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陳寅恪在香港時代和日軍、和漢奸的交往詳考》1-3

柳不如是

——本文以鐵的事實，狠狠地打了石國鵬、岳南、陸鍵東、劉夢溪等人以及陳家後人們所謂的陳寅恪不吃日本鬼子大米、使用關西日語痛斥日軍、陳寅恪在港拒絕參加日軍約請寫教科書和加盟學會、陳三立拒絕拉攏為抗日絕食而死的種種虛假的神話和偽史！歷史就是歷史，不是陳粉們的小妾！陳寅恪，這個曾經的“優秀國民黨員”，從來不是清流學者！而是政治嫖客！

《陳寅恪在香港時代和日軍、和漢奸的交往詳考》1

在陳寅恪駐港期間，有一個至今未解之迷，即所謂駐港日軍照顧其生活並拉攏他撰寫教科書之傳說。

見《也同歡樂也同愁》一書的記載：

2月中旬舊曆年底（1942年2月14日為辛巳年除夕），有人送來整袋麵粉，父母因來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門口推進推出，最後來人仍下麵粉就跑了。

真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在家門口推進推出！請設想一下這幅“軍民魚水情”的溫情畫面吧。。。

先考證這一記載的真實性。

1941年12月25日日軍占領香港後，從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了所謂的“糧食配給制度”。這一糧食配給制度主要內容是：

禁止香港糧食市場自由交易，在港居民一律憑米票購買定期、定量大米。過時作廢。

日軍在港雇員每月可以得到贈送大米和罐頭，用於獎勵配合日軍工作的在港華人和英人。發行日本軍票和郵票，限制使用港幣、英磅和郵票。要求在港居民限期將手中港幣和英磅全部兌換成日本軍票，過期發現存有港幣和英磅者，一律沒收。

兌換比價由總督部公布。

駐港日軍施行糧食配給制度後的第一次送大米時間為1942年1月17日。這可見《陳君葆日記全集》1942年1月17日的記錄：

“午後送米來，三包。領米回家後即拜祖先，家人見米的問題已有着落，均喜形於色”。

同年2月27日的日記記載了第二次送米：

“今日見肥田木隊長，當即解決午飯問題，由渠發給白米一包，罐頭二箱，鹽一包，糖若干斤作食糧。另糙米一包作為換燃料之用。”

從當年3月16日開始，發送大米的工作由當時的大漢奸陳君葆負責。

又見《陳君葆日記全集》1942年2月28日記錄了當時的日軍隊長肥田木帶領着漢學家岩村忍等人，一起來到圖書館，給大家送米和肉罐頭的經過。而且，194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特別記載：

劉、孫二人昨攜米十六斤、罐頭肉類七罐與陳寅恪。今日回來有告陳近況。據說他已挨餓兩三天了。聞此為之黯然。

劉即劉草衣，孫即孫述萬。當時任職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即日軍駐港期間的偽香港圖書館。當然這些米和肉罐頭全部來自日軍的發放。為此，2月27日，陳寅恪回贈他“衣料一件、信箋一盒”作為答謝。

請注意：按照當時國民政府的定義：此時的陳君葆顯然屬於在偽政權下任職的高層人員，絕對可以定性為“漢奸”的。

因此，真實的糧食發放種類是大米和肉罐頭。幾乎沒有麵粉。因此，《也同歡樂也同愁》一書記載的“有人送來整袋麵粉”，應該是“有人送來整袋大米”。

接下來的問題：駐港日軍是怎麼知道陳寅恪在那裡的呢？

經過我們的一番分析和考察，發現原來是陳寅恪自己找上門的。具體經過是：

日軍某部看中了此棟樓房的地理位置及樓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樓居民，限時搬空，用以駐軍。大家趕緊商量對策，父親因自己通日語，不顧個人安危，與房東及幾位年長者出面和日軍交涉，要求緩遷幾日。

——奇怪的是這個時候陳寅恪的漢奸弟弟陳方恪居然從南京通過了多個環節，寫信多封給駐港漢奸。我們一直追查這些信件的內容，收信人的後代至今密不發布！這難道是大漢奸寫信讓在港漢奸照顧陳寅恪嗎？究竟有什麼重大事項？待考。

該樓的具體位置是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三樓。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當陳寅恪“因自己通日語，不顧個人安危，與房東及幾位年長者出面和日軍交涉”時，他必然要告知日軍自己的職業、身份和為什麼會日語、日語掌握的程度等基本身份情況，這是當時日軍處理中日民間糾紛的基本模式和程序。我們只要驗證是否存在“日軍某部看中了此棟樓房的地理位置及樓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樓居民，限時搬空，用以駐軍”這件事情就可以判斷這一記載的真偽了。根本不存在故事會中的“不顧個人安危”這樣的局面。因為當時他的身份是“偽香港大學教授”！日軍不敢也不會無禮冒犯“偽香港大學教授”！！

證據可見《陳君葆日記全集》，如下：

1942年4月23日

昨日的計劃，想設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個住的地方。

這條看似普通的記錄卻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大問題；當時的陳寅恪在香港的住宅遇到了大的問題了！什麼問題呢？即“日軍某部看中了此棟樓房的地理位置及樓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樓居民，限時搬空，用以駐軍”。

將兩條歷史記載組合一起，我們可以還原出真實的歷史過程：陳寅恪一方面直接找日軍勸說緩幾日搬出，一方面找陳君葆解決搬出後的住處問題。談判交涉的結果是可以寬限搬出日期，不久這隊日軍調防他處，全樓才平安無事。

接下來，我們再驗證“有人送來整袋大米”的“有人”是誰？

經過劉正教授的由於上述考證，可以知道：由於住房的搬遷問題，會日語、曾兩次留學日本的港大教授陳寅恪的真實身份徹底暴露了，這才有了“有人送來整袋大米”照顧的陳寅恪在港生活的問情況。

最直接的證據是：《陳君葆日記全集》1944年2月19日的記載，回答了“有人送來整袋大米”的“有人”是誰這一大問題。如下：

下午三時許到東亞研究所赴小原的約。先是我對松原說，松榮此君，前曾聞馬鑑屢道其人……松榮前曾努力過中日文化協進的工作，而且曾幫忙過不少中國文化人。如從前他曾送過米給陳寅恪。

問題到此為止可以說已經解決了。“有人送來整袋大米”的“有人”是日軍駐港當時負責“東亞文化協會”的松榮。但是松榮，松是個姓，榮是名字。我們按照當時的駐港“東亞文化協會”的人多是內藤弟子的實際情況來考慮，松榮可能也是出自內藤湖南門下。

按照松榮個人的自述，他還特別資助過生物學家林紹文教授。而林紹文是著名水產學家，1933年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廈門大學教授。而後出任青島大學教授。何時到了香港不詳。但是，林紹文獲得資助後離開香港，就再沒有和松榮聯繫，這引起了松榮的極度不滿，他甚至向陳君葆發泄。

日軍給陳家送大米的事，又見陳哲三《陳寅恪軼事及其著作》一文：

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

這裡又出現了所謂的“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猜測之辭。劉正教授曾疑心此事出自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之手。

1995年7月25日，劉正教授給和田先生的後人和田博德教授和女婿神田信夫教授寫了信。主要請教以下兩點問題：

其一，陳寅恪先生與和田清先生之間的往來通信，至今還有沒有保存？如有，請介紹一下具體內容。

其二，1942年，陳寅恪駐港期間，是和田清先生還是白鳥庫吉先生曾給日本軍部寫信，要求照顧他在港的生活和安全？

此事的詳細過程，至今中國學界無人知道詳細情況，特來求教。

和田清的後人和田博德教授親自給劉正教授回信，並且查找了部分原始資料，其中，1995年8月5日神田信夫教授的回信中說：

ご來示の陳寅恪先生と和田清先生との關係の件ですが，小生遺憾がからそのような事實を承知しておりません。然しその可能性は充分あると考えられます。詳しくは和田博德教授より回答があると存じます。なお白鳥庫吉先生は一九四二年三月に逝去され，當時病床に在ったのでこの件には關係が無いと思います。

現在將該信翻譯成中文如下：

您來信詢問陳寅恪先生和和田清先生之關係的問題，很遺憾我並不知道。然而，考慮到這件事情存在的可能性，詳細內容可以等和田博德教授回復。其中，白鳥庫吉先生1942年3月逝世、我想在香港出現日軍送大米照顧陳先生的時候，白鳥先生已經臥床不起了，大概與此無關。

作為女婿的神田教授，他並沒有聽說這件事。但是他考慮到在他與和田清的女兒結婚之前或許存在過這件事情，他建議劉正教授等待和田清之子、和田博德教授回信中的答覆。但是，他明確否定了此事和白鳥庫吉之間的關係。

1995年8月6日和田博德教授在回信中告訴劉正教授：

和田清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に中國へ侵攻した日本軍が押收した中國の貴重な文物の中國への速やかな返還を迫った事實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和田清が中國を尊敬し，その歷史と文化に限りなき愛情を抱いていた故ですが。當時日本軍部の勢は強大であったので，此のような事をするのは甚だ勇氣の必要なことでした。そのため和田清は東京大學教授の官職を罷免される覺悟さえした程でした。このように和田清は中國文化、學問を護るために勇氣を以て日本軍部へ發言したので，陳寅恪先生の生活と安全を照顧するように香港駐留日本軍へも要求する書翰を送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

現在將該信翻譯成中文如下：

和田清曾經最先提出“日軍在第2次世界大戰中侵占中國時搶走的珍貴文物儘快歸還中國”這一事實。這是和田清尊重中國、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懷有深厚感情的緣故。當時日本軍部勢力是非常強大的。出現這樣的事情，需要有很大的勇氣。甚至和田清意識到連他的東京大學教授的職位也可能難以保住了。類似這樣的為了保護中國的文化和學術，和田清先生親自向駐港日軍寫信，提出照顧陳寅恪先生的安全和生活，自然是可能的。

但是，和田博德教授家中沒有發現其父留下的相關書信，他建議劉正教授去保存和田清的全部日記和文稿的神奈川縣茅ケ崎市檔案館去實地調查。於是，劉正教授親自去神奈川縣茅ケ崎市檔案館進行調查。但是無果而終，沒有發現任何書信和日記等相關證據。至少目前為止，主張“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之說，缺乏實證。（除非是他的漢奸弟弟寫信給香港的漢奸？待查證。）

神田信夫、和田博德二教授致劉正教授回信：

說到這裡，劉正教授主張：

不得不很遺憾地說一下陳氏三姐妹的《也同歡樂也同愁》一書並非全是信史。通讀此書，筆者發現了不少失真之處。比如，該書第164頁對與陳寅恪離開香港的經過是這樣回憶的：“借到數百港元，因欠債頗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債方能上路”。試問：數百港幣加上衣物、皮鞋抵債，能夠湊出多少錢？全家五口人，不算行李，從香港到廣州的船票或飛機票經濟艙的價格當時就高達每人2500-4000元國幣。

而那時的港幣和軍票的兌換比如下：

1941年2-5月港幣和日本軍票兌換情況表

2月 3月 4月 5月

日本軍票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港幣

二元 三元 四元 四元

此統計為劉正教授根據他在日本時親自閱讀到的日本某軍國主義團體出版的舊日軍回憶錄及有關檔案中記載的當時的經濟數據，編制而成。出於對日本右翼團體所謂“文獻資料真實性”的牴觸，我一律隱去材料來源。

而實際上，根據筆者掌握的史料，陳氏離港前，他至少收到五筆巨款，才得以支持他帶領全家人離開香港。五筆款項如下：

1、高廷梓匯款10000元國幣。

2、杭立武第一次匯款5000元國幣。

3、第二次杭立武又匯款5000元國幣。

4、傅斯年匯款1500元國幣。

5、俞大維匯款10000元國幣。

可是，陳氏三姐妹的書卻告訴我們“借到數百港元，因欠債頗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債方能上路”。

我們怎麼能不遺憾地說一下，她們說的和事實有些出入。因為她們這一說直接來自於其父陳寅恪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忽於四月底得意外之助，借到數百港元，遂買舟至廣州灣，但尚有必須償還之債務，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1942年8月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再一次說：“忽得接濟，重返故國”。陳寅恪居然在前後兩封信中公然對傅斯年作了隱瞞！顯然，他以為傅斯年並不知道高廷梓、杭立武和俞大維給他匯過款之事，甚至也不提朱家驊和杭立武出面組織的對他營救活動，而只是輕描淡地以一句“忽於四月底得意外之助”而匆匆帶過，讓劉正教授倍感驚愕和震驚！

奈何陳氏對各位出資出力幫助過他脫離險境的人如此絕情？！他為何要對傅氏隱瞞他收到了多筆匯款這一事實？如此公然敲詐國家錢財！當時周作人一家人在北京，沒有任何人給他撤退的經費！因為他沒有傅斯年這樣的親戚！容庚教授也是如此！！

為了進一步說明真相，有必要公布一些當時幾個真實的經濟數據：

截止到1942年春，香港一雙新牛皮皮鞋價格：6 元港幣。

駐港華裔高級雇員工資是月薪：200元軍票/包食宿。220元軍票/不包食宿。

駐港華裔普通雇員工資是月薪：60-80元軍票。

駐港華裔教師工資是月薪：150-280元軍票。

大米價格是每斤30錢軍票，黑市價格是三元軍票。

一個金元寶可以兌換500大洋。一元軍票可以兌換四元港幣……

如果真的存在“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的情況，那麼其值尚不到五港幣！陳寅恪製作這一故事時絕對不會想到五、六十年後有一名敬仰他的中國留學生，利用他的論著中對社會經濟史的關注，如此這般的考察和分析了他的上述信函內容的真偽性問題。

劉正教授以為，陳氏三姐妹和陳氏弟子熱衷於宣傳的卻是：“在港期間陳寅恪不食日本人大米或麵粉”，顯然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他再次特別強調：日軍占領香港後，立刻施行了全港糧食配給制度。大漢奸陳君葆和日本特務松榮等人多次給陳家送米送罐頭。雖然“據說”最初曾發生過拒絕接受的現象。但是，在接受了陳君葆代表日本軍隊給他的大米後，他還回贈薄禮給陳君葆。以後，他的確接受了松榮的送米送罐頭，維持生計。當時，接受松榮送米的還有戴望舒、葉靈鳳等在港文化人。在不吃就面臨着全家被餓死的情況下，請不要奢談什麼“餓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這樣無關痛癢的話。

因此，劉正教授特別強調：

在那個艱難困苦的惡劣環境下，在沒有食品就要面臨全家餓死的情況下，請不要奢談什麼“餓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這樣無關痛癢的話。我們不需要人為地塑造一個又一個的“餓死也不食美國人麵粉”的朱自清們。其實，接受贈米和謀求職位都是在當時的惡劣環境下的一種求生行為，只要沒有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就不該過多指責，也不需要過份拔高到所謂的“餓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之類的“民族氣節”的地步。

因此，研究近現代人物傳記，尤其不能百分之百地使用被研究者直系親屬和後裔的口述材料，這裡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如果非要使用這些口述，必須先經過史料和文獻的驗證後，才可以放心使用。一旦無法驗證，寧可不用，決不爛用。試想：當時陳氏三姐妹尚在年幼，而如此大事，陳氏夫婦萬萬不可能如實地向三個女兒作出陳述，因此才出現陳氏三姐妹至今也不明白當時自己的父母手裡究竟有多少錢。顯然，陳氏三姐妹是看了其父的這封信後才繼續堅持此說的。

《陳寅恪在香港時代和日軍、和漢奸的交往詳考》2

陳寅恪居然介紹自己的弟子去當漢奸文人。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英國殖民地香港。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1942年1月，日本設立“香港占領地総督部”。日軍駐紮香港倭督磯谷廉介第一次來香港大學視察並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管理則是開始於1942年3月23日，他上午視察香港大學圖書館，下午接見全體教授和學校高層領導。陳寅恪是否出席，沒有任何記錄。磯谷廉介的發言只涉及三個方面：

“日中親善、日本王道的儒家來源、勉勵大家努力工作”。

全程並沒有單獨接見陳寅恪，更沒有在下午的講話中提到陳寅恪。

現在至少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當時的陳寅恪並非一點沒有和偽政權發生合作干係。

——即：1942年4月1日，他曾推薦自己的弟子張向天在偽香港圖書館謀求一職。

具體記載可見《陳君葆日記全集》1942年4月1日：

“陳寅恪先生介紹張向天欲在圖謀一席。”

我們相信：那些主張陳寅恪“餓死也不吃日本人的大米”或者“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之類的“民族氣節”的學者們，肯定不知道這一真實史料和事實的存在，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解釋這樣的一個具有如此高的“民族氣節”歷史學家怎麼會介紹自己的得意弟子去給日偽政府工作呢？！

在給出這個歷史事實之後，張向天只是為了謀生去當漢奸。因為當時的香港施行食物配給制度，而取得一個偽政權下的一個職位，是獲取配給食物的唯一方式。但是陳寅恪的言行不一，很值得抨擊和嘲諷！當時日軍占領香港後，陳寅恪沒有立刻辭職（已經是“偽香港大學教授”，對！是漢奸教授的身份）以顯示陳家的骨氣和民族大義！反而介紹自己的得意弟子出來去漢奸機構工作，他家的“抗日神話”呢？

順便說一下：我們查遍了保存至今的全部日文和中文的偽北京時代日軍和漢奸組織工作機密檔案，北京的漢奸組織和日軍從沒有任何個人和團體拉攏陳三立！可是陳寅恪為了給自己的“偽香港大學教授”洗底，就編造謊言，聲稱他爹拒絕拉攏、為了抗日絕食而亡。天大謊言！欺負大家不懂學術考證！！

《陳寅恪在香港時代和日軍、和漢奸的交往詳考》3

陳寅恪為何故意捏造倭督和漢奸約請他寫歷史教科書這一謊言？！

——喜歡時不時放料出來來抬高自己的陳寅恪，他的這些“料”正在被一個接一個的揭露出來，還原歷史真相！這正是劉夢溪、石國鵬等造假人最不敢面對的事實！

喜歡時不時放料出來來抬高自己的陳寅恪，他的這些“料”正在被一個接一個的揭露出來，還原歷史真相！現在，我們再揭示一個“料”，見如下：

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四人信中說：

……弟當時實已食粥不飽，臥床難起，此僅病貧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廣州偽組織之誘迫。陳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為害，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弟雖拒絕但無旅費離港，其苦悶之情不言可知……

可是，這封信讓我們十分不解，原因如下：

首先，所謂“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之事，按照現在已經公布的陳氏書信來考察，應當即1941年8月26日陳氏致傅斯年信中所說明的：“同時接北大文科研究所不移川之信，故致函北大請其資助旅費，得今甫轉告可助三千元。”這應該是後來發生“不意北平之偽北京大學亦來誘招”的直接起因。

其次，對於所謂“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領地政府”登場，由磯谷廉介出任“香港總督”。政府總部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在香港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兩個組織。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諮詢機構，有委員四名：羅旭和、劉鐵誠、李子方及陳廉伯。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22名：主席周壽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員董仲偉、葉蘭泉、伍華、羅文錦、斯啟東、凌康發、林建寅、李忠甫、郭贊、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馮子英、章叔淳，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而陳君葆則是當時香港圖書館的中方實際負責人。

日本方面則立刻設立了“東亞文化協會”和“東亞研究所”。並且日本駐港當局開始積極推廣日化教育和日式建築。日語成為了主要的教育課程，中小學每星期必須教授日語4小時，英語則被禁止使用。當時使用的中小學教科書就包括《新生香港》、《興亞進行曲》、《從香港到東京》、《日本刀》、《忠靈塔》、《日本的體育》等偽教科書。因此，如果真的存在“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其時間範圍應該是1942年2月21日至5月1日之間的68天內。因為2月21日日軍駐港總督府成立，而5月1日陳寅恪致信陳君葆，說明近日內要返鄉了。陳君葆日記中記錄如下：

早上接到陳寅恪先生寫給我和季明的信，說他日間要從廣州灣歸鄉，過海後或到平山圖和中文學院作最後一眺望，並謂“數年來託命之所今生恐無重見之緣，李義山詩之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淒哽。”我當時讀到此不忍再讀下去。

而當時的香港倭督磯谷廉介第一次來香港大學視察並直接插手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管理則是開始於1942年3月23日，他上午視察香港大學圖書館，下午接見全體教授和學校高層領導。陳寅恪是否出席，沒有任何記錄。磯谷廉介的發言只涉及三個方面：“日中親善、日本王道的儒家來源、勉勵大家努力工作”。全程並沒有單獨接見陳寅恪，更沒有在下午的講話中提到陳寅恪。甚至陳寅恪可能根本就沒到場。

——如果存在“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傳聞，則時間段又縮小到1942年3月23日至5月1日之間的37天內。

當時的《陳君葆日記全集》記錄了最真實的和駐港日軍交往的經過與記錄，為什麼從沒有提到陳寅恪的“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這裡的所謂“漢奸”又是指誰呢？是指陳維周還是指陳君葆？或者是指“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兩個組織的成員？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日本所調查和掌握的有關駐港日軍和總督府的現有全部日文資料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此說！

而在陳寅恪晚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則陳述說：“香港為日本所占，只好空坐家中半年。”在當時他本可以繼續說一下他當年如何拒絕了“香港倭督及漢奸復欲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交弟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類的愛國先進事跡以證明他的進步，甚至可以解脫對他的遺老遺少的指控。可是，他卻沒有再說這段故事。

而吳宓在《答寅恪》一詩中註解為“聞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協會，寅恪力拒之，獲免”。此說顯然也出自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驊、葉企孫、王毅侯四人信中之說。只是日圓的“軍票二十萬”變成了“日金四十萬圓”。

——而且，最重要的的是：1942年2月20日在港日偽政權成立時就已經存在了所謂的香港“東亞文化協會”和“東亞研究所”，也存在了經過審定的偽“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並不需要陳寅恪再去什麼TMD“辦東方文化協會”和什麼TNND“審定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陳寅恪，你以為編個故事就可以輕易逃避你的罪惡的歷史嗎？你敢回答為何1941年以後傅斯年對你越來越討厭和失望以至於你們二人幾年不相互來往？！

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並質問這一傳說的真實性。或許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而故意放出的話題。君不見，1942年6月19日陳寅恪的那封信一下子就寫給了四個人！生怕此信內容流傳不遠之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