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的物理人生–忆虞福春先生

虞英曾

虞福春1914年12月9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父虞汝钧，光绪戊子年在福州中举，曾在广东揭阳和南海做县令，在当地大力推广西式教育，改书院为学堂，他也担任过广东武备学堂总办。后来，他在两广总督府任职，官至四品道台。祖父在南海期间，宁波商人虞洽卿与外国人发生纠纷，状告县衙门。当时南海和番禺两县分管广州府，广州西关商行在南海辖区。因为祖父懂外文，在一夜之间将一些重要文件转移，为虞洽卿保存了大部分财产，因此，两人就认了本家。辛亥革命以后，祖父不再做官，就带着全家移居上海，住在虞洽卿的家里，一住就是五年，这样，虞福春就出生在虞洽卿的家中。那时祖父虽然不再作官，但在政界颇为活跃，1912年他出任复旦公学董事，八月他去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的大会并且被推选为参议。

1916年底，虞福春随祖父母迁居北京。不久，作为北洋财长陈锦涛助手的大伯父虞熙正被卷入陈锦涛铜厂贿赂案，和财长一起被捕入狱，祖父受到很大打击，因此中风而死。这样，大家庭就没有了头，从此就衰落了。第二年，伯父出狱，大家庭仍住在一起。虞福春的父亲虞蒙正排行老二，在五兄弟之中是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残忍而且自私的人。祖父曾送伯父和父亲去日本留学，但父亲很快把钱花光，被哥哥赶回了家。母亲林保芳出身于官宦人家，因为外祖父与祖父在福建乡试同年中举，他们就定下父母的婚事，但是他的父母感情很不好，祖母对母亲也分外厌恶，不满意时甚至动手打。母亲是个旧式女子，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又不大会管家，事事总是逆来顺受。

父亲当时在北洋政府盐务署做一个抄写员，本来他的工资是足够养家的，但是父亲从不顾家，每晚喝酒赌钱，闹得他们这一房一贫如洗，大家庭里所有的人都对他们看不起。虞福春七岁时，他们被大家庭扫地出门，只好在公寓里租一间房子，一无所有，生活十分贫困，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一年五月节，全家等待父亲发工资回家买吃的东西，孩子们站在街头一直等到下午，父亲颓丧归来，他已经把钱全部赌光了。父亲在家时，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对孩子随手就打。他不喜欢儿子们读书，因为儿子读书，就会压倒父亲，但母亲是主张孩子去读书的，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1921年，虞福春进入石驸马大街的北京第十小学，1927年他考入北京著名的男四中。这时，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父亲失业了，家中负债累累，连菠菜也吃不起，全家喝了一年的稀饭。后来，父亲去南京工作，他与母亲、姊妹五人留居在北京，但父亲很少寄钱回家。他进四中后，第一年因为交不起十二元五角的学杂费，几乎被勒令停学。那时，他的三叔虞宏正已经是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曾为他交了一学期的学费，从二年级开始，他每学期以年级第一名免去学费，这样才得以继续就学。在四中，他开始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直钧老师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化学老师刘景昆使用的是美国州立大学一年级的课本，课上他仅做重点讲授，而让学生自己对全书进行研究。在他们的熏陶下，虞福春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他非常心仪教师这个的职业。他高中时，他已经在辅导伯父姑母子女的功课，开始了他做教书匠的尝试。在他漫长的教书生涯中，他始终认为，教师不但要让学生获得知识，还要让学生理解知识的来源和获得知识的办法。在他讲课时，如同他四中的老师，他也是对关键地方重点讲授。在学生时代，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看日本《朝日新闻》上刊登的吴清源围棋对局，看毕每一局都能背下来。他说，一局棋看似复杂，但仅有几手是关键的，其余都是定式。关键的几手记住了，全局便了然于胸，学习也是一样。他的围棋技巧，到联大时已是全校闻名。

1932年，他高二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因为参加了学生的抗议活动，为躲避校方的惩处，他以贵阳未立案中学毕业生的身份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不久，饶毓泰先生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饶先生一反以往物理系学生功课繁重，自行研究少的弊病，将课时大大减少。他善于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兴趣，要求学生少受教材的束缚，在学习和实验中要敢于创新。这样，在北大的学习为虞福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培养了他极强的独立钻研能力。自二年级起，虞福春每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学校的奖学金，他省吃俭用，用这笔钱加上自己在校外做家教的收入帮助母亲赡养他的两个妹妹和小弟弟。

1936年，虞福春从北京大学毕业，同时考上北大研究生和位于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只好去上海就业，在那里磨了十个月的玻璃。1937年，他回到北京，本来拟读研究生，但是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已无法就读。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已失业，哥哥这时得了肺病，没钱治，很快就死去了。此后两年，他们全家困在沦陷的北京,没有收入，生活极为艰苦，没饭吃的时候，全家只能躺下睡觉。

1939年夏，饶先生托人写信要他去昆明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助教，他向同学王栋借来旅费，从天津乘船先到上海去见了饶先生，饶先生又拿出四十元资助他。从上海，他乘船经香港抵达越南海防，再乘火车到昆明。不久，饶先生为他偿还了他向同学借的三百元，使他最终从极端潦倒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自那时起至1946年中，他在联大工作了近七年，先后担任物理系助教、讲师，并兼任系秘书的工作。饶先生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他就代饶先生管理物理系行政事务，饶先生不能上课后，干脆把系里的图章也给了他，由他签字批准学生选课、退学、转系，同时他代饶先生讲授光学。在日军频繁轰炸的时候，他负责把实验设备运到乡下，实验需要时再运回。他也曾任周培源的力学课助教，并协助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管理杂务，包括为教授们买米送菜，同时他在吴大猷和马仕俊指导下做原子核碰撞截面的计算和介子场论的研究工作。在昆明期间，他失去了在北京沦陷区的四位亲人，他的父亲、母亲、一个妹妹和小弟弟。母亲的死使他极为痛心，如果没有战争，他本希望能够赚点钱，让母亲过得好一点；他愤恨父亲不负责任，痛惜母亲一生受难。这时，他遇见田曰灵，他们在1945年5月结婚，婚礼很简单，郑华熾夫人做了一桌菜，请了几位朋友。

1946年夏，由吴大猷介绍，虞福春经印度加格达乘船越过大西洋去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三年后，他获博士学位。那时，他对核壳层理论非常感兴趣，他读到瑞士物理学家布劳赫（F.Bloch）的论文《用中子束共振法精确测得中子的自旋和磁矩》--这就是著名的核磁共振，布劳赫是海森伯格（WarnerHeisenberg）的学生，195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觉得布劳赫的工作非常漂亮，就希望去斯坦福大学在布劳赫指导下工作。饶先生说，他正好认识布劳赫夫人的哥哥，北大地质系的米士教授（PeterMisch）。米士是瑞士犹太人，在抗日战争期间逃到中国，在北大地质系当教授。这样，饶先生就把他介绍给布劳赫，很快布劳赫就同意他到斯坦福去。

在斯坦福大学，虞福春与布劳赫的另一个学生，美国物理学家普罗克特（W.Proctor）合作。普罗克特擅长电子学，他用布劳赫的方法制作了世界上第二台核磁共振仪，而虞福春在大学一年级时对化学定性分析有很大兴趣，在那时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实验基础。就这样，他用普罗克特制作的核磁共振仪，对稳定同位素的自旋和磁矩进行系统测量研究，在精确测定各种14N化合物的磁矩过程中发现了著名的化学位移效应，即核磁共振的频率与核在分子中的化学环境有关，随着化学环境的不同，稍有改变，使其谱线稍有移动，而两种14N信号的频率差正比于磁场强度。几乎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的狄肯逊（W.C. Dickinson）对19F核的不同化合物进行测量，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因此，虞福春、普罗克特和狄肯逊三人成为国际公认的化学位移发现者。在今后短短的一年时间内，虞福春和普罗克特一共测量了20多个稳定核素的磁矩，占周期表内具有核距的稳定核素总数的20%。他们在测量KSbF6水溶液中SbF6—离子的核磁共振谱线中，首次发现了由于自旋耦合而产生的谱线劈裂现象-J耦合现象，J耦合现象后来成为核磁共振光谱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斯坦福大学，他又与瑞士人奥德（F Alder）合作，在普通水中测定了17O的自旋为5/2，其磁矩与中子磁矩精确吻合，他当时测得的17O的磁矩值与50年后国际公认值相比只差0.3%，而这正好落在他当时公布的误差范围之内。化学位移的发现使核磁共振成为分析物质结构最有权威的方法，为它在化学、医学和其他诸多领域中的应用开扩了广泛的前景。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化学教授Jacek Klinowski在90年代给一位北大朋友的信中精确地说明了化学位移效应的意义，虞福春“把核磁共振的方法按照化学家的意愿送到他们的手中，做的如此完美。“布劳赫的另一位学生，同时在实验室工作的Martin Packard先生这样说到化学位移，”化学家一下就明白了它的真谛，他们感谢物理学家，马上把工作接了过来。“布劳赫的研究项目是美国海军部的计划，实验室的工作，他都要向海军部汇报。海军部官员获悉后，来到斯坦福来视察，他们特别向虞福春道谢。虞福春回忆说，美国海军部是非常有眼光的，他们常常会支持完全渺茫的基础研究。布劳赫最早做核磁共振时，完全是基础研究，和海军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到发现化学位移的时候，核磁共振运用的前景就很大了。比如，几年后硅谷的瓦里安公司（Varian Associates）用核磁共振结合其它科学成就做出了磁力探测仪，可以测量很弱的磁场，从而探索在海底潜艇的位置，他们此后研发出了一系列商用核磁共振波谱仪。那时，斯坦福的人觉得很奇怪，问虞福春怎么他是个化学家，其中一个人竟问他怎么会降低身份做化学工作？他知道他毕竟不是个化学家，他做化学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勇气去学习，闯路子，创造条件。为了做气体氙的核磁共振，他需要把氙这个惰性气体用三十立方的高压灌入一个瓶子里封起来。这样，他就需要自己做一个真空系统，但是他不会吹玻璃。他找到化学系的留学生陶愉生，请陶愉生教他吹这个真空瓶，最后这个实验做得很成功。虞福春回忆，在斯坦福大学，如果你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人家马上会支持你。每天下午，实验室里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喝一杯咖啡。在这个时间，他向同事们解释化学位移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讨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虽然这些讨论不一定有什么结果，但这些讨论都会对每人有启发。那里的科研环境坦率而又平等的，一次，诺贝尔奖得主，伯克利大学的Emilio Segre亲自来到他们的实验室--Segre是意大利人，布劳赫的同代人，吴健雄的老师，和布劳赫很熟悉。虞福春了解到Segre有锝（technetium）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只有他有。当他问Segre是否可以借用他的锝化合物做核磁共振时，Segre马上答应，几天之后打电话来叫他去拿样品。虞福春回国后，一直希望能继续做核磁共振研究，但这从来就没有被列入国家计划，他不但不能做，他分到的实验室很快被强行拆除了。因此，他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核磁共振的工作。

1950年底，虞福春准备携妻儿一起回到祖国。当时，布劳赫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他说他想要回国教书。布劳赫说，你想要教书，在这里也可以教，为什么要回去？为此，布劳赫还特意为他长了工资。虞福春回答说，他需要回去接替他老师的工作。回国前，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本来这些都可以单独发表文章，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些最后都保留在他的笔记本里。他的三本笔记的内容现在公布在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

1951年2月，虞福春全家到达北京，饶毓泰先生时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他马上任命虞福春为物理系教授。同时，虞福春的夫人田曰灵也联系了曾昭抡教授，被任命为化学系副教授。那时，大家都非常兴奋，认为过去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现在中国独立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他们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可是不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1951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校教师会议上做了关于思想改造的报告。次年1月，三反运动开始，北大校长马寅初马上积极响应，这场运动很快铺天盖地地变成一场人人检讨，互相揭发的“洗澡运动”。那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在海外留过学的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实施者”，鸡毛蒜皮的一点事情，被无限放大，对教授们的批评尤其严厉。这些民国时代成长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同事、师生、朋友、乃至夫妻、父子之间互相批判，儒家传统的私德被神圣的革命道义所替代，文化人的自尊和人格被扫除殆尽。那时，知识分子对这套方法并不熟悉，甚至还真相信它的正义性，他们思想的转变是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二月底，虞福春在大会上检讨自己，检讨中他被迫批评老师饶毓泰要求研究论文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出于自私自利。事先并未打招呼，他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老师，使饶先生非常生气。同时校长马寅初对饶先生并不寄予同情，副校长汤用彤也批评他思想有问题。饶先生当时精神受到很大得刺激，很快病倒。对这件事，虞福春终生感到非常懊悔和难过。

1952年春，北大办了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给参加过革命的年轻人进行培训，使他们能进入大学。虞福春被任命为文化补习班的主任，同时代理物理系主任及北大工学院沙滩分部主任，补习班就设在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补习班的学生多半只有初中程度，但知名教授们都积极参与补习班的教学活动。虞福春作为主任，承担了程度最差一班的教学，在其中投入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使全部学员考试合格升入了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虞福春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讲授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的全部课程。北大中关园的房子盖好以后，他和黄昆就住在隔壁，常常在一起备课，讨论怎么体会教材，有时半夜十一点他们还见面在一起讨论，怎样把学生教好。

早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后，饶毓泰先生已经敏锐地看到物理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几次致函校长胡适，认为在北大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刻不容缓。后来因为政权转换，这自然没有下文。五十年代初，周培源任北大教务长时，虞福春向他提出在北大办原子核专业的想法，周培源就去跟钱三强请教，因为当时钱三强在原子核领域是个大权威。钱三强认为，如果这样，就需要把原子核专业调出物理系，所以，他们必须要慎重考虑。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发展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实施。四月的一天，钱三强突然找虞福春去开会，到会的还有浙江大学的胡济民、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和复旦的卢鹤绂等三人，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在北大办核教育专业。那年夏天，北大的物理研究室正式成立，由钱三强的弟子胡济民任主任，虞福春和朱光亚任副主任。初创期间，物研室一切都是保密的，他们从几所大学招收专业相似三年级的学生改学核物理专业。这时，虞福春首次在中国讲授“原子核实验方法”课，同时，他建立了相关金工、木工、玻璃工、仪器仪表加工车间，还把他从美国带来的吹玻璃工具和防护眼镜交付实验室使用。

1955年至1957年两年间，物研室培养出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人材300多人，其中国防科工委核实验基地司令员钱少钧少将就是当时的毕业生。1958年秋，物研室改为原子能系，后来又改称技术物理系。

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虞福春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他教书匠的职业。他总是十分低调，从来是甘为人梯，对年轻一代教师，他会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备课笔记。他讲课深入浅出，非常生动，语言简练，推导严谨、层次分明。据学生回忆，他讲课时，总是一边讲，一边像将军操练一样，正步从讲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然后180度大转弯，再正步从讲台另一头回到这一头，非常神气。他在黑板上的板书就像艺术品，四块黑板哪儿写什么，在备课时，他早就准备得一清二楚。他推算公式，更是严格，在他手下绝不会错一个字母，漏一个小数点。他是个严肃的人，很少当面说人好话，学生很敬畏他，甚至有点怕他。他说，“要做位于世界前列的科学家，不能只跟在别人后边跑，重复人家的科研成果。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就像游泳一样，你下了水，就只能拼命往前游，不论多累，不论风浪多大，只能拼命向前游，才能到达彼岸。“他考试的苛刻是有名的，一位学生在他的电动力学课考试中拿了59分，不及格，这样，这个学生一个假期都要复习补考。班干部找虞先生去通融给一分，被他拒绝，他要这个学生，好好复习，重学一遍。

年轻的教师都看不起基础物理课程的教学，但虞福春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不要小瞧大学物理那四本书，力、热、电磁和光学，把这些给学生讲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学生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因为大学微积分已经陌生，读到泊松分布时，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这分布方程是怎样推导出来的，他就去向虞福春请教。先生说，“你先把这放下，我想一下再回答你。”

第二天上午，学生听到有人敲门，那是先生的保姆。她交给这位学生一张纸条，说“你问先生的问题，你走后没多久先生就想出来了，这是他给你的纸条。昨天下午我已经来过了，可你家没人。“

1968年文革中，虞福春因特嫌被隔离审查。一位朋友的夫人在逼供信中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又指控丈夫和虞福春同为特务，因为那位丈夫经常找虞福春下围棋。隔离期间，军宣队半夜审问他，叫他靠墙站，因为靠墙，打人，人不会倒下。这位战士原来是个机枪手，他叫虞福春反复地站起来，再蹲下去，然后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在美国拿多少钱？”

“四百美金吧，也许是两千多块钱，”先生回答。

“拿这么多钱，你为什么回国？你带什么任务回来的？”

“我为了爱国才回来的，”先生说。

“混蛋！“机枪手一个嘴巴打下来，打得他满脸是血。

后来，看守他的班长在他关押的房间里偷偷看小说，弄得他哭笑不得，“如果我真是特务，你找不到证据，还在玩忽职守看小说。”

1969年10月虞福春随着技术物理系迁往汉中，房子没有，要基建，要搬砖、挖坑，还要扛着三屉桌跑步，说是要培养工农感情，他又跟去修铁路，住在一个破庙里。后来，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床被子送给一位工厂管理员，他受到表扬，指导员让他写改造的体会，随后，他被选为劳动模范。虽然是莫名其妙，至少，他可以比较自由了。1971年底，他终于又回到北京。此后一段时间，他担任物理系主任，但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工作并不顺利。

北大的理科实验室经历了文革的浩劫，需要恢复，教学仪器需要更新和补充，但是学校的经费很少，必须要精打细算。负责科研经费的陈守良教授对科研仪器不够熟悉，就向虞福春请教，他吃惊地发现虞先生对各种理科仪器设备都非常熟悉。先生回忆说他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做助教时，他遵照吴大猷先生的建议，把国外出版的仪器设备目录当作课本一样阅读。1978年，七机部部长宋任穷专人送信，要求向北大借用一种测试仪器，为测试导弹发射的精确度。他们查遍了全国各部门，发现只有北大有这种仪器。陈教授向虞福春咨询，先生说，北大有这仪器，不但有，而且有两套。虞先生早已了解到这种仪器的重要性，而西方又对中国禁运，他因此通过曲折的途径，设法买到了这种仪器。陈教授问为什么要买两套，先生说，一套用于测试，一套用于校准。他与七机部科研人员联系后，建议他们来北大技术物理系实验室，在他指导下进行测试，这样使这些科研人员顺利完成测试任务。

电动力学是物理专业必修的基础理论课，1962年，虞福春率先为超大班主讲电动力学，共136个学时，两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文革前，他三次教授这门课，不厌其烦，三异讲稿，每次均有更新，撰写了二十万字。那时，郑春开先生开始做他的辅导教员，但是，这门课在文革时停授了15年，文革后，他们又重新开课。90年代初，他们决定编写出版这部教材，由郑春开执笔。当虞福春知道郑先生工作繁重时，他主动提出帮助抄写，每天5000字，14页稿纸。出版时，他坚持不要署他的名，当他们两人最终同为作者时，他又写信给出版社，要求把郑春开列为第一作者。

1979年，技术物理系终于从汉中搬回北京，这时，系里老师们自行设计的4.5MV静电加速器正在建造，虞福春立刻领导筹建研究所，在蓝旗营选址盖楼。198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北大重离子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首任所长。他创建了离子束物理与应用组，招收研究生，开创新的课程。他敏锐地认识到计算机对物理研究的重要性，虽然年近七旬，他先后自学了Basic、Fortan、C++几种高级语言，率先开办了计算机语言训练班，把计算机引入实验物理教学。他特别强调交叉学科，认为交叉学科会带来新的发展的突破点。他以自己为例，当年发现化学位移时，他的化学基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家里他总是准备有各种电子元器件和各种工具，自己常常动手做一些小仪器。他说，在家自制一些小东西，不仅锻炼动手能力，而且自己有想法时，能很快实验是否可行。当时，重离子所每晚11点都要锁楼门，他认为这很不利于科学研究，因为有些实验过程很长，一些步骤必须要一直在旁边守候，在美国，研究人员可以整晚都呆在实验室里。

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跃，时刻关注科学最新发展，他在八十五岁时还学习了新的计算机语言MATLAB。八十岁以后，他时时还要到所里走走，并风趣地说，“教授来了，今天有什么要考教授的？”他对物理问题几乎无所不能，有求必应。

少年时代，他喜爱京剧，没钱看戏，就站在门外听戏。去美国后，他爱上了古典音乐。晚年时，他常常把自己收集的古典音乐与朋友和学生分享。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请教学问，听到他在放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演奏，马上请先生为他转录。为了帮助这位学生节省电池的费用，先生特地自制一个直流电源，装在一个铝制小饭盒中送给这位学生。

他的一位学生说，“有两种老师，一种老师是把学生当作自己成功的跳板，另一种是把自己当作学生成功的梯子，虞先生就是第二种。”她说，“虞先生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因为他在西南联大受到过全方位的训练，但他是个有个性的人，耿直而坦率，一片丹心可对天。他总说，他不大会与人打交道，动不动就把人得罪了。他从未学会油滑的处世哲学，也从未窥测过权力，但当学校委以重任时，他又是勇敢的，以他单纯的性格，他实在是适合当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但是，现实是复杂的，在复杂得人际关系中虞福春不是个成功者。

他早年在斯坦福做的核磁共振研究，今天惠及无数人，造福了人类，但他从来没有被评为院士。一位学生感到不平，直接问他，他只是淡淡地说，“也许人家对核磁共振理解不够吧。”在中国，院士是一种资源，僧多粥少，每个学科名额有限。他是个传统典型的老派读书人，不能适应变化莫测的世道。一些人对他的理解，在一位学生的话中很清楚，“他没有当上院士，是因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多。他在外国搞的那东西，人家恐怕也不大看得上。”

直至他去世，他始终住在中关村一所五十年代建造的破旧寓所里。在2001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他突然脑溢血中风，家人到处寻找救护车，但因为积雪，交通不便，几小时后才把他送到附近的中关村医院。第二天早上，几位学生来医院探望他，他第一句话是对学生颜莎说的，“你跟我说的那个问题，我昨天想了一夜，想出来了。”因半边瘫痪，他在病榻上痛苦地躺了14个月，他本想用自己的积蓄设立一个饶毓泰先生奖学金，以报恩师，但那时候，他的积蓄，在通胀的压力下，已经所剩无几。他决定用这钱在物理系为饶先生铸一座铜像以报达老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嘱咐给保姆留一笔退休金。直到去世前的一刻，他的头脑始终清楚。2003年春节后不久，2月12日早晨，他开始呕吐，呼吸困难，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他问保姆，“是今天吗？”中午过后，他那颗活跃的心停止了跳动。

（作者为传主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