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赤壁之戰，因為年代久遠，被指出在荊楚大地上，有七處之多，影響最大的即蒲圻、黃州、漢川三處。對於漢川文化人來說，不管是從歷史典籍找根據，還是漢川新老地名的對應，他們認定，只有一處就是漢川赤壁。記得幼年，《雲夢澤》的作者馮知明，與族祖馮亞健老先生成了忘年交（見《關於馮亞健先生二三事》），深得族祖的信任。老先生花了許多年的心血，撰寫一篇六萬多言考據漢川赤壁的文章。老先生多次實地考察，據他回憶，在20世紀六十年代，漢川赤壁處，挖出累累白骨和兵器,還有一個古船的桅杆。他關於漢川赤壁定稿後，特別用複寫紙抄譽三份，給了一份由馮知明保存。關於漢川赤壁考，還有一文值得重視，由漢川詩人袁承斌先生推薦，方金明先生在《我的叔外公馮亞健》有詳細的回憶，並發布族祖請丁玲先生題寫的“漢川赤壁”。馮知明幸不辱先生的託付，將他的大作交漢川縣文化館吳詩四先生，並刊發在漢川文史資料匯編上。2003年，由李顯昌先生主編和作序的《漢川赤壁與三國文化》，收集了對漢川赤壁考據之文，將馮亞健先生的大作《試析赤壁之戰》，重新收入。祁懷清先生將《漢川文史資料叢書》第十五輯提供給馮知明，他花了半月工夫將族祖大作，用手機掃描，轉成文字，重新保存下來，心甚安。

漢川赤壁是漢川文化人心中永遠的痛，《行吟江河》詩人祁懷清先生，在《田二河的蹊徑——古鎮的新生》一文中，以嚴謹求實歷史觀進行考據，和新老地名對比對漢川赤壁，作了詳細的分析。依據《三國志》的記載，東漢末年（公元209年）之際，曹操降服荊州的劉琮（治所今襄陽市），隨後於當陽長坂坡大破劉備軍。曹操親率精銳騎兵，疾行三百里，只為擒獲劉備於古漢江畔的烏林鎮（今漢川垌塚鎮）。然劉備在關羽與劉琦水軍的援助下，得以逃脫。

曹操，這位深謀遠慮的軍事家，豈會輕易言敗？他在古漢江最大支流——牛蹄支河的北岸（今漢川市田二河鎮政府所在地），構築起一座土城，命名為雞鳴城，作為前鋒部隊的駐紮之所。於距此十五里之遙的陡埠頭灣（今址），建陡埠城，供接應部隊駐紮。曹操的中軍大帳則設於距陡埠城十里之遙的中洲赤壁（此地離馮知明老家馮新灣不足五華里）。曹軍後勤保障則分布於距中洲赤壁二十餘里的烏林古鎮。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北地之軍不適應濕氣甚重的雲夢澤，曹軍瘟疫肆虐，將士折損嚴重，戰力大減。曹軍與孫劉聯軍在古漢江兩岸數次交鋒，曹軍屢戰不利，戰船亦遭焚毀。在此絕境之下，曹軍以雞鳴城，以“雞鳴”為撤退信號，實施戰略轉移（參見《三國志·武帝紀第一》）。 

而早於《三國志》成書的《山陽公載記》，詳盡記錄了曹軍的撤退過程：戰船焚毀後，曹軍聞雞鳴即撤，向大赤鄉（今漢川市劉家隔鎮）方向行進，可以想象在雲夢澤腹地行軍的狼狽，遭遇泥濘，時逢狂風大作，只得令老弱病殘背負草土填路，勉強讓騎兵通過。途中，士兵相互踐踏，陷入泥沼者不計其數，艱難抵達大赤。曹操見狀，仰天長笑，感慨道：“天下英雄，唯曹劉耳！然劉備此番雖勝，卻未在此灘涂設伏，若我為之，必以逸待勞，火攻之，則敵無遺類。”言猶在耳，剛經過處竟真的火光沖天，只可惜曹軍已遠。多年後，曹操對赤壁之敗仍念念不忘，特至書信孫權，言及：“赤壁之戰，因軍中疾疫，孤乃焚舟自退，徒使周瑜空得此勝名。”（見《江表傳》）

三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僅體現在其豐富的歷史記載，更在於那些散落各地的名勝古蹟，以及文人墨客的傳頌之中，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以其雄渾壯闊的筆觸，將赤壁之戰的悲壯與英雄人物的豪情壯志刻畫得淋漓盡致，成千古絕唱。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是以文學的形式，將三國歷史演繹得栩栩如生，深入人心，使得“赤壁之戰”這一歷史事件在民間擁有了極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然而，讓漢川人不解的是，原本在唐朝以前已有定論，即“赤壁之戰發生在漢川赤壁”，這一歷史事實，在蘇東坡與羅貫中的作品橫空出世後，竟被重新解讀，甚至被“肢解”為“荊楚七赤壁”——蒲圻、黃州、鍾祥、武昌、漢陽、漢川、嘉魚。這一變化，無疑反映了文化影響力對於歷史認知的深刻塑造作用，實讓人不禁感嘆。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漢江雖無長江那般波瀾壯闊，但云夢古澤其承載的歷史與文化同樣厚重。為什麼以訛傳訛，陷入“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困陷之中。恐怕與雲夢澤變成江漢平原大有關係，前不久，《雲夢澤》海外書名《生命中的他鄉》作者馮知明，隨外地朋友走訪《雲夢澤》故事原型的地名時，來到漢川赤壁，除了一口受保護的古井和一些久遠古遺留地名外，一馬平川之地，無法與黃州和蒲圻相提並論了。赤壁之戰，儘管因為傳播原因大大有名，實際戰役未必有百萬雄師的規模。

通過這件事，我們則更為深刻地揭示了歷史書寫的主觀性和相對性。歷史並非一成不變的客觀事實，而是隨着時代變遷、文化演進以及個人觀念的差異而不斷被重新詮釋和塑造。

2024年7月17日星期三  白鶴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