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日，利州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隊在大石鎮境內開展文物普查時發現一處1933年紅四方面軍在此駐紮時書寫的石刻標語。該石刻標語位於大石鎮大石村二組（鐵路隧道旁邊山體的岩石…
[詳細] 核心提示:傳統黨史將此次反“圍剿”的失敗主要歸因為李德、博古等人“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但實際上，共產國際代表一直強調運動戰的原則：“中央蘇區的主力不應參與陣地戰，它們應該進行運動戰，從兩翼實行夾擊。中央蘇區要有預備力量，以對付任何突然襲擊。”
黃道炫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來源：資料圖）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網，作者：徐進，原題：《中央蘇區的建成與丟失》
去年是建黨九十周年，歲末，黃道炫先生的著作《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以下簡稱《革命》，引文只注頁碼）出版，作為在這一特殊年份的一部黨史領域的著作，目光投向了我們較少關注的1933-1934年，在中共歷史上並不光彩奪目，相反卻有些磕磕絆絆的兩年。
以往的以中共一黨為唯一主角的敘述，不可避免地戴上階級分析的眼鏡來觀察與中共有關的歷史，將中共的“革命”看成歷史的唯一命題。只見動員“革命”的中共，卻看不到動員的對象——蘇區的群眾的反應，也看不到“革命”的旁觀者與對手——國民黨的觀察，這樣的歷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蘇區的真實面貌？看來，這些中共“革命”的佐料對於還原與重構更立體、全面、真實的歷史實在是至關重要。
《革命》旨在打破既往研究的局限，用微觀解剖的方法努力重構1933-1934年的中央蘇區的“革命”現場。本書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中央蘇區的煉成和建設，二為國共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較量。著者爬梳了包括中共高層文件、基層檔案、國民黨方面材料等大量的史料，努力重構著者所言的“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着社會歷史的細節”（1頁）。
中共作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依憑的政黨，從一開始就以“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為己任。劍芒所指之處，社會革命便磅礴而出。土地革命、民主集中制、婦女解放等等，無不在蘇區掀起颶風。活躍在鄉土草莽之間的中共黨人，力爭改造農民、重建農村社會，然而與此同時，其自身也在不知不覺中被農民所改造，因農村社會而嬗變。
就拿土地革命來說，“革命”的話語，卻未必與蘇區的實際完全契合。蘇區“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占人口相當多數……一般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也擁有相當數量土地”（26頁），而且在江西還存在自耕農占絕對優勢的“無地主村”，作為“土地較為分散的地區”，福建與江西“中人之家”即“中農”卻占有相當的比重。出於動員革命的要求，“作為一種宗族、團體的占有形式”的公田便被歸為“地主豪紳變相占有土地的方式”，算為地主所有的土地，加以平分。“事實上，如果給農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權，在中央蘇區這樣公田發達而地主占地並不集中的地區，平分公田讓農民受惠的程度並不比沒收地主土地少，這是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來的絕妙棋子。”（48頁）
除去土地革命，中央蘇區政策的其他許多方面也存在“因時而變，因地制宜”的情況。《革命》從黨、政權、教育與文化、社會革命的宣傳、婦女、群眾、紅軍等多個方面展現了中央蘇區的情境，體現出一種社會史的視野，其中不乏有趣之處。
比如，作為在中央蘇區“地位上升最快的群體”的婦女，一直是極受重視的群體。但是，中央蘇區的贛南、閩西是客家人聚居地，而“客家人有天足傳統”，“客家婦女參加勞動者甚重”，“婦女可以不依賴男人，甚至養活男人”，體現出與漢族婦女迥異的面貌。中央蘇區婦女地位提高迅速，並成為參加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共主觀的宣傳與推動自然不可忽視，但是其客觀因素似乎也不容小覷：蘇區“絕大部分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蘇區最寶貴的人力”（252頁）。男子充軍留下的大量社會真空，急需其他社會力量來補充，而婦女自然成為了需要動員走出家庭，走向田地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