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鴻兵：“四一二”政變背後的上海共濟會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
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
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
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梁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
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着滙豐
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
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
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
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
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
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
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
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
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
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
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於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
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絡形成了。例如，席
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
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
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
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道，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
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
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
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匯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
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4月8
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
“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銀行家畢竟是商
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
付，只有把活兒干漂亮了，才會接着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
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
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
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
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項目”的投
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
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
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
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
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
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
着“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
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
“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
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
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
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
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
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
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
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
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
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
行承購的數額最多。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張嘉早年就讀於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
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
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
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
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
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
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
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
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組織融資的總
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
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
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
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着巨大的挑戰，那就是
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
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
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
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
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嫻熟
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着，12日凌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
隊，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衝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
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
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
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
“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
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
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
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