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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已成社会制度的反面教材
送交者: 香椿树1 2019年12月20日16:33:47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很多人不理解资本私有条件下的选举政治就是权贵民主, 黄智贤举得例子不错。选举得时候收买媒体制造假新闻就不说了, 选举之后,“你代表民进党,民进党有一些支持“台独”的人,所以你要演给他看,证明你很努力要“台独”。我是国民党,所以我要骂民进党。等记者摆好camera了,来,开打。打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法案要审,可能我的金主跟你的金主是同一个;在台湾有很多好笑的事情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金主是同一个人,比如我是企业家,我有钱,给国民党300万,给民进党500万,给亲民党100万,我给谁多少,我全都买。所以我黄智贤要通过的法案,你们都乖一点,不要给我玩真的,吵吵闹闹但最终一定要过,三天以后要过。


张维为:

2016年我曾经在东南卫视做过一个演讲,演讲结束时我用了一个例子,当时是比较大陆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和台湾的情况,两岸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制度绩效的落差。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是1996年,当时台湾就决定要建一条地铁,在台湾叫“捷运”,从台北市中心到桃园机场,一共51公里,但20年过去了还没有建成。这期间换了13个“交通部长”,大都是政治任命,不是真正干事业的。

而过去这20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中国大陆修建了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建地铁,上海从零开始已经修建了世界最长的城市地铁线。所以当时我说在制度绩效反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是有些人认为台湾的这个制度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我认为这叫做严重“脑残”,或者说严重“脑子进水”,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


我当时讲这番话本来是针对大陆那些“带路党”公知的,没想到这话传到了台湾,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时报》那年12月7号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台湾民主还有制度优势吗?社论就引用了我刚才讲的那段话,并称台湾这20多年来的民主化,在部分大陆知识分子看来,不仅不是大陆未来需要参考的模式,甚至根本是负面教材。文章还称,张维为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评论台湾,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落幕的时候,就曾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以“从希望到失望”为标题,谈了台湾的民主问题。

实际上这位社论作者可能不知道,我在很多场合很多次讲过,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助,台湾民主将不仅是从希望走向失望,而且从希望走向绝望。因为大陆的模式使大陆经济腾飞,给台湾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大陆出于同胞情,愿意与台湾同胞分享这些机遇。

这篇社论很有意思,后面还接着说,从这个节目的高收视率来看,大陆为数不少的精英阶层对台湾的印象,已经逐渐从昔日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种浪漫情怀,逐步转到今天的比大陆落后的负面示范。换言之,不少台湾人过往感到相当自豪的民主成就,在两岸互动交流的20多年来,并没有让对岸感到心向往之,反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而且持这种看法的,很多还是知识分子……我们也得扪心自问:台湾的民主示范,真的值得骄傲吗?没错,台湾经历了3次政党轮替,但一次比一次撕裂严重,而且自今年所经历的政党再轮替后的台湾,恐怕连想自我感觉良好的机会都没有了。

最后这篇社论作者感叹,当台湾不同立场者每天在街头、在媒体PK,当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也不必再等张维为这样的大陆学者做任何负面评论了,台湾的主流民意早就通过民调给台湾民主打了分,不是吗?当台湾作为负面教材成为一种流行,没有人会感到好过,但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理性的反思呢?一个没有理性反思的制度,还谈什么优势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观察者网把这篇社论刊登出来以后,引来网民热议。一位住在美国波士顿的华人写的跟帖很讽刺,他说,台湾桃园捷运1996年规划,据说不久就要试通车,不管怎么样,20来年建成了,51公里,造价大约等于人民币260亿元,这简直太了不起了。你们看看,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美国波士顿——有个中心隧道工程又叫“大挖掘”工程,英文叫Big Dig,才12公里多一点点,但45年过去了还没建成,1971年规划,1991年开始施工,迄今还在进行中,已经花掉了150亿美元,约合一千亿人民币,几乎比桃园捷运高四倍。


其实,采用西方模式带来的一个很大困境是,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客挑起无穷无尽的党争,结果以牺牲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人民整体利益为代价。比如,美国加州想建高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迄今为止一公里也没有建成,因为加州的各个县议员说,必须在我这里建一站,否则高铁就不能通过。建高铁要损害航空公司的利益,要损害汽车公司的利益,要损害饭店旅馆等等行业的利益,这些公司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也可以打各种各样的官司。总而言之,就是西方模式确实出了大问题,不改革的话,无论美国还是台湾地区,恐怕只能一路走衰。

我记得当年台湾刚开始所谓的民主转型,美国不少政治人物都说,台湾民主能够成为照亮中国大陆的灯塔。现在美国这个“民主灯塔”也是晃晃悠悠,大陆网民调侃为“灯塔国”,连他自己都失去了方向,更不用说台湾这个灯塔了,能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就很不错了。那么台湾民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和大家初步探讨一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台湾民主化30来年的几个结果:

首先是经济严重的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1996年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发展的良机。2000年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7个“行政院长”,大搞权术平衡,而不是经济建设,连续8年公共投资为负数,经济急剧走衰。2008年民选上来的马英九,到执政末期的民调支持率甚至低于当年陈水扁的水平。但他有一点做对了,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

台湾经济与大陆相比,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台湾在所谓民主化起步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规模大约是大陆的45%。30年过去,今天台湾的经济规模大约只有大陆的4%,今天深圳一个市的财政收入就超过整个台湾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深圳市长手中的预算大于台湾“蔡省长”掌管的预算。多数台湾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包括大学毕业生,近20年没有增加,很多芯片工程师纷纷跳槽到大陆,因为大陆的收入是台湾的三倍多。

第二是政治恶斗加剧。一些人还认为台湾民主至少实现了多次“政党轮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实,每次轮替之后,就是一个政党对另一个政党的掠夺、清算、报复。例如,蔡英文上台后,不是优先解决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而是热衷于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民进党利用自己在“立法院”占多数的优势,通过了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剥夺国民党的财产,让国民党以后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选举。他们还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意图把民进党描绘为民主化身,把国民党定为专制化身,来继续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


台湾媒体的生态也发生巨大变化,台湾媒体在两蒋时期被叫做“哈巴狗”,现在被叫做“疯狗”,故意挑起族群矛盾,诸如“外省人”、“本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丧失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第三是腐败有增无减。台湾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迅速变成市场化。陈水扁八年执政,贪婪敛财,令人发指,最后锒铛入狱,结果又保释出来,这个我不想多谈,大家都很熟悉。早在2009年,也就在大陆出台“八项规定”之前,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在当年的报告中就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高于大陆,当时马英九痛心疾首。马英九时期,虽然其本人还算清廉,但也出现了很多贪腐事件,他管不住下面的人,因此他的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不好。国民党多位高官接连贪腐,使得台湾民众发出“蓝绿皆贪”的感叹,各种形式的贿赂贿选更是屡禁不绝。最新的丑闻就是蔡英文出访的专机上竟有官员走私近万条香烟。


第三点是以台湾地区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30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一步。但今天大陆与台湾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和规划,大陆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和执行规划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讲一人一票,中国模式讲选贤任能,两者可以竞争。今天是新媒体时代,西方民主模式变得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游戏化,越来越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

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我记得上次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我讲过这么一番话,如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思改革,香港可能真的会沉沦下去,对香港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伤害,尽管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情景,但我不排除香港最终会成为大陆人民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一个教育基地。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思改革,也无法改革,最终一路沉沦下去,就像台湾事实上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教育基地,希望香港不要步台湾的后尘。



黄智贤:

为什么很多西方学者现在开始思考民主的终结?因为实施一人一票普选后,最终就是有钱的人用金钱就可以买到选票,因为像台湾、美国等,除了欧洲少数地方以外,绝大部分的媒体都掌控在资本家手里,有钱就可以买报纸,买了报纸还不高兴,我再买两个电视台、广播电台,还有网络平台,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多少,然后就可以决定要怎么做,也可以影响议员,因为议员要当选就需要露露面,他们需要沟通、需要广告,如果议员不听话,就不让你上电视,如果议员胆敢去帮助自己的对手,那就每天报纸修理你,当时就是这样干的。

“民主制度”设计的一个困境,在台湾尤其明显,你必须看到5年、10年、2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当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这个执政者已经下台了。台湾在日殖时代85%的农民都是佃农,没有土地,等到“两蒋”回来后,几乎三等佃农、三等贫户都有自己的米饭吃了,都有自己的土地,包括陈水扁他们家就是佃农出身,就是靠着“两蒋”开始分土地了,开始强迫教育,让穷困的小孩子可以去考军公教,所以陈水扁的姐姐们都是去考老师,出来以后就终身职终身俸,他一辈子吃喝不愁,到他一代就翻身了。另外,台湾开始发展纺织业、轻工业、电子业,每一步其实都跟西方理论相反,比如政府发现我现在需要高速公路,就要盖高速公路,当时所有人都反对,街上没有几部车,修高速公路都是给有钱人开的。如果以台湾现在的制度,绝对盖不了高速公路,台湾现在绝对还在推牛,因为每个人都反对。

所以民主内在的一个困局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一个很复杂的法案,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了解。我在台湾念最好的高中北一女,那时家父就希望我能读医。但我一直想读中文,结果家父就说,不然你就不要读了。后来我就辍学,之后我在台湾打了七年工,端过盘子当过油漆工,也开过计程车,在各种各样的餐厅都做过,这样存钱之后,我到美国去念大学,继续打工,念完大学后又跑到英国念硕士,我一直都在社会底层,在台湾打工,在美国打工,在英国打工,要知道当你每天在为生活奔忙的时候,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但如果我还对政治有兴趣,我要去投上一票的时候,根据什么投票?这个女生好漂亮,好有眼缘,所以台湾有一种选票叫“猪哥票”,就是政党推出漂亮年轻女生,呼吁请投我一票,“猪哥们”就来了,投她一票,她就当选了。或者说,我要让你印象深刻记得我,就要剑走偏锋,媒体就会报道,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打架?

甚至有可能白天打一打,晚上大家继续喝酒,那也都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打是因为我代表国民党、你代表民进党,民进党有一些支持“台独”的人,所以你要演给他看,证明你很努力要“台独”。我是国民党,所以我要骂民进党。等记者摆好camera了,来,开打。打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法案要审,可能我的金主跟你的金主是同一个;在台湾有很多好笑的事情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金主是同一个人,比如我是企业家,我有钱,给国民党300万,给民进党500万,给亲民党100万,我给谁多少,我全都买。所以我黄智贤要通过的法案,你们都乖一点,不要给我玩真的,吵吵闹闹但最终一定要过,三天以后要过。这是实际发生在台湾的事,同样也发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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