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華：百年前常盤大定筆下的石鼓書院

1921年冬天，常盤大定（左一）在長沙龍王廟留影。（作者提供）

時光何其匆遽，轉眼百年就要過去了，我的腦際經常縈回着這樣的畫面：那個端莊肅立在石鼓書院前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發出誠摯地告誡：“中華民族是世界的一個謎，曾被喻為一頭沉睡的獅子。它是與古印度、古希臘以及近世的德意志民族，一起被稱為世界的四大民族。不管現在的境況如何，這個大國的國民都不會永遠地沉睡下去，而現在他們正在走向覺醒。”

名叫常盤大定的這位日本人，明治三年（1870年）生於宮城縣。與中國歷代名士一樣，他也有一個晚號“榴邱”，估計是他比較鍾意的一個地名。少年時期即篤信佛教，屬真宗大谷派，這也決定了他一生的行跡與事功。17歲入仙台道仁寺，29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歷任各中學和大學教師。昭和六年（1931年），自東京帝國大學退休，後任慶應義塾大學東方文化學院評議員，兼任東洋大學教授。昭和十四年（1939年），主持淺草本願寺兼大谷派本願寺東京分支機構事務，同年創立日本佛學院並任院長。昭和二十年（1945年）圓寂，享年75歲（一說76歲）。

但凡關注漢傳佛教及古建築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盤大定，一方面緣於其宏富淵博的著述，更緣於其涉足中國南北各地的屐痕。據說他生前來華七八次，其中僅20世紀20年代就曾5次來華考察宗教文化遺跡，在佛教實證研究領城屬於先驅者。第一次來華是大正九年（1920年）9月至次年1月，考察路線為瀋陽、北京、房山、大同、張家口、太原、洛陽、漢陽、宜昌、廬山、南京等地，考察對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廟、道觀等遺跡遺物。大正十年（1921年），寫作出版《訪古賢之跡——中國佛跡踏查》，隨即開始第二次訪華，時在當年9月至次年2月，期間到了湖南長沙、南嶽、衡陽、寧鄉四地。“他的旅行可謂大膽而冒險，闖入一個又一個危險區域，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朋友們都為他捏着一把汗，而“他說他有佛祖庇護，所以絲毫未曾介意”（啟明會評議員澤柳政太郎博士序語）。

其時歐洲部分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都非常出色，卻是許多人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和時間才取得的成果。常盤大定隻身一人，僅僅靠被他的熱情所感動的有限出資，成為日本文化研究領域屈指可數的翹楚。因為第一部著作“探求成果實為可觀”，所以第二次考察得到了日本教員組合啟明會的後援。回國兩個月後，在東京帝國大學舉行踏查報告會與所集資料展示會。翌年出版《續訪古賢之跡——中國佛教史跡》(又名《中國佛教史跡》)，書中附帶十餘幅地圖，以及作者實地拍攝的百餘幀照片，成為我們了解當時中國現狀，尤其是佛教史跡或文物的難得文獻。該書不僅資料豐富，記述詳細，而且於踏查過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時有披露，讀來頗有趣味。

出發之前，啟明會文學部服部宇之吉博士開具了一封介紹信：“中華民國各省官憲公覽：茲有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文學博士常盤大定君，平生研究佛教及道教兩派，居然自成一家，斯界夙推巨擘。去年為闡明東洋宗教史料起見，載書游於直隸、山西、安徽諸省，到處探訪佛道遺跡，灑掃先儒墳墓，跋涉甚力。今又將前往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浙江諸省，仰所適各地官憲妥為保護，以便研究探訪，則學界賴惠，預表謝忱。”

根據常盤大定《行程日誌》記載，1921年9月14日下午9：30，自東京出發，18日下午1：30，抵達中國山東青島。翌日游歷濟南，登臨泰山，尋訪曲阜，在山東盤桓一月。再往北京、石家莊、鄭州、洛陽，轉亳州、歸德府、彰德府、鄭州、漢口，一路上均有僧眾或日本客商友朋接應。12月19日，“下午3點半出發，乘武昌發夜行車赴長沙。承中村英二君好意，得向導龔羅生。”他倆結伴次日抵長沙，在日豐洋行兩個日商陪同下拜望道香和尚，“得南嶽之行通融”。嗣後參觀嶽麓書院、賈誼祠、曾國藩祠，在長沙街頭尋獵古書。24日，踏上南嶽行途。25日，株洲下車，換乘轎子，行30里宿於小雷公塘玄帝廟。26日，行83里宿湘潭白石鋪。27日下午4時，行80里後抵南嶽祝聖寺。28日天雨，參觀南嶽廟、萬壽寺。29日晴，登山至南台寺，下行至石頭塔，繼而上行，經慧思三生塔、一生岩，宿於天柱峰下福嚴寺，通計行程25里。30日濃霧，經磨鏡台、懷讓塔、鐵佛寺、丹霞寺、南天門，到達祝融峰、上封寺。當夜返回祝聖寺，通計45里。31日小雨，上午8時南行赴衡州，行70里宿樟木寺。翌日元旦，依然小雨，早6時出發，進入衡州府城。

常盤大定此行專程來衡陽，主要就是考察石鼓書院，事前的功課來自南宋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石鼓書院位於回雁峰下的石鼓山（按：此處有誤，石鼓山與回雁峰相距兩三公里），正當與蒸湘（二水）相匯之要處。唐代刺史齊映在山陰處建一合江亭。元和年間（806－820），士人李寬在山巔建屋，讀書其中，這是書院興起的遠因。時至宋代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請願建立書院。景祐二年（1035年），集賢校理（當時實任衡陽郡守）劉沆上書請願，得到朝廷的敕額，這便是公認石鼓書院的起源。以後，院址稍向東移成為州學（官辦學府），其後一度荒廢。淳熙十二年（1185年），這座具有歷史背景的書院，由部使者潘侯（潘疇，字德鄜）在舊址上建屋數間，榜以舊額，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接任的使者宋侯（宋若水，字子淵）進一步擴大規模，一切均照國子監之規，始得印書，擇郡縣秀才以充之。”他特別指出：“朱子（朱熹）受邀為書院作記，更是令書院聞名天下……為處士之學吐出萬丈氣焰。”

他甚至不無欣喜地說：“這一次旅行中，我居然見到了四種神禹碑。歸德府（商丘古城）衙門見到的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在嶽麓山頂峰，第三個在石鼓書院內，第四個在南京棲霞寺的後面。另外聽說大別山里、會稽山里也有，此外也一定還會有很多。”如此天下有名的神禹碑，相傳是大禹治水後刻在南嶽山崖而流傳至今的。因為充滿了各種神奇詭譎的傳說，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曾到岣嶁峰尋找過，劉禹錫的詩中也有這塊碑的字句。然而真正見過這塊碑的人，直到南宋嘉定年間才會出現，四川人何致偶然間撞了大運，將它拓印而見諸天日。常盤大定文中並沒說明此碑存放在石鼓書院的什麼地方，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塊拓碑，是在石鼓文化廣場通往石鼓山的棧橋上，2007年重修書院時專門打造並建了一座禹碑亭。

1922年元旦，恰是1921年陰歷十二月初四。常盤大定原以為中國按陰歷行事，這一天應該和平日沒有什麼不同，沒想到衡陽也和日本鄉村一樣，百姓要過兩個新年佳節，官衙公署按陽歷年放假。他看到書院山門上懸掛着兩塊牌子，一塊是石鼓師范講習所，一塊是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乙種工業學校，大門兩邊還插着兩面國旗。上午的升旗儀式一結束，下午放假，教員們都忙着為回家探親做准備。

山門內牆上懸匾一副對聯：“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經中。”在此之前，他在泰山經石峪做過考查，所以一眼認出了這是金剛經體，只是不知書者是晚清衡州末代進士、大書畫家曾熙，卻忠實地記錄、拍攝下了這個歷史場景。直到今天，儘管我不斷地提醒書院幾茬主事者，並多次出示歷史圖片為證，但新修書院山門前的銘牌，依然頑固地打印着這樣的字：“撰聯：佚名。”

書院裡面以嘉會、敬業兩堂為中心，常盤大定拍攝的照片中，有一個穿着體面、舉止雍容的中年男人，矜持地攏手站在敬業堂前，估計是所長、校長之類的人物。“四面是教室，敬業堂的二樓上，正面安放着孔夫子像。裡面有諸葛武侯像，據說是為了紀念當年武侯曾率兵至此。堂背後的臨江處有合江亭，亭內有很多石刻，其中最出色的是張栻手書的韓昌黎詩碑（應為韓愈《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不過，那很有可能是近代的復製品。”

接着轉向北面，只見湘江、蒸水匯合，滔滔北去洞庭，可見各樣船隻擠滿江面。遠處有一塔聳立，名來雁塔，建於明代萬歷年間，“大概與南面上流煙霞環繞的回雁峰之名有關係吧”。常盤大定猜想的沒錯，這是衡陽的三道水口之一，地處合江套三汊磯上，與石鼓山遙相對峙，意在強化“出水口”的鎮水功能，鞏固衡州府城的風水。

站在石鼓書院並不十分空曠的坪上，常盤大定不時想起南宋兩位大儒。在他看來，“分居南嶽衡山首尾的石鼓、嶽麓兩座書院，之所以能被列入‘天下四大書院’之內，完全是仰仗朱晦庵（朱熹）和張南軒（張栻）的聲望。”“不過，所謂的四大書院是哪四家，所舉名稱卻因記而異。從列在下面的名單中可見其異，此外肯定還有類似的名單。每組中江南之物或者有三，或者四個皆是。”他提到四大書院的五種說法，其中衡州石鼓占據四種：嶽麓、石鼓、白鹿、嵩陽；嶽麓、石鼓、白鹿、睢陽；嶽麓、石鼓、白鹿、應天；嶽麓、石鼓、徂徠、金山；嶽麓、嵩陽、白鹿、睢陽。

我沒有料想到的是，常盤大定在書中提到了宋代理學鼻祖周敦頤與衡陽的關係。“奠定了宋儒根基的周茂叔（周敦頤）是湖南道州人士，幼年喪父，由居住在衡州的舅父、龍圖閣學士鄭向撫養，並在當地讀書。後來，他在衡陽縣學右側建起自己的書院，周圍開挖池塘，引西湖水，播蓮花籽，有亭名為愛蓮亭，日後又稱濂溪書院。”他試着尋找了一番，但當地人告訴他，這些古蹟很久以前就已荒廢，現在無存。聽說小西門外蓮花池中，有一座衡州教育會的建築物，其所在地就是周子（周敦頤）故址，於是跑過去看個究竟。“環視空無一人的大堂，發現牆間有一塊已經剝落的石碑，讀其文字，上面記載這棟建築是文昌閣，原與周子的愛蓮亭毗鄰，後來愛蓮亭荒蕪，僅此閣獨存。引來西湖之水，在沼池中播種蓮籽一事，說的就是這個池塘。愛蓮亭與文昌閣相鄰，那麼無疑也就是濂溪書院的故址。”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是周子使之復興，朱子將其擴大發展的。“這里的石鼓書院與周子有何關係尚且不明，但因朱子一游而名馳天下則是不爭的事實，想必那時朱子一定也憑弔了周子的故地吧！”他所言及的愛蓮亭、濂溪書院確有其物，文昌閣也有照片為證，而朱熹遊學石鼓書院純系空穴來風。

翌日雨天，上午10時，常盤大定乘船北返長沙，估計衡陽城內沒有一個人知道，只有百年之後在下甘某以目光迷離相送。他並非第一個來游吾鄉的日本高僧，有史可稽的是，京都六休上人水野梅曉（1877－1949），自稱南嶽石頭希遷禪師（700－790）第四十二代法孫，曾於光緒末年兩番（1903年、1907年）來南台寺尋根禮祖、贈送經卷。更早之前的南宋末年，天皇后裔道元承陽大師（1200－1253），曾來南嶽受戒於曹洞宗第十三代法孫天童如淨禪師（1163－1228），成為日本佛教曹洞宗創始人，南台寺因此成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然而，道元禪師只有簡略的寺志記載和野史軼聞，水野梅曉則有湘學泰斗王闓運撰《日本僧贈南台寺藏經記》。作為日本近現代最有聲望的東方佛教學者和古建築專家，常盤大定是迄今所知第一個游歷石鼓書院的日本人，文字及照片存於名著《中國佛教史跡》一書中——為此我們應該深深地感謝他！

［作者簡介］甘建華，生於1963年8月18日，湖南衡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湖南省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南作家書畫院副院長，南華大學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衡陽師范學院終身客座教授，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客座教授，衡陽日報社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