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談學論術11. 認識來自實踐，還是來自需要？

“談學論術10”說了，認知的非認知價值是好是壞，取決於它們能不能滿足非認知需要。這樣子同義反覆的廢話一句，就把“認知（認識）”與“實踐”的關係（中國哲學——以下簡稱“中哲”——叫做“知”與“行”的關係）引進來了，因為人們主要就是基於道德、實利、信仰、炫美的非認知需要，才會勞神費力，從事辛苦幹活、改造世界的廣義“實踐”。

大家知道，馬克思也是在二十郎當歲的時候，寫下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主張哲學的任務是實踐性地“改變世界”，不是認知性地“解釋世界”。在廣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下簡稱“馬哲”）里，這個見解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往往被說成他在哲學上意義最大的一個貢獻。

當然了，比他早兩千年，亞里士多德就討論過“認知性思辨”“創製性技藝”“社會性實踐”的關係了，認為思辨的目的是基於好奇心追求真理知識（“認識世界”），技藝的目的是創製各種滿足實用和娛樂需要的物品（“改變自然”），實踐的目的是處理社會生活中有關道德政治的各項事務（“改變社會”）。

接下來的不少哲學家，也以差不多的方式探究了差不多的問題，尤其肯定了認知對實踐的主導作用，認為認識世界的意義超過了改變世界，從而立起了西方哲學的“認知理性”精神（注意只是“精神”，不是“主義”），並且深層積澱在那邊的日常生活里，結晶成普通人的一句口頭禪：“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不過呢，要是與這些哲學家比起來，馬克思的確很有原創性，因為他把兩者的地位顛倒過來了，主張不是認知主導實踐，而是實踐決定認知，狹義的“生產實踐”甚至還構成了歷史發展的終極源泉。

後來中外不少學者繼承了他的這個理念，從不同角度肯定了實踐的終極地位，彰顯了馬哲作為“實踐哲學”“實踐唯物主義”（不只是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其中就包括了淺人的博士導師劉綱紀教授，詳細闡發了他的源於馬克思理念的“實踐本體論”。

二三十年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淺人受到劉綱紀老師的很大影響，也經常強調實踐對於人生在世的“本體論”意義。可是吧，就像前面說過的那樣子，淺人現在放棄了這些看法，把“需要”看成人類生活的動機源頭（並且也不再說它是“本體”），認為只有這樣子，很多問題才說得通。

拿本系列的話頭來說吧：馬哲批狹義上的西方哲學（西方主流哲學，以下簡稱“西哲”）時，往往指責他們沒能反思一個問題：“（正確）認識從哪裡來？”接着就回答說：“從實踐中來，”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好像問題已經徹底解決，卻很少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反思一下自己的這個立論：“實踐從哪裡來？”無論如何，它總不會像餡餅那樣子，從天上掉下來吧，不是？

然而呢，只需一丟丟的反思，答案就像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在那裡了（不好意思啊，俺老漢這樣子說，以及借鑑“禿羊禿神婆”的成語，沒有絲毫要搞“頭髮歧視”的意思，只是順手用個現成的比喻罷了）：不管是亞里士多德說的道德政治“實踐”（以及實用娛樂“創製”），還是馬克思說的生產勞動“實踐”，或是與“認知”相對而言的所有廣義“實踐”，都像與“實踐”相對而言的“認知”那樣，只能來自人的“需要”，既沒有例外，也毫無懸念。

友情提醒一句：淺人肯定不願重蹈覆轍，所以當然問過自己這樣子的問題：“需要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儘管它也不會像餡餅那樣子，從天上掉下來，可俺老漢似乎比西哲馬哲都幸運，用不着再回答這問題了，因為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雖然還沒找到最終的答案，卻在如其所是的努力中取得了不少成就，方便了淺人直接拿過來，作為人性邏輯的立論前提。

尤其走了狗屎運的是，這樣子的拿來主義，還能讓淺人描述的人生哲學，與自然科學形成親切甜蜜的關係，擺脫幾百年來眾叛親離的顧影自憐，真正在實然維度上自立於科學的大家庭，嗯哼。

接下來言歸正傳：既然實踐來自非認知需要的源頭，它們也會隨着非認知需要的種類不同，分成道德實踐、生產實踐、宗教實踐、炫美實踐四種類型；對於它們的關係，以後會在“人性邏輯”和“正義啟明”的系列裡加以解釋。

現在接着看認知與實踐的關係：如果說“認識來自實踐”的見解有一定的道理，這些道理也只有憑藉兩類不同需要的交織才能說清楚：如同嬰兒和神農的例子，以及“聰明人發明技藝”的例子能夠表明的那樣，人們在非認知需要的驅使下從事實踐的時候，為了成功地達到目的，都會啟動求知慾或好奇心，了解周圍“有沒有”自己想要的好東西（或者是自己討厭的壞東西），搞明白它們“是不是”能夠幫助自己實現目的，然後再按照“我知道我在做什麼”的模式，聽從這些認知的指揮，辛辛苦苦搬磚去。

換種方式說吧，“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個流行說法的背後，潛藏着的是兩類不同需要的糾結關聯：人們的非認知需要為了滿足自己，先是激起了認知需要，逼着人們弄清楚實踐中可能碰到的各種事實“有沒有”及其“好壞對錯”的價值意義（這就是“從實踐中來”），然後再慫恿人們用得到的知識指導實踐（這就是“到實踐中去”），以求達成自己心裡想的非認知目的。

在這個意思上說，馬哲的說法的確比西哲全面，不是只強調了認知指揮實踐的主導作用，而是還指出了認知許多時候來自實踐，要為實踐服務的工具地位。

不過呢，這樣子看清楚了它的貢獻，同時也就看清楚了它的缺陷：馬哲的說法雖然見證了兩類不同需要的交織，卻好像忘了亞里士多德說過的那一點，因為至少在“為認知而認知”的情況下，好奇心可以與非認知需要分開（也就等於說可以與實踐分開），能夠單靠自身當動力，推動人們認知世界。有鑑於此，一刀切地主張“從實踐中來”，似乎就有點以偏概全了，不是？

比方說吧，牛頓揭示萬有引力，就只是因為蘋果砸到了他頭上，激發了他的求知慾；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也只是因為他覺得牛頓力學和麥克斯韋電磁學有矛盾，讓他感到驚詫好奇。所以呢，要是我們硬着脖子主張，實踐在這類情況下也有決定性，可能就不得不漫無邊際地亂點一通鴛鴦譜，或是拐彎抹角地生拉硬扯鑽牛角尖了。

再舉個年頭更久的例子：阿基米德洗澡的時候，靈機一動發現了浮力定律。那麼，我們該把“洗澡”劃歸到哪一類實踐裡面去呀？更讓人撓頭的是，這樣子彰顯實踐的決定性作用，是不是有點弄巧成拙的意思呢？畢竟，要不是求知慾特別強大，恐怕他就是像我們今天這樣子，泡澡盆子都泡脫幾層皮了，也還是泡不出什麼有點意思的認知來吧。

說破了，就是在“從實踐中來”的交織情況下，如同“談學論術4”說過的那樣子，認知也只是間接地源於引發了實踐的非認知需要，而直接地源於求知慾。理由很簡單：同義反覆地說，“認知世界”原本就不是“非認知需要”的本分；否則的話，它們何必號稱“非認知”的需要呀。

所以呢，不管是在交織的情況下，還是不交織的情況下，認知與實踐都是分析性地來自它們各自的動機源頭——認知需要與非認知需要。只有靠這樣子的同義反覆，我們才能理清它們的糾結關係：在交織的情況下，認知往往是在與實踐的親密關聯中，直接地來自求知慾；在不交織的情況下，認知還能以“為自身而自身（為認知而認知）”的方式，與實踐不相關地純粹來自好奇心。

末了總結一下：與其主張認知來自實踐，不如主張認知來自需要——準確些說是來自求知慾或好奇心。這樣子主張，不是要和馬哲抬槓，而是為了把俺老漢偏愛的同義反覆貫徹到底，證明淺人只說分析性廢話一句之“淺”。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