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国立大学竟然沦落到自养不暇的程度。大家可能还记得八十年代盛传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警句，也还记得，高校教师为了住房斯文扫地，毛时代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酸秀才，百无一用是书生。创收之风开始于八十年代，兔子饿急了也会吃人，何况人这种杂食动物。而国家也开栏放羊，鼓励高校兴办产业，创收。解放高校，这原本是件好事，本来，计划经济加政治挂帅就已经把高校整得人鬼难分。但可笑的事，当局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把创收分解成任务下到各个部门。高校学科的应用性存在巨大差别，工科本来就面向应用，特别是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壮大和活跃，越来越如鱼得水，象计算机、建筑等银子多得用车拉。文科类向来是耍嘴皮子的，一些应用色彩强的学科如商学、法学等都是各大学的富户，自养问题不大。其他学科就惨了，数学系，靠办数学奥林匹克班，中学生数学辅导来创收，比如南京大学数学系就是这样。哲学系向来是清流，但也开了个企业家与管理哲学的硕士课程班，这大概是哲学面向应用的体现吧。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高校的境况在九十年代末期有较大改观。一是国家房改，使得许多老教师的住房得到改善，一些中青年教师赶了末班车，好歹也搞了个小窝。另一个是搭上公务员加工资的快车，收入有较大提高。最主要的是，国有大中企业的破产和大批下岗职工的出现，客观上使得高校教师的地位相对提高，社会对高校教师的职业评价也相应提高。相当高校教师家庭雇的钟点工就是下岗职工。
那么，高校是不是应该安心学问呢？情况并不乐观。事实上，高校教师最关心的是两件事情，一是职称，这决定了你在高校里利益分配时的享受的人权等级。另一个是挣钱的机会，即到社会上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也就是你在社会上值多少。惟独没有挂在心上的教育，科研是和职称挂钩的，对很多人而言，科研与凑文章数字没什么区别，是个体力活。
简单地说，就南京大学而言，教师的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三十是由各个系发，天啊，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居然要集体自筹30%。此外，上课的课时费也是系里发，而课时费的低廉实在不能反映教师的劳动价值。看看给社会办的硕士课程班的劳务费，谁还有心思上正经课。但是课又不能不上，怎么办？就让自己的劳动体现所给的报酬吧，按酬付劳，给多少草料，就跑多少路程。老实说，大学生在一些教师的心里还没硕士课程班的学员重要，那些可是财神爷，可得伺候好了，让人家消费的物有所值。毋庸置疑，院系作为具体的教学管理单位，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教学和科研，但我们看到的是，主任们为创收殚精竭虑，的确，他们不得不做这些事情，大家要吃饭，要想玩得转，没钱可不行。
其结果怎么样？增加收入本身不是罪恶，每个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同，有的人教书之余开个公司，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但在中国确实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记得看过这样一条消息，讲以色列的大学规定，教师凡保证不在学校外兼职的，给10%的补贴。什么意思，国家，学校雇佣你，当然是希望你将所有的精力用在教学科研上，理论上也希望你的闲暇时间是用来休息，以确保你有充沛的体力来搞教学科研。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大学教师先是挂PP机，后来又挂手机，忙着做生意，一到周末就奔到外地去上课，然后一脸倦容的出现在课堂上。好在学生也是你混我也混，混毕业了找工作。要么发奋考GRE，到美国去淘金。毫无疑问，我们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有问题的。目前的创收之风败坏了高校的淡泊名利的氛围，身为教师，一个一个奔走在名利场上，而且除了一些跻身社会名流的高校名教授外，其余大多跟打工的民工没什么区别。就这种形象，在学生中能有什么感召力？
当然，教师作为生活中的个人，有着许多具体的问题。没房子怎么成家？有了房子，不装潢一下，怎么安居？总之没钱玩不转。在钱面前大约是讲不得什么自尊心的。原来是有些制度性保障来满足教师的维持一种有自尊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看到，国家部分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国立大学，所谓国立大学，当然是吃国家财政的，如果不能养活那么多大学，索性把大学社会化，根据财力保留一批国立大学。
总之大学里的问题来自多方面，其中学校财政问题是一个方面。而国家和校方把相当一部分财政困难推给院系一级教学单位，客观上干扰了这些负责具体教学科研的单位的正常职能的发挥和运转。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高校的低收入和住房严重匮乏导致相当有能力的人含泪下海，由学人变商人。我们不希望，现在，高校还因为种种原因分散还留在学校里的教师的精力，让他们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劳务市场、股票行情上。
想到最近甚嚣尘上的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言论，这可不是建一两个大楼，多挂几个学院的牌子，弄点大草坪就可以完事的。雄心壮志是好的，但没了边可是要出事的，饿死人的事情好象还没过去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