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戴自英、翁心華到張文宏：中國感染病學的華山路(zt)

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發期間，上海華山醫院醫務人員在簡陋的肝炎臨時病房前。供圖/華山感染

中國感染病學的“華山”路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漢封城第二天。

82歲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終身教授翁心華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參加上海市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會議。他因此取消了當晚的年夜飯。過年不好打車，他的學生、專家組組長張文宏特意開車來接他。

在車上，翁心華笑着對張文宏說，SARS時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個病人，這次上海首例確診才4天，就20個確診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點）。自己的第一感覺是，這次新冠病毒的傳播力比SARS還要更強一些。

“從那時起我就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全部投進去研究這個疾病的防控，這與翁老師早期就提醒我們要重視這個病是有關係的。”張文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7年前SARS時，我做上海專家諮詢組組長，想不到17年後我的學生替代我來做組長了。他很有能力，他會做得比我更好。”在這次上海臨床救治專家組會議上，翁心華如是說。

從傳染到感染

2002年10月，翁心華當選為第七屆中華醫學會傳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李蘭娟等為副主任委員（後李蘭娟接任第八屆主任委員）。他們的首要工作目標，是將傳染病學分會改名為感染病學分會。

這是從北京協和醫院教授王愛霞、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華，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標。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醫學界學習蘇聯模式，建立了以治療肝病為主的傳染病科。但業內有識之士已認識到，中國的感染病學科應該與國際接軌，與抗生素、公共衛生事業等結合，向“大感染”學科回歸。

這也是翁心華的老師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

戴自英曾師從青黴素髮明者之一、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牛津大學病理學教授弗洛里，1950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回國。1955年，創建了華山醫院傳染科。

1962年，翁心華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進入其附屬華山醫院傳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華的大學老師徐肇玥為副主任。傳染科工作條件艱苦，幾乎是醫院裡條件最差的一個科室。戴自英告誡他們：“傳染科醫生要挑得起擔子，經得住考驗，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與其他醫院的傳染科大都實行大一統的蘇聯模式不同，自創建以來，戴自英主導的傳染科就實行一種混合模式：既有蘇聯模式的專門收治傳染性疾病的隔離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戴自英還是中國臨床抗生素學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創建了中國首家抗生素臨床研究室。抗生素領域涉及許多出自拉丁文的細菌名與藥名，發音獨特，連學外語的人也讀不准。戴自英的研究生，後來曾任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華山醫院黨委書記的張永信回憶，他們對戴老師的原版英式英語非常羨慕，但仿學很難。一次張永信試探地問能否錄音，戴自英欣然同意，認真地將常用細菌名慢讀一遍，個別特殊的還加以重複。後來那盤正版磁帶被同學們反覆翻錄。

華山醫院現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長、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華山醫院感染病學科的整個亞專科是國內最全，與國際最接軌的。這是因為，一開始他們就是兩條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兩條線組成。“有了這兩塊，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華接替他，擔任了華山醫院傳染科主任。他有意識地請戴老師發表文章，引起討論，為學科轉型做準備。

戴自英提出，釐清“傳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國內譯為傳染病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國際上被稱為感染性疾病。雖然兩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蟲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於傳染病（contagious disease），還包含非傳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這一認識逐漸成為共識。1999年，第六屆全國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學術會議一致通過了學科更名的決議。改名需要獲得民政部的批准。經過三年報批，終於在翁心華的主委任上獲得批准。

翁心華說，這不是三個字名稱的改動，實際上是學科走向的變革。“這種拓寬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們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要求。”

SARS防治的上海標準

翁心華剛接任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就遭遇到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考驗：SARS來了。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廣東佛山市發生。2003年2月，上海拉開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上海市醫學會向上海市衛生局推薦，由翁心華來擔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後期改稱SARS）專家諮詢組組長。2003年3月底，翁心華剛從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會議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

專家諮詢組由上海市衛生局牽頭，由20位來自感染科、呼吸科、臨床微生物、流行病學、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頂尖專家組成。

幾乎與此同時，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了。3月27日，一位從香港回來的女士來到上海一家區級醫院發熱門診就診，隨即轉入上海定點收治SARS病人的上海市傳染病醫院。4月2日，被確診為SARS。

華山醫院感染病學科領導層合影。前排左起:翁心華(華山醫院終身教授、感染科原主任)、汪復(抗生素研究所原所長)、張嬰元(華山醫院終身教授、抗生素研究所原所長)；後排左起：邵凌雲(感染科副主任)、張繼明(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貴(抗生素研究所所長、感染科副主任)、張文宏(感染科主任、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張菁(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黃海輝(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供圖/華山感染

其中，對北京來上海旅遊的一位57歲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難的。她的肺部出現繼發煙麴黴感染，情況危急。當時國內有兩性黴素B可以治療煙麴黴病，但副作用大，專家組認為患者當時的身體狀況難以承受。華山醫院感染病學科終身教授、時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長張嬰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上海市傳染病醫院主任醫師、分管臨床救治的專家組成員巫善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伏立康唑是專門針對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藥，當時還未獲批進入中國。SARS期間，輝瑞公司向中國捐贈了一批伏立康唑。該藥上海無貨，經市領導親自批示，向北京緊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東航運抵上海，送至隔離病區的醫生手中。患者康復出院，成為上海最後一位出院的患者。

疫情中，中國境內（含香港）累計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其中，北京、廣東、香港特區感染人數均超千人。而上海市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為輸入性病例，僅一例屬家庭繼發性感染，無一例內源性感染，醫務人員沒有出現一例感染。

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單，翁心華覺得，跟他們牢牢堅持流行病學史有關。

2003年4月14日，衛生部公布了SARS的五條臨床診斷標準，包括5個方面：流行病學史、發熱咳嗽氣促等症狀和體徵、早期白血球計數不高等實驗室檢查結果、肺部影像學改變病變、抗菌藥物無明顯效果。4月20日，衛生部下發調整後的診斷標準，不再強調流行病學接觸史，只要同時符合第二、三、四條標準即可診斷為疑似病人。

4月20日晚8點，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劉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緊急召集會議，研究調整後的診斷標準，上海市專家諮詢組成員悉數到場。

翁心華明確提出，不太同意刪掉“有流行病學史”，對於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都應堅持流行病學史。這個意見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劉俊局長是非常有能力的一個領導，他非常支持我們專家的想法。”翁心華說。

會議一直持續到11點多才結束。從疾控中心出來時，正下着大雨。翁心華說，這不是傾盆大雨了，這是“傾缸大雨”。他搭的是專家組成員、長征醫院傳染科主任繆曉輝的車。雨水模糊了擋風玻璃，看不清前方路況，也不知道開在什麼路上。車逆向駛上了一條單行道，開了一段距離才發現，但沒有辦法，只能繼續向前開。不知過了多久，翁心華終於安全回到了位於肇嘉浜路附近的家。

第二天上午，劉俊把翁心華和專家諮詢組副組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俞順章請到位於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指揮部辦公室。當着翁、俞二人的面，他打電話給衛生部，說明上海對於診斷標準的意見。

電話的另一頭並不完全同意。但由於經過專家組討論形成了結論，劉俊、翁心華、俞順章都很堅持。對方表示，如果上海堅持意見，需要提交情況說明並簽字，要承擔以後的責任。劉俊問翁、俞二人的意見，二人均表示願意承擔責任，當場簽下情況說明。

不久，5月3日，衛生部再次修改診斷標準，重新將接觸史作為第一條標準。

關於診斷標準的這個插曲一度引起外媒關注，出現了“上海沿用自定的苛刻標準診斷SARS，令疑似病人數字保持低水平”的懷疑之聲，在當時的防疫形勢下，上海方面則否認有過不同標準。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在已過去17年的今天，翁心華覺得，終於可以做出澄清了。

他說，當時他們確實承擔了一定的風險，但大家都認為，堅持這樣的篩查原則對於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因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發季節，患者出現咳嗽高熱、肺部陰影等症狀十分常見。如果把這些都作為SARS疑似病例隔離，無疑會加大流行病管理負擔，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嚴把關口。

後來，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專家諮詢組成員、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姜慶五帶領SARS流行病學研究課題組，共從疫區採集了近千份血清標本。檢測結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後期，北方有些地區已被臨床確診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體內沒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據，即存在“過度診斷”的現象。

重視流行病學史，也是參與這次SARS防治給張文宏最深刻的啟發。疫情期間，他替老師堅守在大本營，篩查疑似患者。他還按照翁心華的要求，對國內外所有相關資料進行梳理。5月，兩人合著的176頁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一種新出現的傳染病》即出版，是國內最早一部介紹SARS的專業書籍。

60年代初，剛進華山醫院傳染科的翁心華。供圖/華山感染

張文宏說，堅持疫源地接觸史是傳染病防控最重要的精神。“你如果把網撒得太廣，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魚”。這次新冠肺炎防治，上海的策略其實和2003年SARS時是一樣的。把來自重點地區的人群“看好了”，就能控制住。

“感染界的福爾摩斯”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每周四翁教授的大查房，是華山感染科的“歲月靜好”。

翁心華脖子掛着聽診器，走在幾十位年輕醫生前面。他個子高，即使人多，大家也能看見他。

查房制度是戴自英教授傳下來的傳統。只要不出差，戴老師一定每周查房，而且查房前一天就看病人資料、做功課。1966年這個傳統一度中斷，到70年代又恢復了。翁心華說，以前有跟自己一輩的教授一起查房，這些年不少人不在了或者不方便了，就成了他一個人查房。

查房前，各醫生先通過科里的微信群上報疑難案例，每周選出其中最疑難的一兩個。其中不少是從全國各地轉過來的疑難病例。

周四上午，翁老師先跟大家一起在科里的會議室回顧這個病例。科里的醫生、進修醫生和學生，多時七八十人，少時五十來人，會議室坐得滿滿當當的，有時還坐不下。回顧完，再一起到病房裡去看病人。病房小，只有主治醫生等在裡面，其他人輪流進病房觀摩。

“發熱待查”是翁心華的獨門絕技，他被稱為“感染界的福爾摩斯”。

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醫師朱利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遇到病人不明原因發熱，醫生通常壓力很大。翁心華告訴他們，發熱待查就像愛情故事一樣，主題是永恆的，但每個故事都不同。對待發熱待查，要像探索愛情一樣，有好奇心，壓力就能轉化為動力。

朱利平記得，有個病人發熱一個月，一開始被診斷為風濕性心臟病。翁心華在大查房時翻開他的眼皮，發現眼瞼上有一些小瘀點，肯定地說，這不是風濕性心臟病，懷疑是感染性心內膜炎。隨後，病患確診，用藥三天后出院。

朱利平說，自此之後，科室里醫生都學會了翻眼皮這一招，診斷出了多例感染性心內膜炎。不熟練的醫生有時把病人眼皮翻腫了也翻不開，翁心華笑說，翻病人眼皮也是個技術活。

2011年11月29日，一個14歲男孩的家人抱着一絲希望，慕名來到華山醫院感染科門診，被收治入院。這個男孩已發燒16個月，左下頜痛，右大腿痛，兩年來，在家鄉江蘇和上海的多家醫院輾轉，都被診斷為“慢性骨髓炎”，做了多次手術，用了數十種抗菌藥物，但病情仍在發展。男孩來的時候，左下頜骨消失，左頰凹陷，右下肢打着鋼板。12月4日，主任醫師黃玉仙和副主任醫師邵凌雲接手了他的診療。兩人向《中國新聞周刊》仔細回顧了這個病例。

男孩入院後一周，在每周的疑難病例討論會上請翁心華會診。翁心華聽了病史匯報後，看了病人，再次仔細詢問了病史。他分析，男孩的症狀與典型的骨髓炎不同，因此需要跳出“骨髓炎”的診斷思路，考慮其他疾病，尤其是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症、淋巴瘤等血液系統疾病。

12月16日，翁心華組織了一次華山醫院院內大會診，邀請骨科、頜面外科、血液科專家參加。頜面外科和骨科醫生同意翁心華的意見，認為不是骨髓炎，但當時血液科專家認為，沒有明確的病理證據，還不能下非感染性疾病的結論。

之後，在翁心華的一再堅持下，血液科把病例帶到了上海市血液病疑難診治中心。通過這次會診，終於診斷出“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症”。男孩轉至華山醫院血液科。通過化療，體溫恢復正常，骨痛消失，累及的骨骼系統逐步痊癒。通過後期隨訪，他們得知男孩長高了，還可以爬山和跑步，學習也很好。

從醫幾十年，這個病例讓黃玉仙真是服了。她感嘆，這個男孩是血液科的病，隔行如隔山，感染科醫生可能根本想不到，就是血液科醫生也很少能想到，因為這個病太罕見、太不典型了。翁老師之所以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是因為他的內科學知識很全面，是用老前輩醫生那種大內科的整體思維來思考。這種通過多學科討論抓住疾病本質的臨床思維，讓他們年輕醫師學到很多。

弟子們

多年來，翁心華一直致力於搭建平台，為現代感染學科布局。

感染科全然不是受人追捧的熱門科室。工作有危險性，收治的很多是比較貧困的患者，操作性少，醫生待遇低。但在早期“診斷”和培育苗子上，翁心華同樣有自己的獨門秘訣。

2003年5月12日，上海華山醫院傳染科的SARS疑似病房

1993年，翁心華第一次招收碩士生，報考者中沒有達到錄取分數線的。那年3月18日，淮北市人民醫院心內科主治醫生盧洪洲隻身來到華山醫院進修。因為心內科要排隊，就轉而進了傳染科。期間，他報考了上海醫科大學（華山醫院當時為上海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內科碩士研究生。翁心華知道盧洪洲參加了考試並過線，就問他願不願意轉到自己門下。每周查房前呼後擁、自己仰慕的翁老師居然看中自己，“小醫生”盧洪洲當即就答應了。兩人立刻一起打出租車去了研究生院，盧洪洲成了翁心華的第一個碩士生和博士生。

1999年盧洪洲博士畢業時，翁心華考慮在科里加強新發傳染病研究，而新發傳染病繞不開艾滋病。翁心華手裡有一個去美國做研究的機會，便問盧洪洲願不願意去做艾滋病研究，盧洪洲接受了。經過聞玉梅院士和翁心華的共同推薦，他來到美國范登堡大學做博士後。

2001年，盧洪洲對於是否馬上回國猶豫了。一天，他收到翁心華一封長信。

翁心華說，這是自己第一次給學生這樣寫信。信中，他分析了傳染科這批年輕人各自的特點和發展方向，認為盧洪洲很有闖勁，希望他能回國從事艾滋病方面的研究，一定會大有作為，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會有所作為。

盧洪洲說，當時有過繼續在美國待下去的想法，接到翁老師這封長信後，就按時回國了。“翁老師是一個睿智的人。他就像是一個‘總策劃’一樣，進行着布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亞專科，通過努力在自己的領域裡都能成為醫學大家。”盧洪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發現張文宏，也是一擦肩的事。

1996年，張文宏還在上海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專業攻讀碩士學位，有次來華山醫院傳染科實驗室見一位朋友，與翁心華偶遇。初次交談，翁心華覺得這個年輕人很聰明，思維活躍，知識面廣，反應快，就勸其轉到傳染科攻讀博士。事情就這樣說好了。

經翁心華安排，張文宏於當年進入傳染科，在肝病專家鄔祥惠教授門下攻讀博士，翁心華也是導師組成員。張文宏主要跟着翁心華做結核病課題，因此也是翁的博士生。

傳染科醫生收入比較低，在上海居大不易，迫於生活，2001年前後，30歲出頭的張文宏萌生了改行之意，便找到翁心華提出了辭職的想法。翁心華非常理解年輕醫生的現實困難，沒有批評他，但希望他能夠再堅持一下，不要輕易放棄。以他的能力，一定能成為一名好醫生、好學者。

“他說，很多事情你只要熬過最艱苦的時候，以後總會慢慢好起來的。我覺得他講得挺對。”張文宏堅持了下來。2010年他開始擔任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從那時起至今，華山醫院感染病科連續九年位居中國醫院專科排行榜感染病學科榜首。

朱利平1997年博士畢業的時候，翁心華找他談話。翁心華說，從趨勢看來，以後免疫力低下人群會越來越多，激素治療、化療、器官移植……都有可能帶來機會性感染（指一些致病力較弱的病原體在人體免疫功能降低時造成的感染）。因此，除了細菌和病毒感染，真菌感染是一個重點方向，我們要派人來關注這樣一個方向，你看你是不是能夠關注？

現在，朱利平已成為國內真菌研究的頂尖專家。他說，自己很慶幸。“這種布局確實是高人。多少年以後我才能夠慢慢體會到。”

張文宏說，感染科疾病分布於全身，因此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感染科醫生，只熟悉一個人體器官相關的疾病是不夠的，需要具備整體思維能力和多學科合作能力。“如果每個醫院都有這樣一批具有整體思維和公共衛生思維的感染科醫生，國家就會有了第一道防線。每次出現傳染性疾病，在蔓延之前，就會被這些有專業素質的醫生給識別出來。如果做不好，我們國家就會一直處於風險之中。”

所幸，在上海歷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感染科醫生已承擔起重要責任。2003年，翁心華擔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專家諮詢組組長；2009年，盧洪洲擔任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治療專家組組長；2013年，盧洪洲任上海市流感（H7N9）防控臨床專家組組長；2020年，張文宏擔任上海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組長。

翁心華記得，1962年或1963年，他剛進科室，徐肇玥帶着科室十幾個人去戴自英家做客。戴自英家客廳牆上什麼都沒有，只珍重地掛着他的牛津大學博士學位證書。他剛從青島出差回來，送給每人一個當時很稀罕的國光蘋果，還對翁心華說：“剛進來的呀？不要着急，慢慢做。”

翁心華希望，戴自英教授的在天有靈能看到今天“慢慢做”出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