如果有意義，那意義一定是超學科甚至超學術的。上海學者夏中義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陳寅恪的意義不在具體的學問、學術，而在學統。所謂“學統”，也就是“一種把學術作為生命意義來追求的學人傳統”。這玩藝，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學派那裡才算有了點眉目，再到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時才算理清了思路。但“豎看百年中國學術史，從晚清、民國到共和國，能真正自覺地用生命去踐履”，並“使自身化為學統之鏈所以歷代未絕的悲愴一環者”，那真是舍陳寅恪而其誰（《九謁先哲書》）！也就是說，正是由於陳寅恪認準了這一條道兒走到黑，那個來之不易又命若游絲的“現代學統”，才總算沒有斷了香火。

這當然比只談學問深刻多了，但仍然可疑。可疑之處就在於，如果那“學統”並無意義或失去了意義，還要不要堅持？如果我們有了意義更為重大的事情，這“學統”可不可以放棄？依我看，那個“學統”既然是乾嘉學派和梁啓超他們搞出來的，又只有百把年歷史，不堅持也罷，天塌不下來；而陳寅恪的一些弟子門生（比如汪籛）之所以和先生分手，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建設新中國，解放全人類，顯然比堅持什麼“學統”意義重大得多。

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談陳寅恪？

三、孤傲怪僻之謎

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常常會有倒吸一口冷氣的感覺。 儘管陳寅恪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不是最觸目驚心的，也儘管該書作者陸鍵東儘量用了一種平實的史筆來講述那發生的一切，但還是看得我驚心動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陳寅恪的清高自負外，就是他的孤傲與倔強，骨氣與膽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擬請陳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長，他開出的條件居然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這還不算。他還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如果只是他陳寅恪一個人或中古所搞點“特殊化”倒也罷了，他還說“最高當局也應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這就實際上是要全國學術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了，豈非存心“逆歷史潮流而動”？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而公然要求“最高當局”也聽他的話，從他之說，此等“狂妄”，豈非空前絕後膽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裡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北國政要來訪，也被多次擋駕。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康生康大人？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有禮貌”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陳先生病了，正在臥床休息。但當真願意一見，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康生，也不見別的人。不見也就罷了，他還要賦詩云：“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地步。

是陳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嗎？不是。陳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長（如陳序經）、教授（如冼玉清），還有護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認為“不好接觸脾氣大”的陳寅恪，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信任有加，不但稱他為“彬叔”，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陳寅恪並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麼，是陳寅恪討厭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書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嗎？好像也不是。陳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見，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關係就很好，和胡適的關係也不錯，而胡適可是做過“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國民黨，且“死而後已”。這裡也無關乎國共兩黨之爭。因為陳寅恪也和許多共產黨高級幹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內心深處敬重他們，比如陳毅、陶鑄、杜國庠、馮乃超。

也許，陳寅恪夫人唐篔對馮乃超的評價多少能透露出一點消息。唐篔說：“馮副校長雖是個老黨員，但倒是個念書的”。也就是說，是不是黨員或官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讀不讀書，或是不是讀書人。胡適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喬木、周揚也是，遊走於國共官學之間的章士釗當然更是。陳毅和陶鑄雖然不是學人或嚴格意義上的讀書人，卻也是有知識有文化有學問有才華的“儒將”，而且尊重知識和學術。由是之故，他們也得到了陳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還是有所不同。除身為“一方父母”的陶鑄外，共產黨這邊，最受陳寅恪歡迎敬重的是陳毅。他得到的情感回報是“肅然起敬”。次為杜國庠。他得到的回報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誼仍在”。胡喬木也不錯。他得到了“中國傳統為師者的那一份慈愛”。郭沫若的情況比較微妙。畢竟雙方都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人，也都不是等閒之輩。然而一個是“馬列主義史學”的代表，一個是“資產階級史學”的重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又都風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喧多於交流，在談笑風生的背後仍是格格不入了。郭對此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謂之“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雖是笑話，卻有深意存焉。

不過郭沫若這個“戲言”的水平之高，卻也不能不令人嘆服。郭屬龍，陳屬虎，兩人又觀點相左，當然是“龍虎鬥”。郭耳聾，陳目盲，兩人又立場不同，當然是“馬牛風”。但如此之巧對工對絕對，大約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龍爭虎鬥唇槍舌劍之餘，也未嘗沒有惺惺相惜。儘管十年以後，郭沫若還是在其新著《李白與杜甫》中對早已含冤去世並無還手之力的陳寅恪殺了個回馬槍。

最慘的是康生，他吃了閉門羹。康生其實也應該算是“讀書人”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秀才”，讀過很多書，文筆極好，書畫俱佳，藝術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惡在當時還尚未暴露無遺，或不為外人所知。無論從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養）講，他都應該見得着陳寅恪的，卻被拒之門外。1949年以後，康生哪碰過這種軟釘子？於是他就來了個“軟着陸”，只用輕飄飄兩句話，就讓《論再生緣》的出版幾乎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點的是周揚。周揚本來也是要吃閉門羹的，只是因為看陳序經的面子，不想讓陳序經太為難，陳寅恪才勉強答應見周揚。但周揚在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上顯然沒吃到什麼好果子。“陳寅恪的態度是挑戰式的”，而一向辯才無礙的周揚則顯得底氣不足，幾無招架之功。儘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後，周揚仍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因為他總算見了陳寅恪一面。當然，他對陳寅恪的感覺也和許多人一樣：“有點怪”。

比康生更慘的是某些學人。他們遭到了陳寅恪的譏諷甚至痛罵。早在1952年，陳寅恪就寫詩諷刺他的那些北國同仁，還特地把這首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鄧之誠：“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這顯然是諷刺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間，學人們紛紛“棄舊迎新”、“棄暗投明”，放棄輕車熟路的舊研究方法，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炮製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輔仁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陳垣，1949年時六十九歲，當然是“白頭學究”了。1953年底，陳寅恪又當着汪籛的面，連續兩天怒罵那些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喻之為“自投羅網”。據說，陳寅恪大動肝火，“恣意評點人物，怒說前因後果，極其痛快淋漓”。

看來，陳寅恪對所謂“時尚”，所謂“新學”，已是積怨甚深，對那些一心想要“眉樣入時”的“讀書人”，也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這就決不只是什麼個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麼不去香港、台灣，為什麼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什麼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麼！怎麼並無反感，反倒欣然？

這裡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陳寅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嚮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民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

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里”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願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梗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獨立。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沒有好下場是明擺着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劉節聽說“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竟奮然表示願意替代陳先生上台挨斗，並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擋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麼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於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占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為什麼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有的人善於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於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麼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產黨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麼！

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麼個變法，以及為什麼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

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屬於“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麼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後，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籤”的痕跡，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愛因斯坦不承認量子力學思路來自他那篇獲諾貝爾獎的論文。馬赫也不承認相對論思路和量子論來自他的哲學。）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裡。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

【馬悲鳴】：自從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以後，歷代儒生給自己定了許多古怪的禁忌。比如王夫之（船山先生）出門必須打傘穿木屐，義不戴大清國的天，不踩大清國的地；入清之後肯定沒曬過太陽。兩廣總督葉名琛被英軍俘虜，押往加爾各答囚禁。葉總督自帶糧食。英國人奇怪，俘虜由押送方負責食物供應是天經地義的事。葉名琛在自帶的糧食吃完後，絕食自盡；——義不食英粟。章太炎弟子黃侃入上海租界不夜宿。還有過香港不夜宿的。大清亡於民國，身為公卿之後的陳寅恪端是不能追隨國民黨去台灣，也不能在香港過夜。作為蔣介石下令胡適搶救的文人學者之一的陳寅恪從北京下南京，再下到廣州就無路可走了。余英時說他：“沒有投奔台灣而悔恨終身”真是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