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情愛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爾 著

（台灣）李意馬 譯

11、近世篇

宗教改革與清教徒

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女王（1533-1603)是個女權主義者嗎？如果她是的話，那麼象John Aylmer這種兇狠的教會人士，當他在說天下的女人只有兩種，大部分是“滑溜亂竄的水狸”，少數象“與500條毒蛇同處一袋的鰻魚„„，一個運氣好的男人想從蛇群中抓出這條鰻魚，最好是抓它的尾部”時，他就會考慮再三，自問這種形容是否得體。

但這位主教是個幸運的男人，因為伊麗莎白像以前歷史上位尊權高的女人一樣，對其他女性的處境與福祉可說是完全沒有興趣。這不僅因為在權力寶座上的女人是在男人的世界裡扮演男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們之所以獲得權勢，只因湊巧是某個偉大男人的女兒、妻子、寡婦、情婦這種機緣，在旁人的眼中，她們仍需要男人的指導。而歷史上的偉大女人，不管後來自己表現多麼傑出，基本上均是一個偉大男人勢力的延伸，她們很少是站在自己的雙腳上。

而從17世紀初年開始，也就是伊麗莎白時代結束後不久，歐洲的兩性關係開始發生改變，但這不是來自熱烈的女性覺醒運動，而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相運動的結果。人道主義哲學和理性主義的第一道波濤都有助於女性地位的提高，而17、18世紀歐陸的各種大小戰爭及革命，也激發了“人人平等”的想法，女人和男人一樣需武裝起來保衛鄉土，當然，女人也應該和男人一樣在其他方面有類似的平等。1789年10月一群漁婦在凡爾賽宮前遊行示威，這種“出頭”的成就感，就象100年前的仕女將她們的文藝沙龍轉變成文化與政治中心的情形一樣。但不管是漁婦或者仕女，如果不是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反改革運動”(Counter reformation)與布爾喬亞階級的日漸興起，使社會，一生微妙的變化，則她們可能無法實現其所欲扮演的社會角色。

宗教改革與反革命運動似乎整個瓦解了歐洲在前三個世紀所建立起來的兩性關係。

16世紀初年的宗教改革運動者，他們反對羅馬教皇的教規，消除掉好幾個世代來無謂的神學爭論，直接回歸到聖經，而在聖經里發現了全新的生活觀。獨身與禁慾的誓約是他們（神職人員）所需奉行的兩大教規，但他們依聖經的解釋認為這不僅使他們淪為教皇的奴隸，而且更直接違背聖律。在爭取牧師婚姻合法化的戰爭中，他們更將爭執擴大到俗人的層面，傳統的天主教觀點認為婚姻乃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宗教改革者對此亦提出批判。

對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來說，童貞是不愉快的、禁慾是不正常的、貞潔是危險的。雖然他無法完全擺脫奧古斯丁將性視為罪惡的觀點，而將性稱為一種“醫藥”，好比“治療病人的醫院”，但他無疑地認為婚姻就象飲食一樣，對人類的本能而言是必需的。喀爾文（(John Calvin）個人的性慾似乎不象路德那樣強烈，採取的則是一種較具建設性的觀點，他認為女人不僅只是生育孩子或滿足男人性慾的容器，更是男人一生不可分離的伴侶。

婚姻既是這麼重要，那麼顯而易見的，一場惡劣的婚姻對宗教改革者來說無異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羅馬天主教會在12世紀獲得婚姻的裁決權後，即堅持婚姻是上帝恩寵下的神聖儀式，終生不可改變。但宗教改革者翻遍聖經卻找不到這種觀點的依據，分居而沒有再婚是耶穌特別認可的唯一離婚形式，路德認為這只就一個建議，而非命令。依他的觀點，私通會自動地摧毀婚姻，而一個妻子如果拒絕丈夫的婚姻權利則可視同放棄婚姻，一個人阻止配偶過虔誠的生活也構成離婚的要件。

因為宗教改革者不認為婚姻是宗教上的聖禮，所以他們傾向於將婚姻的裁決權交還給俗世的權威（即法院），雖然這種交還並不是很徹底，神學家仍保留忠告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奉行什麼原則的職貴。

宗教改革者對婚姻熱忱的另一個表現是，他們絕對反對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動。羅馬天主教會對單身漢的不軌性活動採取寬容的態度，這多少反映了教會對婚姻的矛盾態度。宗教改革者坦白地說：“沒有必要讓男人去誘惑良家婦女或成為通姦者，讓他們結婚，這是上帝指定的治療方法。”雖然婚姻是唯一可接受的性出路，但改革者同時亦將性擴展到以生殖為目的的范圍之外。他們認為，性行為只要是來自“渴望有小孩、避免通姦、鬆弛家務事的緊張與悲苦、或是彼此表示愛意”都是被許可的，這張清單實際上涵蓋了大多數偶發的性行為，它也使得情婦和妓女成為多餘之物。但根據17世紀一位神學家的看法，一個城市若受到聲名狼藉的家庭之污染，其情況可能比少數良家婦女冒犯淫戒要來得糟糕，因為這種風氣不僅無法減少犯罪，相反地這是以鼓勵淫佚及對嚴謹守禮婦女之攻擊。路德本人堅決反對薩克松尼地區妓院的重新開幕，但後來在對關閉黑里地區妓院一事上，他卻近乎詭辯地說，倉促行事的壞處要多於好處。

如果宗教改革者不是對聖經上的指示照單全收的話，那他們可能對婦女地位的改善有較實際的貢獻。他們完全忽略了希伯來法典寫就後2000年來的社會發展事實，而要再度恢復全能的父權，雖然他們提升了“妻子”的地位，但並沒有提升身為妻子的“女人”地位。

這種結果相當有趣，特別是在美洲更為有趣，在不受歐洲舊有態度及習慣所污染的新大陸，對經過改革的性與婚姻觀提供了一個近乎實驗室的美好條件。

清教徒的家庭觀相當適合於在不利的條件下建立一個新社會。當早年的移民者失敗後，不苛言笑而刻苦耐勞的新英格蘭（今美國東北部六州）清教徒對他們的先見之明甚感驕傲，而更加約束自己、磨練自己，這是惡劣環境所帶的，但他們似乎做得太過火了。

他們的生命觀有一大部分是聖經制約下的產物，他們認為上帝所創造的所有生物，包括上帝的選民在內，都是生來就有罪的，他們心中的罪就象“蟾蜍體內的毒液一樣”，在麻薩諸塞州劍橋鎮布道的Thomas Shepard說：“我們的心是所有無神論、同性戀、褻瀆、謀殺、賣淫、通姦、巫術與雞奸匯集的污水溝。因此，如果你做了任何好事，也只像在一大碗毒液中加入一滴玫瑰香水而已。”這實在是一項沉重的負擔，而對清教徒來說，懺悔亦不足以免罪，唯有靠信念堅強的人幫助較弱的教友——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來對抗邪惡。

這種對抗始於訓練嚴苛的家庭中，父親乃是家中的耶和華，妻兒是他的以色列子民，在他的領導之下服從、團結、努力工作，這是建立清教徒家庭也是美國這個國家的基石。

但一開始就產生了某些問題，雖然搭乘“五月花”號去尋找樂士的“教父們”都帶着妻兒同行，但在第一個冬天，18個太太中死了13個，經過幾十年後，男人的數目遂比女人多出許多來。

在男人缺少女人，女人又被懷疑易犯性方面之罪行的社會裡，清教徒認為人性軟弱的觀點似乎得到了證明。依當時的傳統，處罰非常嚴厲，通姦者需受鞭答，然後在教堂里當眾懺悔，婚後太早生下第一個小孩的夫妻需手腳上枷，而在星期日生下來的嬰兒常被拒絕受洗，因為大家認為他一定是在星期日受孕的（安息日禁止行房），意志不堅、心靈薄弱者常被指為女巫而活活燒死或吊死，曾有一位10多歲的男僕被指控與一匹牡馬、五隻綿羊、兩隻小牛及一隻火雞“苟和”,而被活活吊死。

清教徒的道德觀對美國的未來有三點直接的影響：第一、它在精神上比大西洋彼岸提早半世紀進入“維多利亞時代”,第二、它教導美國婦女如何以病弱甜美的美德及純潔來控制她們的男人，像舊約聖經里的“好妻子”臣服在丈夫的腳下，第三、它對“家庭”這個觀念賦予特別的重要性。

由於清教徒堅忍、固執、自我保存的特性，再加上他們是最先的移民者，因此，他們的倫理道德對稍後抵達的非清教徒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成為塑造美國未來的一股巨大力量。即使時至今日，國會議員及政府要員仍竭力要保持自己不管是在工作、休息、教會、玩樂等各種場合都是一個“家庭男人”(family men）的形象，象他們早年的新英格蘭移民祖先般，將家庭的團結做為美國精神的象徵。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官員，會象美國總統或國會議員般，在競選時帶着妻子、兒女同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