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大多數我的交響樂都是墓碑。我們老百姓死去和被埋在連他們的家屬都不知道的地方的人是太多了。”

驚恐之夜

那是一個“驚恐之夜”，2009年10月20日，我在音樂聲中走進了墓地，或者說，人間地獄。

是深秋了。冷風，悽慘地叫了一夜。清晨，草坪上白花花的一層，綠草好像被塗上了髮膠，一根根地豎起來，它們僵硬地擠在一起，有心懷猜疑，保持了一點點的距離，仿佛是在低語，不要碰我。

雖然太陽出來後霜很快就消失了，但秋風又來了，緊一陣慢一陣，吹得落葉紛紛，寒意陣陣。門前的日本楓，頭一天還靚麗得讓人心醉，如今，只剩下幾片殘葉在細枝上搖搖晃晃。而地上，綠葉，紅葉，黃葉，枯乾的花枝，橫七豎八地全躺在了一起，你騎着我，我壓着你，揚起來的灰塵全不理睬這些，它們落下來，壓在這個身上，也壓在那個身上。 

陰雨隨風而至，連連綿綿地下了兩三天，後院的涼台上，枯乾的落葉，被冷雨打出了水，一灘發綠，一灘發黃，水長水短，有的順着木板縫流到了地下，有的殘留在木板上，凝固下來就成了一條綠斑，一條黃斑。

在這蕭颯的秋日午後，我寫我們鎮高中的弦樂隊舉行的一場表演，節目單上赫然寫到：“Fright  Night  ”（驚恐之夜）

弦樂四重奏第8號也是一座墓碑

我是在聽“String Quartet  No 8”是掉進地獄的。這是肖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ch 1906.11.12——1975.8。9）創作的弦樂四重奏第8號。指揮介紹說，這首樂曲是為了紀念在戰爭和暴政下死去的無辜的人們，肖氏用“String Quartet No 8”做成了一個墓碑——斯大林主義的墓碑。

據資料介紹，弦樂四重奏第8號，是肖斯塔科維奇最著名的弦樂四重奏作品。一九六〇年六月他被送到了德累斯頓的高里斯，為電影東德拍攝的一部影片——《五天五夜》譜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累斯頓的高里斯這個城市整個地被摧毀了，宛如地獄。肖斯塔科維奇在那裡住了三天，創作這首偉大的作品。當時，他在公開的場合下表明，這首弦樂四重奏是“獻給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受難者，”但私下，七月十九日，他在寫給好友格利克曼的信中說，“我決定自己為自己先寫這麼一首樂曲， 甚至可以在封面上寫到：‘為紀念這首四重奏的作者而作’。這首四重奏的主題是：D Eb C H，也就是我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名字縮寫”。

因此，弦樂四重奏第8號被認為是肖斯塔科維奇最具有自傳性的音樂。齊澤克更進一步地指出，這首曲子體現了集權主義體制下的人性典型，強制和受強制、虐待和自虐、自嘲和諷刺、衝動和無力等種種表徵。

多年前，肖斯塔科維奇在解釋其著名的《第七交響樂》 時說，我在戰前就已經構思這部交響樂了，“所以，不能只把它看做是對希特勒進攻的反應……當我寫這個主題時，我想的是人性的其他敵人們”。

那“人性的其他的敵人們”是誰？那折磨了肖斯塔科維奇一生的“人性的其他的敵人們”？只有一個答案：斯大林主義及其實踐。肖斯塔科維奇說：“戰爭帶來許多新的悲痛和新的毀滅，但是我沒有忘記戰前的恐怖歲月。這就是從第四起，包括第七、第八在內，所有我的交響樂是怎麼回事……大多數我的交響樂都是墓碑。我們老百姓死去和被埋在連他們的家屬都不知道的地方的人是太多了。你在哪裡為梅耶霍爾德和圖卡切夫斯基樹碑呢？ 只有音樂能夠辦到。我願為每一個受害者寫一部作品，但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我的音樂題獻給他們大家的原因”。

弦樂四重奏第8號也是一座墓碑，獻給那些在斯大林暴政死去的每一個受害者，也包括作曲家自己，因為他也是受害者。 

地獄之門敞開了

演奏開始了。小提琴拉出了沉重而又緩慢的的音調：地獄之門敞開了，黑暗降臨，好像一張天羅地網，把每一個人都籠罩到它裡面，從肉體，到靈魂，全都勒住.一隻看不見的手，拉緊了繩子，越勒越緊，直到勒得沒有一個人能喘過氣來，直到勒得所有的人都按照一個呼吸來喘氣，那就是偉大領袖的呼吸。

麻木，死亡，成了精神的旋律。

肖斯塔科維奇曾這樣描述斯大林時代的知識分子，你必須迎合領導的口味，“不管聽眾對你的作品反應怎麼樣，也不管評論家是不是喜歡。這一切對最後的分析都是毫無意義的。決定生死的只有一個問題：領導喜歡不喜歡的作品。我強調決定生死，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生死並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生死。這是你必須要明白的。”

幾年前，當年的一位師兄對我說，他被要求寫一部教材，領導提出了三個滿意：讓老師滿意，學生滿意，領導滿意。就是不問我滿不滿意。其實，說白了就一句話：讓領導滿意！因為老師和學生是否滿意，也是有領導來裁定的，因為，他們是被領導代表的，或者說，領導就是代表他們的。

在刺刀下為自己挖掘墳墓

第二樂章一開頭就是一連串粗暴的聲音，緊張，激烈，嘶啞，甚至殘忍，小提琴怎麼能拉出這樣粗暴的聲音。但那生活不正是這樣的聲音嗎？這不正是那種生活中的真實聲音嗎？暴力！謊言！一陣陣緊逼，逼得你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失去靈魂。你活着，不錯，你是活着，但你僅僅是作為一個工具而活着，作為一塊磚頭而活着，你是一個活死人，一個沒有靈魂的人！

人突然被死去，被自殺，被勞改，被管教。而剩下的人們，掙扎，嘆息，欺騙，告密，獻媚，幫凶。暴政，勒住了人的脖子，每一個人的脖子，被捕，審訊，流血，槍殺，死亡，不敢出聲的哭泣。邪惡，塗上血腥的紅色，翩翩起舞！魔鬼之舞，魔鬼在大笑中狂舞。

專家評論說，這是又一幅地獄的圖景，人在自掘墳墓。它引自作者1944年創作的第二鋼琴三重奏的旋律——死亡之舞。據說，猶太人在納粹的集中營吟唱着這一段旋律，那時，他們正在刺刀底下被迫為自己挖掘死後的墳墓。

這就是現代奴隸，我們明明知道那個坑就是埋葬自己的地方，但是，我們用自己的手一下一下地挖出那個坑，然後跳進去，或者說，被推進去，踢進去。而那個踢你的人哪，他何曾知道，等待着他的，也是這個坑！

死亡之舞

在墓地里，人們看到了一塊塊墓碑，弦樂四重奏第8號正是這樣，墓碑林立。第三樂章的開始，還是用那刺耳的旋律，它告訴人們，在這裡，每一扇窗口，都通向地獄；每一條道路，都通向幻滅。沒有人性，沒有和諧，沒有希望，沒有夢想，一點也沒有，有的只是撕裂心肝的殘暴，是破碎，是空虛，是麻木和迷茫。

緊接着序曲，一段基於猶太風格的小圓舞曲成了基本的旋律，如果說，死亡之舞的旋律帶給我的感覺是死亡，那麼，這個小圓舞曲的旋律讓我體驗到的就是流浪。我們是孤兒，孤苦伶仃，在他鄉流浪。

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當年，蘇聯當局曾經迫使數以千記的猶太人離鄉別井，流浪他鄉。

樂曲中出現了一點點的歡悅，是在飲酒，還是在賞月，也許是在和小貓小狗相伴的時候吧，只有在這時，我才知道我是一個人。但我是人嗎？一個人能被割裂嗎？被割裂的生活還是人的生活嗎？在謊言與恐怖中的生活還能叫做人的生活嗎？

多年前，在吉林大學讀書，有一次，從維熙到我們學校講演，講演結束後，我請他在許國璋英語上給我簽個字，那也是我第一次請名人簽名，他寫着，朋友，你的生活是可恥的！當時我大吃一驚，多年來一直忘記不了這句話，其實，從先生這樣寫就更真實了：朋友，我們的生活是可恥的。

就在這段樂曲的中間，在那短暫的辛酸的愉悅後面，我聽到了一個很低沉的怪異聲音，那旋律是什麼？陰，陰暗，陰險，陰沉，陰森森，對，就那種陰森森的感覺，仿佛在漆黑的深夜一個人走過墳場，一隻只看不見的眼睛正在盯着你，你全身發麻，顫抖，但你還不知道那些眼睛在哪裡？你只清楚，他們正在盯着你。

老大哥看着一切，知道一切。

肖斯塔科維奇以一段非常沉重的旋律結束了第三樂章，這段旋律充滿了傷感，但非常美麗。回首往事，一聲嘆息，我這一生被毀了，全被毀了。

我聽過這樣的聲音，那是我的中學語文老師親口對我說的，那年他八十多歲了，他說，“我現在沒有希望，我活着沒有希望了。”又說：“我這一生荒廢了，糟踏掉了，一事無成。” 

你被捕了

猛烈而又急促的敲門聲。一陣緊過一陣。“開門！開門！” 第四樂章的開頭充滿了恐怖。砰砰！砰砰！敲門聲。

你被捕了。

緊跟着這敲門聲的，是一段非常緩慢的旋律，幾次重複。它好像是一大群奴隸，拖着鎖鏈，在黑夜中緩緩而行，而那些大大小小的暴君們跟在他們的後面，高高地舉起了皮鞭。又好像是突然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們，顫抖着擠在了一起，不斷地嗚咽卻不敢大聲哭泣，只能在黑夜中瞪大眼睛，驚恐而絕望的目光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

我們走在這百孔千瘡的大地上，血一滴滴地跌到地上，破碎的心，也一塊一塊地被扔進了黑暗中。我們在黑夜中走了太久，黑夜太長了，媽媽，我走不動了。孩子，孩子，你醒醒。醒醒！讓我抱抱我的孩子吧，讓他在母親的懷中死去，我求求你們了。

孩子，我心愛的孩子，睡吧，不要再醒來。到那另外一個世界，讓你的心靈安息。

聽到這裡，寫到這裡，淚流滿面。想到了幾年前看到的一個真實故事，記敘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郊區發生的事情，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個老奶奶（地主婆）和她的孫子被活埋了，沙子一鍬一鍬地扔在他們身上，小孫子說，奶奶，眯眼了。奶奶說，孩子，忍一會兒，再過一會兒就過去了。

又是一陣緊過一陣的敲門聲。聽到這聲音，我眼前閃過許多畫面。不可說！

你被捕了。起來，跟我們走。人就這樣在黑夜中被帶走了，帶到了一個人不知道的地方，不知其生，也不知其死，只知道他肯定有罪，但那是什麼罪，一無所知。

孩子，你在哪裡？

媽媽！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啊！你竟不敢說出有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謊言就是真理，自由就是奴役，恐懼就是安全，而組織，這就是一切。

1936年，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馬克白夫人》在莫斯科首演，斯大林觀看了演出，但中間憤怒地退場。馬上，《真理報》上就刊登出抨擊肖斯塔科維奇和這部歌劇的文章。肖斯塔科維奇說，這“改變了我的整個生活”，我成了“人民的敵人”， “我幾乎要自殺。威脅使我怕得走投無路”。在那幾年裡，肖斯塔科維奇做好了隨時可能被捕的心理準備，他的家中總有一個袋子，裡面裝着牙刷、牙膏和禦寒的衣服，等待着隨時可能來臨的被捕。

在恐懼中等待着那個隨時可能響起的敲門聲。

那個敲門聲一直在響着，問題只是它在哪一天敲在我家的門上。

肖斯塔科維奇一生都在等待着被槍決。 

“另一個蘇聯”的象徵

根據肖斯塔科維奇的口述而寫成的回憶錄《見證》裡面，肖斯塔科維奇曾經多次提到他的同學——瑪莉亞·維尼亞敏諾芙娜· 尤金娜（Maria VeniaminovnaYudina 1899.9.9 Nevel——1970.11.19）。有人這樣評價尤金娜的一生，說她的一生都是“另一個蘇聯”的象徵，這另一個蘇聯，與蘇聯官方意識形態背道而馳，對此，人們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字：從尤金娜到索爾仁尼琴。

尤金娜是一個基督徒，早在1917年，當她還是一個少女時，她就在日記中寫到：“我知道只有一種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藝術。我不認為我的方式是具有普遍性的：我明白還有許多其他的路，但是對我來說只有這一條路是可行的；一切神聖的東西都是首先通過藝術，通過它的一個分支——音樂向我敞開。這是我的使命！這是我信仰和力量的源泉。我將永遠不變地堅持我的信仰，相信終有一天心靈之花可以盛放。”

關於尤金娜，有許多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有一次她演奏莫扎特的第23鋼琴協奏曲，正好，被斯大林在廣播裡面聽到了，於是，斯大林要這個唱片，連夜，在換了三個指揮後，才製作成了一張唱片，並把它送去給了斯大林。據說，這是一張創紀錄的唱片，全世界僅此一份。

趙君牧在他的文章中記敘隨之而發生的事情：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個裝了20000盧布的封袋。有人告訴她，這是在斯大林的明確指示下送來的。於是她給他寫了一封信。伏爾科夫聽肖斯塔科維奇說過這封信。肖說，我知道這件事看上去簡直不可相信，但是，尤金娜雖然有許多怪癖，我還是可以說一句：她從來不撒謊。我相信她說的事是真的。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寫了這樣的話：“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將日夜為你禱告，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尤金娜把這封自取滅亡的信寄給了斯大林。斯大林讀了這封信，但一句話也沒說。他身邊的官員預期他至少要皺一下眉毛。當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經準備好了，只要他稍微皺一皺眉頭就能叫她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斯大林一言不發，默默地把信放在一邊。旁邊人等着的皺眉頭的表情也沒有出現。

尤金娜什麼事也沒有。他們說，當領袖和導師被發現已經死在他的別墅的時候，唱機上放着的唱片就是那張莫扎特的協奏曲。這是他最後聽到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轉載了趙君牧的故事後，我突然想起了林昭，她的一生也正是“另一個中國”的象徵。 

而是眼看着自己的幻想逐漸地、慢慢地破滅

再一次聆聽肖斯塔科維奇弦樂四重奏第四樂章。那敲門聲和隨之而來的淒涼聲還是把我的心涼透了。

最深的淒涼不是不把你當成一個人來對待，而是讓你自己踐踏自己，讓你公開承認：我不是人，我是人民公敵，我是敗類，我是畜生！

暴政對人的尊嚴的踐踏，莫過於此。

上中學時，我參加了一次鬥爭老師的批判會上，會上，七十多歲的老校長李之俊淚流滿面地自我批判說：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我不是人，我是一條老驢，罪該萬死。

從那以後又過了許多年，一些人又是這樣要求我來踐踏自己，你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你必須說話，你必須承認你不是人。那個晚上，我站在六樓的陽台上，一再聽到了那個敲門聲，真的活不下去了，就想一步跳下去。。。。。。

不是一個人的命運。

馬克西姆認為，一九四八年蕭斯塔科維奇再一次受到批判後，他已經變相地成了斯大林政權的人質。政府“特許”他不必出席作曲家協會的活動，但是給他專門派了一名輔導員，直接到他家裡進行一對一的“思想檢查”，並交代各項學習工作。他還要為此公開地對上方感恩戴德。

他自述：“你感到想喊叫出來，但是你控制住自己，結果就只是哼叫出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來”，而這，已經成為他的並且也是絕大多數文化人的生活方式

不僅如此，他還要在各種文件上簽名，不斷地表態，讚揚偉大的領袖一類的玩意，人家寫什麼，他就念什麼。他成了一個傀儡，工具，玩偶，成為蘇聯文化的掛名首腦。最後，在赫魯曉夫時代，他還非志願地成了一個布爾什維克。陟什肯納齊說，在肖的正式入黨的會上，肖以“突然發病”為由缺席了。

但是，那個敲門聲跟了他一輩子，直到墳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次去美國的代價太大了， 雖然“我不得不回答愚蠢的問題和儘量別說話過多。但他們還是做出了聳人聽聞的報道。我一直想的是：我還能活多久？”

肖斯塔科維奇曾經在他的《見證》裡反問自己好幾個問題， 但他從沒正面回答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做了這件事和那件事或為什麼我在這類的文章上簽字”。他總是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作為回答：“如果你處在我的地位上，你會怎麼辦”？

其實，他間接地非常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曾經拿莎士比亞劇本中的李耳王做比喻，說：“我認為重要的是李耳王的幻想崩潰了。不，不是崩潰。崩潰是來得猛，一下子就過去了，這是不能形成悲劇的。這也不耐人尋味。 而是眼看着他的幻想逐漸地、慢慢地破滅——這情況就不同了。這是一個慘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過程”。

最深的悲劇，就是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幻想逐漸地、慢慢地破滅。

他《證詞》中曾這樣總結：“我的一生沒有特別高興的時刻，沒有令人興高采烈的事。它陰暗沉悶，使我想起來很傷心。承認這一點，使我很難過，但這是事實，是不幸的真相”。

最後一章。

活下去，我還得活下去，我多麼渴望作為一個自由的人而活着。但我知道，那只是一個幻想。回首往事，淒涼愁苦浸透了肖斯塔科維奇的心。

音樂越來越低沉，甚至聽不見了，斷裂。

隨之而來的，是那個黑暗之網還在拉緊，令人窒息，幾乎沒有任何人的聲音了，幾乎沒有聲音了，只有無盡的黑暗。

問題還沒有解決！

就在這極其緩慢幾乎接近於消失的小提琴聲音中，曲子結束了。

肖斯塔科維曾對沃爾科夫說，當他開始一個個回憶起自己的那些朋友和熟人們的一生經歷時（他們大都在古拉格集中營中死掉了），“我所看到的全是屍體，一座座用屍體堆起來的山。”

    *   *    * 

那天晚上，曲子演奏結束後，全場死一般地寂靜，幾秒後，爆發了十分熱烈的掌聲。而我，卻感到極其壓抑，接下來的幾首曲子，再也無法寧靜地去欣賞。

接下來的幾天，我將這首曲子聽了一遍又一遍，心還是那麼沉重，淚水含在眼裡。

奴役，對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奴役，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自由，還要渴望多久？

我又感受到了肖斯塔科維奇似的窒息。

寫不下去了。大陸現在正在黑夜中，不知道為什麼，我一再想到了張藝謀，想到了他為千古暴君——秦始皇拍攝的巨片，那片子的名字叫《英雄》。

初稿完成於2009年10月30 日，修改於11月2日。

2017年6月2日再次修改於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