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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戴维.林登（David Linde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 Kavli 神经科学发现研究所的神经科学教授。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独特：人类个性的新科学》 。我很钦佩作者在这个时候还能保持敏锐的职业思考，而且那些深刻的思考对世人确实会有十分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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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林登

我的晚期癌症教会我新的思考

戴维.林登

    当常规超声心动图显示我心脏旁边有一个大肿块时，放射科医生认为这可能是食管裂孔疝——我胃的一部分通过我的隔膜突出并压在包裹着我心脏的囊上。 

    “喝下这罐 Diet Dr. Pepper饮料，然后躺到台子上，在胃中的苏打水开始冒气泡之前，再做一次超声心动图检查。”

    我照做了。然而，得到的图像显示，肿块中并没有我胃中出现气泡的迹象，这种迹象可以支持疝气诊断。几周后，分辨率更高的 MRI 扫描显示，肿块实际上包含在心包囊内，而且相当大——大约是汽水罐的体积。即使有这个巨大的入侵者压在我的心脏上，我也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全力运动，而且感觉很棒。

    医生告诉我，肿块最有可能是畸胎瘤，一团通常不是恶性的细胞，其预后是乐观的。我的心脏病专家一边听着音乐剧《南太平洋》一边说：“我们会把那个橙子从你胸膛里拿出来，让你安然而归。” 

    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了，坏消息——不是良性畸胎瘤，而是滑膜肉瘤这种恶性癌症。由于它的位置嵌入我的心壁，外科医生无法去除所有的癌细胞。这样做会使我的心脏无法泵血。肿瘤科医生告诉我，预计还能再活 6 到 18 个月。

    此时的我，对宇宙绝对是白热化的愤怒。心脏癌？谁他妈的会得心脏癌？！这是某种可怕的比喻吗？这是个会让我远离我心爱的家人、我珍爱的朋友和同事的东西吗？我简直无法接受。我太生气了，我几乎失去了视觉。

    五年前，我遇到了德娜，我们深深地爱上了对方。这不仅仅是“化学反应”，它更类似于粒子物理学揭示的爱的亚原子特性。德娜用她那纯洁无私的爱、她的善良、美丽、乐观和敏锐的智慧使我升华。她是任何人都想得到的最好的妻子，她比我应得的要好得多。将她抛在身后是我所面临的厄运中最令人难于忍受的部分。

    直到六个月前得到诊断的那一刻，我一直是城里最幸运的人。我的双胞胎儿女，雅各布和娜塔莉，25 年来一直很开心。我很幸运能够在学术领域拥有很长的职业生涯，在这样的领域里我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想法，这是常人难有的上天的赐福。我的好朋友们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从任何合理的角度来看，我的生活都很美好的，充满了爱、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我很快会面临死神，但我骨子里仍然是一个科学书呆子，所以我想到了在为死亡做准备的时候，我还能在有关人类思想的认识方面学到点什么东西。

    第一件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我来说却不得不强行接受这种感觉，那就是两种看似矛盾的心理状态同时充斥我的内心。我对我的晚期癌症感到愤怒的同时，也对生活所给予我的一切深表感激。这与神经科学理论中所讲述的，人在某一时间内只能存在一种精神状态的旧观念背道而驰。旧理论说，我们要么好奇，要么害怕，要么战斗，要么逃跑，要么休息，要么消化，这都是基于神经系统的某种整体调节功能。但我们人类的大脑比这更微妙，因此我们很容易处于多种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认知和情绪状态。

    这就让我产生了了第二个洞察：做人的深层真理中有一点应该明白，不存在一种客观经验。我们的大脑不是用来衡量任何事物的绝对价值的。我们所感知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因期望、比较和环境而改变其色彩。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感觉，只有基于感觉的推理。你花了三十分钟与一位好朋友谈话，你会觉得很快就过去了；但你在 DMV 门前排队时似乎感到没完没了。在你没有发现你的同事加薪是你的两倍之前，你对获得的加薪感到十分满意。在充满爱意、情话连篇的时间里，来自爱人的爱抚让人感到温暖和愉悦，但在激烈争吵中给予的同样抚摸让人感到恼火，近乎反感。

    如果一年前，也就是我59岁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我还有5年的生命，我会心碎，感觉被命运欺骗了。现在，能够再活五年在我看来是极端奢侈的礼物。如果真的再有五年，我一定会和我所有的人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仍然可以旅行，品尝生活的甜蜜。关键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没有客观价值这样的东西，即使是像五年生命这样基本的东西。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我所领悟到的东西比较微妙，但也是最重要的。虽然我可以用各种实际的方式为死亡做准备，例如整理我的财务，更新我的遗嘱，准备在我离开后的推荐信来支持我实验室的实习生，我无法以任何深刻或有意义的方式来想象我的死亡的整个图景或那个没有我的世界。我的思绪在我即将死亡这件事情的表面上掠过，却无法真正地深入其中。我不认为这是个人的失败。相反，这是拥有人脑的一个简单结果。

    自从从事这个学科以来，神经科学领域在 43 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被告知大脑本质上是基于反应性的：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眼睛、耳朵、皮肤等），这些信号被传送到大脑，进行一些计算，做出一些神经决定，然后是冲动沿着神经发送到肌肉，肌肉收缩或放松以产生运动或言语形式的行为。现在我们知道，大脑不仅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积极预测未来。那个在空中飞舞的棒球会撞到我的头吗？我可能很快就会饿吗？那个接近的陌生人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些预测是根深蒂固的、自动的和潜意识的。不能仅仅通过意志力来关闭它们。

    因为我们的大脑被组织起来预测不久的将来，所以它预先设置了这样一种认知，即在不远之处有一个将来。由于这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无法想象死亡的全部。

    如果允许我推测——我认为一个垂死的人应该得到这样的豁免——我会争辩说，这种基本的认知限制不是为我们这些准备即将死亡的人保留的，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故障，它对宗教思想的跨文化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几乎每个宗教都有来世（或其认知表亲，轮回）的概念。为什么来世/轮回的故事遍布世界各地？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无法真正想象自己的死亡：因为我们的大脑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即总有下一刻可以预测。这就使我们不禁要想象，我们自己的意识会持续下去。  

    虽然并非每种信仰都有明确的来世/转世的故事（犹太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宗教都有，包括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道教、印度教，甚至可以说包括佛教。事实上，许多宗教思想都采取讨价还价的形式：在生活中遵循这些规则，你将在来世得到回报，或获得有利的转世形式，或与神融为一体。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被组织起来去想象意识会持续下去，世界上的宗教会是什么样子？这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人类文化？我们知道，人类文化受到宗教及其之间的冲突的强烈影响。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自己的情况。我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当我为死亡做准备时，我重新尊重来世/轮回故事的持久和广泛的吸引力，及其最终的神经生物学根源。我不能最终确定，对来世/轮回故事的信仰是人类认知的一个特征还是一个错误，但如果它是一个错误，我会同情它。毕竟，在死后变成海牛或绦虫而重返世界是多么奇怪？然而死后能再次见到德娜和我的孩子们又会是多么地高兴。

（The Atlantic, December 30,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