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嬋：那個冬天，我走進日本法庭當陪審員

東瀛30載，經歷了很多在國內不可能被我撞上的事情，比如被炒魷魚，被迫創業，被客戶背叛，被同鄉欺騙，再比如兩次訴訟、一次被告，也就是說不得不三次走進日本法庭進行法律抗爭。

而這些在我20多年來的散文隨筆中，都是看不見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報喜不報憂嘛。

特別國有古訓：“父母在不遠游”，使我更不能把遠游中的不幸寫成文字，讓家人擔憂。

如此這般在異國被“千錘百煉”的我，基本上是“處事不驚”了。可是去年冬天，一封來信，還是使我怦然心跳。

這封信的落款是我所居住地方的日本的縣級裁判所（相當中國省級），我一看心中一驚，第一個念頭是，莫非上次敗訴的那個人要翻案？重新起訴？

但是，沒有任何預警啊，百思不得其解，我皺着眉頭、憂郁地打開這封信，一看，頓時眉開眼笑了。

原來一不小心，我被抽簽列入日本法庭陪審員名單。

其實，“法庭陪審員”這個詞，我們大家都不陌生，早在1899年托翁的《復活》裡就濃墨重筆過，並不是新時代產物。 

號稱東亞西學先鋒的日本，陪審員制度其實也是2009年才開始。

我仔細再看通知書，原來被抽簽到的人，並不等於就是陪審員了，還要進行面試。

我看後又笑了，因為我剛剛還在奇怪，我這個人至今還沒有抽簽中過的經驗，例如小時候家在鼓浪嶼，中秋節同學朋友幾場“中秋博餅”，我不要說狀元餅，連秀才餅也沒有中過；到日本每逢新年玩一下彩票，也從沒中過，即使超市裡抽簽景品，也一次沒有中過，所以，日本裁判所通知里說，這個並不是最終當選陪審員，還要面試，我反而心領神會了：“這就對了，人不可能耳順之年，突然開運呀”。

但我心中的劇情急轉，又馬上認定這次我是妥妥地成為日本法庭陪審員了。

因為我今生所有抽簽中失敗，取而代之的是所有面試中，都百發百中的，從1983年出國時簽證面試，到留學生獎學金面試，及日本企業就職面試，甚至創業後斗膽挑戰日本政府對中小企業特別融資的面試，都順利通過，所以，我斷定這次面試也沒問題。

在那還沒有新冠的冬日下，我步入日本某裁判所會議大廳，一共有45人。

我們按桌子號碼順序入席後，先是電視說明會，然後進入面接。面接分兩部，由自己選擇。

第一部是在原座位上，接受裁判長的提問，即席回答；第二部是挪個室，接受裁判長的提問。

考慮有的人不希望自己的意見公開，有的不希望自己在大家面前發聲，這麼人性化的安排，真的讓我很感動。

不過，我覺得個室會給裁判長多一份辛苦，就選擇在大庭廣眾接受面接。45位之間有6個人選擇在個室接受面接。

裁判長對我的提問中，我記得有一條：“你對這樣的陪審員制度有什麼看法嗎？”

大家一定最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幾個人被淘汰。日本陪審員制度規定，一個案件由6個陪審員和一位裁判長及兩位副裁判長審議。

我們45個人被面接後將留下8位，其中兩位是備胎梯隊員。為的是三天陪審員工作中萬一有生病或因急事無法來時，這兩位梯隊員就可以馬上替補。

所有面接結束後，我們全體坐在原位填交通費申請和民意測驗表格，大概半個鐘頭後，裁判長進入會議室，宣布面接結果，這效率也真的是傳說中的日式效率啊。

宣布時不是叫名字，而是叫號碼，以入座的座位順序為號碼。

據說，這一方面是防止互相記住名字，怕萬一泄漏給被審判的罪犯，會有看不見的隱患，這也是一種日式防範於未然的考量。

我是第6個進入會議室的，也就是6號，結果第一個被叫到的是6號，就如我悄悄地自我預言那樣，這次面接我又妥妥地合格了。

我們8人，那幾天還有一個“頭銜”，叫“非常勤公務員”（臨時公務員），除了每天有公務員級別報酬以外，還有公務員保險。

即這幾天如果遇交通事故或捲入突發事件，將按日本國家公務員保險待遇。

我們8人移動到另一個房間，接受小規模演習。當工作人員帶我們進入實際的審判法庭時，我才突然意識到真的很嚴重，在這莊嚴的法庭，我將參與審判一個人啊。

當天回到家，我馬上准備從網上系統地學習法律知識。順便細讀起剛剛從裁判所帶回來的資料。

不讀不要緊，一讀毀三觀啊，資料上寫着：“為了起到審判員的作用，不需要學習法律知識，只需用你的常識來判斷就可以”。

這條規定是高度成熟社會，全民素質高的情況下，才可能的，它告訴我們，在審判一個人的時候，不是用意識形態的認知，也不是用政治正確，而是用一個人的常識。

我作為日本“非常勤公務員”開始了三天的工作。

赴任路上的一個鐘頭，我一直糾結，我究竟會撞上一個怎樣的案件。

我知道如果殺人案或強奸案，我必須面對血淋淋的案情和一些不想看的丑惡。

我偷偷的祈願，讓殺人、強奸案遠離我。

可這是工作，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上帝啊，最好讓我碰上一個大麻違法之類的。

第一天上午在審議室聽取裁判長對案件的說明，感謝上帝，我們審理的案件不是殺人案，也不是搶劫案，更不是強奸案，而是違法偷賣大麻案件。

這還真使我悄悄地送了一口氣。

下午，我們6個陪審員與正副裁判長一起從我們的評議室側門，直接就進入法庭前台。

我在這個評議室開了一上午的會，居然沒想到這個門是通往法庭前台的。

就像電影那樣，台下各就各位，人們已在等我們，穿着黑色法官袍的正副裁判長領頭，我們排成一列進去，裁判長們坐在中間席，我們陪審員依次坐在他們左右席上，九人成一排，台下響起輕微的嗡嗡議論聲，後來聽說旁聽席現在對陪審員都會稍微品頭論足一下。

我看到台下就近中間是兩位書記官、左邊是被告和一位律師、右邊是三位檢察官。

前方是旁聽席，前排坐着幾位胸前掛着工作名片的記者，另外還有一些旁聽者，大約四十人的旁聽席幾乎滿座。

裁判長宣布開庭，請被告進前面中央被告席，左邊律師和被告的座位上，被告站起來，雖然我們已經熟知被告的年齡和履歷，但我還是被他完全沒有初老的樣子吃了一驚。

被告走到中央時，我注意看了一下被告的臉，沒有我對犯人設想的那樣三角眼、滿臉橫肉、渾身猥瑣，而是儒雅地、緩緩地步入法庭中央被告席，不卑不亢地朝台上一個不深不淺的30度鞠躬，西裝革履，深度眼鏡，頭髮看不見白色，甚至領帶也配得低調且適合被告席的顏色——灰色。

檢察官作了被告違法事實陳述：被告有過前科，這次被現場逮捕，純屬偶然，是因為被告沒有駕照擅自酒後開車，撞車後，被交警查到車上載有9克的大麻粉，馬上升級轉刑警處理。

檢察官給我們傳看了現場照片和現場扣押的9克大麻粉。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粉末大麻，白花花的，潔白無瑕，怎麼也聯想不到這樣潔白的東西，會使人步入罪惡的深淵。

檢察官的事實陳述過程，被告人始終臉不變色，心跳不跳就不知道了。表面非常鎮靜、目不斜視、筆直地恭聽着。

當裁判長問被告檢察官的檢舉事實如何，被告對起訴內容供認不諱，低頭認罪。

因為被告自己沒有雇傭律師，所以由國家法定的免費律師進行了辯護。

檢察官的起訴與律師的辯護，有兩個針鋒相對的爭辯焦點和一個強調事由：

檢察官的起訴，一是被告人以販賣大麻為職業；二是通過販賣營生。

檢察官還特別請求裁判長和陪審員們注意被告不是初犯，而是有前科，沒有痛改前非，反而明知故犯。

最後檢察官求刑10年，罰款300萬日幣（相當於188000人民幣）。

律師的辯護，一是被告人並不是以販賣大麻為職業,是朋友間相托，有顧客朋友做書面證明；二是不僅沒有盈利，還出赤字，有銀行進賬證明。

律師並且就檢察官強調的被告明知故犯一嚴厲譴責，為被告辯護說，被告前次刑滿出獄後，已經洗手不幹了，三年後，前服刑的獄友出獄，頻繁來拉攏被告參與販毒，被告在引誘和威脅下，再次走上犯罪之路，現在後悔莫及，決心痛改前非。

另外律師還請求裁判長和陪審員們能夠考慮被告人的家庭情況，給予減輕刑事裁判。

律師說被告人的母親患病，高齡90歲，有一個還在讀書的未成人女兒，需要他的保護，是父女家庭，妻子10年前離婚後，被告一個人帶着孩子，照顧老母。律師求刑3年，緩期執行。

律師講完，台下旁聽席上又響起一陣嗡嗡的議論聲。

說實在的，聽了律師的辯護，感覺站在被告席的人，不是以一個犯人的身份站在那裡，而是以一個人，沒有大寫、也沒有小寫，就是一個人，站在那裡，有他的尊嚴，也有他的羞愧，更有他作為一個人的體面。

所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這麼簡單明了地呈現在我的眼前。

一個社會，如果你只看成功人士，是看不出社會的優越性的，但是，如果你也看失敗人士，就真的能夠看出這個社會是否優越。

律師在為被告辯護的時候，被告肩膀聳拉着，看起來誠惶誠恐的樣子。

最後輪到被告說話，當裁判長問被告有什麼要說的嗎？

被告沒有談及自己是不是以販賣大麻為職業，而是只強調自己非常不孝，作了這樣可恥的事情，想到如果要進監獄，恐怕老母會急得一命鳴乎。

說到這里，被告竟哽咽住說不下去了。

我自稱是一個寫作的人，趕緊扶一下眼鏡觀察被告的臉，只見他鼻子紅起來，我知道，鼻子紅起來，就是真的，因為人強忍眼淚時，鼻子會酸，鼻子一酸，就會紅起來的。

當然，被告也是在爭取“同情票”，但是在法庭上，看到這種場景，還是很意外。

第二天，我們一早來到裁判所的評議室，橢圓桌左邊有一個很大的電視屏幕，右邊有一個更大的黑板。

裁判長引領我們就昨天法庭上檢察官與律師的爭議點展開討論。裁判長不厭其煩地將爭議的重點突出地寫在黑板上，然後大家一條一條分別發表看法和自己的判決。

我們陪審員的爭議點，重點也是在被告人是以販毒為職業與否，因為日本一般慣例是以販毒為職業的刑罰10年監獄；反之7年監獄。

不過這個問題很快，我們就達成一致看法，因為有一個內部條例文件，以一個營業額數字為界限。這里就不便說具體。

不過，這個被告恰恰沒有超過，所以，我們大家就沒有爭議了。

但是，接下來麻煩大了，就是律師請求考慮被告的家庭情況。

令我詫異的是對被告上有老母、下有幼子這個家庭情況，抱有寬容的判斷的是年齡45歲以上的陪審員，當然包括我；相反的40歲以下的年輕陪審員則認為作為一個兒子、一個父親更是不可原諒的。

可見每個人的常識，與年齡和經歷是有關的。

因為我們六個陪審員意見不一致，就必須不斷評議，實在無法達成一致時，就必須以投票決定。

這種時候每個陪審員的一票，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與裁判官的一票是同等重量的。

日本的陪審員制度是“三+六”模式，也就是說，即使三名法官認為被告人應該刑罰10年監獄，六名陪審員認為律師求刑的三年是合理的，那麼，其結果也就會判多數的三年。

三年與十年之差，可謂天壤之別，能不慎乎？

所以裁判官也不輕易舉行投票，而是在投票前，希望我們陪審員每個人發表一下自己對被告人是否減刑的具體原因、考量。

裁判官明確說，這是為了在我們互相溝通過程中，進一步探討最佳判決。

我的發言我記在當天的日記里了，現在找出來引用如下：

被告人這次染手販毒的原罪，我覺得是那個獄友，大家也清楚，據統計這種人70%與黑社會有關係，他們勸誘加威脅，對於一般人來說，很難抵禦。所以被告人也有他的難處。

設想如果我們自己遇到被告人的情況，一定也希望不要讓90歲的老母死不瞑目，因為10年監獄，再怎麼硬朗的老人，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可能等10年了。

被告人的女兒還在讀書，如果被告人被判10年，女孩子的一生也會投上陰影。

一個人的錯，沒有辦法挽回了，但是如果通過減刑，能夠緩和另外兩個人的不幸，不是對我們整個社會有好處嗎。

所以，我覺得可以減刑。

別的陪審員的發言，因為隱私權，這里就不披露了。

最終我們這個案件的判決是被告刑罰7年，罰款100萬日幣（相當於63000元人民幣）。

最後我想把裁判長在第三天法庭宣判後，代表我們全體陪審員和裁判官贈送給被告人的一句話摘錄如下，作為本篇的結束語：

“希望被告以此為契機，斷然與麻藥和那些關聯者切斷關係，為早日回歸社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