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全國武鬥剛剛擺平，國民經濟到了徹底崩潰的邊緣。巴基斯坦領導人跑來求助一億美元，老人家一口氣答應下來“一億美元算什麼，我們掃掃倉庫就不止這麼點，就給五億吧。”巴基斯坦感激涕零，可苦了中國老百姓。

忽然，又突發奇想，給最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寫了封信說，要全國人民三份之一搞運動，三份之一搞生產，再抽三份之一的人搞“拉練”。所謂“拉練”就是大家背着行李去行軍，已經到這個時候了，還能抽得出人來搞勞民傷財的拉練。接着又跟蘇聯徹底撕破臉皮，當初的老兄老弟大打出手。於是，“深挖洞、廣積糧”要老百姓統統去鑽地洞。

1969年時，文革到了頂峰，4月1日至24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新黨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進了總綱。

時隔僅僅一年多的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諾再一次作了長達5個小時的暢談。毛澤東說：“所謂的‘四個偉大’，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討人嫌的......”然而，這四個偉大正是林彪提出的。現在公然說“討厭”，並且還向各級傳達。政治敏感的人立刻感覺到，意味着林彪可能有麻煩了。

事實上，四個月前的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中共第三次廬山會議上，已經開始對林彪集團圍剿了。

從共產黨從未有過的把接班人寫進黨綱，好到用來百姓的話來說，“簡直是合穿一條褲子”到完全翻臉，全面清剿僅僅只有一年四個月。古今中外數千年歷史罕見。足以計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1971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廣場的國慶盛典被取消了，老百姓們沒能看到偉大領袖和他的最最親密戰友的光輝形象，也沒能再一次聆聽怪聲怪氣的“萬歲”聲，正當無限遺憾的時候，忽然傳達中央下發文件說，林彪叛逃去國外，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了。這林彪可是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偉大統帥欽定的接班人，最最親密戰友。兩人肩並肩緊緊挨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情景看上去要多親有多親，怎麼一夜之間敬愛的林副統帥變成林賊了？群眾目瞪口呆，偉大領袖難道瞎了眼了?連身邊的事情都鬧不清，英明在哪裡？

其實，希特勒聰明得多。當年，一批德國軍人圖謀暗殺希特勒，事情敗露後，發現立下輝煌戰功的隆美爾元帥也參與其中。希特勒逼迫隆美爾自殺，以有裝模作樣為隆美爾舉辦國葬。他主要顧忌的是隆美爾的威望，一旦大家知道隆美爾也參與其中，必然會對自己的威信產生嚴重影響。而隆美爾當年在德國的地位還遠遠不及林彪在中國的地位。

偉大領袖難道糊塗了，還是以為自己威威不可動搖？還不肯罷休，又一級級傳達林彪兒子林立果準備進行武裝政變的《“571”工程紀要》。裡面說到：

“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還說，“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本來是批評林彪的，反而讓許多人覺得說得對啊。

或許他也意識到自己威望瞬間暴跌，身體和精神狀態立刻迅速萎靡了。

但，還是不肯善罷甘休，又開始了批林批孔，接着又批起水滸和宋江來。老百姓給弄得莫名其妙，水滸和宋江是那八輩子的事情了，現在一定要把小說虛構的人物也拉出來批鬥，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算是哪門子事？很快，批水滸變成了批投降派，批儒家，批周公，很明顯矛頭已直接指向周恩來了。

然而，儘管上面調子唱得很高，老百姓已經不當一回事了。而那些搞運動的積極分子，也因為挖了那麼多五一六，最後都平反，還要為此作檢討，也清醒了，往牆上貼些大幅標語，就此交差。再有不上當了。

文革實際上已經苟延殘喘了。就這樣拖了四、五年。

然後，到了1976年，這一年是中國人民最難忘的災難頻頻的一年。

1月8日，尖利的哀樂聲刺破長空，周恩來因病逝世。周恩來在“文革”動亂中，為把黨和國家的損失減低，任勞任怨，到處補漏洞。然而，當時的批儒、批水滸、批周公，矛頭已直接指向他。他的去世，讓中國人民幾乎到了絕望的地步。遺體送去火化時，首都北京出現了十里長街、萬人同泣的場面。儘管不許開周恩來的追悼會，但是各單位都自發組織追悼，各級領導睜一眼閉一眼，由底下去搞。

3月8日下午，一顆隕星飛至吉林地區上空爆炸，大量碎小的隕石散落，隕石雨散落範圍約500多平方公里，包括吉林市郊區、永吉縣、蛟河縣的7個公社，人口10餘萬，最後一塊穿破1.7米凍土層，陷入地下6.5米深，在地面上造成一個深3米、直徑2米多的大坑，震起的土浪高達數十米，土塊飛濺到百米以外。隕石中有3塊重量超過100公斤，最大一塊重1770公斤，大大超過當時美國收藏的世界上最大石隕石的重量1078公斤。

中國古人相信，天降隕石，意味着大災降臨，或者大人物去世。人心更加浮動。

可是，這時候江青又發表講話提出”社來社去“，要求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返回農村。這是她文革期間提出“文攻武衛”的又一次極其荒唐的口號。那些好不容易踏入大學門檻的學生再也不願接受如此的安排了，怒火被點燃了。

1976年3月28日8時，南京大學四百多名師生率先公開組織開展周恩來逝世的悼念活動。以周恩來的巨幅遺像為前導，捧着玉蘭花製作的大花圈，沿着南京主要幹道，前往梅園新村。當天上午，南京其他十幾所大專院校的數萬名師生也抬着花圈和挽幛紛紛湧向梅園和雨花台。

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樓廣場也貼上了大幅標語。群眾紛紛鼓掌叫好。3月29日晚和30日，南大三百多名師生分成二十多個小組，分赴南京火車站、汽車站、輪船碼頭。在鐵路工人的幫助下，在開往北京、上海的列車車廂上刷寫“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鄧小平和人民心連心！”等大標語，還有針對江青的“我們想念楊開慧”。將反對“四人幫”的呼聲傳向全國。

北京民眾立刻響應。4月1日，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4月2日，警察累計已逮捕26人。4月3日，天安門廣場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並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大約100萬人去過廣場。4月4日（清明節），南京、鄭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現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高潮。同日早上，北京民眾不顧禁令，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演說、以詩歌悼念周恩來，廣場上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詩海”，最多時約有200萬人。4月5日凌晨，大批軍人、警察、民兵及200輛卡車開到天安門廣場鎮壓，4月6日，天安門廣場上已沒有花圈，天安門廣場持續戒嚴。

接着，7月6日，另一位國家領導人朱德逝世，哀樂再一次在華夏上空哀鳴。

7月28日發生了里氏7.8級的唐山大地震，後來統計共造成24.2萬多人死亡。一年前的1975年，曾經預報過遼寧海城當年2月4日地震獲得成功，被宣稱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解決了預測地震的世界性難題。但隨之而來的唐山大地震，徹底震碎了幻想。

當時，正當酷暑難當，一些人貪涼到屋頂上睡覺，突然房屋劇烈搖晃，天際夜空不斷閃爍亮光，有人驚恐叫喊，“不好了地震了！”人們趴在地上不敢動彈，只覺得房屋沒完沒了的搖晃，好久才停息下來。待到搖晃已結束，人們急忙從屋子裡逃到室外，室外已是人聲鼎沸，亂成一團。既沒有人組織，也沒有人管理。天亮後，得到通知，知道是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各單位布置下來，任何人都不准住在房間裡，在一樓的走道里舖上草蓆，晚上大家都必須睡在那裡。

幾位從唐山逃回來的煤炭部的幹部說，地震當天晚上，他們想開門逃出房間，然而，房門被死死卡住，再也打不開。於是，他們將床單撕成布條，從窗子上把自己吊了下來，撿回了一條命。而據說，許多人由於打不開房門，就被磚石砸死在房門口。

以後餘震不斷，兩天后，又禁止任何人再睡在走廊里，大家必須睡在露天。各大院子裡，用桌子板凳搭起臨時床鋪，不分男女老幼，也沒有什麼地位高低，大家都在院子裡的這些臨時床鋪上過夜。往往一張乒乓球桌上躺着四、五個人。首都各處磚木結構的古建築倒沒發現有什麼明顯的破壞，倒是王府井的鋼筋水泥百貨大樓裂開了一條縫。

出差到北京的人和外地有親人的人紛紛設法離開北京，然而，根本買不到車票。幸好，那時候飛機票比較昂貴還要憑介紹信才能購買，有辦法的人就買了機票逃離北京。

然而，人們很快發現，整個中國都沒處可逃了，因為，預報說，所有的地方都會發生大地震。一名婦女帶了兩個孩子從北京飛到上海，又從上海飛回北京，因為到了上海後，當地通告說，上海要發生海嘯！

進入9月，毛澤東死了，悽厲的哀樂又一次響起，讓本已十分惶恐的人們更加心驚膽顫。一年多來，又是隕石又是地震，還接連死了三個國家領導人，追悼會一個接一個， 國旗一次次降半旗，國家失去了方向，人們象熱鍋的螞蟻般慌亂，國家似乎到了大禍臨頭的關口了。

全國所有當地的地震台都發出警告，隨時都可能發生大地震。本來麼，原來得意洋洋的宣布，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地震預報已不在話下，牛皮吹得天響，可是唐山地震沒預報，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如果，再來一次地震沒能預報，那個責任誰擔當得起？可是，如果預報了，卻沒發生地震，沒關係，誰也不必承擔責任。於是，各個地震台天天報有地震來。各級領導也不敢承擔責任，天天部署迎接地震來到的準備。於是，整個中國從東北到西南，從高原到平原，從鄉村到城市，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用木料和油毛氈搭建起簡易的臨時抗震棚，有的搭在廣場上、有的搭在公園裡、更多的搭在街道上，一直延續了好幾年。抗震棚成了全中國的一道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獨特風景線。

以後毛去世，電台里悽厲的哀樂代替了豪氣沖天的革命樣板戲，接着四人幫倒台，被推上歷史審判台。

以後，理論上推翻了兩個”凡是“，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啟了歷史的新的一頁。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按照胡耀邦要求《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發表。短短一個月時間裡，人民日報社就收到了上萬封信件和電報，收到的信件裝了一麻袋，紛紛表示擁護平反冤假錯案。文章發表當天，有的家庭竟然全家人激動得哭了一個晚上。

然而，組織部門有些人卻非常惱火，認為這是製造新的不穩定因素。理論權威打電話質問：《人民日報》到底代表誰在說話？

　　胡耀邦朗聲笑道：“這不奇怪，自從我們黨誕生以來，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正確與謬誤的重大鬥爭。有時恰恰是謬誤的一方占了上風，這風還刮得很猛，簡直是12級颱風。但只要正確的一方沉着應戰，堅持不懈地努力，最後總會取得勝利。現在我們也正處在與一股新的12級颱風相抗衡的關鍵時刻。我們既然已經堅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絕不後退，並努力擴大已經打開的突破口……”

　　最後還說，“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還說：“我們要靠實事求是吃飯，不要靠摸精神吃飯。還是那句話，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樣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句話，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主持平反工作。打開了平反工作的新局面。先後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和“二月逆流”正式平反。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人所作的錯誤結論，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全面鋪開。　

胡耀邦走馬上任後看到檔案室里堆積了好幾間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國30年來，冤假錯案積累的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千古罕見。到1980年1月，中央和全國各地平反總數達290萬人。沒有立案審查而得到平反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大得多。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

許多案件的平反絕非一帆風順。以平反右派為例。

1957年全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達55萬人之多。從1959年到1964年，雖然分五批陸續給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國仍有十多萬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的人，在政治上仍備受歧視。工作量之大，足以讓人望而生畏。

　　　因此，有人認為，“只給右派摘帽就行了，沒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認為，“當時就是有人向党進攻，不能都給他們平反”；還有人認為，“如果把幾十萬右派都改正過來，工作就會亂了套”。

　　為此，胡耀邦先後指示五部門兩次聯合召開會議,研究錯劃右派改正的問題。以後，向中央呈報了一個《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中央將此作為1978年11號文件轉發全國。

　　隨後，分五批給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許多人熱淚盈眶。當改正的右派突破50萬人時，有人慌了，說：“這樣改，太多了！”胡耀邦的回答室說：“當年狠抓右派的時候，為什麼就不嫌多！”

與此同時，1979年初，國務院允許大批下放的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返城。知識青年人數達到1600萬，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下放的城鎮居民沒有相應的統計數字，應該不是少數。

例如，陝西省旬陽縣的一份資料說到，1968年至1978年，全縣動員1975名城鎮知識青年下鄉。而該縣居民下鄉 在1966年下半年將93戶、345人，強行遷到農村落戶。1968年下半年至1972年，將城鎮居民1098戶、4644人採用停止營業、停止供應糧油、註銷戶口的措施到農村安家落戶。其城鎮居民下鄉的總人數遠遠超過知青下鄉人數。

南京大批下鄉的城鎮居民返城後已經沒有了原來的住房，只能在城牆邊搭建簡易窩棚容身。

數千萬返城的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必須安排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國家必須支付賠償。當時國民經濟經過文革的摧殘，百廢待興，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隨着改革開放，中國勞動人民的勤勞和國際資金和技術的引進，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逐步穩步前進。1978年我國的GDP為1495.41億 元，到十年後的1988年為3123.54億 元，平均每年增長 162億元。 1998年為10300億元，這十年平均每年增長717億元  。2008年達到45900億元，是1978年的30倍！以後，幾乎每年以平均增長率10%的速度高速發展。

氣候逐漸暖和，越劇《紅樓夢》允許放映，不知傳統藝術的年青人看得如醉如痴，一位公交車駕駛員邊開車邊哼“天上掉下個林妹妹，”結果，林妹妹沒從天上掉下來，車倒開上人行道去了。有些人家有了電視機，於是，左鄰右舍都來看節目，家裡成了電影院。以後，傷痕文學和“日本鬼子”的《追捕》風行全國….，長達十多年的文藝蕭條終於結束。

以後，中國人民迎來了改革開放新時代，呼吸到久違的自由空氣，物質條件也越來越豐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