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表示里没有语音元素的问题[1]曾经引起很多关注和改进建议，但至今没有进展[2]。例如：“中国传统学术重文字轻语言，因此几千年来步履艰难”[3]；“汉语是用图形构造的汉字记载的，它们是表义不表音的，每一个汉字在各个时代的读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汉字记载的语音资料，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须逐字逐代地辨认其读音” [4]。

实际上，这个问题首次引起重视正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大量吸收外部文明、面对如何翻译佛教的大量词汇的唐朝时代[5]。例如，印度（梵语）原始发音[ra]都被译为汉字“羅（罗）”，这说明当时在长安，“羅”的发音是[ra]。实际上，这也正是在长安留学、借鉴唐朝语言创造的日语汉字“羅”的发音，没有假名的古日语就是象现在中国一样，用这样的汉字来表示发音的[6]。例如，梵文अर्हत्[arhat]、巴利语arahant，汉字译为“阿羅漢”，接近唐朝长安语音的日语发音あ[a]ら[ra]かん[kan]，比今天的汉语发音更接近印度原始的发音。同理，[ma]的发音被译为汉字“摩”，现译为《罗摩衍那》[7]的印度古典诗文如果译为《拉玛王子传奇》，更符合现在的中文语音和理解[8]。

在讨论语音元素之前，首先要面对汉字读音的难关，这主要是来到中国传教、经商的西方人士的功劳，就是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9]。汉字读音问题再次引起危机性的重视和突破性的改进是清末-民初年代，其中与语音元素相关的是1892至1911年的“切音字运动”，实际上第一次提到汉字和汉音元素（切音字）并用的主张[10]，可惜被“如何给汉字注音/拼音”这个更大的问题埋没掉了。切音字运动的创始人是卢戆章[11]，主要的代表成果还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2]和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谱》[13]。章太炎[14]和吴稚晖[15]等借鉴表示外来语发音的日语片假名，创造了注音字母，1912年由政府制定、1918年正式发布，但“注音字母规定不作拼音文字用，只作汉字注音用”[16]。在此基础上修改为注音符号，台湾至今以此为汉字的主要拼读工具。与此同时，汉字改革的大讨论也涉及国语罗马字运动[17]。中国大陆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8]后停止使用注音符号。

注音和拼音方案的意义自不用提，但都没有解决如何简明准确地表述任何一个语言中存在的语音元素（人名、地名、物名、音响等）问题。例如，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考证到：“甲寅岁莫，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墟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就是没有准确表述人名发音的书面语音元素的一个灾难性的例子，类似的混乱例子举不胜举[19]。这个问题之所以今天都没有得到解决，正如我在新的汉语文字设想[20]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很大的原因是方块字印刷的技术局限。在今天大量吸收外部信息的全球化时代，用表意汉字来翻译语音元素（如简单的地名Stockholm为译为复杂的汉字组合“斯德哥尔摩”）的局限越来越阻碍了中国人的思维。现在更需要一个创新的方案把表示语音的元素直接赋予汉字那样的地位同时表示在中文句子里，在技术上也相对容易了。

如何开始呢？以一句Ah! You are in California.“啊！你在加利福尼亚。”为例。如果直接导入拼音的表示：“啊！你在jialifuniya”、 “啊！你在jia li fu ni ya”或更准确的表示“啊！你在jia1 li4 fu2 ni2 ya4”，很难为人接受，因为拼音只是用于辅助单个汉字的发音，除了学习和在（只显示数字和拉丁字母的）键盘上输入汉字，不适合在中文句子里表示/显示/印刷出来[21]。大概是按赵元任的提议原则（数目少、既存常用），拼音选用了除v以外的英文词母[22]作为表音符号，拼音的单一符号是一个字的音母，只适合为单个汉字注音，不是词母，不被用来直接组词，不适合直接写进汉文，不能象片假名那样与汉字并用在文章里。

现在来看导入注音符号的效果：ㄚ[23]！你在ㄐㄧㄚㄌㄧㄈㄨㄋㄧㄧㄚ。

懂日语“ア！貴方はカリフォルニアにいる。”的人马上会看出，把注音符号导入中文表示是一个非常简明、准确的方案。注音字母是具有汉字外形的汉语音素，除了为单个汉字注音，还可以直接连成词word汉音词或音词[24]。而所有的外来语都是词，所以正好可以作为汉文的另一部分补充汉字，与片假名功能类似。本来并不高深难懂的《罗摩衍那》译为《ㄌㄚㄇㄚ王子传奇》[25]，小学生也能理解了。不用提，这同时会极大改善中文的思维，也顺带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因为必须用表意汉字来表示发音引起的困惑。

以此更进一步，一、虽然非常困难，可以在原来只为了单个汉字注音的符号基础上修订出“汉音元素”，在计算机处理上，也容易加入现有的Unicode 10.5 Bopomofo一节。最终，是否采用注音符号、或者如何修改注音符号变成汉音文字，需要诸如国家文字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确定，交由全国立法机关批准[26]。二、参照英文、日文（甚至从阿拉伯字母向拉丁字母转化的维吾尔语等[27]），把汉音元素之间的连接更合理地修改为适用于词而不是单字[28]（如California大致表示为ㄎㄚㄌㄧㄈㄛㄋㄧㄚ）。三、按照突破“毕升难关”的汉语文字设想[29]改进汉字character和汉音元素组成的音词word的显示/印刷(现在的系统无法显示出其效果)，整个中文表示更接近我们的自然语言表达。

普及汉音元素方案不需也不能急功近利，首先可以在比较专业的领域试验，比较容易达到共识，也避免任何可能的误会曲解，所以我选定第一在印度经典（必然含佛教）的翻译介绍领域[30]，第二希腊经典[31]、第三英国近代前史[32]、第四罗马（拉丁语）[33]、第五“文艺复兴”[34]、第六犹太史[35]、第七基督教[36]、第八中亚文明与南方文化[37]的翻译介绍领域推行汉音文字表述并进一步改进汉音文字方案。在这些范例运用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展、加深了汉音元素的运用，这里没法一一引用。同时，我也希望别的专家学者在中国方言[38]、中国少数民族语言[39]甚至外语[40]、世界艺术史、世界宗教研究等领域先行推广扩展[41]。

在采纳汉音元素的最初阶段，可以不考虑长音、短音、声调的区别。这主要是考虑到与目前为止无法表示音调的汉字的对应，“四声的目的是区别同音字，读以字为主的文言文有用处。轻重音是为了区别多个声音的词，读以词为主的白话文效果好。四声，轻声是音标，应该标注在音标里，不需要标注在文字里。”[42]但是，在汉音元素里引入音调表示，远比在汉字里引入方便、且易于标准化，应该逐步引入[43]。

为了顺利实现汉音元素的导入，在过度初期，先把汉音以小体印刷/显示在原有汉字的上边；在过度后期，把汉音印刷/显示在句子里，而把原有汉字小体印刷/显示在汉音的上边。除了少数很有名的语音汉字/词，过渡期后所有的语音汉字/词都被汉音元素所取代。

拼音方案晚出于注音，所以在中国大陆词典的“汉语拼音方案”里，由注音符号来表示拼音字母的发音。现在，大陆的人只懂拼音反而不会注音，要由拼音来拼读注音符号。导入汉音元素后汉字、拼音、汉音的关系为：汉字和汉音元素（目前为注音符号）都由拼音来辅助发音/注音[44]，而汉语文体由汉字和由汉音元素组成的音词表示（如ㄌㄚㄇㄚ王子传奇）。可以说，这个方案全面地继承利用了历代汉字改革的成果，包括历史上出现的但没有被认可、普及的契丹文、女真文、特别是藏僧Pags-pa/ㄆㄚㄙㄆㄚ/八思巴创制新的（蒙古）“世界文字”（后称“ㄆㄚㄙㄆㄚ文字”）[45]、韩字[46]和表音音节文字女书[47]的功能，圆满地解决了历代汉字改革所遇到的包括翻译、发声在内的一系列难关，更简易、准确、自然地表达、掌握中文语言[48]。

有必要简单指出汉音元素与日语中表示发音的片仮名/片假名的区别。一、因为日本领先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词汇，片假名的译法和原则（如尽量按照当地发音而不是英语发音），正如表意汉字的译法一样，值得借鉴。实际上，在很多较为复杂的场合，都要参考片假名的译法。二、片假名的发音来自平仮名/平假名，五个元音あいうえお的え发音ei，没有e的发音（虽然日语键盘上用e表示え）。这实际上带来了很多困难，因为所有以e结束的辅音或复音如g、ge、k、ke、h、he、d、de、t、te、n、ne、l、le等片假名都无法对应译出。如class被译为クラス，其中的[k]发音被强制用ク[ku]发音表示。三、日语没有单独的辅音/声母，除了元音あいうえお，都是由辅音/声母加元音拼读出来的双音词母，如か/カ[ka]、き/キ[ki]、く/ク[ku]、け/ケ[kei]、こ/コ[ko]等[49]。这为翻译由单独词母组成的拉丁语系的词带来了困难，类似不得不用（更复杂的）拼音组成的汉字来翻译拉丁语系，但远比用汉字来翻译简便准确。从这个方面，再次证明用单独发音的汉音元素翻译外语发音比没有单独辅音的片假名和复音节汉字优越。四、长音用-表示；日语把重复的拉丁词母（如ss）的前一个词母用短促音ッ表示，在一些场合没有必要，如llama, Lloyd等重复词母在词头出现的场合；在需要表出的场合，用_表示促音或称静音，如الل/Allah/アッラー/ㄚ_ㄌㄚ-/安拉。由此可以预想，一旦中文导入汉音元素推广应用，日语也会进行相应的改革，或者在片假名加入单独发音的辅音从平假名独立出来，或者在日语中单独导入全新的单独发音的日音元素。

如果要简略地预测汉音元素得到推广应用的前景，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的功用会超过片假名在日语以及日本人思维中的价值，但不如韩字在朝鲜/韩语以及朝鲜人思维中的地位。除了主要的翻译外文的功能，汉音元素方案的一个衍生功能是：在中国境内没有原生文字或母语即将消失的少数民族可以比较容易地创新民族文字而不必借助由实际证明无法推广的拉丁化人为方案[50]，体现在：一、“苗族、彝族、羌族和侗族的例子说明：与汉族密切联系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很难、不必、也不该拉丁化，但又无法用表意汉字文字化，而汉音元素是唯一可行的文字化方案。这个结论大致也适用于中国境内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以外的少数民族。”[51]；二、“与发音相关的粤语汉字，都可以、也应该用汉音元素表示”[52]。

文字是表达个体思维与整体文明的几乎唯一形式，文字的革新就是思维与文明的革新。虽然用汉语思维的个体与汉文明整体的理性进化最终必然会采用汉音元素（具体的方案会有所不同，例如不一定用注音符号系统），但这个过程可能极为漫长，远远超出任何个人学识、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可以欣慰的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八集范例已经证明：用汉音元素表述的汉字无法（或不能准确）表述的思维形式和内涵，足以提升文明的进化，没有辜负初衷。

常用汉音元素表[53]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16年7月5日初稿，2016年12月12日第二稿，2017年6月23日第三稿，2017年11月17日第四稿，2018年11月6日第五稿，2019年1月17日第六稿，2020年1月5日第七稿，2021年1月1日第八稿[54]

[1] 按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1）表意体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第6章第3节“文字的体系”，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

[2] 自从2016年7月5日本文初稿以来，在8册汉音元素范例《印度经典（含佛教）新译尝试》、《希腊经典新译初步》、《英国研究新译》、《罗马史新译初步》、《超越文艺复兴的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犹太史译注论》、《基督教神学政治译注论》、《中亚文明与南方文化译论》以及没有收入上述范例的文章中翻译的上万个英语、日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藏语、维吾尔语、苗语、韩语等语言词汇中讨论了不少翻译的具体处理，无法都收入本文。为了避免正文的扩张加入的内容“喧宾夺主”，我不得不把新加入的内容放在注释里，虽然其意义与正文同样重要。

[3]引自朱学渊《华夏与戎狄同源—秦始皇血缘和语言的启示（原书名：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2019年秀威资讯增订版。（“本书要义”ii）。此书还有不少观察值得引用：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就无比艰巨（“原版前言”v）。中国古文字研究，重“形”和“义”之解释，…忽略“语音”的构拟，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周策纵：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xi）。大约四千年前，中原语言就开始单音节化，即“藏缅语化”了（31页）。汉藏缅语系语言的一般特征是：基本语汇多为单音节且有声调（190页）。司马迁暗示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五帝本纪》：“《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17页）《尚书》和《逸周书》都是用汉字和汉语写成，但是文意非常古奥。《史记》摘有许多《尚书》章句，明眼人看得出来，史太公也没有把它们全部搞懂（218页）。人们常误解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汉语中的戎狄语言底蕴，也会被误释是北方民族借用了中原语言的成分。…事实则恰恰相反，汉语是在戎狄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较年轻的语言（221页）。顾颉刚是二十世纪有大胆思想的先进人物，但他依然是因循着传统观念来点校《史记》的。以〈秦本纪〉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为例，“邽”“冀”既为戎狄，为什么就不能是双音节族名“邽冀”，而非要将它们断成两个单音节族名呢？而这样的断点远非只此一例（249页）。语言学是人类学的当家学问，然而中国语言学者却大多成了文字学的奴隶（250页）。

[4]引自朱学渊上书（246页）。 注：这样的工作完全无法靠中国古代训诂家和西方汉学家进行，只能靠导入汉音元素方案来完成，如赵京：“《大唐西域记》主要地名发音新译”，2019年8月8日。

[5] 赵京：“《大唐西域记》主要地名发音新译”，2019年8月8日。

[6] “直音法盛行于汉代，是指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字来标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是指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的注音方法”。“中国历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个汉字的音节来注音的，没有突破汉字形体的限制，局限性很大”。《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

[7]因为译者那一代人没有直接经历过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政治思想文化运动的洗礼，这样的复杂化译法，直接违背了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的宗旨。

[8] 本文初稿发表后，我在几篇印度古典研究论文里根据此文音译了许多印度古典词汇，在此有必要对拉丁化的梵语发音略为解释，以便统一。韵母上的-表示长音：如fā -> far, swīt -> sweet, cūl -> cool; h是送气音：如kh, gh,jh;声母如ćurch -> church，ś介于s和sh之间。Śivadāsa, The Five-and-Twenty Tales of the Genie, trans. Chandra Raian. Penguin Books,2006. Key to the Pronuciation of Sanskrit Words, xi. 不过，有些符号无法或很难在微软拼音中找到，音译也不严格。从根本上，汉音元素的制定必须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和接受、使用，需要正式的确认，本文的译法主要是示范印度古典和佛教的外语翻译。

[9]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 Wade）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和习惯写法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1931至1932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

[10]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卢戆章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康有为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观点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并亲自拟制过拼音方案。梁启超为沈学的《盛世元音》写序，介绍切音字运动，赞成创制拼音文字，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谭嗣同也在他的《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即拼音)的主张。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1892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28种。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14种，速记符号式5种，拉丁字母式5种，数码式2种，自造符号式1种；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17个是声韵双拼制，4个音素制，1个三拼制，6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10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个是拼写方言的，9个拼音不详。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

[11]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卢戆章认为：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他的这种“切音字与汉字并行”的观点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卢戆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变体，他取拉丁字母“l、c、כ”三种笔画，加以变化，编制出一套55个字母的拼写方言(厦门、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在台湾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放弃了变体拉丁字母的方案，设计了汉字笔画式的方案《中国切音字母》。这个方案有声母25个，韵母102个，主要用来拼写北京音，也可以拼写泉州、厦门、福州等方言。1905年，卢戆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学部呈缴《中国切音字母》。途经上海时，把《中国切音字母》修改、补充，改名为《北京切音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六种切音字方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1913年，卢戆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对会议通过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见，回厦门继续推行他的方案。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新字》，也是汉字笔画式的。1920年，…他不再反对注音字母，还设计了一套用于拼写厦门、漳州、泉州方言用的注音字母。

[12]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在日本期间，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制定了一个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国，潜居天津。用“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话合声字母》。《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个方案，初稿有49个字母(声母)，15个喉音(韵母)；后来改为50个字母(声母)，12喉音(韵母)。王照把汉语语音的i、u、ü三个介母，合在声母当中，这是为了便于双拼。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新增例言”中，表达了他对切音字的几点设想：第一，采用官话。第二，拼写白话。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第四，汉文和官话字母互为补充。“汉文及俗话互有长短，不特吾国旧书终古不废，以后翻译西书用汉文俗话并行，互为补助，为益更多”。他认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主张“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而应并行并用，互为补充。1903年，王照以“奉旨严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当教员，他在屏风后面倾听。1904年，王照为了能以公开身份推广官话字母，决定自首入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并在保定出版《对兵说话》官话字母书。1905年，王照回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

[13]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劳乃宣赞成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1905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补充《官话合声字母》，增加南京、苏州、福州、广州等地方言字母，制定《增订合声简字谱》。 劳乃宣主张先学方言拼音，然后统一国语。

[14]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巴黎中国留学生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发表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汉字迟早必废，应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鼓吹废除汉语、汉文。章炳麟在《国粹学报》第41、42期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的长文，与吴稚晖等展开论战。他并不赞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认汉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办法，于是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而制定了“纽文(声母)36、韵文(韵母)22”的方案。“民国二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候，有些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些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持一偏，争执甚烈。而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运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许寿裳《章炳麟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26页）这个方案有15个字母为后来的《注音字母》所采用。

[15] 梁容若说吴稚晖在国语上的主要贡献：“（1）主持民国二年的全国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以后改称符号），审定常用字读音，手编第一部国音字典，为国语统一奠定基础。…（3）审定各种国语重要书籍，如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等”。“注音符号使每字读音标准化，因此造成了标准的语音。”“‘语同音’现在已经达到标准化了，我们不得不感谢吴老先生三十年领导之功，”“我国今以注音符号与汉文结合，…最轻便的解决二百兆平民大问题。（稚老闲话）”。引自蒋梦麟“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三期，收入《新潮》台湾荣泰印书馆，民国56年。以上的引用说明汉音方案是对注音成果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值得进一步推广时借鉴。

[16]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

[17]以下介绍引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1/03/content_26991953.htm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 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自从陈独秀、胡适表示了赞成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意见后，汉字改革的讨论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深入地开展了，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在讨论中，赞成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意见居多。钱玄同在讨论中放弃了用世界语代替汉语的主张，表示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有信心。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他认为：汉字绝对的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汉语绝对的能用拼音文字表达；汉字绝对的不可能无须改革而用别种方法补救，“只有根本推翻，没法补救”。对于制定拼音文字，他认为：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本；字音，用“蓝青官话”；文字结构，以词为单位；先从编写拼音文字字典开始着手。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特点是限用26个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这是比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时期任何一个拉丁字母式方案都要完善的方案，这个“草稿”给后来拟定国语罗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完全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号；不够的字母用变读法，如用j、ch、sh代表今j、q、x和zh、ch、sh两组声母，字母的用法比较接近英文。

[18]  “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一次会议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后来毛主席的想法改变了，但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同毛主席的指示分不开。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P368-369。）“当时有人主张用民族形式的文字，反对用拉丁字母我们听到内部非正式的传达，说毛主席到苏联去看斯大林，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根据斯大林这个指示，毛主席回来就倡导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逝年如水 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P271-271。）” http://history./news/2017-01-18/59795046.html

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1953年1月13日/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45268.html “斯大林：汉字学习起来是不是有困难？你们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郭沫若：是，是有困难。解决这个困难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逐步地采取拼音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文字。/斯大林：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我们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结果很受欢迎。…不过，汉字要实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难。…最近的情况有些改变了。为了帮助人们学习汉字，最近我们采用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用注音字母和拼音的办法来帮助学习，同时选定了一种常用字——大约是一千五百字到两千字的光景，给不识字的人来学习。”

[19] 又如，陈寅恪考证到：【夫华佗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断肠破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其有神话色彩，似无可疑。检天竺语“agada”乃药之意。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华”字古音，据瑞典人高本汉字典为rwa，日本汉音亦读“华”为“ka”。则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适相应，其渻去“阿”字者，犹“阿罗汉”仅称“罗汉”之比。盖元化固华氏子，其本名为 而非佗，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以“药神”目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这里不评论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史学家陈寅恪的考证方法和结论，只是指出这是又一个用随时代和地点发音不同的表意汉字来表达名字发音为中文表述带来的混乱的例子。

[20] 赵京:“突破毕升难关的汉语文字设想”，2009年9月27日初稿。

[21] 用拼音表示的中国的人名、地名直接进入英语，但两个以上的汉字的拼音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英语词，如石家庄/shijiazhuang，对于不懂拼音的读读者，不知道从哪里分开音节发音，很不自然。

[22]不是字母！汉文和韩文以外没有character/字、都是word/词，它们的发音符号都是用来直接组词的词母。

[23] 拟声字叭(ㄅㄚ)、叮(ㄉㄧㄥ)、吱(ㄓ)、吽(ㄏㄨㄥ)、呀(ㄧㄚ)、呸(ㄆㄟ)、呢(ㄋㄜ)、咕(ㄍㄨ)、呵(ㄏㄜ)、咍(ㄏㄞ)、呲(ㄘ)、呦(ㄧㄡ)、咯(?ㄌㄛ)、咭(ㄐㄧ)、哎(ㄞ)、咦(ㄧˊ)、咿(ㄧ)、哇(ㄨㄚ)、咩(ㄇㄧㄝ)、哩(ㄌㄧ)、哦(ㄜˊ)、咔(ㄌㄨㄥˋ)、哼(ㄏㄥ)、唉(ㄞ)、唔(ㄨˊ)、啵(ㄅㄛ)、啦(ㄌㄚ)、唷(ㄧㄛ)、喵(ㄇㄧㄠ)、哟(ㄧㄠ)、喔(ㄛ)、喂(ㄨㄟˋ)、吗(ㄇㄚ˙)、嗨(ㄏㄞ)、嗐(ㄏㄞˋ)、吱(ㄗ)、呜(ㄨ)、嗡(ㄨㄥ)、哔(ㄅㄧˋ)、嘛(ㄇㄚ˙)、嘎(ㄍㄚ)、嘓(ㄍㄨㄛ)、嘘(ㄒㄩ)、噗(ㄆㄨ)、嘿(ㄏㄟ)、嘟(ㄉㄨ)、哗(ㄏㄨㄚ)、叽(ㄐㄧ)、嘻(ㄒㄧ)、嘶(ㄙ)、噹(ㄉㄤ)、哝(ㄋㄨㄥ)、嗳(ㄞˋ)、噢( ㄡˋ)、嚆(ㄏㄠ)、噜(ㄌㄨ)、嘤(ㄧㄥ)、囉(ㄌㄨㄛ) http://myheartworld11.blogspot.com/等都可以直接用汉音表示，极为简便，在句子中与汉字连接起来很容易读、写、认。

[24]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表意文字很容易变成混合的：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终于变成了表示孤立的声音的符号。”《普通语言学教程》绪论第6章第3节“文字的体系”，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人们也已承认汉语并不一定是单音节的。”同书第5编第5章第321页。同页的校注补充到：“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曾主张原始汉语是屈折语”。

[25] 传奇的主题是Raj（王）Dharma（ㄉㄚㄌㄨㄇㄚ，道，此词的翻译在“《ㄇㄚㄋㄨManu法典》试译引子”、“佛教基本概念翻译的新尝试”中展开得比较详细）, 其他的主角还有ㄌㄚㄇㄚ的妻子Seetaㄙㄟㄊㄚ、弟弟Lakshmanaㄌㄚㄎㄜㄒㄧㄇㄚㄋㄚ、对手魔王Ravanaㄌㄚㄨㄚㄋㄚ和孙悟空的原型Hanumanㄏㄚㄋㄨㄇㄢ。《季羡林文集》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注释303，442页就指出：“印度古代神话把世界分为四大洲。中国《西游记》第一回里说：“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俱泸州。”这种看法，连名称在内，都是从印度抄来的。”

[26] 联想到世界语崇高的理想和失败的运用，可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议在所有的各国文字中之间导入一些标准统一的发音符号。实际上，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让一些感性符号超越不同语言的隔阂得到全球性认可。

[27] 例如，伊利夏提[“东突厥斯坦”还是“东土耳其斯坦”?]（2016年4月19日， http://chineseblog.uhrp.org/?p=237）指出：[“Turkistan”是突厥人家园之意，“-stan”后缀来自波斯语，与维吾尔语（突厥语）中的“-ye、yer”是同一个意思，表示土地、家园。…称呼“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不是源自维吾尔人，也不是维吾尔语，而是来自汉人的汉语音译！在维吾尔语中，土耳其被称为：“Turkiye”，和土耳其语发音一模一样，…东突厥斯坦，在维吾尔语中，是被称为：“Sherqi Turkistan”，而不是“Sherqi Turkiye”。也就是说，在维吾尔语里，东突厥斯坦和土耳其两个地理名称中，除掉表达方向的前缀“Sherqi”（东），除掉共同的名词Turk（突厥），剩下的、表达归属的后缀-stan、-ye（家园、土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拼写，发不同的音！如果维吾尔人如上文作者所述，想要表达和土耳其的紧密关系的话，那维吾尔语中的东突厥斯坦应该是“Sherqi Turkiye”，而不是“Sherqi Turkistan”。]很显然，解决、回避这种故意或无意的错乱的方法就是导入汉音元素。

[28] 据称：“《汉语大词典》由中国四百多位专家参与编写工作，从1975年开始到1986年第一卷出版，历时十一年，到十二卷出齐，历时十八年。收词目三十七万五千余条。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位《汉语大词典》为世界权威工具书。2010年出版了《汉语大词典订补》，新收录和订正《汉语大词典》词条三万多条。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编纂工作于2012年12月启动，分二十五册，预计于2020年全部完成”。但问题在于中文的语言缺乏逻辑和理性，没有词典编辑的科学性规范（例如表示方式、编排次序）。词典对应英文dictionary,以word/词（概念）为单位。如果中英文思维水准相当的话，可以假定为约40万个词/概念。如果有20%（8万）是外来语（从佛教用语开始），再加上汉语本身的单纯发音（如啊/ㄚ！）表示，会有约10万个汉音元素概念和发音表示，可以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的中文词典。

[29] 赵京:“突破毕升难关的汉语文字设想”，2009年9月27日初稿。

[30] 赵京《印度（含佛教）经典新译尝试-汉音元素范例1》，ISBN 国际书号: 978-1-71671-082-7，2020年7月24 日第7版，https://cpri.tripod.com/cpr2020/indiancivilization7.pdf

[31] 赵京《希腊经典新译初步-汉音元素范例2》，2019年11月4日第4版，ISBN 国际书号: 978-1-387-18841-3。https://cpri.tripod.com/cpr2019/greek4.pdf  这一范例展开中讨论了一些扩张拼音里缺少的发音（如ki）。

[32]赵京《英国研究新译-汉音元素范例3》，2020年 1月8日第4版，ISBN 书号: 5-800126-423074。https://cpri.tripod.com/cpr2020/britishstudy4.pdf

[33]赵京《罗马史新译初步 -汉音元素范例 4》， 2019 年6月4日第4版， ISBN 书号: 5-800132 189315。http://cpri.tripod.com/cpr2018/romanhistorytranslation.pdf

[34]赵京《超越文艺复兴的 Renaissance/ㄌㄨㄋㄧㄙㄢㄙ-汉音元素方案范例 5》， ISBN 书号: 5 800132 478310，2019年1月22日第2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renaissancetranslation.pdf

[35]赵京《犹太史译注论-汉音元素范例6》，2020年1月22日第3版，ISBN 国际书号: 978-0-359-53380-0。https://cpri.tripod.com/cpr2020/jewishstudy3.pdf

[36]赵京《基督教神学政治译注论-汉音元素范例7》，2020年 3月31日第 2 版，ISBN 国际书号: 978-0-359-81697-2 https://cpri.tripod.com/cpr2020/christianity2.pdf

[37]赵京《中亚文明与南方文化译论-汉音元素范例8》，2020年12月25日第1版，ISBN 国际书号: 978-1-716-30280-0。https://cpri.tripod.com/cpr2020/civilization-culture1.pdf 这里收集的译注研究的埃及象形文字词母、阿拉伯词母等没有元音，所以，以元音结尾的所有汉字和日语假名都无法直接翻译，只能借用已经按照英语发音习惯加入元音的英语翻译再翻译成汉语，这是又一个在中文导入汉音元素的必要性例子。

[38] 例如“俺”作为方言被收入《新华字典》，但同样意义的上海话ㄚㄌㄚ[a la]没有被收入。这涉及到关于方言处理的文字政策，希望得到专家们的进一步讨论，但导入汉音文字ㄚㄌㄚ就可以避免政策争议。以此类推，可以解决所有方言中的类似问题。

[39]赵京：“以汉音元素帮助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设想”，2019年10月1日第二稿。这一文主要讨论苗语和侗语的文字化途径。赵京：“香港粤语的文字化困境”，2019年10月4日。

[40] 除了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在中国境内使用的语言，阿拉伯、伊朗、越南等与中国接壤、接近的民族的语言的一些发音也可以很容易地被引入汉音文字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汉语国际化的关键一步，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最有力工具。

[41] 此文初稿发表以来，得到很多人的鼓励和建议，我应该一一致谢，但毕竟目前还很不成熟，暂时省略从简。

[42] 王玉江，“四声轻声和入声”（华夏文摘2017年11月）。此外，“白话文里有大量的词，轻声有利于辨别口语里的词。轻声是使用白话文以后总结出来的。读白话文，区分轻重音即可，四声没有用。”“入声相当于英文以辅音结尾的单词的读音。现在普通话里没有入声，原因是切音，也叫反切。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给另外一个汉字注音。用前一个汉字的声母，后一个汉字的韵母，相拼。例如：东，德红切。就是用德的声母 d 拼红的韵母 ong，变成 dong。由于反切，汉字都是韵母结尾，没有入声。现在普通话的话音对应白话文的汉字，所以现在普通话就没有入声。/为什么有些方言有入声？这是因为中国过去有大量的文盲，这些人说话不受反切的影响，所以有入声。反切，大约从汉朝开始使用。也就是说，中国文人说话，汉朝就开始失去入声。白话文运动后，识字率提高，入声加速消亡。/ 我认为，中国将来使用汉语拼音，入声还会回来。因为汉语拼音可以写辅音结尾的单词。例如现在以轻声结尾的词，使用汉语拼音以后，轻声的韵母会被省略，直至最后消失。例如，我的 wode 会被省略成 wod，豆腐 doufu 会被省略为 douf，这就是入声。入声有利于辨别口语里的声音，而且这种做法符合最省力原则。”汉语拼音当然不会被用作中文的表述、印刷，而汉音元素的表达可以实现入声的省力原则。

[43] 威廉·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年。“汉民族在远古时期就已具备独特的语音，习惯于在发音时把音节与音节明确分隔开来。另外，语音缺乏灵活性，一个声调不能诱使另一个声调发生变化”（313页）。“当精神上升至科学的思维，语言也开始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时候，象形文字是不可能长久保存下去的。对中国人来说更应该如此。他们本可以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通过区分分节音而创制出一种字（词）母文字。。。。由于汉语口音从来不把声调与声调融合起来，这些声调也就并不怎么需要单独的记号”（314页）。

[44] 键盘上不宜排印出40个注音符号。过去日本曾经把假名字母排印在键盘上，但人们更愿意用熟悉的英文字母输入假名，后来就放弃了键盘上的假名排印。键盘上不宜排印英文以外的各种语言的字母。考虑到键盘输入的方便统一，注音符号也由拼音表示是大势所趋。

[45]赵京：“中亚文明简史新译初步”，2019年4月5日第一稿。

[46]한글/Hangeul/韩字（或조선글/朝鲜字）有10个元音和14个辅音，可能组成许多音节。它既简单又具系统性，能全面的记录朝鲜语的语音，不过也造成了大量的同音同形异义词。韩字字母和八思巴字有很大近似度。此外，还有“反切”（朝：반절／反切，即古代注音）、암클（女字）、아해글／兒孩글（儿孩字）等名称，因为该文字在朝鲜古代多为女子或孩童所使用，与片假名的来历类似。韩字组字的时候以音节为单位，每个字的部件排列遵循“从左到右，自上而下”这两个基本规则。朝鲜语是音节语言，根据音节结构划分，有十九个声母（辅音）、二十一个韵母（母音）以及二十七个韵尾，现有11172个音节可用。朝鲜语的音节由初声辅音（声母）、中声母音（韵头和韵腹）和终声辅音（韵尾）三个部分组成。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有的音节备全了三个部分；有的音节只有声母和韵母，没有韵尾；而有的音节没有声母，却有韵母和韵尾；更有甚者只有韵母。先来看拉丁语的例子：著名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タキトゥス/타ta키ki투tu스seu，除了最后无法以单音s或接近的si结尾外，韩字的音译与片假名类似，但不如汉音元素译法ㄊㄚㄎㄧㄊㄨㄙ更接近拉丁语，而表意汉字译法“塔西陀”译自英语，发音既不准确又令人望文生怪意。再来看英语California的韩译캘 리 포 니 아[kael li po ni a]、德语Einstein的韩译아 인 슈 타 인[a in syu ta in]，比片假名译法カリフォルニア、アインシュタイン音节/空间短少，因为片假名由四个单音和其他的双音组成一个音节，但韩字可以由三个或更多的发音字母复合组成，与拼音组成的汉字译法加利福利亚、爱因斯坦接近。用复合音往往不能像用单音那样准确对应原初语言的发音，所以复合音较少的片假名和韩字在翻译方面比汉字优越：前两者单纯表示发音，基本上可以一一对应反译/检索，但后者除了发音不准确，还有很多不同意义但发音相同的汉字出现，没有标准可言。

[47]与日语的假名类似，女书一个字基本上对应一个音节，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600-1000个。考虑到只表示发音的片假名最初也是不懂复杂汉字的日本女性之间的通信文字，可以推知人类各个民族都经历过这个记录发音而成文字的自然历程。女书本来也可以向片假名一样，成为是汉字文化不应该缺少的、“表意”以外的“表音”的一个关键部分，而且也确实（在部分地区的女性之间）执行了汉字表音化的功能，是汉字文字/文化/文明上的特殊贡献，可惜没有得到认可和采纳。

[48] 据报道，台湾内政部发公文给各机关，询问姓名登记使用罗马（拉丁）拼音有无影响。内政部官员解释，作此调查的缘由是民进党立委要求修改姓名条例，对于原住民的姓名以罗马拼音登记，不要使用中文，而内政部考量闽南或客家族群也可能要求如同原住民一样，以母语发音为准，使用罗马拼音登记姓名，因此一并提出询问。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所谓“登记”，就是官方实行新的中文表示方式，只有汉音元素方案最准确、简便、自然。（2017年10月21日补充。）

[49] 日语的这个缺点很容易被语言学者指出。”“[The] symbol for き[ki]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ose for syllables that start with [k] （か、く、け、こ）or end in （し、ち、に、ひ、み、り）. If a writing system develops a separate syllabogram for each syllable in the language, the set of syllabograms can get quite large. A much more common structure of syllabgraphies is for them to contain symbols for only a small subset of a language’s syllable types, usually the simplest and most frequent ones.” Anatole Lyovin, Brett Kessler, and William Leb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s of the Wrold,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0-41.

[50]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语言学家为生活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拉祜族设计韩字字母表，还曾在尼泊尔和其他地区使用根据韩语改编的字母表。据报道所罗门群岛的一些部族选择使用韩文作为标记文字教导当地的语言。可能有一些非洲国家的学者表示愿意借用韩文作为本国文字。2009年，韩国使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省布顿岛巴务巴务市的吉阿吉阿族使用谚文来拼写吉阿吉阿语，不过成效不尽人意。据报道，两年后吉阿吉阿族停止使用谚文来记录吉阿吉阿语。

[51]同时，“正如拉丁语、意大利语在扩张过程中加入了原来没有的词母j,w,k,x,y一样，汉音元素里必定会加入新的元素。”（赵京：“以汉音元素帮助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设想”，2019 年10月1日第二稿。）“当时强调各民族要先在内部推广自己的标准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学会民族标准语才是第一要务。对于很多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都依据汉语拼音方案制作了一系列文字方案。理想状况下，各少数民族应该先通过接近汉拼方案的少数民族文字学习自己民族的标准语，随后顺利接轨学习汉语普通话。”（澎湃新闻2018-03-13，郑子宁:“汉语拼音60年：你知道吗，广东话、闽南语也有拼音”）例如，佤族在中国只有几十万人口，由汉族人专门用拉丁词母为佤族人为地制造大量借用汉语的佤语的文字，没有必要也不自然。这是由于汉语的文字没有表音的功能所致，所有与汉族接近的民族都面对这个困扰，导致朝鲜和越南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汉字，而如果汉语文字有汉音元素，就可以解决这个困扰，朝鲜和越南就会继续使用汉字。

[52]当然，这包括是否、以及如何补充代表粤语发音独有的“粤音元素”到汉音元素方案中。（赵京：“香港粤语的文字化困境与出路”，2019年10月4日）“许多方言拼音方案被制定出来，…四川话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上海话）、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扬州话拉丁化字母表、瓯嘉话拉丁化新文字（温州话）相继问世。1950年代的一些四川方言论文仍然有使用四川话拉丁化新文字标音的。…从1950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看，真正制造了汉拼式方言拼写的仍然以中国东南的南方方言区为主。东南地区历史上传教士活动较多，他们为了方便传教往往制定过当地方言的拉丁拼音。这让东南地区对拉丁方案也有更大的熟悉度和需求。甚至有些方言，如闽南话的传教士拼音闽南白话字在当地取得了近乎正式文字的地位，不但不会汉字的文盲使用，就算会汉字的也乐于使用。…林巧稚也曾经担任过对台闽南语广播的播音员。在撰写对台广播稿件时，仍然习惯使用闽南白话字。英文署名为Kha-Ti-Lim仍然遵循闽南白话字中“林巧稚”的拼写。在20世纪50-60年代，闽南乡间使用白话字仍然相当广泛。甚至有人留意到白话字有一定的推广标准音功能：惠安县的农村妇女在用白话字读《圣经》时就自动转成了厦门话——白话字正是基于厦门语音的。”（澎湃新闻2018-03-13，郑子宁:“汉语拼音60年：你知道吗，广东话、闽南语也有拼音”）

[53] 汉音元素只是暂时借用注音符号表达（否则目前无法表示出来），由汉音元素构成的词不一定完全按照注音（以及拼音）的方式组词，因为有很多汉语以外的发音被注音或拼音特意阻止了。进一步的考虑是以注音符号为基础创新出新的系统，例如：一、省去一些基本不用的注音符号，二、增加专门表示外语/民族语言中的特殊发音元素，三、增加长音、促音/静音元素，四、用常见的、更美观的符号更换某些注音符号：既然日语假名和韩字字母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汉文明，用一些片假名（例如ア、ン）甚至韩字字母（如ㅇ∅ / ng）也自然。

[54] 文章可能更新，以http://cpri.tripod.com/cpr2016/hanyin.pdf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