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

礼平、王斌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续）

编者按：本刊特约作家王斌与礼平的长篇访谈“只是当时已惘然”于本刊2009年第3期注销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议者普遍认为这是一篇极具文献性的回忆。王斌对礼平的访谈时间很长，内容很多，原记录大约有十余万字，涉及到多方面的史实与事件，由于版面所限，当初刊出时作了了较大的删节，现将这些部分继续注销，以飨读者的关切。】

关于人物原型

王斌：除了唐双津，你的这部小说中还出现过哪些朋友的影子？

礼平：有很多。比如小说中提到李淮平参军后，在部队曾有过一段因为反对林彪而身陷囹圄的经历，这件事就是我的另一个老大哥钟加轮的。在整个文革期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要反对林彪，那时我对林彪崇拜得五体投地。

如果不是后来闹出了“九一三”事件，我是绝对不会反对林彪的。不但我，恐怕在我们四中也找不出几个人来会反对林彪。那时我们差不多都是林彪的坚决拥护者。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对他的赫赫战功的崇拜，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能跟着林彪和中央文革那帮人对着干。

林彪与江青的不和，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了。所以林彪曾经是我们想象中的旗帜。记得好像是在文革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当我们那批早期红卫兵也就是所谓的“老红卫兵”被逐出文革舞台以后，我们没事干，曾经组织过一个“林选”学习小组，学习林彪的著作。发起人是朱汉滨和张小军，参加的有胡东平、唐双津、袁塞路、钟加鸣等好几个人，他们大多是四野的子弟，我算是一个热心参与者。那本“林彪选集”是朱汉滨弄来的，好像有六篇文章，都是林彪在东北四野时的战术指导和战役总结，其实就是一本军事文集，但没有公开发表过。这份东西使我们如获至宝，先是大家传看，觉得兴趣十足，就准备大家一起讨论。

但是不久我被抓了起来，就不知道他们后面是怎么进行的了。其实直到今天，我也还得说句老实话，林彪确实是一个极有水平的人，不但仗打的好，而且也很有思想。那六篇文章也是写得言辞流畅，见解精辟，我是一口气读完的。

四十年后，我在北戴河的一次休假时有幸结识了原北京军区的老副司令员汪洋将军。这是一位和我们的父亲很不相同的将军，抗战参军时就是个大学生，这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极为少见，他的夫人周湘玟女士是国民党一位中将编练司令的女儿，解放前夕参加了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这就更是国共军史中的一段传奇了。说到这位汪洋将军我真的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曾是志愿军中最年轻的师长，当时29岁，他的那个116师入朝首战就击溃了美军的王牌军骑兵第一师，在第二次战役时又差点创造全歼美军一个团的战例。在整个抗美援朝中，志愿军创造的最好战例是全歼美军一个营。这次奇功未就，真的可以说是令他抱恨终生。当我知道汪老将军是四野出身时，我就很想卖弄一下自己那点军史知识，说我知道林彪有个“六大战术原则”，谁知汪洋将军一口气就将“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些东西说了出来，真的是如数家珍。

他还送给我他的一本着作，叫“十次突击”，讲他一生中的十个战例，他在这些战例中一再重复着林彪的战术精神。咱们都看过电影《董存瑞》，最后那一场争旗选将的戏，又是突击队又是爆破组的，演得多精采！但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林彪的“四组一队”战术！过了六十余年，林彪的这些战术还在他这些老部下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能说他没水平么？汪洋将军可不管林彪的政治结论如何，他对林彪的军事评价是“一代伟才，千古名将”！但我那位钟加轮老大哥就毫不犹豫地反对他。

这又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我们的逻辑总是“一好俱好，一坏俱坏”。但是在钟加轮和汪洋将军那里，政治和军事就是这样泾渭分明地分开的。钟加轮比我大很多，原来也是四中的，但没有毕业就不上了，弃学参军，进了海军的潜艇部队，所以在四中时我并不认识他，我认识的是他的弟弟钟加鸣。在四中有一些兄弟组合，钟家三个兄弟都上过四中，钟加鸣还有一个二哥钟加飞，也是四中毕业的，当时考上了外交学院，正在越南留学，后来我们也认识了。关于钟加飞我还要讲到。这是三个很优秀的兄弟。

当时我们都知道钟加鸣有一个大哥因为不喜欢四中而当了海军，这件事就更合我的心思。考上四中后，我也曾经感到很乏味，但我就下不了那个弃学而去的决心。可是到了文革的第二年，也许是第三年，大家突然都知道钟加鸣的大哥在海军成了反革命。但我们和钟加鸣还是好朋友。四中的这个风气很好，那时谁的家里都有可能出事，但谁家倒了霉，大家仍是朋友，没有因为这个翻下脸皮来的。

文革中，我们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这些“大黑帮”的儿子都在我们学校。他们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有人歧视他们，那样做将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刘涛在清华，刘平平在师大一附中，都受到严重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对他很好，对立派别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有对他怎么样，都显示出四中这个地方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所以林彪事件以后，钟加轮平反回家，我们都一窝蜂地去看他，就象是去看望一位归来的英雄，这才认识了。他是1964年参军的，两年后赶上文革，因为对林彪看不惯，公开说了不少话，结果被战友告发，就这样打成了反革命。

我写小说时，写到李淮平在军队中的坎坷经历，连想也没想就将这件事原封原样地写到“我”的身上来了，这也算是对朋友的又一个“剽窃”吧。

但钟加轮的故事其实还要精彩得多。当时部队开大会批斗他，大家喊：“打倒钟加轮！”他就喊：“打倒林彪！”我们反对中央文革时，还不敢喊“打倒江青”呢，他就敢喊“打倒林彪！”够疯的吧？但他的举动还有出格的。开批斗会时，他挨了打，就不走了，非要还那些人一脚才行。真的是连命都不要了。这个人够有个性的吧？

但这些小插曲就不是李淮平这样性格的人所能做出来的了。说真的，我的小说中有不少故事，包括一些很小的细节都是有出处的。

说到这儿，我想和你再说一个人。你记得李淮平去抄家时，有一个“眼镜”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他们吗？在最初的原稿中，这个人不是“眼镜”，而是“雀斑”，这个“雀斑”就是马凯。在我们学校文革初起的时候，马凯的身份很有些特殊。他应该在前一届毕业，已经保送北大，但因为有病休学一年，就先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个教师，当然也就是我们的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的眼中，他还是学生。这样他就被夹在了一个挺尴尬的位置上。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么！但他被高年级的同学选入了革委会时，我们就很奇怪了：这个教师怎么也成红卫兵了？马凯这个人不太善言辞，性格也很内向，偏偏又爱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涨红起来，这在我们眼中就觉得有乐子了。所以我们曾经故意难为他，想看他的笑话。王斌，文革初起时你还小„„

王斌：是的，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

礼平：那时我们这些红卫兵究竟都在干些什么？没别的什么事，就是整天辩论“血统论”。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全国都在争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干这个事。你说那时的中国人无聊不无聊？我一直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文革中，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该干些什么？

毛主席说：你们要和资产阶级做斗争。那就斗吧。听毛主席的话么！但资产阶级在哪儿呢？于是就到处寻找目标。目标找到了。好，那就斗吧。但是怎么斗呢？一斗人家就低头，一批人家就认错，让你斗也斗不起来。那该怎么办呢？学生一急，那就是打，就是骂了。关于红卫兵的打人下面我会和你详细讲，而这骂人就是“血统论”了。我们这批红卫兵的活动从1966年的7月到10月，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么个破玩意儿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怎么辩论呢？才邪乎呢！那时一开大会，真的是风起云涌，人头攒动，满会场的红卫兵几乎是一边倒地拥护“血统论”，为什么？因为要骂人么！明知是谬论，但我们也只剩下这么一种“斗争”方式了。并且也只有这样才“斗”得起来。在打骂中，反正也没有人家投降妥协的机会了，那就只剩下继续挨斗的一条路了。这就是红卫兵的斗争。

那时开辩论大会倒是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是上台时，你得报告你的“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或者：“我出身工人！”人家就会给你一片掌声。但是你如果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你就别想再说下面的话了，“狗崽子”的叫骂声会立即将你轰下台去。这就根本不是辩论，而是蛮不讲理了。但我们那时要的就是蛮不讲理。这时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报出一个好出身，并获得了大家的掌声，但你要是说：“但我是不同意你们的观点的。”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照样会将你轰走。

马凯就被我们这样作弄过。先是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过他的大字报，后来辩论“血统论”，我们又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就涨红着脸说：“同学们，我是坚决地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的！”我们就报以哄堂大笑。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他不同意，不但他，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同意。但我们不想惹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领袖”啊。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个老师的背景，我们就欺负他。所以他的那个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他鼻子上那些一急就红的雀斑，更成为我们取笑的对象。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人敢反对红卫兵的，但有一种人可以这样做，这就是在红卫兵中拥有一定威信的人。

马凯和孔丹都是这种人。但我的写作功力不够，马凯的雀斑不是那么好写的，所以我还是写成了眼镜。眼镜这样的形象其实很一般化，文学作品中的眼镜到处都是，但雀斑就不那么多了。雀斑总是使人联想到淘气的孩子，但很难和有思想的人挂钩。有时我也想，对于文学描写来说，性格似乎也并不总是越突出和越奇特就越好，和一切艺术元素一样，总要恰到好处才行。钟加轮的故事也是这样被简化的。我们争论过这个问题，你们老说我写的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但说真的，性格太突出的人物，我有时反而不太喜欢。

王斌：马凯和钟加轮的故事多有意思啊，你为什么不将真实的他们写出来呢？说到这儿使我对你生活中的其他人也发生了兴趣，尤其是你的亲人。你用很大的篇幅写到了你的父亲……

礼平：我纠正一下，你说的是李淮平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

王斌：绝对正确。你说过你对这个人物满怀深情。我也认为他是新时期文学中最动人的老共产党人形象之一。但你的父亲是李聚兴的原型么？

礼平：有他的影子。和作品中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文革中，当我将红卫兵的种种行径眉飞色舞地向他描述过以后，父亲脸上的表情是我终生都难忘的。我把它们真实地记载在了我的小说中。还有他的那根指头。我父亲的食指很长，说话时，他总爱将食指竖起，好像那根指头的中间有一根垂直线，他就用这根垂直线指着你。我写了那根指头。我希望这个形象能够永留后世。

王斌：我觉得还不止此。这个人物应该还有着一些更深层的东西。

礼平：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你可以在很多军事题材的老作品和老电影中找到他那一类人的形象。但我对父亲的感情却颇为复杂。小的时候我惧怕他，长大以后我审视他，直到自己也老了，才真正知道我应该多么的感激他。父亲给了我很多的东西，那也是只有我才能得到的。

王斌：说来听听。

礼平：我是父亲的爱子。但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差不多完全不懂得怎样传达他的爱，因此我小的时候一直很惧怕他，包括惧怕他的爱。但他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谜，我曾经很长时间地观察过他，因为我一直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履历。

这首先就是他的出身。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他在自己的干部自传中也说自己是因为不堪“阶级压迫”而参加红军的。但压迫他的是谁呢？我曾经对那个理论上应该存在的“地主”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我却终于发现“压迫”他的其实只不过是他的哥哥。我的这位大伯也不是什么地主，而是一个贫苦农民，我父亲参军后，他参加了游击队，最后全家被国民党杀光了。所以这位大伯也是一个烈士。但父亲却正是在他的“压迫”下投奔革命的。

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我父亲九岁成了孤儿，哥哥就成了他的监养人。沉重的劳作和农村破产的压力，使大伯不得不将更多的重担压在这个小弟的身上，嫂子也不是一个呵护有加的人，父亲便因为不堪劳作的困苦而逃出来参加了红军。这当然不是阶级压迫，但同样是一种压迫。

父亲曾经和我讲过，他参加红军是因为被红军的歌声所吸引，那个快乐的情绪一下子就将一个穷孩子的心彻底俘虏了。是欢乐而平等的红军生活吸引他参加了革命。这曾经使我接受的那些关于阶级压迫导致革命反抗的理论模式彻底崩溃。父亲的早期生活中没有地主，也没有阶级斗争，但他却革命了。这是我对父亲感到奇怪的第一个原因。让我还很奇怪的另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子弟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到奇怪。

你知道吗？从此我就开始不止一次审视我的父亲。尤其是当我又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地主女儿的时候，这种审视又更加仔细了。然后就是父亲的战争经历。和所有军人家的孩子一样，我也曾经缠着父亲要他讲自己的战斗故事，但他总是支吾其词，语焉不详。

后来我只好去翻看有关的军史，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终于弄清了一个真相：他参加的是红四方面军的33军，这是一支神秘部队。这个军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到四年以后散编并取消番号，在整个反围剿和长征的激烈战争中居然从来也没有打过仗！

红33军的军长是王维舟，这个人就是一个神秘人物。他的党龄比党史还长，1919年在苏联参加朝鲜共产党，后转入马来西亚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转回中共，是早期中共党员中两个见过列宁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国焘。

王维舟文革后才去世，并且一直是中委。但人们却搞不清楚他在党内究竟都做过一些什么。我们还是说这个军。父亲1933年参加33军，四年没打过仗，一直作到了连长。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西康后，33军散编，父亲被调进中央保卫局，作了保卫局长曾传六的马夫。他的担子里挑着四方面军所有的绝秘文件和黄金珠宝，这又使他在战争风暴中处在了一个最安全的中心。直到西路军完全失败，他才终于放下了挑子拿起了枪。

他参加的唯一一次战斗是在红柳园子，他靠坐在仓卒掘出的沙坑里，用刺刀和唯一一颗子弹打死了冲向他的唯一一个马家军骑兵，那个倒霉的家伙也就成了他在自己的整个红军生涯中所杀死的唯一一个敌人。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弄明白为什么他在那么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了下来。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具有生命意义的事情。但他后来的经历却更加奇特。父亲去世后，我访问过他的一些仍然健在的老战友，他们都不知道我父亲在红军时代曾经秘密前往苏联，差点成为一名苏联间谍。但在他的单位，却有一些首长知道他曾经是一个“苏联留学生”。

父亲的这个“苏联背景”在那个年代是很扎眼的，因此他对此一直讳莫如深。这件事我也是直到很晚才弄清楚的。文革后，陆续有一些极其窘困的老人前来寻找父亲，请他为他们写了不少的材料，其中有些东西我还经过手，这才大致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事似乎又与那个著名的佐尔格多少有些关系。

西路军失败后，七百余名残部到达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被编入盛世才的部队，留在新疆学习战车、火炮、通讯、汽车和飞机等科目，由苏联教官训练。苏联本来就曾打算支持中国红军，但西路军未能到达新疆就失败了。

我父亲在西路军经历了很多事情，下面我还会讲到。这时苏联红军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布留赫尔元帅，他在日本方面成功派遣的间谍只有佐尔格一个人。除了佐尔格的日本情报，苏联还需要取得满洲方面的情报，这件事向中共方面提出来后，延安就从西路军残部中选派了一些人前往苏联受训，我的父亲就在其中。应该说，这批人的素质不错。他们首先要学会俄语，然后就是掌握密码发报。父亲后来终生都会一些俄语，就是那半年的学习成果。这次经历使父亲见足了世面。

1937年的苏联的经济情况非常好，他们那些中国土包子穿上了笔挺的苏军准尉军服，在莫斯科参观地铁，在金碧辉煌的苏联国家大戏院看芭蕾舞，吃的是奶油面包，住的是带暖器的木屋子，宿舍里有女工扫地和擦皮鞋，等等。他甚至还记得驻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什么捷斯诺沃的小火车站。那里白桦浓密，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父亲直到文革后才开口提及他的这次苏联之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屯集在边境后面的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坦克、汽车和大炮，这对于那时装备简陋的中国红军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梦。父亲无比感叹地说：“人家那是真的要支援我们啊！不是假的！”

另一件就是他们在1937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中看到了斯大林。父亲对斯大林很敬仰，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的感情。但他对斯大林的描述很奇怪，他说斯大林是一个“黑呼呼”的人。这让我很是大笑了一阵，父亲却一脸严肃地说：“有什么好笑的，他就是黑呼呼的么！”他的心中应该没有我们可以品味出的那种双关含义。

但我父亲的学习和训练却完全失败。凭借他在红军中学的那一点点文化，他完全不能应付那么繁重的学习任务，结果在大病了一场后被遣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只有两个人。那场大病使父亲的手落下了毛病，以致他的字永远写得歪七扭八，被我们称为“痉挛体”。那是一场极其痛苦的学习留下的。

后来在解放以后，我父亲在后勤学院学习时，曾经请过一个姓詹的教员来家做客，那位詹教员咋着舌头对我说：你父亲学习起来真的是不要命啊！他回国后，那些中国学员被派往东北，这时苏联人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再一次暴露无遗。这些红军战士全都来自南方，他们的南方话使他们一进入东北就被日军识破了。这批人当然也就一无建树。苏军总参谋部后来又在东北当地另外召募了一批间谍，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国际红色情报站，那就都是后话了。这批红军谍报员被捕获后陆续释放，可见日本人对他们并不怎么重视。他们流落东北，一直熬到东北解放后才找到组织，但组织却不肯接收他们，说他们的关系已经转到苏共和苏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苏联人了。但苏联人也不要他们。这些老红军战士就这样没了着落。

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又碰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这些人真的是吃尽了苦头。他们来找我父亲，就是要为他们做证明。但证明什么呢？组织上对他们的过去本来就清清楚楚。这是我父亲躲过的又一场灾难。他真的是一个命很大的人。不过这些都讲太远了，和小说的关系真的不太大了。

王斌：这些人后来怎样？

礼平：直到90年代以后才落实政策，由地方给了他们退休待遇。但和那些被错杀的人，他们还算是幸运的。

王斌：真实历史从来是充满着复杂的悖论，这方面有些什么背景可以说来听听的吗？

礼平：那就是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了。

文革中，社会乱了，军队也乱了，长期的和平生活，战争年代的激情日渐消退，他们那一辈老战士人性深处的鸡零狗碎也就渐渐重新浮现了出来。

1967年，也不知道是哪个军区的一个什么参谋长向军委揭发了一批人，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在西征中曾经脱队。什么叫脱队？就是不知去向，你有些日子没在部队里，那你就有可能被俘，叛变，投敌，甚至做了敌探，你就真的说不清了。那几天我没在家，回家才从母亲嘴里知道家里刚刚出了大事情。母亲脸上惊慌犹存，说她从没见过父亲如此的暴跳如雷。他的咆哮声真的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随后他就伏案疾书，写出了他在西路军时的每一件事情，他就用这个来证明他一直在部队。

乖乖！从1937到1967，整整30年，从西渡黄河到进入新疆，整整200天，他居然写出了每一天的事情。我见到了那些底稿，那些痉挛的字体一定和父亲的心情一模一样。那些材料极为破碎和不连贯，但还是给了我无比的震撼。

红四方面军在这条血染的征途上似乎日复一日的做着两件事，一件是行军和打仗，一件就是公审和枪决。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真不知他们一路杀了多少自己的干部和战士。今天在某地公审枪毙了一个营长，明天换一个地方，又公审枪毙了一个政委，就是这样。

这些回忆使我震惊得无以复加，以致我对红军的整个看法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我对父亲他们的革命历程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但后来我终于弄清还是我自己弄错了。

父亲去世后，我去访问他的一些老战友，李春霖伯伯在红9军，李培基伯伯在红31军，当我问他们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全都大摇其头，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整天打仗都打不赢，哪有闲工夫来杀害自己的同志？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忽略了一个细节，这就是我父亲当时在中央保卫局工作，他看到的是在保卫局发生的事情。这里不排除有被冤杀的同志，但也有执行战场纪律和路线斗争。这种事不是在部队进行，而是集中在保卫局，说明这种事就是在四方面军也并不是那样普遍。这就又提醒了我，历史是多么的复杂和容易被误解。我误解历史的确也真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王斌：西路军是一段被谎言掩埋的历史。真希望你能写出你父亲和他们那一代人，你笔下的故事肯定会和别人很不一样。

礼平：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了，共产党打了败仗却可以不屈不挠，继续铤而走险，一往无前。西路军就是这样。但我们还是继续沉思历史吧。对了，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父亲抢劫老百姓的故事，怎么样？

王斌：这倒是颇为蹊跷，说吧。

礼平：这件事一点也不假，并且是绝对不带引号的。

我建议你看一看吴法宪的回忆录，他就讲到红军长征时抢劫的事情，我父亲的故事可以算是一个补充。但这件事不是他自己讲的，而是他的一个老战友讲给我听的。那位伯伯姓赵，文化不高，70年代是上海市的粮食局长，也可能是副局长，我们私底下叫他赵老头儿。他说我父亲长征时救过他的命。怎么救的呢？就是抢了一个老百姓。

西路军的最后一仗是偷袭敦煌，没打成，仓卒而去，赵伯伯在那一仗中打伤了腿。当时他们四个人走在一起，赵伯伯就成了他们的拖累。红军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就是不丢伤兵，但在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中，大家肯定会被他拖死，赵伯伯就不想走了。这时戈壁中出现了一个赶脚的，背着褡裢，牵着头驴，就那么一个人。父亲他们便一拥而上，抓住了缰绳。那个人吓坏了，紧攥着缰绳不肯放，僵持了一会儿，另外那两个战友泄了气，松了手。但我父亲却仍然攥着不放，还恶狠狠地盯着那个人。就这样对峙了很久，那个人终于沉不住气，放开手跑掉了。他们就用这头毛驴将赵伯伯一直驮到了新疆。

我父亲抢劫老百姓，如果被告发，你知道将是什么后果吗？是枪毙。贺子珍的弟弟贺昌就是在长征途中因为抢劫被枪毙的。那可是毛主席的小舅子啊。四方面军的纪律其实还要严得多。那么我父亲这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是抢劫？还是拯救？都是吧？历史就是在这里让我沉思了很久，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真的为此而感到深深的羞愧，并且后来用了无数倍的代价去偿还。

吴法宪就表达了这种羞愧，这和他们的信念相去太远。但远不是所有的军队都会为此羞愧，红军的伟大，其实也就是伟大在这个地方吧。

王斌：这又是一个绝对的哲学问题。关于你的母亲，你又能讲给我们一些什么呢？小说中也有你母亲的形象。她真的是一个苏联留学生么？

礼平：不是。那么写是因为我误解了一个同学的家庭情况。抗战前，中共根本没有机会向苏联派出工业留学生，我的母亲也没有在文革中去世。她和我父亲都活了很长的时间。我有个小学同学叫陈小光，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的词作家晓光。他的父亲是一家兵工厂的厂长，母亲是一个专家。这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军队子弟小学中是很特别的，我就这样写了。其他的没有什么。我的小说中也有一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王斌：那能讲讲你的母亲么？我对你的家庭真的充满了好奇。

礼平：你是想猎奇呢？还是真正想认识一些什么？

王斌：这要看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了。

礼平：你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访者。那我就是讲点离谱的吧。我的母亲出身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在兰州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美人。我有她在延安抗大时的照片，真的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

1937年，她16岁逃婚跑出来参加革命，帮她出逃延安的是兰州地下党一家书店的地下党员，姓卢，我相信那绝对就是我母亲的初恋情人。但母亲跑到延安后却嫁给了一个老红军，当然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文化不高，但真的是一表人材，又去过苏联，想必母亲就这样变节了。母亲生前说过当年是父亲追她，并有种种轻蔑的表示，但母亲去世后，父亲又郑重其事的告诉我们，他在河西走廊苦战时，马家军的狂呼乱喊曾使他一听到西北话就头疼不已，而母亲是甘肃人，所以是母亲追的他。但我却更相信母亲的话了。

文革中，那位卢叔叔曾拖着一条伤腿从兰州跑到北京避难，辗转辛苦找到我家，我母亲每天亲手为他换药的情景是颇为温馨的。这时父亲总是阴沉着脸在一边转来转去，那情景真有点让我想起“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和于永泽。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这件事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作个比较。文革的时候，我们四中的校长叫杨滨，当年也是前往延安的女学生，她的丈夫宋养初是建设部副部长，她的儿子宋新鲁在四中有很多朋友。文革中，学生们造反，杨校长挨了批斗，也挨了打，宋新鲁都并不怎么计较，但唯独对四中有一张大字报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材料，披露了杨滨校长在延安时的一段恋情，让他这个作儿子的很是耿耿于怀。这种事如果是我，当时我也会急的，但现在却对此津津乐道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我说过，我父亲是一个不会表达感情的人，尤其是不会表达爱情，中国农民自古就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学生出身的母亲也就变得性情越来越坏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母亲的乖张举止和乖戾性情曾经使我苦不堪言，所以我越来越喜爱的反而是父亲。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让我的母亲在小说中早早的，同时也是好好的死掉了。

你看到我内心中可怕的一面了吧？这里就又要说到我的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的辉煌故事大都晚节不终。我父亲一生磊磊落落，经历过很多大的起伏开合，有些事他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晚年却过得很有些不堪。就是那句话：人性深处的小零碎全冒出来了。

和很多老干部一样，就是计较官职，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对什么都看不惯。这样的老军人我真的见过很多，有的是没当上将军，还有的是没当上总长，或者军委委员什么的„„等等很多，几乎每一个老将军都有自己的烦恼，尽管他们在别人的眼中别提是多么的成功了。

我父亲对自己终于没有佩戴上将星也是很有些耿耿于怀，只是从不明说罢了。所以有一个人他也就越来越不能原谅，1955年评衔时他的政治部主任没有通知他回来参加评定，他认定人家一定搞了鬼。父亲沉浸在这些事情中，使自己的晚年过得很不愉快。有点失望吧？这就是那个李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