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的藝術

W.I.B.貝弗里奇 著

陳捷 譯

W.I.B.Beveridge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61

威廉•伊恩•比爾德莫爾（William Ian Beardmore，WIB）貝弗里奇是澳大利亞動物病理學家，也是劍橋大學動物病理學研究所所長。他於1908年4月23日出生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朱尼市，並於2006年8月14日去世。他是1957年的《科學研究的藝術》和1977年的《上一次大瘟疫》的作者。

第九章 困難

“謬誤無所不在，無孔不入。沒有一種方法是萬無一失的。” —— 查理•尼科爾

與新發現的對立

至此，我們討論的是對新設想心理上的抗拒。在這一節里我們要從幾個其它方面討論與新發現對立的問題。

新發現之所以常常遭到反對，因為從廣義上說它冒犯權威，侵占既得利益。津澤援引了培根所說的：由於過去的業績而享有聲望的顯貴，大抵不願見到發展的洪流迅猛奔騰超越其成就。津澤評論說：

“在飛速發展的科學上，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們的使命是：看到糾正舊有觀念的新發現時，我們應感到愉快，並在教學的過程中以自己的學生為師。這是預防中年時期老頑固病症的唯一有效措施。”

新發現所引起的紛爭有時因發現者的人品而變本加厲。作出新發現自人往往不會也不善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他們略微圓逼一些，麻煩也就少得多。哈維的發現最終獲得承認，而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則不成，緣由蓋出於此。塞麥爾維斯無心機可言，而哈維則把他的著作奉獻給查理國王，將國王和王國比做靈魂和軀殼。哈維的作傳人威利斯(Willis)說，哈維具有一種游說爭取相識者的驚人本領。哈維說：

“人生到世界上，赤條條手無寸鐵，好似天命註定人要成為社會的動物，奉公守法，相安無事；好似天意要人受理智的規導。”

在談到批評他的人時，他說：

“然而，我認為：反唇相譏，惡語相加，是有失一個哲學家〈即科學家〉和探求真理者的身份的。”

在寫到同一問題時，法拉第說：

“真相遲早要大白於天下，而耐心回答比壓服更能說服反對派，如果他們反對錯了的話。”

發現者，尤其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發現者，需要勇氣才能無視他人的冷漠和懷疑，才能堅信自己發現的意義，並把研究繼續下去。讀到哈維、詹納、塞麥爾維斯和巴斯德這些人面臨反對所表現的大無畏精神，我們感到高興，但又有多少發現者因缺乏必要的熱情和勇氣，放棄了在益的研究，而埋沒於無聞！特羅特說過沃特森(J.J.Waterson)的故事。沃特森1845年寫了一篇關於氣體分子理論的論文，提出了很多後來焦爾(James Prescott Joule)（焦爾(1818-1889)，英國物理學家。一譯者）、克勞修斯(Rudolf J.E.Clausius)（克勞修斯(1822-1888)，德國物理學家。—譯者）和麥克斯韋提出的內容。鑒定這篇論文的皇家學會仲裁人說：“滿篇胡說八道。”就這樣把這篇論文打入冷宮，直到四十五年以後才發掘出來。沃特森落魄無聞地活了好多年，後來神秘地失蹤了，無跡可尋。特羅持說，這個故事對於很多急於取得知識進展的人可能如當頭一瓢冷水。很多新發現就是這樣胎死腹中或窒息於呱呱墮地之時。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倖存者。

雖然，今天在絕大多數國家裡，在現在是正統的科學領域中，從事研究活動已不擔任何鳳險了，但是，因此得出結論，認為蒙昧主義和反動壓制只是從前的事，那就大錯特錯了。僅僅三十年前，愛因斯坦在德國就受到一場有組織的、惡毒的迫害與嘲弄運動的圍攻。1925年在美國，在臭名昭著的“田納西州猴子審判”會上，一位自然科學教師因教授進化論而被起訴。在極權主義的國家，政治干預科學事務，如納粹統治時期的情況，以及今天遺傳學上的爭論，會使專制主義進人科學，從而壓制了那些在科學理論上不願就範於黨報宣言人們的研究工作。那些專門反對疫苗接種和活體解剖的團體也是一種形式的反動。就是我們科學家自己也不能矜然自得，因為即使在今天的科學界中，當新發現在理論上是革命的，而發現者又不是社會公認的科學界人士時，也還很可能遭到冷遇或反對。這時，發現者也許還需要具有篤信自己理論的勇氣。

據說，一項對知識的創造性貢獻，其接受過程可分為三步：在第一階段，人們嘲笑它是假的，不可能的，或沒有用的；到第二階段，人們說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永遠派不上什麼實際的用場；到第三步也是最後的階段，新發現已獲得了普遍的承認。這時，許多人說這個發現並不新鮮，早就有人想到了（這段話似乎出自麥肯齊(James Mackenzie）爵士[《我們敬愛的動理學家》，作者：威爾遜(R.M.Wilson),出版者：倫敦，墨萊（JohnMurray）]。）。史密斯說得對：

“研究的愉快必在於研究本身。因為其他方面的利益收獲都是靠不住的。”

偉大科學家對人類的貢獻只得到迫害作為報酬，這在過去是司空見慣的事。塞麥爾維斯的遭遇就是這一奇怪事實的極好例證。當時，歐洲的醫院盛行產褥熱，塞麥爾維斯指出了如何防止這種疾病，以減少病人的痛苦，降低死亡率。

1847年塞麥爾維斯想到：產褥熱可能由直接從驗屍房出來的醫學教員和學生的手帶給產婦。為了消滅手上的“屍體物質”，他建立了一條嚴格的制度：在檢查產婦之前，必須先在漂白粉水中洗手。採用這一步驟後，維也納總醫院第一產室產褥熱的死亡率立即由12%降為3%，後又降到l%。他的理論在很多地方受到歡迎，並為一些醫院所採用。但是這種革命的思想把死亡的責任歸咎於產科醫生，招致了權威的反對，於是他們拒絕續聘他為助手。他離開了維也納到布達佩斯，在那裡他介紹的方法再度獲得成功。但是他在理論上卻進展不大，甚至遭到微耳和(Rudolf Virchow)（徽耳和(1821一1902)，德國病理學家、細胞學說創立者。一-譯者）這樣大人物的反對。他寫了一本書，就是著名的《病原學》今天被認為是醫學文獻方面的經典著作，但當時賣不出去。

挫折使塞麥爾維斯怨恨暴燥，他孤注一擲，寫文章把不肯採用他方法的人罵成殺人犯。但這樣做只是受到嘲笑。他結局悲慘，1865年被送進瘋人院。承蒙上帝慈悲而且具有諷刺意昧的是：進瘋人院後幾天，他就因最後一次產科手術時手指受傷傷口感染而死，成為他畢生奮斗所要預防的細菌感染的犧牲品。他堅信自己主張的真理總有一天要昭彰於世，從不動搖。他在為自己的《病原學》所作的頗帶哀愁的引言中寫道：

“回顧以在，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終於捎滅這種細菌感染，用這樣的歡快來驅散我身上的哀傷。但是，如果天不從願，我不能親睹這一幸福的時刻，那麼，讓堅信這一天遲早會到來的信念做我臨終的安慰吧。”

其他人的工作，特別是法國的塔尼爾(Tarnier)和巴斯德，英國的利斯特，使得社會勉勉強強在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以後，認識到塞麥爾維斯的理論是正確的。

塞麥爾維斯之所以未能使大多數人接受他的看法，一則可能由於在證明細菌引起疾病之前，不能圓滿地解釋消毒雙手的價值；一則也可能因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了。現在尚不清楚，塞麥爾維

與新發現的對立

至此，我們討論的是對新設想心理上的抗拒。在這一節里我們要從幾個其它方面討論與新發現對立的問題。

新發現之所以常常遭到反對，因為從廣義上說它冒犯權威，侵占既得利益。津澤援引了培根所說的：由於過去的業績而享有聲望的顯貴，大抵不願見到發展的洪流迅猛奔騰超越其成就。津澤評論說：

“在飛速發展的科學上，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們的使命是：看到糾正舊有觀念的新發現時，我們應感到愉快，並在教學的過程中以自己的學生為師。這是預防中年時期老頑固病症的唯一有效措施。”

新發現所引起的紛爭有時因發現者的人品而變本加厲。作出新發現自人往往不會也不善於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他們略微圓逼一些，麻煩也就少得多。哈維的發現最終獲得承認，而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則不成，緣由蓋出於此。塞麥爾維斯無心機可言，而哈維則把他的著作奉獻給查理國王，將國王和王國比做靈魂和軀殼。哈維的作傳人威利斯(Willis)說，哈維具有一種游說爭取相識者的驚人本領。哈維說：

“人生到世界上，赤條條手無寸鐵，好似天命註定人要成為社會的動物，奉公守法，相安無事；好似天意要人受理智的規導。”

在談到批評他的人時，他說：

“然而，我認為：反唇相譏，惡語相加，是有失一個哲學家〈即科學家〉和探求真理者的身份的。”

在寫到同一問題時，法拉第說：

“真相遲早要大白於天下，而耐心回答比壓服更能說服反對派，如果他們反對錯了的話。”

發現者，尤其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發現者，需要勇氣才能無視他人的冷漠和懷疑，才能堅信自己發現的意義，並把研究繼續下去。讀到哈維、詹納、塞麥爾維斯和巴斯德這些人面臨反對所表現的大無畏精神，我們感到高興，但又有多少發現者因缺乏必要的熱情和勇氣，放棄了在益的研究，而埋沒於無聞！特羅特說過沃特森(J.J.Waterson)的故事。沃特森1845年寫了一篇關於氣體分子理論的論文，提出了很多後來焦爾(James Prescott Joule)（焦爾(1818-1889)，英國物理學家。一譯者）、克勞修斯(Rudolf J.E.Clausius)（克勞修斯(1822-1888)，德國物理學家。—譯者）和麥克斯韋提出的內容。鑒定這篇論文的皇家學會仲裁人說：“滿篇胡說八道。”就這樣把這篇論文打入冷宮，直到四十五年以後才發掘出來。沃特森落魄無聞地活了好多年，後來神秘地失蹤了，無跡可尋。特羅持說，這個故事對於很多急於取得知識進展的人可能如當頭一瓢冷水。很多新發現就是這樣胎死腹中或窒息於呱呱墮地之時。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倖存者。

雖然，今天在絕大多數國家裡，在現在是正統的科學領域中，從事研究活動已不擔任何鳳險了，但是，因此得出結論，認為蒙昧主義和反動壓制只是從前的事，那就大錯特錯了。僅僅三十年前，愛因斯坦在德國就受到一場有組織的、惡毒的迫害與嘲弄運動的圍攻。1925年在美國，在臭名昭著的“田納西州猴子審判”會上，一位自然科學教師因教授進化論而被起訴。在極權主義的國家，政治干預科學事務，如納粹統治時期的情況，以及今天遺傳學上的爭論，會使專制主義進人科學，從而壓制了那些在科學理論上不願就範於黨報宣言人們的研究工作。那些專門反對疫苗接種和活體解剖的團體也是一種形式的反動。就是我們科學家自己也不能矜然自得，因為即使在今天的科學界中，當新發現在理論上是革命的，而發現者又不是社會公認的科學界人士時，也還很可能遭到冷遇或反對。這時，發現者也許還需要具有篤信自己理論的勇氣。

據說，一項對知識的創造性貢獻，其接受過程可分為三步：在第一階段，人們嘲笑它是假的，不可能的，或沒有用的；到第二階段，人們說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永遠派不上什麼實際的用場；到第三步也是最後的階段，新發現已獲得了普遍的承認。這時，許多人說這個發現並不新鮮，早就有人想到了（這段話似乎出自麥肯齊(James Mackenzie）爵士[《我們敬愛的動理學家》，作者：威爾遜(R.M.Wilson),出版者：倫敦，墨萊（JohnMurray）]。）。史密斯說得對：

“研究的愉快必在於研究本身。因為其他方面的利益收獲都是靠不住的。”

偉大科學家對人類的貢獻只得到迫害作為報酬，這在過去是司空見慣的事。塞麥爾維斯的遭遇就是這一奇怪事實的極好例證。當時，歐洲的醫院盛行產褥熱，塞麥爾維斯指出了如何防止這種疾病，以減少病人的痛苦，降低死亡率。

1847年塞麥爾維斯想到：產褥熱可能由直接從驗屍房出來的醫學教員和學生的手帶給產婦。為了消滅手上的“屍體物質”，他建立了一條嚴格的制度：在檢查產婦之前，必須先在漂白粉水中洗手。採用這一步驟後，維也納總醫院第一產室產褥熱的死亡率立即由12%降為3%，後又降到l%。他的理論在很多地方受到歡迎，並為一些醫院所採用。但是這種革命的思想把死亡的責任歸咎於產科醫生，招致了權威的反對，於是他們拒絕續聘他為助手。他離開了維也納到布達佩斯，在那裡他介紹的方法再度獲得成功。但是他在理論上卻進展不大，甚至遭到微耳和(Rudolf Virchow)（徽耳和(1821一1902)，德國病理學家、細胞學說創立者。一-譯者）這樣大人物的反對。他寫了一本書，就是著名的《病原學》今天被認為是醫學文獻方面的經典著作，但當時賣不出去。

挫折使塞麥爾維斯怨恨暴燥，他孤注一擲，寫文章把不肯採用他方法的人罵成殺人犯。但這樣做只是受到嘲笑。他結局悲慘，1865年被送進瘋人院。承蒙上帝慈悲而且具有諷刺意昧的是：進瘋人院後幾天，他就因最後一次產科手術時手指受傷傷口感染而死，成為他畢生奮斗所要預防的細菌感染的犧牲品。他堅信自己主張的真理總有一天要昭彰於世，從不動搖。他在為自己的《病原學》所作的頗帶哀愁的引言中寫道：

“回顧以在，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終於捎滅這種細菌感染，用這樣的歡快來驅散我身上的哀傷。但是，如果天不從願，我不能親睹這一幸福的時刻，那麼，讓堅信這一天遲早會到來的信念做我臨終的安慰吧。”

其他人的工作，特別是法國的塔尼爾(Tarnier)和巴斯德，英國的利斯特，使得社會勉勉強強在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以後，認識到塞麥爾維斯的理論是正確的。

塞麥爾維斯之所以未能使大多數人接受他的看法，一則可能由於在證明細菌引起疾病之前，不能圓滿地解釋消毒雙手的價值；一則也可能因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了。現在尚不清楚，塞麥爾維斯的努力對他所發現的原理最終為人們所接受是否有很大的或任何的影響。看來其他人也獨立地解決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