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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自由是學術的生命
送交者: 芨芨草 2021年07月23日05:18:32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何兆武:自由是學的生命

 

何兆武(1921.9-2021.5.28),19219月生於北京,1943畢業於西南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堡大學客座教授。期從事史理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典著作的翻工作。作有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思想》、康德《史理性批判文集》、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史理性批判散》、《史與哲學》等。

何兆武去世:最大的自由氣氛!

自由散漫的學習風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到,一來就感到昆明的天氣美極了,真是碧空如洗,北京都很少看那麼好的天。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雲南然也下雨,可是雨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着心情也美好極了。而且雲南不像水、除了山就是山,雲南有大片一望無的平原,看着就人開朗。

當然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境不同了。

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於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雲南又有地方力的保,保持了原有的作,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沒人管,甚至人不了也沒有人過問

自由有一個好,可以做你喜做的事,比如自己喜看的才看,喜聽的才聽,不喜的就不看、不聽。

種作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是西南大的學生,生物化學非常有獻,上世六十年代轟動的胰素就是他搞成功的。我看一篇者的訪談什麼當條件非常差,西南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

我深有同感。

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候什麼的同學都有,不私人之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的各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天空地胡扯一,有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大家關係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當然也重要,大學生水平的確不,但更重要的是學的氣氛。

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都有,每個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他以自由展的條件。

我以,一個所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展,就沒有個人的造力,而個人的獨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背,開口都,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人,但是在個范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大的關係非常密切,我的兩個姐姐是個學校的,我的妹妹是個學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個學校的,我老伴也是個學校的,所以個學校跟我的關係算是非常密切。兩個姐姐一個念化學,一個念經濟,妹妹念中文,後來在人民大學自了,在只有一個姐姐在美國(按:何先生的大姐於20053月在美國去世)。

我自己從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大度了整整七年(從十八到二十五),正是一個人成熟的期。

我在西南讀過四個系——都沒念好,高中考填志願的候我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文科,像你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

候都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反映了當的社會氣,所以我一年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

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到中世的教堂建築,我着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

大學一年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比如初等微分、普通物理,是最重要的,有投影幾何、制圖課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趣全不在些,於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充了一些文科知

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了可以隨便,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什麼就選擇史系,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也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候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園囿,從香山一直到北大、清華這,都是皇家園林,就容易使人思古之幽情第二,那候正,小學是九·一八,中學是中日爭,一入大學就是二命運也很關心,以史能更好地理解問題

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趣。

有些踐的史學家或者專業史學家,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一個小的西,比如學家考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來,真是盡心力,到沒有個結論

得,即使有一天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了出來,也並不等於理解了史。而且,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了我很大的啟我感到,真正理解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史。

我想任何學都是這樣,最後得有人做出理總結,否只能停留在性的面。當然性的工作也有價,不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高度性的認識能知姓名。期我關心的是人的命運,我以可以從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盛,可是後來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隋唐,我希望探索史深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史系。

有些事情起來很有意思。解放以後院系調整,一直在北大呆了幾十年,從組織關係上,他是北大的人,死後應該北大,可是他卻捐了清。劉崇先生在台灣去世,他的也是捐,而沒有捐台灣大學,也似乎不合常。我猜想,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滿意的那一段光,是在清,所以願意把

我回想一生最美好的候,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生活非常苦的一段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生活,尤其不等於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又非常模糊,非常朦,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候恰好同都有,當正是爭年代,但正因打仗,所以好像直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爭一定會利,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上非常美好的生活。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大多數青年都有種模糊的感。人是靠着希望生活的,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然物生活非常之苦,可是得非常的幸福。

自由是學的生命

我做學生的候,各個老教的不一,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上的法,既不是唯物史,也不是唯心史,叫作唯生史就是三民主里的民生主,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個。我不知道套官方的理是不是有市,不我上中學的候沒有老師這,只得有個同學會考得了第一,學校勵他一本立夫的《唯生史》,我想他也不看,我都不看,所以並沒受它的影響。

再如國文,老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幾首李白、杜甫的,明天《史》裡的一篇,比如《刺客列》,或者一篇莊子的《逍遙遊》來,沒有准教本。大學入學考目也沒有准一,倒是解放以後,全國有一的定、一的模式,有准教科,考試還准答案。不我想應該沒有,包括自然科學,我認為也不需要有個准,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步?包括因斯坦的理也不應該為標准,否不可能超越。

解放後我蘇聯,搞教學制,上五十分先五分,再幾分如何如何,定得非常仔相形之下,大老師講課絕對自由,什麼、怎麼全由教自己掌握。

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聽的人多,分兩個班,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他都是到宋代就束了。《國史大》是穆當年的稿,學期末的候他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只從到戊戌法,清朝的亡、民國成立都沒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1840爭到二十世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了五十年,等於只了前一半。

向達先生教印度史,兩個學期只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人上北大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古埃及完。我在回憶錄,他在北大上學的候有位老先生中國哲學史,果一年只了個《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便。我有一個最大的好:教可以在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解。

自由非常重要,或者,學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一本准教科,自己看去就是了,老照本宣成了播音,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

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等,每本教科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師講,而老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解啟學生,與學生交流。

我在二年候才十九,教政治學概的是從美國回來的年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什麼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是當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中山有個典定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是官方的典定可是我一上來就個定是完全錯誤的。在食堂吃,有人管伙食;你,有人管借條;你,註冊要登的成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政治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不得他的也有道理。

有些老堂上胡扯,甚至於人,但我非常喜聽,因那裡有他的格、他的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堂上胡適,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是教科里看不來的。

當然,大里也有老是非常系的教科式的法,比如皮名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是清末學大瑞的子,講課非常系、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那麼整堂就是然有閒話,但並不扯。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一個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完,據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一點,後來我教候也想學着做,可是非常失,因為總免不了要多兩句或者少兩句,不能那麼恰好在五十分完。

另外,上皮先生的交作,像我在中學的候一,可是他留的那些作我到在都得非常的好:畫地近代史從1815年拿破以後的,一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正好一百年,一個學期要求畫六歐洲政治地,那麼一個學年就得畫十二,當然我也是照着上抄的,不有用了。以前我們對政治地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一遍之後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國史也應該這樣,可是除了皮先生,沒有的老再要求

各的解,於學生來,至少比死着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了,逐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點,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

得有一次數學系考,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老師認為他做了,個同學就在學校里了一小字他去找位老,把某志上的新解法拿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

再比如穆先生的《國史大》,裡面很多解我不同意,不但在不同意,當就不同意。先生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口不

我承認傳統文化里確有好西,但並不像他的那麼非常之好。人無完人,點、缺點,文化也沒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後、很腐的部分,比如血統論。封建代科候要寫三代履,曾祖父、祖父、父三代清白,王八子吹鼓手,妓院的、唱的、搞演奏的都是民,凡這類出身的人都不准入考傳統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先生好像並沒有正它,的全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為這才是中國命脈的寄託所在,是他的局限性。

另外,先生舊學出身,世界史,特近代世界的知了解不,可是在我看來,中國近代史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參與了世界,這時候中國面的最重要的任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與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關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開放,包括我的思想認識,要有世界的眼光。先生些似乎關注得不太——的妄了,不上不應該論資,不然學生只局限在老的圈子裡,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沒步了。

幾件小事。邏輯學那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金先生得挺投入,不對邏輯不通,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學的是什麼西。只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很大了,堂上跟金先生辯論,來不來就:啊,金先生,您的是„„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兩個人

這樣挺好,有個學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的,老令一,那就不是學了。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所有物理學家的理都不成,認為全是的。周培源先生那候教力學,位熊同學每次一下就跟周先生,周先生你根本就沒懂!你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位同學是不依不,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理學院都看站在院子裡,都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同學之討論,一學校小,幾乎天天面,二非常,一切娛樂都與我們絕緣,三則戰期,大家都是背井離,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園裡,所以惟一的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林生和我中學就是同學,後來住一個宿舍,大的候我在求中學教英文,他也在那裡,後來他出國了,1956年回國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在住在中關村,我上一面,那是一子的好朋友了。

大的林生曾指出我近代科學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候他跟我一些物理學宇宙的看法,特認識論得有一次起法拉第。法拉第學徒出身,沒有受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數學,這對於學物理的人來是致命,可是他發現了磁力,用另外的方式表述象,後來成為電學之父。這類談話使我深受啟。其們對個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來的模式,比如講歷史都道德,但只是理解史的一個面,完全可以一種方式。

里士多德說過人可能比史學家更真,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所以有我想,或許藝術家、文學家史的理解比史學家要深刻得多。古人人之相知,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個人幾點起床、幾點,並不等於了解他。而專業史學家往往止步於專業史事件,沒有能夠進入到人的靈魂深,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史。我的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學的交中得到的啟,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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