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在中學第一次聽到尼采的名字，他被斥為提倡“超人”、“權力意志”的狂人，還自稱為太陽，簡直可以和毛澤東並列似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大學裡找到一些中文介紹，讀到尼采的反基督教（“上帝死了！”）和排猶anti-Semitism色彩(如被希特勒捧為“導師”)，也記得一個細節說尼采很自豪與普魯士國王同生日，還取了與國王相同的名字。這使我頗瞧不起尼采，二十幾年來沒有興致讀他的原文（日語或英語譯文）。同時，我也注意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由其夫人“威廉王后陛下女侍衛長”加上的“初版序”，也擺不脫德意志“官本位制”的奴性。  

兩三年前，我讀了愛瑪·古爾德曼的傳記Living My Life，很意外地知道她（一個女猶太安那祺主義戰士）非常喜歡尼采，這使我決定要讀一讀尼采。後來，我又讀到墨西哥安那祺主義者Magon等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的宣傳中從尼采對基督教的批判找到對腐敗的墨西哥天主教進攻的同盟[1]。另一方面，我正在編輯《安那祺主義文庫》，很不情願把斯蒂納Max Stirner(1806-1856)的粗糙的《自我及其所有》單獨作為一冊列入其中，更想把豐富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反教會思想一同收入《德意志安那祺主義》一冊，這似乎也繞不開尼采。我這裡依據尼采的《論道德的發源》（中文多譯為《道德譜系學》）和他最後的精神回顧《我何以成為現在之我》（或譯為《瞧！這個人》）的英譯版[2]。

1887年出版的《論道德的發源》由三篇文章構成，是尼采精神崩潰的1888年前的最後一本著作。從這裡可以看出，尼采作為經典語義學classical philology（退職）教授，功底深厚，鄙視英國的功利主義學派不顧歷史背景的倫理說教，專注於基督教道德概念的發生以及演變，力論神聖的基督教道德觀的起源是卑鄙的世俗的權力意志較量的結果，而基督教道德觀所提倡的禁欲主義也只不過是低級可笑又沒有根據的迷信，腐敗人類。

《我何以成為現在之我》有一個序及15章，其中第4章到第13章是他對其同名書籍的回顧。從它的一些標題如“為什麼我這麼有智慧”、“為什麼我這麼聰明”、“為什麼我寫出這麼好的書”、“為什麼我是天命”中，可以看出他近乎瘋狂的自大。不過，真正能對人類思想提供貢獻的天才，可以得到寬容的特權。我從中找到尼采關於他的出生的說明：“我自己出生於10月15日、上記國王的生日，所以也適當地被取了個赫亨佐倫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選擇那一天至少有一個好處：我孩童時的生日總是節日。[3]”至少，要挑戰上帝的尼采還不至於墮落到普通一個國王的水準。

當他這樣評價自己：“第一個非道德主義者”、“歐洲第一個完美的虛無主義者”、“最後一個反政治的德國人”時，我們看到他與反抗權力、權威的安那祺主義的自然連接 。我注意到尼採在《論道德的發源》的三章中各用過一次安那祺主義，用法很不準確，大致與虛無主義nihilism相當。例如，在提到婦女的解放時，他說，“解放了的婦女是永久女性化世界裡的安那祺主義者，她們的最基本本能是復仇。[4]”我本來就沒有期待從尼采那裡學到政治理論，所以也不在意他對安那祺主義的無意/無知。

尼采與現代社會關聯的重要性，當然是他對基督教的尖刻嘲笑、憤懣和不共戴天的攻擊。這可以隨意從他的原文內容和語氣中感受到：“罪惡的起源困擾着我，…至於問題的解決…我把此殊榮賦予上帝，公平地使他成為罪惡之父。[5]”“上帝自己做完一天的工後，變為一條蛇躺倒在智慧之樹下，這樣他復原為上帝…魔鬼只不過是上帝那第7天的消遣。[6]”對於基督教來說，再也沒有比這麼直接褻瀆上帝更深重的罪惡了，這也是許多嚴肅的思想家排斥、無視尼采的一個因素。

進一步，“基督徒至今成為唯一的道德者—這本身是無比的好奇—，作為唯一的道德者，基督徒比人類最鄙視的人在夢裡想象的更荒謬、虛假、自負、輕薄、無能。基督教道德作為最惡毒的謊言意志的形式、人類的真正的（把人變為動物的）色斯，使人類墮落。[7]”“我不喜歡《新約》，…這些卑下的行省人，他們甚至妄想‘永生的皇冠’。為什麼要這個？要這個幹什麼？…他們的野心可笑之極：這樣一些賤民反胃回吐他們的最微不足道的私怨、愚昧、憂傷和煩瑣，好像人類的心靈就是為了他們而存在似的。[8]”這樣的好戰格調充滿了整個尼采的筆端，而他還能真名實姓出版，還能繼續領取大學“退職”津貼，可以想象德意志能夠輩出世界思想家的自由條件，令今天的中國文人羨慕不已。尼采解釋道：“我有權向基督教發起進攻，因為我從來沒有從那裡經歷不幸和挫折。”[9]

作為被猶太/基督教奴隸道德顛覆了的高貴羅馬文化的繼承人，作為高雅、激揚的德意志散文“頂峰”（同時代的另一用德文寫作的高手是猶太人海涅），很遺憾尼采沒有利用他的語義學知識在理性的指導下對《新約》進行近代科學的（可推敲驗證的）研究。尼採在《反基督》書中更全面展開對基督教的攻擊，特別指出保羅因為自己內心的怨恨（借用法語ressentiment一詞），成為耶穌思想的最大歪曲者。其實，包括韋伯、帕森斯等社會學家的見解更為中庸：正是有羅馬公民權的猶太法學家保羅目睹耶穌的門徒們無能、無力、缺乏信仰，才從基督教的迫害狂，藉助他自己聲稱的夢中耶穌顯靈，搖身一變成為耶穌的代言人（地上的基督），把一個衰退帝國的偏遠行省的不起眼部落的異端信仰轉換成統治世界的宗教。短命的斯賓諾莎用拉丁文（新體）寫成的對《舊約》的研究《神學政治論》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1670)奠定了近代政教分離的基礎，但我們沒有讀到一部具有類似啟迪價值的對《新約》的研究。難怪，不同意斯賓諾莎的人也不得不尊敬斯賓諾莎，討厭尼采的人不屑於理解尼采。

不過，尼采畢竟幸運。各處、各時代都會有人找出他各為所用。而較早於尼采、影響過尼采的斯蒂納幾乎無人知曉。雖然尼采沒有在他的書中提及斯蒂納，但可以很容易看出兩人反基督教的雷同立場。 例如，斯蒂納宣稱：“上帝、基督、三位一體、道德、善，等等，是這樣的產物，我必須不僅讓我說它們是真理，也要說它們是欺騙。[10]”說起來，偉大的宗教改革和輝煌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造就、保護了他們，他們都是費爾巴哈的信徒，遠離左翼的“青年黑格爾”運動。在更遠端，還有與尼采同期的馬克思，其《德意志意識形態》化了四百多頁篇幅討論斯蒂納。比起單調粗糙的斯蒂納和建造起龐大思想體系取代基督教的馬克思，尼採在政治思想上的貢獻不具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因為即便只在歐洲，尼採在關於正在取代和遠遠超越教會功能的近代社會組織（國家）的問題上完全無知。斯蒂納指出：“聽聽基佐大臣的話吧：‘當前最大的困難是對思想的指導和控制。過去教會完成這一使命，現在教會不適應了。這個重大任務有待於大學來完成，而大學將會勝任。我們政府有責任支持它。’…不管是教會、《聖經》還是理性（路德與胡斯早就訴諸理性了），作為神聖的權威，在本質上沒有區別。[11]”這不由得使我回憶起1989年日本的文部省及其屬下的國立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神戶大學（都是舊帝國大學）等，配合日本政府的“國家利益”出賣我們中國民主運動的悲慘教訓。而我自身正是在現代中日關係最骯髒、黑暗的時刻，發現了基於個人精神自由的再洗禮派基督教（門諾教派）。基督教可以、而且在相當程度上確實已經改新（“新教”），（被尼采宣判死刑了的）上帝為什麼不可以復活呢？

雖然尼採在文學（散文）、藝術（音樂）、語義學、哲學評論等方面天才性的創見（如剛性、太陽Apollinian與酒、狂歡Dionysian這一對概念的發揮）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莎特的存在主義、福科的權力分析等產生過影響，但他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性由於沒有涉及政治（國家）、經濟制度而沒有超越出“傳統歐洲”（主要是德法）的地域。尼采對基督教的唐吉珂德式的攻擊，就基督教在現代社會中的多彩展開也沒有多少關聯。例如，政教合一的俄羅斯沙皇專制下導致的俄羅斯革命徹底廢除了東正教卻樹立了政治的獨裁，在南俄羅斯/烏克蘭勃起的安那祺主義與門諾教派發生悲劇性衝突（見筆者“門諾教派與馬克諾運動的歷史性遭遇”），在西班牙內戰中天主教幫助弗朗哥推翻共和並維護政權，在朝鮮半島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接受基督教作為國家意志形態，等等，都與尼采的牧歌式“決鬥”沒有關係。尼採在政治思想上的席位，僅限於19世紀末期的歐洲中部；對於現代社會在世界上的展開，不必打擾尼采，讓他安息吧！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0年5月25-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