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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人眼中的文字觀
作者：安希孟
西方哲學一以貫之的傳統是重言語輕文字，其結果文字服從於語言。蘇格拉底聚徒講學，不立文字。柏拉圖稱文字是兒童的玩意，而言語卻是成人的智慧。亞里斯多德輕視文字。西方傳統認為，聲音接近於所指，書寫由聲音派生，文字是軟弱的。言語表達思想，而書寫則表達言語。言語和文字的關係是：文字表徵言語。漢語漢字卻不然。因而從哲學上看，漢語漢字取代拼音字母而“王天下”，可能是行不通的。拼音文字注重拼音，更多的是言語，而不是文字，其文字使其言語具有聆聽的性質。象形文字注重的是文字，而不是言語，其性質在於閱讀與目視。中國文化是重書寫的文明，更重視目視。西方文明則重聲音、重言說、重聆聽。邏各斯中心論通過確立在場的聲音來貶低書寫，把書寫當作聲音的從屬。西方邏各斯中心論認為聲音是中心。說話比書寫更重要，離人更近。文字是間接的聽寫。西方文字的拼音性表現為說話對書寫具有優先性。音符是一級能指，字符是二級能指。言語可以與事物吻合，而書寫則不然。言語或聲音是最好的表達方式。人們發出聲音，在瞬間即和思想一致。文字或書寫則與思想隔了一層。邏各斯中心論，也就是聲音中心論。西方傳統是把言語放在文字之上。形而上學把言語當作存在的邏各斯。言語與實在直接切近。書寫是言語的表現形式或補充形式。我們應當以開放心態看到漢語的弱點，並且熱情地學習和推廣外語，以他山之石來攻玉。
亞里斯多德最早提出，語言是觀念的符號。洛克說，音節清晰的聲音被我們公認為是最方便的語言。 語言是一種符號體系，符號與它所代表的物是兩回事，二者沒有必然聯繫。象形文字則不然。象形文字與對象有相似性，描摹性，而語音符號則是指能聆聽的符號，故西方重聆聽，中國重目視。
希臘哲學是“邏各斯中心論”（logocentrisme）。Logos就是語言、理性。希臘哲學的樣板是歐幾里德幾何學。柏拉圖學園的“校訓”是：“不懂幾何學者莫入”，顯示了理性精神。希臘哲學因而同數學有關。但數學，尤其是西方數學，早已擺脫了具體的二塊石頭、三朵花而抽象出“2”、“3”。這已不是象形文字。高度的數學抽象產生於希臘哲學。泰勒斯認為萬物的本原為水，並非具體的水，而乃濕氣（包括霧氣、濕地、潮潤、陰性）。中國沒有追求萬物本原的思想。中國的八卦二進位制是典型的象形符號，從八卦中不可能產生科學也不可能產生哲學。希臘文中的火、氣、水，都不屬象形文字。
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把言語看得高於文字。言語是存在的邏各斯，書寫不過是言語的表現和補充。西方哲學認為說話具有優先性，書寫則因為缺席而失去言語的活力。書寫陷入僵死刻板局面。拼音文字注重聆聽和言說，象形文字注重目視和書寫。胡塞爾認為，書寫是替代，書寫使意義更普遍地得到傳達，但書寫遠離起源。書寫是實際的言語的派生物。只有藉助於閱讀，使聲音再現，才能使意思重新說話。西方人認為，說話比書寫更自然，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約定符號來描述所說的話，是間接的聽寫，是僵死的。因此，邏各斯中心論又叫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e），其實是以人為中心。胡塞爾就是語音中心論者。西方智慧認為言說比書寫更自然，離人更近。文字是用約定的符號來描寫言說，是間接的聽寫，是僵死的。西方文字的拼音特徵表明言語對書寫而言具有優勢地位。西方人認為表音文字更適合於交流，它有固定含意。說話——文字——思想，這表明表音文字優於象形文字。德里達認為表音文字幼稚，其實他是錯誤的。形而上學的秘密在於它是寫音文字。德里達批評“在場”的形而上學，因為根據這種形而上學，說話所表達的觀念對象就是在場，文字不過是工具，書寫只是記錄的符號。中國文字不是工具，不是記錄聲音（德里達）。然而，邏各斯中心論以聲音和在場為中心，因而言說對書寫、同一對差別、真實對虛假、善良對邪惡、生命對死亡、美麗對醜惡、存在對虛無具有優先地位。我們對此不會反對。前者在場，後者不在場，即不存在。無是有的缺失和匱乏。無是不存在的，不是本體。在柏拉圖看來，書寫（pharmakon）不過是為了喚醒對理念的記憶。
語音中心論是指語言學理論中的重講話輕書寫的傾向。這種觀念強調口頭言語的重要性，把言語放在第一位，認為它是基本的、內在的、自我在場的、生氣勃勃的，而書寫則是第二位的、外在的、自我不在場的、死氣沉沉的，它只是講話的複寫，言語的抄本。這種觀念就是現代語言學中流行的“表音書寫”的理論。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Heidegger,Martin,1889—1976），西方排除書寫概念。邏格斯中心論必然包含口語中心論，以為口語能完善地表達思想。西方有單純錄音的表音文字，使語言上升到首位。書寫則處於次要的地位。錄音機`麥克風是西方的發明，教堂講道重視聆聽和音樂。中國傳統是書寫中心論，立字為據。中國人相信白紙黑字。中國文字獄很發達。
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一貫追求超時間的永恆的事物，如本質、存在、真理、上帝等。他們依據某種無懈可擊的基礎，一種第一原理或無可置辯的基礎來建造整個意義的思想體系。在這個等級中，所有同基本原理或中心有關的事物（如本質、存在、實體、主體、超性、上帝、人）都表明了顯現的永恆性。這種形而上學的根本是一個永恆的中心，這就是邏各斯中心論：這既指思想也指說話（在基督教中指的是上帝的話語或道言）。故在西方，邏各斯表示宇宙的道，又具有言說的意義。因此，邏各斯中心論包括了以口頭語言為中心的語言學。在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都以此為前提。在西方語言系統中，言語、文字、寫作，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等級系統。邏各斯中心論即言語中心論，也叫語音中心論，認為言說是語言的本質。聲音是我在場的證明。胡塞爾說，“當我說話的時候我在聽自己，當我聽自己的時候，我同時理解我的言說。”人類的身體和語言直接聯繫在一起，因而言語更自然一些，而寫作則具有約定的性質，離人體更遠，具有人為性、派生性。言語是思想的外化，最後才藉助書寫表現出來。這就是思想——言語——書寫。在說話時，我可以聽到說話的自我，而在寫作時，卻沒有這種直接當下性。因而，言語是活的，寫作是死的。我因此欣賞邏各斯中心論，不認為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就是對西方的傳統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邏各斯中心論與“是論”、“有論”、“在論”（即本體論）有關。聲音同“在場”有聯繫，東方不是聲音中心論，故沒有“是論”、“有論”、“在論”，而是虛無主義。中國無哲學，同漢語無“是”論有關。中國人相信耳聽是虛，眼見為實，貶低聆聽和音節，這阻礙了中國科學。西方人是眼空無物，發展了聽力。先有關於事物的言語或聲音，後來才有文字，故西方的拼音文字符合規律。言語可以與事物相符合，而書寫的文字卻不一定。在思維的各種表達方式中，言語或聲音是最好的。言語是首要的，文字是派生的、第二位的。言語是自然的，文字是約定的。言語是自我在場的，文字是不在場的。言語是內在的，文字是外在的。言語是生動的，文字是死板的。聲音中心論是重言語、輕文字，認為言語優於文字。語言本質上是言語或聲音，而不是文字或書寫。 古希臘人重視演講。道成肉身的道是邏各斯，即言語，而不是文字。上帝的道不是上帝的文字。西方重言語的結果就是：文字應當是聲音即言語的副本。文字不應當凌駕於言語之上。在中國則不然，象形文字的繁難不依賴於大眾的聲音，故爾讀書人的地位高，不同於尋常只會說話，只知道有聲音的老百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掌握了文字符號的人比聆聽者、言說者地位高。西方的聲音中心論與在場的形而上學相一致，故西方有發達的本體論或存在論。漢字重書寫，不重聲音，人們常常念錯字，故難以表達思想。
保羅•利科（Ricoeur,Paul,1913— ）認為：“西方文化中拼音文字的勝利和所呈現的文字附屬於言說的傾向，表明文字對聲音的依賴性。” 西方自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以來就對文字不信任，認為心靈是文字之父。這近乎宗教情感。盧梭認為，文字文明也就是書寫語言是邪惡之源，因為文字使人與人隔離，而說話則必須親近。他認為文字導致暴虐政治和不平等。讀書人對不讀書的人有特權。書寫忽視讀者。真正的語言應當通過聲音來表達熱情。說話不像文字那樣導致疏遠和距離。按西方柏拉圖以來的傳統，書寫是圖畫，它模仿說話，但只是近似的，不是生動逼真的。書寫的特徵是離開話語的特有語境。利科主張用書寫取代說話的地位。但亞里斯多德說：“言語是心靈過程的符號和表徵，而文字則是言語的符號和表徵。”
語言哲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分析過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語言只有音響形象，但人可以把它變成固定的視覺形象。“語言是音響形象的貯藏所，而書寫則是這些形象的可感知的形式。” 他認為言語優於文字，先於文字。語言的本質是言語，而不是文字，文字是缺少生機的。他不同意說書寫或文字優於言語。“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惟一的存在理由在於它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人們（不應該）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符號本身一樣重要。” 他批評重書寫、輕言說，把視覺形象放在音響形象之上的做法。“文字從元首（言說）那裡僭奪了他無權取得的重要地位” 。他認為，音符是一級能指，字符是二級能指。人們首先說話，然後才書寫。言語和聲音是最好的表達方式。聲音與思想直接一致。言語是活活生的，而書寫則沒有這種直接性和親切感。這一對比十分適合於拼音文字與象形文字的關係，因為象形文字更注重書寫，拼音文字更注重聲音。
漢字是表意文字，與西方表音文字不同。德里達認為漢字是“種哲學”的文字，因為它同聲音分開，是一個自足的世界，澄懷觀道。 德里達這樣說，可能是一種謬見。柏拉圖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講了一個故事，蘇格拉底說，埃及一個古神叫圖提，他發明了數學、算術、幾何、天文、文字（可能是象形文字），圖提帶着這些禮物來見埃及國王。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國王拒絕了文字，因為他認為文字是死板的，無生機的。 圖提因而是書寫之神。阿蒙（Ammon 價值的主宰）認為這是有害的藥，因為人們如果有書寫，便不再記憶。阿蒙神只說不寫。德里達認為，這個故事表明文字是令人沮喪的。西方似乎不重視書法和文字。德里達說，蘇格拉底沒有書寫。西方文化的傳統是言語優於文字，因為言語是本原的，自然而然。文字是派生的人為設置。柏拉圖在《斐德若篇》中討論了兩種文字，認為真正的智慧是寫在學者心中的，即口說的語言：“你說的道理是既有生命又有靈魂的哲人的文章，而文字不過是它的影像，是嗎？”蘇格拉底點頭稱是。書寫文字如同藥，在治療的同時也有副作用。柏拉圖把書寫文字稱作不利於人的生命的“異己”。 文字削弱人的記憶，與思想隔了一層。說出的邏各斯比寫成文字的邏各斯高一個等級。一切說話都是在場，都是直接出席。說話所發出的聲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邏各斯。在西方，長期以來，字母文字比非字母文字高一個級別，這個秩序很好。德里達試圖證明非拼音文字比拼音字母好。 後結構主義者據此提出“非（字母）文字的圖像遊戲”，顯然是開倒車。口說優於文字，言談優於書寫，這是西方的傳統，我認為這比較恰當，因為書寫文字具有歧義性和模糊性。不過德里達並非倡導書寫中心論。他認為書寫是對語言的增補，因為語言具有先天不完善性。通過增補，言語和書寫的絕對差異消失了。然而漢字不是漢語的增補，二者的裂痕和界限正是腦體差別、文化人與勞動者的差別難以消除的原因。中國書寫與話語分離，因而造成讀書者的特權地位。
數學和邏輯史驗證了拼音符號文字的優越性。沒有拼音符號便沒邏輯與數學。中國不少專家認為，古代中國沒有邏輯，而西方重要數學史也沒有為中國開列專章論述。拼音文字有利於文化多元化。象形文字造成的是極權專制和愚民政策。中國的象形文字大大束縛了中國人的思維，也延緩了中國數學的發展，因為使用象形文字難以把數學思想符號化、公式化、條理化、字碼化，中國直到“文革”還批評“公式化”和“教條化”，反對所謂“形式主義”——但按照古希臘哲學，形式也是四因之一，沒有形式，焉有法治、民主與科學！看來西方就是形式主義和公式化（中國古代沒公式，因而沒科學），而公式化、條理化又離不開字母文字。中國式的教條主義其實不是真正的教條，而是首長頭腦激凌的產物。中國古代沒有邏輯，也與中國文字不是拼音符號文字有關。沒有符號，沒有字母，難以有邏輯公式。哲學思想和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一樣，都是公式化公理化格式化。缺乏公式，缺乏以符號表達的公理，使中國數學與邏輯思維落後。我認為我們應當學習西文的形式主義與格式化，這也有利用法制與民主程序。美國著名數學史家克萊因就不提中國古代的數學史，因為中國沒有“代”數（即符碼），沒有“幾”何（幾表示數字），也沒有化學符號、方程式、物理定律，特別缺乏系統化、公式化、符號化的東西，因為這是繁難的漢字所做不到的。古代中國的數學“對於數學思想的主流沒有重大影響”。 人類數學史嚴格說來是在紀元前600-300年間產生的，而符號文字也是同期產生的，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希臘人在文明上首屈一指，在數學史上至高無上。公元前775年左右，他們把象形文字系統改變成拼音字母系統。這樣，希臘文字便更理性，更適合於記載歷史與思想，比象形文字更便於普及。象形文字同文化專制和蒙昧主義愚民政策聯繫更密切。希臘的科學民主法治和拼音字母文字的普及與語法規則聯繫在一起。
早在柏拉圖那裡，數學概念的抽象化程度就很高。柏拉圖的數學思想不包含物質性，不包含具體事物，不象形。數學概念不依賴於其實在性。希臘人重視抽象概念，並把數學思想當作進入哲學門的階梯。數學的抽象概念與哲學抽象概念如善和正義是一樣的。這就是文字語言符號化和字母化的原因。拼音化的字母文字與抽象觀念和能力有關。今日的數學公式、定理、準則是用符號化的拼音文字表示的，這歸功於字母，而難以用象形文字表述。若用中文表示，就不是公式，而頂多是話語。這些，都要歸功於希臘人、波斯人、猶太人、埃塞俄比亞人、阿拉伯人、羅馬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合與雜居。
數學是通往科學大門的鑰匙，而字母卻是數學的工具，因為字母是“代”數，代替一切數字，如x。現代的阿拉伯數字同中國古代的壹、貳、叄、肆、伍……相比，就比較容易學。阿拉伯數字也是字母文字。數學重抽象而不重具體。同樣，拼音字母也重抽象而不重具體。漢字則重具體而不重抽象。在表達定義和公理時，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技高一籌。克萊因說，古代亞歷山大里亞時期還不曾運用字母代替或表示數目。他們不懂得用字母代表一個數目 。這正說明用字母代表數字是可能的和重要的。然而，亞里斯多德卻用希臘字母表示任意一段時空，如“B的一半”。歐幾里德在《幾何原本》中用字母表示一類數。帕普斯（Pappus）也這樣做。這表明用字母更能促進代數方法。象形文字能作為代數的符碼嗎？西方拼音文字為數學開闢了廣闊前景。科學歸功於希臘人。希臘人也當之無愧——因為同一個抽象的三角形或代數方程能適用於幾百種不同的自然物體。這正是數學的奧秘與力量之所在。
萊布尼茨後來說，漢語方塊字缺乏一種明確具體的意義。 萊布尼茨之所以背叛自己，是因為他是數學家，希望有一種形式語言代數，因而有一種合理語法。他從拉丁語法開始，希望形成一種世界通用語法。漢語的模糊性是17世紀西方文學的老生常談。紐霍夫（Nieuhoff）說：“沒有任何語言會有如同漢語那樣的歧義的、必須通過不同發音來理解的字，由此而造成的不便，令人愁眉不展。”
西方自古重視口頭語言，即演說。拼音文字表明重言語。基督教的聖保羅和路德相信：救贖來自耳聽（Salvation comes through the ears）。保羅寫作書信是為了可以大聲誦讀，而非默念。印刷術的發明導致快速默讀。基督教重視口頭文學的神學。這是在口頭語詞的語言事件中遭遇的文學。聖經是福音宣講（Kerygma，宣告，布道）。基督教重視教堂布道，它意味着大聲宣讀，意味着被人聆聽。 神學的任務是將文字轉化為談話。據說荷馬是吟遊詩人，到處遊說。赫爾墨斯傳達神諭，用的是言說。說話和口頭誦讀都是解釋。文學的動力來自口頭語詞的力量。口頭語有力，而書面語軟弱。西方這一傳統與中國重書寫大不一樣。西方認為，書面語言缺乏口頭語言的原始活力。柏拉圖強調書面語言的軟弱和無奈。所有書面語言都需要轉化成口頭語言。 書面語言是語言的異化，是與談話的疏離。“語言”一詞本身表明具有被口頭說出的原始形式。口頭語言一旦被變為可視文字，就失去其魅力。聆聽變成目視，其力量就大大削弱了。原始形式的語言是被聆聽而不是被目視的。口頭語言比書面語言更容易被理解（伽達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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