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逝夜潭：張賢亮的右派情結和假右派帽子

張賢亮《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一文。近22000字，其中絕大部分篇幅是紀念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為得是要證明張賢亮是“右派”。

因為“正式文件”證明，張賢亮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為此，張賢亮竭力強辯，“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為此，張賢亮十分着急，“怎麼辦呢？”。

於是，張賢亮開始怪罪“文字”和“漢語”。張賢亮說：“當年的文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

張賢亮舉例，“其實，我們現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於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系統，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於古文和現代語文之間的差別”。

張賢亮還舉孔子例，“孔子說了句"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代漢語只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

於丹把這句解為“女小孩子和男小孩子為難養”。是於丹，還是張賢亮的“語言系統”，需要撥亂反正呢？

張賢亮感慨道，“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吃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到的詞語也加以解釋。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雖然這已經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鼠標即可，並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可是那樣一來，文章就成了資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現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頭文件，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只有極少數人掌握，絕大多數人只能受其擺布，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

張賢亮“感覺和感受”到，胡說八道，有時候也是很“吃力”的。但是張賢亮不氣餒，不罷休。為了“感覺和感受的色彩”，為了“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張賢亮更加起勁地造假，說瞎話。

張賢亮說，“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張賢亮繞了這麼大圈子，說了這麼多莫明其妙話，其目的是要把正式的歷史文件中說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史實，說成是他的“歷史”，但是這“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歷史卻不是他的“史實”。而“右派分子”不是他的歷史，卻是他的“史實”。真是莫明其妙，張賢亮才是在搞亂文字和漢語。不僅“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昨天的過來人也難以看懂。

張賢亮“搞亂”、搞“粗糙”、搞“模糊”文字和漢語，就能證明張賢亮是“右派”嗎？不能。於是張賢亮繼續怪罪起其他。

怪罪定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正式文件”是寫在“一張只有巴掌大，紙質脆薄，比現在公共廁所里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的“不經磨損，不耐存放，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的“用稻草造的“雪蓮紙”上。”

張賢亮忿忿不平，“而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蹟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

右派不右派，和紙張的好壞有什麼關係呢？不知道張賢亮有沒有考證過當時劃為右派的正式文件的紙張是不是好一些。而即使這紙張對不起張賢亮，“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上面的黑字還是看得清清楚楚，寫着張賢亮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

於是張賢亮又怪罪人，“問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導，問他當年為什幺把我定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前領導）笑着說：你只發表了一首詩，沒有其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儘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訂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

前領導確實“寬厚”，在劃張賢亮“壞分子”時，一定還讀過“年紀又輕”張賢亮，“反動學生”、“偷竊分子”、“經常曠課”、“高三面臨畢業時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臨畢業前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等個人檔案。在張賢亮看來，這些當然還是“"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的難題。

當年的“正式文件”證明張賢亮不是“右派”，而是“壞分子”；當年的領導也證明張賢亮不是“右派”，而是“壞分子”。

即使如張賢亮說的，“後來"地富反壞右分子"統通在一個菜籃子裡，最後"一鍋燴"了。到了地獄，不分你是吊死鬼還是餓死鬼，都是一律同樣對待的”。地獄怎麼樣不知道，但知道“一鍋燴”了，雜碎還是雜碎，蘿蔔還是蘿蔔。同樣，“右派”就是“右派”，“壞分子”就是“壞分子”。要不然張賢亮為什麼要費這麼多時間和腦力，要把“壞分子”往“右派”栽呢？

奧妙在於，“當“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蹟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證明張賢亮不是右派，而是壞分子的時候，“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文件的範圍內，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

雖然像其前領導說的，壞分子是張賢亮的“一筆財富”，張賢亮仍要削尖腦袋從壞分子往右派堆里鑽，因為“右派”將是張賢亮的更大筆財富。

張賢亮費了一萬多個字，胡攪蠻纏地反覆要證明自己是右派，最後才很無奈地輕輕說一聲，自己是“輿論上的"右派分子"。

搞不到真的“右派”帽子，搞一頂虛構的“輿論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帽子也過癮。為了這頂虛構的假“右派”帽子，張賢亮費了亂糟糟的一萬多個字。顯示其不僅是一個搞亂文字、搞亂漢語的行家裡手；還是一個編造“史實”，偽造歷史的行家裡手。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輿論上的右派分子”這頂帽子。

張賢亮很看重這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虛構出來的“輿論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右派帽子。文章中，張賢亮把這頂假右派帽子，擺在自己的第一頂帽子的位置，擺在有“正式文件”的“壞分子”真帽子、“反革命分子”真帽子，和其他沒有正式文件的虛帽子的最前面。

讀張賢亮這篇紀念改革三十年的文章的結論只能是：過去和現在都證明，張賢亮當右派是不夠格的，只能給右派丟臉。張賢亮真正的帽子就兩頂，“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但就像革命勝利了，投機分子會蜂擁鑽營到革命的大旗下一樣，右派翻天了，骯髒齷齪也自然粘附匯淤到右派的旗幟上。不同的是，革命毫不留情地甄別改造清除自己隊伍中的投機分子，而張賢亮卻仗着右派的旗幟當官弄權，斂財致富。

張賢亮在改革開放後才祭起的強烈的右派情結，是為了能投靠右派，在右派的旗幟下集合，拉右派做虎皮，包住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去攻擊過去年代，搞亂改革總結，攫取個人私利。

張賢亮因為不是真右派，所以往往比真右派更嚴厲、更賣力；更激情、更瘋干。

2008-2-26

星逝夜潭：張賢亮，“偷竊分子”開除出校說

《星逝夜潭：張賢亮的右派情結和假右派帽子》一帖，有論壇不放帖，有論壇放帖了又刪掉。允許張賢亮偽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允許批評張賢亮偽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有點意思。是這樣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嗎？

就像革命得成，不允許偽造個人革命歷史混入革命隊伍一樣；就算右派翻天，也不允許偽造自己的假右派帽子，招搖撞騙、欺世盜名。這是所有時代和所有人的起碼道德和準則。批評偽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不給真右派分子丟臉，真的右派分子也會贊同。右派即使再好，偽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都不好。論壇應該放帖。

三十年來，張賢亮吃盡了偽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的甜頭。在其《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中，除了讚美紀念其偽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的劣行外，還想為其在中學被學校開除討取說法，隱匿其歷史上“不良少年”的劣跡。

這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欲以攻擊誣衊過去年代和過去的學校、老師、同學，以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私利，就不好了。

張賢亮說：“還在上中學時候，學生宿舍常丟東西，老師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須找一個出來，因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臨畢業，在畢業典禮之前需要有一個反面教材來進行反面教育。找來找去，只能找我頂罪：一、因為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又沒有資格領助學金，窮就有偷東西的可能；二、我也確實不好，經常曠課跑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看小說，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三、丟的只是墨水、郵票、信封、信紙、襪子之類的東西，不夠向公安局報案的條件，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學校自行破案。而按慣例，任何單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間排查。剛好，我這個窮學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又是"關、管、斗、殺分子子女"，我當小偷的各方麵條件都具備。於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後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現在，日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仍說我曾是個"不良少年"，在文學史上留下不良記錄。）”——看到其中悻悻的“仍說”二字了嗎？

張賢亮《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一文，約22000字，其中絕大部分說的是所謂“身份識別制度”。張賢亮說，填表格時，其自己填寫的家庭成份是“資本家”，“其實是“官僚資產階級”，填“資本家”降了好幾格”。張賢亮說，“從此“資本家”決定了我以後的命運”。

張賢亮時時處處都以其出身成份，作為對過去時代的攻擊，對今天時代的招搖。其手法是偽造歷史，挑動仇恨；其目的是混淆是非，為自己翻案。這次也不例外地以其出身成份作為被學校開除的原由，攻擊賭咒過去，糊弄討好今天：“剛好，我這個窮學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又是"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於是，“我當小偷的各方麵條件都具備”了。事情是這樣嗎？

一、家庭成份沒有影響張賢亮在解放後讀到高三。

張賢亮1936年生人。“1949年解放時剛上初中”。也就是說張賢亮的中學6年是在解放後上的。在當時，在剛剛解放的新中國，能夠讀的起書，能夠讀到高中畢業的人，不會多。普通工人、農民更不會多。張賢亮“資本家”和“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剛解放就上初中，一直讀到高三。新中國沒有歧視難為少年青年張賢亮。就是今天的中國，貧苦人家子女讀到高三也不容易。所以，至少在當時，張賢亮抱怨的所謂“身份識別制度”沒有影響張賢亮讀到高三。張賢亮是新中國，是五星紅旗下讀出來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二、張賢亮的中學同學和老師。

只有比較富裕殷實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可能在解放前夕就讀到小學畢業，緊接着在解放後立即進入中學。這些比較富裕殷實的家庭，也就是張賢亮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較高的。能夠當中學老師的人，也一定是解放前就讀書，大部分人讀到大學畢業，小部分人也至少高中畢業，才能勝任中學老師。這些人的家庭成份也不會太低。所以，張賢亮的整個中學期間主要是和這些張賢亮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較高的同學和老師相處打交道。而張賢亮在中學期間，乃至現在，還所怨恨，所過不去的，卻就是這些人。

張賢亮在工人農民堆里鬧不清，一生抱怨不休。在知識分子圈裡也混不出來，年紀輕輕就鬧了一個“偷竊分子”，“開除出校”的人生開局，弄的老了老了，還是抱怨不休。

張賢亮說自己是學校同學和老師（誰能說老師就不偷東西了？）中唯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裡，張賢亮說的“資產階級分子”是一個模糊概念。張賢亮經常搞這一套，其獨搞的“輿論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即是睜眼說瞎話的著名例子，以搞模糊虛假，以達造假目的。

唯一的“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也許有可能。這除了說明解放時“關、管、斗、殺分子”很少，不說明其他。而很少的“關、管、斗、殺分子”，其子女即使“經常曠課”、即使“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仍然可以讀到高三。而即使沒有所謂“身份識別制度”的今天，仍然有好多人，即使沒有經常曠課，即使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及格也讀不到高三。張賢亮還抱怨什麼呢？

“關、管、斗、殺分子”，過去一般說的是“殺、關、管”，這三者的概念很明確，很容易掌握界定。“殺、關、管分子”中，包括所有不值得同情的，對新社會極端仇視的殺人、放火、投毒、強姦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張賢亮加進去的“斗”，就模糊了，不容易界定掌握。如果加上模糊的“斗”，張賢亮還只是班上唯一的“關、管、斗、殺分子的子女”，這又能說明什麼呢？

三、家庭成份高的同學，一般學習成績都比較好。

不說其中有沒有先天遺傳因素，至少有兩個後天有利因素，一是家庭有比較好的學習條件，比如家中必有文房四寶，以及多少不等的家庭藏書和字畫等；二是家庭有比較好的學習氛圍，比如家中大人一般都懂的識字斷句，以及從小就受到“詩書繼世久”的傳教等。這些家庭的子女，自幼能比較早地接觸到書籍、書法、繪畫、音樂，以及讀書功名成就的薰陶等。因此比一般工農子弟和其他一般家庭出身的子弟，有更優越一些，學習成績能更好一些的條件。

這樣家庭的子女，人之常情，也不想自己的學習成績比其他一般家庭和貧苦家庭出身的學生差，至少不差太多。這也使得這些學生，更努力刻苦學習。這諸多因素，都促使在學校里，家庭成份高的學生的學習成績一般都比較突出、比較好。

張賢亮“資本家”、“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出身，讀書竟然讀到“高三班臨畢業前，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部不及格”的地步，匪夷所思，搞什麼搞。

四、至少在解放初期，家庭出身成份不太影響升大學。

在五十年代，至少在張賢亮就讀高三的1954年或1955年，一般家庭，特別是工人、農民等貧苦家庭出身的子女，能讀到中學，讀到高中畢業的畢竟不多，因為那必須在解放前就讀到小學畢業。因此，那時候的大學招生即使想使用所謂“身份識別制度”，排斥家庭成份高的學生進入大學，也是不可能的。

而實際情況應該是，解放後，大學的數量是在增加的，大學的招生數量也在增加，大學生的讀書費用則減少到幾乎到低廉免費的地步。那麼，在當時中學讀書的出身成份比較高的學生，將有比解放前更多的機會升入大學深造。是這樣嗎？

相信只要公布當年的大學錄取學生的出身成份統計資料，一定支持本文的說法。作為連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張賢亮，有很好的條件取得詳細資料數字，用事實說話。而不是象怨婦一樣，價日裡沒完沒了，冗長空洞地長吁短嘆，惡毒咒罵。

而張賢亮的“高三班臨畢業前，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部不及格”，不要“身份識別制度”，張賢亮自己就把自己進入大學的大門關掉了。而張賢亮卻沒完沒了地怪罪於“身份識別制度”，毫無自知之明，自省之心，不知羞恥到這等地步。

就算誰都可以怪罪“身份識別制度”，就張賢亮不行。即使事情如張賢亮所說，也輪不到張賢亮來說。由張賢亮來現身說法，打抱不平，猶如請流氓為良家婦女申冤訴情，呵轎護駕。還是哭錯墳頭，燒歪高香；裝神弄鬼，惹鬼進宅。

五、張賢亮為什麼在臨近高三畢業時被開除。

1、張賢亮說“因為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又沒有資格領助學金，窮就有偷東西的可能”。對窮的錯誤解讀和牴觸，以張賢亮之小人之心，度天下人，始終是張賢亮所有錯誤思維和行為的根源。這裡不多說，多說可能為張賢亮招來更多公憤。

現在仍有這樣的學生，因為某種原因，對學校、對老師，乃至對社會產生牴觸情緒，於是仇恨學校、仇恨老師、乃至仇恨社會。但是這些年輕的學生，卻天真的認為，可以用不學習、不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逃學、曠課、上課不聽講、不做作業、或者故意亂七八糟地做作業等等，來對抗老師，報復學校和社會。拿自己的青春和寶貴的學習時間和機會，開青春和人生的玩笑。

張賢亮對自己“資本家”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家庭，因為解放而沒落，從富足優裕的家庭生活，以及顯耀光鮮的社會地位，突然間破敗跌落，是不是有不理解、不接受？是不是有懷恨在心？是不是有仇恨和報復的想法？這些仇恨和報復的想法，是不是白天黑夜，無休止、不間斷地噬齧扭曲影響着張賢亮的情緒、性情和學習成績？至少現在張賢亮是不接受的，是仇恨的。

2、到圖書館看小說，是此前乃至今後所有“經常曠課”和“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的學生的最好和最體面的理由。

而張賢亮因為經常跑圖書館看小說，所以“經常曠課”，以至““高三面臨畢業時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這恐怕不能怪罪張賢亮深惡痛絕的所謂“身份識別制度”吧？而張賢亮也不會是在高三班面臨畢業時，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才突然間全不及格的吧？

“經常曠課”，嚴重違反無視學校的規章制度，嚴重擾亂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在學生中造成很不良的影響。這不輕鬆，不好玩，不體面。

不知道在現在的中學，學校和老師是怎樣面對“經常曠課”，長期“數理化英語幾門課程全不及格”的學生。這樣的學生是不是能高中畢業？是不是能熬到高中畢業？現在流行的所謂學校里的“小混混”一詞，是不是說的類似人？不知道。

年輕時候的張賢亮，還使人聯想起大清完蛋後的一些八旗弟子。張賢亮象不象完蛋了的舊制度的紈絝子弟？

3、誰在偷竊？什麼樣的人在偷竊？

張賢亮說，“還在上中學時候，學生宿舍常丟東西”，“丟的只是墨水、郵票、信封、信紙、襪子之類的東西，不夠向公安局報案的條件，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只能靠學校自行破案”。

好傢夥，“這種順手牽羊的事神探李昌鈺也查不出”。也就是說，“這種順手牽羊的事”，只有天知地知小偷知，連神探如李昌鈺也不可知；而李昌鈺是什麼時候的什麼樣的人啊，也就是說當時根本就無人可知；也就是說即使學校知了，“自行破案”了，即使不是張賢亮遇上，也是冤假錯案。於是張賢亮自己給自己“不良少年”的劣跡平反了。順手還給了開除他的學校一耙子：學校對張賢亮搞冤假錯案。這就是張賢亮慣常使用的障眼迷糊法。事情是這樣嗎？

一、這些東西偷了沒有用，不能用，只能“順手牽羊”，乘隙偷來，尋隙扔掉；二、偷這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不夠報案條件，公安局管不到。這樣的小偷，偷的忒離奇，想的忒周到。

搞這樣損人不利己事情的，只有心有怨恨，唯恐天下不亂的小心眼，又有點心計的人。這樣的人，一心希望學校最好能經常出一點事情，鬧得同學間人心惶惶，互相猜疑，不得安寧。於是沒有事情也要想方設法搞出一點事情，於是經常喜歡搞搞這些小動作，惡作劇，偷着樂。

張賢亮，有點像。

當然學校不會僅憑“有點像”，想來還有其他說法。但是對搞老虎門之類的人來說，結果還是一樣。張賢亮拒絕一切說法。對張賢亮來說，即使不是張賢亮偷的，即使是其他人偷的，即使是神探出世也不管用。而偷東西卻又確確實實存在，於是張賢亮只能學耶穌一樣走上十字架。

張賢亮說：“於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後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

這裡，張賢亮說的是“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而不是“偷竊分子”兼“反動學生”。不要小瞧其中的“兼”字。這裡張賢亮既不用逗號，也不用頓號，而是自行塞入一個“兼”字。張賢亮不是很喜歡“正式文件”嗎？在開除處分張賢亮的正式文件中絕對沒有這個“兼”字，這個“兼”字是張賢亮的又一個偽造假冒歷史的證明。

張賢亮又一次使出障眼迷糊法，其開除主要的是因為“反動”，僅憑“反動”就可以開除了。所以，“偷竊”僅僅是“兼”，是附加的，強加的，冤假錯的。張賢亮是很細心的，張賢亮的小聰明、小心眼用到家了。只是張賢亮自以為高明，忽視了天下人，天下小心眼人不止張賢亮一人。

張賢亮說：“於是，臨畢業前我就作為"反動學生"兼"偷竊分子"被開除。還在青少年時代我就受了黥刑，臉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給以後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雖然有點象無奈掙扎哀鳴，但其中“給以後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礎”，“基礎”之說，倒是有點象老實話。

其一：很難想象，做學生時即心有怨仇，經常曠課，不思學習，不學無術，抱有嚴重的“破罐子破摔”心態的張賢亮，在此後的勞動工作中，能很快痛改前非，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學習業務技術，認真勤懇工作。

其二：即使在沒有所謂的“身份識別制度”的今天，無論國內國外，個人的各種不良記錄和劣跡，還是很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工作的。這些影響，會造成這些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挫折和不順利，這些挫折和不順利再可能反作用於這些人，加劇這些有着不良記錄和劣跡的的人的不良心思和劣跡行為。可以這樣解讀張賢亮嗎？

所以，張賢亮的最有效平反，最好從在中學被認定為“偷竊分子”開除出校，開始平反。

而這個反就算能平，若按張賢亮所說，能平也變得難平，不讓平。李昌鈺還沒有出來查，張賢亮就信誓旦旦地說李昌鈺也查不出來，好像張賢亮比李昌鈺更能似的。如此，誰敢接這個茬？就是有人敢接茬，也沒有用，也瞎忙一場。還有誰比李昌鈺更有權威，本事更大？繞了這麼大圈子，正是張賢亮想要的。即使真相，也萬萬不能白於天下。

張賢亮為什麼這麼自信呢？只有事情是張賢亮自己做的，張賢亮才能這麼自信。這有點像荒唐的“老虎門”，及其荒唐的周老虎們。“機關算盡太聰明”。

這些都是張賢亮很遙遠的年輕人時候的荒唐事情了，本不值一提。只是張賢亮自己花里胡哨地叨叨不休、念念不忘，並還一本正經地與很嚴肅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扯在一塊。打着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幌子，肆無忌憚地用假冒偽劣攻擊過去的整個時代，給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抹黑，給右派分子抹黑。

花起花落，雲披雲覽。閒來一笑說。

200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