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美國需要重新定義

                                                        唐付民

建國二百多年的美國政治制度一直被列入世界先進模範，然而2020年的總統大選展示出“漏洞百出”。我認為，在對它的基本定性上存在嚴重問題，唯有重新定義才能重塑（重現）它的模型！

一直以來，不少社會政治人士會將美國定義為“民主自由”國家，也會有定義為“憲政法治”國家。但不少偏重宗教的人士則會認定為“基督信仰”為根基的國家。然而我認為，這些定義或認定都是基於現象，沒有突現美國的立國本質，也是導致2020年總統大選出現嚴重混亂的重要原因。

個人認為，美國的立國“本質”應該是建設在“拒絕壟斷”根基之上的。美國是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創立的，從嚴格邏輯意義上理解它是通過廢除了英國“政治壟斷”而生。同時，它又通過“三權分立”在新建的美國自身廢除了“政治壟斷”。只有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上才能釋放出“民主自由”，而“憲政法治”則是三權分立的內在保障。其次，保障“宗教自由”既是對政教合一的政治壟斷的廢除也是對任何宗教成為唯一立國之教的廢除。因此，我認為美國的立國根基是“廢除壟斷”，唯有廢除了壟斷方能產生“民主自由”！

任何社會制度自然會包含政治、經濟、文化（輿論教育）、軍事、技術。這些相互獨立且相互影響的社會要素在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中，自然也會被廢除（或限制）壟斷才能保持民主制度的正常發展（運行）。美國是最早頒布反壟斷法的國家（1890《謝爾曼法》），但它主要限於經濟技術領域。2020年的總統大選已經嚴重突顯“媒體技術”壟斷的危害！我堅信它是催生“廢除媒體技術壟斷法案”的酵母，否則，美國的“民主自由”將會被整個世界唾棄！因為美國的媒體技術領先世界也滲透世界，如果不被限制，它就會霸凌世界！毫無疑問，抵制和限制媒體技術霸凌將成為近年來世界的關注重點！

美國政治如何前行，面臨兩條路徑：一是靠近“中國模式”嚴重極權壟斷。二是“民主正義”的力量聯合突起。前者會因重推開放移民和絕對平權（全球化）等政策而快速壓縮經濟增長，同時極權行政與低端依賴必然強化社會腐敗和欺詐行為的急速蔓延。美國經濟的快速衰退和政治司法的虛假呈現，必然導致美國國際地位的嚴重潰敗。美國政府不僅無力指責其它國家的極權腐敗與司法不公，且美軍在國際上的正義形象（加上國內“維穩常態化”）將會嚴重降級！

第二種情況是重振美國的唯一途徑，因為民間力量對川普政策的擁戴具備強勁的社會基礎。雖然在科技、金融、建制、政治黨派和外國政府的聯合力量攻擊下，川普政府可能被迫退出。但一方面前者趨於“利益”糾結在一起，雖然可能有黨派組織在其中串通，但因各自利益述求差異較大很難形成統一聯盟。另外利益述求的“內鬥”和損害國體價值的突顯，必將成為反川力量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支持川普政策的（正義）力量經過重新組合，以及反川力量內部的反思和分化後，“浴火重生”重建美國偉大的希望可能再現！

有幸親歷一場百年難遇的美國大選，十年前就曾提出“無黨執政、梯級選舉”的政治制度主張。此次親身感受美國大選，更讓我堅定的認為，號稱人類最先進巧妙的美國選舉制度確實“漏洞百出”。主要體現在“黨派執政和民眾直選”的錯誤，唯有改為“無黨執政和梯級選舉”才能避免！因為黨派執政一旦形成“利益聯盟”幾乎等同“極權壟斷”。黨派競爭如果趨向追逐現實利益必定催生“不擇手段”，而選民被蒙蔽和利用非常容易產生。由於“黨派”是群體組織，它能夠滲透到各個領域。一旦形成強勁力量社會利益難免產生嚴重傾斜！

“無黨執政”的基本理念是競選政治權力的執行者僅以“個人身份”參與。失去“黨派組織”維護的權力執行者，徇私和偏見的機率會大大降低。各種社會黨派組織僅以監政議政的身份存在，能夠更加有效（強勁有力）的對執政者進行監督和評議（及罷免）！自然，“無黨執政”也包含各種“議員”，議員同樣只能以“個人身份”參與。消除黨派捆綁也能削弱議員產生偏見和誤途！

“梯級選舉”是“無黨執政”的強力配合。美國等民主國家的“直選”會產生兩項不利效果，一是影響“質量”，二是損失“資源”。梯級選舉在降低基層民眾對政治高層的政策法規影響的情況下，也能減少“低質”執政和立法人員直達社會高層的機率。所謂“梯級選舉”就是普通民眾只參與對基層社區的執政和立法人員選舉。中層區域（如省市）執政和立法人員則在相應區域內的基層社區執政和立法人員中競爭產生。而高層執政和立法人員則在所有中層執政和立法人員中競選產生。這種選舉方式能夠儘量減少“低質外行”的執政和立法人員進入上層和高層，避免產生社會（國家）政策法規的嚴重偏差和失誤（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出現過嚴重的國家政策法規的嚴重偏差、錯誤乃致笑話）！其次，“梯級選舉”無需大規模的選舉造勢和大量的選舉監察，能夠最大程度的減少社會資源的消耗和浪費！

究竟什麼是“民主政治”？這裡不妨可以把中國（中共）政治制度方式也假定為一種“民主政治”，它有助於分清（反襯）民主政治的優劣。我們知道，中共大體上實行的是從上而下的“選拔任用”，即使有所謂“民主投票”也是事先“內定”後的走形式。而美國等西方國家通常採用民眾直接投票選舉，由於是低層民眾直接參與投票，而非事先“內定”會反襯出前者為“非民主”。當然，由民眾直接參與的投票選舉對於選票“公正性”的監督和審查機制也是關鍵因素！其實我認為，即使由民眾直接參與投票選舉的民主方式也不是絕對民主。因為“少數服從多數”中的“少數人”的利益和主張也是被剝奪了的，而這“少數人”自然沒有享受到“民主”。同時，少數人的主張也很可能是正確或合理的。

無疑，中國（中共）政治機制源於馬列理論的“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據此，它創建的機制便唯恐被其它政治力量更改（顛覆）。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機制源於“平等競爭”理念，為此，建築於不同社會力量（黨派組織和地域力量）的爭奪中。非常明顯，前者相對“穩定”但等同“極權”缺乏公正，而後者相對“混亂”但突顯“民主”。本文在兩種政治機制中分別剔除缺陷的基礎上提出“無黨執政和梯級選舉”，是值得重視和償試的！這種政治機制的基本理念是“維護社群平衡”，與前兩種存在實質差異！

本文還認為，政治選舉也許應當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主任職員。參與競選行政、立法、司法官員的個體，應該具備相應的專職條件。主要包括“專業能力和公正成績”的基本鑑別標準。社會團體（包括各種黨派）負責對各類官員的監督、評議和罷免，不參與政治競選。罷免官員的核定標準主要應當包括“能力、公正、誠實、德法（是否守法守德）”。本文認為，現代文明社會政治的重要意義是應該儘量主導“平衡社群矛盾和差異”，絕不應該是“一部分人決定（代表）另一部分人的權益”！因此，所有參與社會政治管理的職員都應該具備“公正性”能力和職責，而不應該成為維護“一部分人群”利益或殺戮別人的工具。據此，唯有消除“黨派競爭”便能充分體現意義！

本文還認為，只有當《多因邏輯》成為所有行政、立法、司法職員（官員）的必修課後，這個社會才能出現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力量！因為，近期美國的互聯網信息交流服務公司在參與總統大選中的行為，已經展露出美國國家立法機構和職員的低能與公正缺陷！

一項法規就是一項“社會管理產品”，它的作用價值應該具備阻止社會侵害，包括個體和群體侵害。如果一項法規可以被一部分人用來侵害另一部人的權益，這項法規一定是“不合法理”的！而制定這項法規的機構和人員不是無能便是在參與或支持犯罪！

“信息交流平台”也是一種技術產品，任何社會產品都有可能產生傷害性作用（如菜刀、農藥、抗生素、疫苗等等）。“信息交流平台”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使用產品，從使用方看，它是“公共使用”。從生產方看，它是始終維護。而該產品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傷害性對象既有個體，也有群體或整體。既然是承擔”產品維護”，必須有責任和能力避免自己的產品傷害任何人。否則，該產品便不合格，應當退出市場。或者應該承擔傷害賠償！

另外，這種產品的特殊性還在於它能夠參與影響社會政治的基本價值和政權變動（傷害社會整體權益）。針對這種新型的超特殊性產品的法規的制定，如有《多因邏輯學》的指導才會容易制定出完善的規範性法規！而美國立法機構針對這種特殊產品制定出的所謂“230條款”（不合格產品），明顯背離了制定社會法律法規的基本原則，成為了產品生產維護者對使用者進行“選擇性傷害”的工具！這種傷害無疑包含了立法者和機構的無能（或犯罪）。更為嚴重的是，由於這種產品具有影響社會政治基本價值（言論自由）的作用，還讓產品生產維護者具備了“自主立法與執法”的功能和權力！

更為荒唐的事，竟然有人說它是“私人行為”（私營企業）不應承擔公權責任。既然是“私人行為”又是誰賦予它行使剝奪他人“言論自由”的公共權力？還有人說“讓你免費使用就有權任意禁止”，一個“公共產品”即使免費也無權“選擇性禁止言論自由”。當然，無論是否選擇性禁止言論自由都屬於嚴重犯罪：侵犯基本人權！當然，能夠被合理合法的認定和執行，只能在講理與嚴格公正執法的社會中才能成為現實！

我認為，曾經驕傲的美國民主政治機制的重要內容：“政黨競爭和民眾直選”，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巳不易完全阻止“利益壟斷”）！它暴露出的嚴重缺陷足以證明它巳經無法領導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本文提出的“無黨執政和梯級選舉”政治機制需要《多因邏輯科學》原理的引導和規範。本文歡迎世界各類社會政治理論家參與討論和質疑，如果沒有人能夠挑戰它的合理性，希望它能夠早日付諸實踐造福人類！（當然需要更加細緻完善的全面設計和論證）儘管我希望這種全新的先進（前沿性）社會思想理論最好能夠率先的美國實行，但不排除別的國家（或地區）也許會搶先償試！

另一項值得重視的是，雖然“共產邪教”在高端理論界巳經徹底喪失了它的合理性，但馬列共產邪教的“偽善文化”居然開始在美國社會占地生根。究其原因是缺乏強勁的競爭對手，因為依靠“簡單直接與現實利益”綁定的所謂“共產與平權主義”容易在低端社群贏得戰場。而傳統的宗教文化，由於存在晦澀、偏執和難以統一（宗派林立）的缺陷，很難在低端社群贏得戰場！為此，像楊安澤、桑德斯等這類低端政客還有力量在社群中推動。在現實社會中，“共產邪教”是通過運用“絕對個性主義與絕對共性主義的魔性（彈性）轉換”，能夠讓無數流氓政客實現社會操控。這既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人類社會需要具備創建“綜合平衡”為核心的政治機制實行整合（維持動態相對平衡），而不應該依靠任何“極端主義”去主導！徹底清除“共產邪教文化”的唯一途徑，是建立一套“通俗簡單和明確統一”的社群文化標準去淘汰它。這個基礎文化標準，大體包括“相對平等、文明誠實和公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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