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围的高干子弟

张又普

“高干子弟”这个词，现在不常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红二代”、“官二代”一类的时尚词汇。但是在文革时期，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闻之色变的称谓，指的是文革以前在中共体制中位居十三级以上的党政干部的子女，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就是以他们为主体的。(“红二代”们自己认为八级以上才算高干。)

我五十年代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少年时所接触过的人里，很少有高干子弟的身影，只是经常能听到社会上对高干子弟的许多负面传言，他们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文革灾难结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我遇到过的高干子弟逐渐多了起来，发现其实这些人也都是普通的一群人，也是千人千面、良莠不齐，不可一概而论。由于父母的高干地位，他们自幼便有一种傲视平民的优越感，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另类特点。然而这些高干子弟们成年后进入社会，也不得不与平民子弟一样，接受大浪淘沙般的社会选择，服从优胜劣败的自然规律。这里，我想选择其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四个人，与大家聊一聊。为尊重隐私，文中人物皆隐去真名，对事不对人，务请看官理解。

人物1：S工友

1973年4月至1978年3月，我在某省汽车运输队保修厂里工作，是一位基层的工人。S与我一起工作，是我的工友之一。我们厂数百员工当中，只有他一人是高干子弟，也是我结识过的第一位高干子弟，他父亲是某军医大学某部门的政委，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就已经是少校或中校级别了。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级别好像并不算太高，但那个时期，却已经算是十足的高干了。S工友为自己的父亲而极感自豪，开口闭口都是：“我父亲当年闹革命的时候”如何如何。在我们工厂里，虽然S工友的地位与我们相同，都是最基层的二级工人，但与他交谈时，他总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气势。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是我们工厂唯一的投考并被录取的人。在我离开工厂之前，S工友忽然失去了那往常的高傲，第一次用恭谦的口吻与我说话，以至于我一时间很不适应。S工友对于我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自学，表示了尊重和敬佩，叹息自己以往坐吃父辈老本，目空一切，玩世不恭，以至于今日痛失上大学的机会。他说，他在父亲的教诲之下，现在明白了，人生当中唯一可靠的“老本”，绝非父母的官位，而是自己个人的努力。S工友后来开始从电视上学习初中的课程，刻苦钻研技术，提升业务能力，并且最终争取到了上学深造的机会。那时留在厂里的青年工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龄人，平均文化水平是小学毕业，对于国家恢复高考之类的事情，不是妄自菲薄，便是望洋兴叹，只有S工友一人产生了奋发图强、努力学习的想法并且付诸实施。由此我也相信，在高干子弟这个群体中，S工友一定不会只是个别现象。

人物2：杨班长

我上小学时看过一本书“王若飞在狱中”，作者之一是杨植霖，记得那时他的职务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兼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杨植霖是一位远在天边的大人物。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我在西北大学计算机系上学，很意外地发现，我们班的班长就是杨植霖的儿子。杨班长年长我几岁，多才多艺，待人谦和、热情，做事稳健、成熟，很有当领导的才华，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学习了四年。众望所归，杨班长是班里自然形成的领导。他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与人稍微打几次交道就能知道对方的兴趣爱好和优点缺点，分配工作时总能让人感到恰如其分，高兴愉悦。以我自己为例，他发现我是一个“书呆子”，于是，班里各种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就都安排我来做，我很愿意干，而且总能把工作干得很有起色。杨班长的出现，改变了我以往对高干子弟的偏见，高干子弟们的家庭环境影响，往往使得他们很早就具备了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具备了成为未来栋梁之材的潜能。

大学毕业时，或许是高干子弟的缘故，他直接进入了某部门去搞行政工作，我觉得很合适，他有当领导的才华，有高干家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背景，还有计算机科学的大学文凭，今后定会是如鱼得水，扶摇直上，甚至日后他如果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我都不会感到意外。不过现实非常残酷，党内竞争激烈，他后来好像也不顺利。仕途沉浮，变幻莫测，前几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对他的介绍，他在党内的地位仍然不高，与父亲的显赫官位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人物3：Y同学

Y同学比我小几岁，自幼生长在北京高干大院里，尽享优渥物质生活，从小就在最好的学校上学，但却学习成绩平平。1977年恢复高考，Y同学努力奋斗了两年，均名落孙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高干子弟的特权上了。Y同学的父亲早年间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Y父回国参加抗日，此后在共产党内一路升迁，官至国务院某部副部长。1979年，一位新加坡富商打算承包中国政府的一项大型工程，中国政府就派遣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商谈，Y父就是代表团的团长。这位富商很精明，事先在马来西亚找到了一位Y父当年的中学同学，拉其入伙。谈判开始后，Y父意外地发现对方团队中的这位自己当年的好朋友，这使得商业谈判不仅友好、和谐、顺利成功，而且还增添了一分私人情谊。1980年，Y父的马来西亚朋友，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出钱、出力，把Y同学送到了美国去留学。

Y同学到美国后，眼界大开，生活大变，他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努力学习英语，准备圆自己未能在中国实现的大学梦。数年之后，Y同学果然如愿毕业于美国某大学的计算机系，并在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计算机部门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在公司里，他倍受重用，待遇丰厚，使全家人都过上了殷实稳定的美满生活。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们潮水般地涌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即使一些平日受大使馆掌控的学生会的首领们，也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唯有Y同学与众不同，表现特殊。由于某些机缘，Y同学一家人多年以来就是中国驻美国的某领事馆里的常客，常常可以从总领事那里获得一些特殊关照和内部情报。流血镇压发生后，Y同学频繁出没于各个场合，反复宣扬，坚决支持军队出动坦克车和机关枪镇压学生。当时我人还在日本，从在美的留学生同学的来信中得知，Y同学的理念是，这些学生竟然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是“罪该应得，死有余辜”。对民主运动仇视到如此这般的地步，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结识的人士中，公开支持血腥镇压的人，只有Y同学一人，也不知是否与他的高干子弟身份及特殊留学背景有关。

人物4：王同学

王同学是我的邻居，比我小几岁，自幼生长在北京高干大院里。我们在一起聊天时常常爱聊一些自己的童年趣事，他对我说，他童年时常常与父母亲去一间特殊商店购物，商店不大，顾客不多，一般老百姓禁止入内，外面没有的商品，里面应有尽有，商店里也常见有李先念、邓小平、陈毅等显赫人物的出入，王同学常常与这些人的子女们在一起玩耍，回忆起来津津有味。如此童年趣事，使我大出意外，不由自主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名字？级别这么高，竟然能随意进入副总理级别的特供商店！

1989年，王同学在美国D市上学，他思维独立，并见解深刻，为人谦和，且有领导才华，是华人学生圈内自然形成的领导。1989年春末，他多次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民主运动，并从D市市民手中筹措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学身带重金，只身一人返回北京，他安排广场附近的饭店老板们，每天运送大批食品到广场，让学生们免费取用，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支付。

镇压之后，王同学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他母亲惊闻此讯，来到邓小平家中大发脾气，邓小平只得下令释放，让王同学出狱回家，并返回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

王同学毕业后则就业、移民、娶妻、生子、入美国籍，买房子、过日子，后来成了我的邻居。在我结识的高干子女中，王同学的父辈是级别最高的一位。不过，他的父母虽然身居高位，还得到过邓小平的帮助，但作为高干子弟的他自己，却是一位信奉普世价值，崇仰自由民主的人士，是一位反对共产主义专制的人士，深得来自华人圈的广泛赞誉。他常常就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精辟论述，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眼界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