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劉少奇拉開毀滅自己的文革正幕

2015-03-19 23:45:41

多維歷史

“文革”由“文革”的第一主攻對象——劉少奇自己拉開了正幕。可是，王光美堅持說：直到1966年8月，毛澤東印發《炮打司令部》之前，劉少奇一直不能確定，“中國赫魯曉夫”的帽子會真正落實到他頭上。雖然劉早已覺察毛對他不滿。本文摘自《領導者》雜誌，作者高建國，原題為《零距離採訪王光美：“文革”爆發與毛、劉分歧》。

劉少奇與王光美

王光美取消了不見面的決定

八年前（1998年），一個泛着涼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內部招待所，撥通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電話。未等我開口，一位操着京腔的年輕女性已在發問：“喂，請問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說明了身份與來意，希望予以通報。然而，令我驚異的是，這位“年輕”的接聽者，就是年已七十七歲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堅決地表示，她只能在電話里接受簡單採訪，因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來取些東西。於是，我便在電話里匆匆展開訪談。

“由於劉主席非常喜歡別人稱呼他‘少奇同志’，請允許我也使用這個稱謂，並稱呼您為‘光美同志’。”我這樣開了頭。

“好啊。多少年沒聽到這樣親切的稱呼了。”王光美高興地說，“你想問什麼呢？”

“我想請您扼要地談談，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關感受……”這是聘我為特約撰稿人的報社，預定的採訪題目。

“原來你想談這方面的事兒。”王光美的聲音明顯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迴避這個話題，“你的題目太大了，我需要準備一個月。”

“那麼，請允許我請教一個‘文革’史至今沒能說清的問題。”我臨時放棄了採訪提綱，想解開一些歷史之謎。“少奇同志究竟是什麼時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國爆發了？”

“這個……”王光美猶豫着，沒有回答。

“當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時，少奇同志是否意識到，鬥爭風暴不久將在黨內颳起？”我追問了一句，搞專訪只能這樣抓機會。

“你對黨史很熟悉嘛，還能說出這是在那次全會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繞着彎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專程從上海來採訪您，當然做了充分準備。”不管怎樣，來自王光美的誇獎使我相當愜意。

誰知，她馬上提出了批評：“不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並不是毛主席提出的，這只是一種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話是‘階級鬥爭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

“您的嚴謹使我知道，您當年擔任少奇同志的秘書，是怎樣一種工作狀態了。”這倒不是恭維話，是我感慨之餘的由衷之言。

“你寫給我的那封信，為什麼不用計算機打字呢？”王光美跳換了話題。

“手寫顯得鄭重一點吧。您能看清楚嗎？”我難以判斷她對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見信，是什麼反應。

“我已經很久沒有接到記者手寫的信件了。你這封信，寫得很認真，在措辭上也比較嚴謹。”

“這是因為，我想認認真真地對您進行一次採訪。我覺得，我們任何人都無法迴避‘文革’，和它留給後人的永久教訓……”

“哦……你說得對。我接受你當面採訪。”王光美改變了決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醫院已經住了半個月了。我的肺炎其實已經大好了。過兩天，就在我家裡談……”

王光美與我約定了見面時間。她並在電話中，又興致勃勃地談了一些對劉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採訪有交換條件

兩日後，一個風和日煦的下午，我來到復興門外一幢公寓樓內。王秘書給我開了門，小保姆給我送來茶水。不大的客廳朝南，布置得整潔樸素。不久，身穿淺灰色豎條棉布便裝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雖然已是黑白參半的頭髮，仍然洋溢着活力和熱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機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頗佳，便請她站在擺設着插花與盆景的窗台前，讓我拍一張照片。她半開玩笑地說：你得寸進尺啊，這可不在約定的訪談範圍內。結果卻是我給她拍了照片，她又讓秘書給我們拍了合影。

秘書告退後，我拿出筆記本。王光美微笑着連連擺手，打斷了我的發問。她說：我知道，你着急地要和我談少奇的事。可我還是要先和你談談中國貧困母親的事。你得答應我，在文章里包含這個內容，讓大上海的讀者也知道貧困地區的狀況。

我一邊應諾，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這是您支持我們工作的交換條件吧。她笑而不答，徑自拿出一份材料，讓我“仔仔細細摘錄”。

原來，時任全國政協常委的王光美，自1995年起，便擔任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為貧困母親治病、掃盲、脫貧，並藉此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也能順利參加到各項改革偉業中去，是她餘生最大的心願。

雖然王光美的健康被“文革”鐵窗生涯嚴重損害，數年來她卻親自帶隊，奔走在陝西、雲南、福建、四川等省泥濘的小道上、濕冷的山區中。許多昏暗破舊的茅屋，出現過她親切的身影。許多久病絕望的母親，曾從她伸出的雙手中，得到溫暖與救援。無數貧困地區的孩子，記住了“北京王奶奶”盈含淚花的慈祥面容……

王光美唯恐我摘錄不詳，又把重要數字複述了一遍：全國至少有六千萬貧困人口，一千萬貧困母親，溫飽難保！而這些貧困地區，曾在中國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譬如，設立“幸福工程”項目點的陝西省大荔縣，就是二十萬年前“大荔人”頭骨的出土地，還誕生過不少中外知曉的歷史名人（筆者註：晚清“同光中興”時期，以理財著稱的“救時宰相”閻敬銘，就是大荔人）……

王光美說：中國人本來是最有惻隱之心的。咱們今天既應提倡市場競爭，也要弘揚同情心，這是弘揚人性善麼。何況咱們中國這麼大，不走好全國一盤棋怎麼行？廣大弱勢群體、貧困母親的生活狀況，是關係當前國泰民安、關係今後中國社會構成的大問題啊。

我後來獲知，王光美不辭勞苦地領導“幸福工程”，真正如她所言，是個“義務打工者”，從未領取分文報酬。她還為“幸福工程”，拍賣了娘家祖傳的宋代“耀州窯刻花碗”、清康熙“青花釉里紅纏枝蓮碗”等珍貴古董，五十六萬元拍賣所得悉數捐贈。在她帶動下，連她的孫子、秘書的女兒，也為“幸福工程”捐款。

我並且獲知，王光美接受我採訪那天，病體並未完全康復，其後便又為“幸福工程”日夜操勞。三個月後，當她帶病飛赴昆明，出席“幸福工程”義演晚會時，竟病得不能開口。而這，不是她為“幸福工程”累倒的僅有一次。

就這樣，“幸福工程”不依靠國家任何撥款，至今七年來，累計投資三億元，以贊助發展副業的方式，救助貧困母親十三萬人（家），培訓三十多萬人次，項目點遍布全國316個縣（市、區）。

作為前國家元首夫人，王光美在官場與名利場的關係可謂多矣。但她晚年卻像普通人一般生活，像“先鋒隊”那樣奉獻，直至2005年，八十四歲高齡，才辭去“幸福工程”義務職務。她這種老而彌真的獻身精神，足令今天那一大撮以權謀私、慾壑難填的貪官污吏，和巧借慈善活動中飽私囊的偽慈善家無地自容。正因為中國還有王光美這樣的楷模，老百姓才對中國改革的良性發展，懷着不滅的信心。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關係

回到共和國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冤案，我的切入點依然是：劉少奇究竟什麼時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國爆發？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中，既隱藏着塵封的歷史之謎，也蘊含着深刻的歷史教訓。

王光美回答這個問題時，激動的情緒難以掩飾：“‘文革’要爆發，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這一說法使我十分驚異。須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為一線、二線，由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雖然不少重要決策，仍由身居二線的毛澤東主持作出，但在決策程序上，特別是1960年代，一線實權大大擴大的局面下，毛進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難繞過劉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

1960年代的格局，具體說來是，劉少奇在總書記鄧小平協助下主持黨中央工作，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也要向劉請示。劉只有重大問題才向毛澤東報告，請毛髮表意見或作決斷。倘若毛不在京，除極其重大的問題外，劉可與在京常委商議後，對任何問題當場拍板（情況緊急時，可相機進行終結決斷）。

王光美對我說：從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這樣的慣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總理代。……總得有人坐鎮麼。”

那麼，毛澤東是怎樣發動‘文革’的呢？或者說，毛澤東是怎樣越過中央一線，掀起對黨內“走資派”的大規模“階級鬥爭”的呢？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察覺政壇上有一些異常動態，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關注文藝工作。

而這一特別信息，來自江青與王光美這兩位主席夫人，討論服裝穿戴的一次談話。

1963年春，王光美將陪同劉少奇出訪印度尼西亞等四國。由於外交部禮賓司的俞沛文司長堅持，劉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製一些出國服裝。那時，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內行人”的口氣指導王光美：服裝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寶氣（筆者註：從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訪的江青，在“文革”中帶着哭音咒罵王光美：我叫她出訪四國不要戴項鍊，她偏要戴項鍊，一點不聽我的！其實，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勸告王光美不要別胸針，並未提及戴珍珠項鍊的事）。王光美向來敬重第一夫人，便謙虛地表示，她將尊重江青的寶貴意見。

江青對王光美說完她對出國服飾的見解，便一個勁指責中國文藝界搞“封資修”，情況已經如何嚴重；甚至胡說文化部副部長、著名左翼作家夏衍，歷史上是個“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後，便向劉少奇一五一十匯報了江青的可怕言論。但是，劉少奇並不認同江青的“奇談怪論”，對江青也顯得滿不在乎。

王光美告訴我：劉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對江青，一貫都是既關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對此具體解釋：“因為有明確規定，她是秘書”。“她以前是不怎麼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嚴的，不是隨便的。她有時隨便地對我說什麼，主席馬上給我打電話說：不該說，說得不對。”

王光美用一句話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實說，她是個聽了風就是雨的人。”

對於江青這種 “聽了風就是雨”的“來事兒”性格，王光美給我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這得從毛澤東1961年寫的詩詞《七絕·為女民兵題照》說起。

1961年，國民經濟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困境，為了防備外敵趁機入侵，各地加強民兵訓練。這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身邊的女機要員小李，到菊香書屋去給毛送文件。小李將離去時，毛澤東問她是否已參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槍而立的操練照片拿給毛看。毛看後十分高興，便在地理書的空白處揮就一首七絕：“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毛澤東把詩送給小李時說：年輕人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哪！

王光美說，江青“她是夫人，當然看見這詩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說了”。當時，江青對王光美就是這麼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從此就不穿從前的裙子了。而她過去……衣服很講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裝上又出了新花樣。王光美告訴我：“你以後看到她穿軍裝的相片了。她這不是從‘文革’開始的，從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軍大比武時，她已經穿軍裝了。”

以後，江青便經常穿着嶄新的軍裝出入中南海，並參加各種活動。不過，軍裝上沒有帽徽和領章——總參謀長羅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換穿軍裝參加活動，紅牆內其他夫人怎麼辦？王光美只好去問劉少奇。劉少奇的回答既簡單又明了：你們這些人又沒有參軍，穿軍裝做什麼？江青她要穿軍裝，隨她去好了。

江青換穿軍裝，僅僅由於“聽了風就是雨”的性格使然麼？王光美講述的這個歷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這後面還有什麼政治隱情？因為，毛澤東曾對外賓說，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換穿軍裝觀看大比武的那個夏天），他同劉少奇的鬥爭開始了。總之，毛澤東這次大力支持江青對文藝界的指責。而國防部長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於“文革”前夕介入對文藝和意識形態的大批判。

時至1966年8月，“文革”風起雲湧之際，建國後首次穿上軍裝的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檢閱百萬紅衛兵。

劉少奇不留情面批評江青

王光美接着向我講述了江青以“文藝哨兵”的名義，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曲折經過。

為了理解王光美作為歷史親歷者的簡要敘述，必須對歷史背景作些介紹。

史料證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與中央一線領導集體，對文藝與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何種政策，出現了鮮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劉少奇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以中央的名義批發中宣部“文藝八條”，提倡文藝題材和風格多樣化，反對黨包辦文藝。文藝界眾人歡呼，要把這“八條”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澤東根據江青的提醒，對文藝界發出警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

1963年9月，毛澤東再次發出警告：“唱戲，淨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那個東西不行”；“要推陳出新”。

可是，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在鼓勵現代戲的同時，並未封殺傳統劇目。文化領域的多樣化政策，和一線領導人制定的政治、經濟寬鬆政策一樣，繼續在全國靜悄悄地推行着。

正是在毛澤東越來越感覺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闖入文壇，開始向中央一線領導發難。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機說穿了，毛澤東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藝，既是一種可進可退的黨內鬥爭手段，也可涉及價值觀念等大問題。

王光美一邊回憶，一邊對我說：“江青從此以後抓文藝，抓什麼對封資修的批判，搞現代樣板戲。把上海來的滬劇《蘆盪火種》，改為京劇。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紅燈記》原來是東北的《自有後來人》，也給改了（筆者註：王光美這樣講，大概由於劉少奇1963年曾應周恩來之請，對哈爾濱根據長春電影廠影片《自有後來人》改編的京劇，提過史實修改意見。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據，則是上海根據該影片改編的滬劇《紅燈記》）……改成京劇《紅燈記》。江青只不過是看了，聽了，她就把這個作為她的本錢”；“江青也許改了一兩個字，因為她會京戲啊。”

王光美告訴我，由於江青在抓樣板戲時，對文藝界批評既多且厲，“中央就聽了江青的匯報。少奇找她談了，問她究竟有什麼意見？因為，文藝是很複雜的事。但她沒怎麼說話。後來，中央在懷仁堂開會，請江青出席”。

劉少奇與江青單獨談了些什麼？由於沒有留下記錄，如今已無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劉少奇批評了江青，在上海與王光美談文藝界各種問題是不負責任，以後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劉發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對劉少奇的認識也有個過程。……我向他匯報文藝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卻不表態。”

劉少奇於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藝工作會議”，留有不少史料。

雖然這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又根據江青提供的材料，對文藝界作了異常嚴厲的批示（史稱“第一個文藝批示”），指責文藝界的社會主義改造“成效甚微”，並怒聲質問：“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藝，……豈非咄咄怪事。”但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於解決的“主義之爭”，降格表述為：“就是頌古非今的問題，還有頌洋非中的問題”，並再三讚揚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的“意見好”。周揚的意見是什麼呢？周揚強調：文藝界的問題大多數是認識問題；大躍進時期領導文藝的方法簡單粗暴，現在不能仿效。江青在會上當即反駁：“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東西更粗暴！”可是，幾乎沒有人理睬江青。鄧小平在發言中明確表態：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揚的講話。這樣一來，文藝界就只需

改進工作，而沒有掀起批判風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長陸定一與周揚，對江青已數次要求批判、並說明毛澤東也認為“很壞”的劇本——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被江青指控與七千人大會後的“單幹風”等有關），依然採取頂着不辦、“欠債不還”的態度。而毛澤東對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藝”，召集部領導開會，早已對周揚發過話：“江青看問題很尖銳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當面說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我來管文藝的”。中宣部一再表現出的強硬，使毛澤東產生了中宣部有恃無恐的感覺。

不僅如此。王光美還曾根據劉少奇對毛澤東“第一個文藝批示”的反應，在個別場合議論：“據說在這個問題上，不少人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來自中央一線最高主持者辦公室的這一說法，也不見得未被毛澤東獲知。

正當毛澤東對劉、鄧等人公然庇護有“大問題”的文藝界，頗為不悅之時，一個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

江青搶當“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劉少奇主持“中央文藝會議”恰好一個月。並未感到形勢十分嚴峻的中國劇協，舉行千人迎春晚會。會前發函希望來賓講究服飾，女賓以裙子為宜。場內不設政治標語。諧趣節目有男演員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鵝湖》，梁、祝擁抱等。舞會裡稱“女士們、先生們”，還跳美國水手舞、倫巴……《解放軍報》編輯顧工，本着“戰士的責任感”，向中央揭發了“文藝界的糜爛風氣”。

此事頓時激起天威震怒。毛澤東於2月13日（大年初一）親自發話：“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毛澤東並於當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風報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語言砸下重錘：文聯各協會“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毛澤東並以“最近幾年”積累的感受指出，文藝界如不改造，就要成為吸附知識分子和黨員幹部、發動政變的輿論基地。

王光美對毛澤東這個批示（史稱“第二個文藝批示”），並未多加評論，只是告訴我，毛澤東那時還有一條“在文藝界培養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這樣，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來當“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敘述主線，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現上。她說：“1964年夏天，江青聽主席說，要培養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從此就搶着出風頭。她想沖。所以，‘文革’後批她想當女皇。她當然聽到一點什麼新精神了，她就從她個人那裡發揮。”

王光美說，江青在文藝界“沖”的時候，最重要的“發揮”，不是隨着“第二個文藝批示”的傳達，夥同康生隨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數十部“封資修”電影、戲劇，並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長拉下馬，而是這兩件事：一，經康生、張春橋協助，終於在上海搞成了對京劇《海瑞罷官》的影射批判，成為“文革”第一聲；二，由於批《海瑞罷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為“文革”鳴鑼開道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王光美的這一看法非常有見地。正是這兩件事，在歷史上牽出了“文革”兩大動力集團——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集團，林彪為首的軍事集團。而毛澤東以後多次說，江青對“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於她開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這兩炮。

劉少奇不知道《評<海瑞罷官>》的秘密策劃

我問王光美：你們（劉少奇和“劉辦”）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劃批判《海瑞罷官》嗎？姚文元在上海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海罷>》），長達八個月，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領導都知道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確：“我們這裡完全不知道。”

我再次提出問題：《評<海罷>》發表後，少奇還是不知道毛主席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發動“文革”麼？

王光美回答得很乾脆：“少奇他不知道。豈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講過，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對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說明：彭真那時不僅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他在總書記休息時，代總書記工作，不是有一句話麼，相當於副總書記。”彭真屬於坐鎮中央書記處的一線前沿人物，密切協助劉少奇、鄧小平處理中央常務。

彭真不知道《評<海罷>》的策劃與撰寫，就等於中央一線及其前沿機構，都被毛澤東、江青蒙在鼓裡了。這既說明《評<海罷>》的炮製過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瞞着中央領導集體；也說明劉少奇等一線領導，確實沒有對毛澤東採取“安裝竊聽器”、“安插特務”等秘密手段，反而習慣於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雖然這個程序並不完善）。其實，毛澤東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會議承認：“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對我說：出現《海瑞罷官》這齣戲，是因為“主席曾經親自提倡海瑞精神。”“主席還說過，包公許多故事是傳說的，真正的清官是海瑞，海南島人。主席告訴胡喬木，應該寫明史這一段。”“記得當時在上海或者在杭州，主席提出要看一次周信芳——上海‘麒麟童’的戲。周信芳真排了。我們和主席就在上海的錦江小禮堂，看了周信芳演的京劇《海瑞背纖》。在北京呢，喬木告訴吳晗，主席講了提倡海瑞精神的話。喬木還告訴吳晗應該怎麼寫……這個事就是這麼個周折。”

王光美說，當吳晗編寫的京劇《海瑞罷官》，1961年在北京上演後，毛澤東曾親自誇獎：馬連良演得好，吳晗寫得好。

王光美感慨地對我說：“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發展到批這個《海瑞罷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組織寫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張春橋和上海《解放日報》的姚文元。從要批這個戲，到組稿，到刊登，我們都不知道，沒有人來給‘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匯報》刊登的。不光《解放日報》影響大，《文匯報》影響也大啊，《文匯報》相當於北京的《光明日報》。尤其那時已經非常敏感。所以，彭真來問過，來問，這怎麼沒經過中央？這麼大的事！”

史料披露，當彭真獲悉，連劉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組織撰寫影射文章《評<海罷>》時，以十分驚人的勇氣和持續性抗爭，代表中央一線領導集體，進行了頑強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評<海罷>》的幕後總指揮是毛澤東呢？

史料記載：1962年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後，江青就要求陸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罷官》，被陸當場拒絕。1964年，毛澤東親自把《海瑞罷官》，列為可供批判的三十九個《文學藝術數據》，批發至縣團級，卻因中央一線沒有布置批判而作罷。吳晗於1964年應周恩來要求，寫正式報告說明《海瑞罷官》絕無影射意圖。當《評<海罷>》於1965年11月10日發表後，陸定一認為，此文牽強附會聯繫七千人大會後的“單幹風”、“翻案風”，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陸為副組長。而吳晗是彭真在北京市的親密下屬。如果彭真對上述背景一無所知，簡直荒唐。

何況《評<海罷>》臨近發表，張春橋為了留後路，已向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透過風。而毛澤東也在1965年9月“點”過彭真：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於《評<海罷>》發表後兩天，即離京赴滬，於11月17日抵滬，以坐鎮滬上的姿態，亮明了他對《評<海罷>》的支持態度（毛在滬絲毫不曾批評姚文元）。如果彭真至此仍看不出《評<海罷>》後面站着“偉大領袖”，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說，由於《評<海罷>》違反中央既有規定，點名批判著名愛國學者、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以誣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爭端，而毛又未對此事進行解釋，彭真等人便把《評<海罷>》“視為”與毛無關，進行着“合法”抵制。

如果彭真至此不能明白毛的態度，毛對彭、陸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報，不要轉載上海地方的文章，就無必要大發雷霆，指責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本人曾多次強調，他的憤怒源於：“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

如果毛澤東在《評<海罷>》發表後，仍不想讓彭真等人知道他對《評<海罷>》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滬觀望中央一線的反應長達兩周，更不會允許江青在上海打電話質問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怎麼樣？”

歷史地看，毛澤東批准發表《評<海罷>》，是企圖挑起一場政治批判，藉此扭轉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紅旗”的“修正主義”路線，並杜絕翻廬山會議的案（對彭德懷的批判罷官，導致兩三千萬人餓死，已成毛的心病），以觸動“走資派”及其社會基礎的大“整風”，重新確立毛的旗幟與地位。如果中央一線順從，“整風”就和緩些，否則就激烈些。總之，毛澤東絕非在發表《評<海罷>》時，就已考慮發動驚天動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

“文革來了以後，才有文革的”

王光美喃喃地說了兩遍：“我確實不知道，這個‘文革’是怎麼搞出來的。確實不知道……”

王光美並向我強調：“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評<海瑞罷官>》就是‘文革’的導火線。”

我冒昧地再次追問：少奇應該多少知道文革要爆發吧？

王光美的口氣十分肯定：“少奇他不會知道的呀。‘文革’來了以後，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也是，“文革”並非是預先醞釀好的一場運動，而是突然發生的歷史事件。

可以說，火山爆發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與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對於彭真公開抵制《評<海罷>》，而於1966年制定的《二月提綱》，王光美告訴我：“《二月提綱》，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會議通過，彭真又請示主席同意後，由中央批發給全黨執行的。”

史料記載：當《評<海罷>》運用誣陷造謠，把批判之火引向“黨內走資派”及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毛澤東又進一步挑明：《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政治翻案時，彭真一邊同意轉載《評<海罷>》，一邊在《二月提綱》中針鋒相對地提出：“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彭真並因吳晗懼怕《評<海罷>》有來頭，當眾發話：“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容許反批評的自由。”

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會議（劉、周、鄧出席），一致通過《二月提綱》，並明確表態，此次“學術討論”不要涉及廬山會議。

毛澤東在武漢獲知，中央常委已通過《二月提綱》，並認定《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無關，被迫做出退讓。毛對彭真說：“‘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急忙說：“是毛主席的發明權。”毛再次說：“是你康生的發明權。”

由於毛沒有反對《二月提綱》，劉、周、鄧等在京常委討論或傳閱彭真所擬批語後，立即以中央名義批發此件（劉對彭掌握的《評<海罷>》背景了解多少，現在已難弄清。但由鄧正式簽發《二月提綱》與彭擬批語的2月12日，劉主持了在京常委會議）。正當姚文元惶惶不可終日之時，彭真認為“法定”程序已壓住風波、分清是非，輕鬆地對各方面說：“問題解決了”，並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裡去了！”

然而，事態的發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線的估計。

毛澤東決不能讓“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徹頭徹尾修正主義”的《二月提綱》“專政”。江青在毛支持下，迅速開闢新戰場，再次射出猛炮——與《二月提綱》大唱對台戲的《紀要》，表露了毛髮動文革的決心。

我請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說，是彭真等人對《評<海罷>》的有力抵制，導致毛澤東臨時決定，把一場政治批判與大“整風”（毛、劉在文革初期都用過“整風”提法），升級為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義：“‘文革’是怎麼在1966年突然發動的，你們可以仔細研究。形成人們後來看到的那樣一種‘文革’，確實是多種因素迭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綱》和《評<海瑞罷官>》的對立，還有聶元梓大字報的問世、派工作組的爭執等等。當然，階級鬥爭學說是個基礎。而七千人大會，也早給‘文革’埋下了伏筆。”

王光美說：“我經歷的這些事，都可以對你說一說。你要利用年輕、對黨史熟，多看一些資料，深入了解那段歷史。這樣，你對我說的這些事，你就能看明白了。”

採訪王光美之後，我看到一些資料，頗能說明問題，摘錄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黨內在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後來採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彭真說，關於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講。彭真至死也未說出這個歷史秘密。

胡喬木也說：“如果沒有這篇文章（作者註：指《評<海罷>》），究竟要不要搞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人民日報》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來了。在沒有這件事以前，他頭腦里並沒有這些東西。”

毛澤東於1966年夏也說過：“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裡，中宣部不在我們手裡，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裡，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裡……”

“文革”發動於劉少奇出國之際

王光美對我說：與彭真起草《二月提綱》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託的名義，搞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的紀要和題目，是陳伯達修改的。陳伯達是秀才。”（筆者註：《紀要》曾經毛澤東及其政治秘書陳伯達多次修改；題目則為毛定。）

王光美說：“江青搞的這個《紀要》，把全國文藝界都否定了，說建國十六年來，是一條黑線在專政，現在必須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奪回被黑線占領的陣地。這樣，政治上的問題，就比批《海瑞罷官》的時候大多了。批《海瑞罷官》批不下去，就是因為黑線專政。”

我補充道：毛澤東還針對彭真談黨性，在《紀要》上增寫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話：“其他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們的黨性原則的，並且很頑強”……

王光美一邊回憶，一邊接着說：“後來，就在全黨發《紀要》；又批彭真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但是，我們那時已經出訪了。回國以後，我看到一些簡報，是批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少奇出訪前，主席曾經在杭州對少奇、總理、彭真談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但是沒有處理彭真的跡象。”

據王光美介紹，她陪同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等三國，時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這段時間，國內發生的許多重大事情，劉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劉少奇出訪的這二十八天，中國歷史進程發生了巨變，以政治“清洗”為特徵的“文化大革命”（並非彭真曾用語“文化革命”），被毛澤東初次提出。而劉當時是中央唯一敢於批評、反對毛的人。

請看這個時間表：

1966年3月22日，國防部長林彪，致信中央軍委各常委，要求通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的《紀要》。

3月30日，中央軍委將《紀要》報送毛澤東與中央審批。

3月28日－30日，毛嚴厲批判《二月提綱》，赫然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並首次提出中國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紀要》上批示：“已閱，同意。”

4月10日，《紀要》由中央下發全國。

4月12日，陳伯達起草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並增寫震驚全國的話：《二月提綱》“模糊了……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要奪取政權”，應立即“清洗這些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

4月22日，毛澤東在早已召開一周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當着劉少奇的面說：“吳晗……朝里有人”，必須發動‘文革’。剛回國的劉，被迫接受既定事實。

5月16日，劉少奇由康生監督，主持僅有在京七十六人（包括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補中委約一百六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即將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緊最後機會向劉、周提出，刪除“赫魯曉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劉的話，但已無可能。劉少奇在郭沫若建議修改語法也被拒絕後（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個字不能動），意味深長地說：“連幾個字也不讓改，這不是專斷獨行麼？……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於是，“文革”由“文革”的第一主攻對象——劉少奇自己拉開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堅持對我說：直到1966年8月，毛澤東印發《炮打司令部》之前，劉少奇一直不能確定，“中國赫魯曉夫”的帽子會真正落實到他頭上。雖然劉早已覺察毛對他不滿（1964年底，毛、劉就有嚴重爭執，毛就說過中央有出修正主義的危險。但毛隨即又對大家說：你們今後還是要聽劉的話喲！）。

劉少奇這樣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運，主要是因為《五一六通知》下達後，他仍然以一線決策者身份出現在各處，一線機制仍然在毛澤東許可下照常運轉。劉同時認為，把他定為“錯誤路線”的“司令”，將很難使全國保持穩定。

“對主席公開號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沒有精神準備。因為當時還是毛、劉、周、朱……這樣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線時，讓少奇為首的。少奇做工作時，重大問題還是通過主席的。”王光美對我說，“少奇一直認為，他在一線為首時那樣決策，那樣處理各種問題，包括後來反對‘文革’大亂，目的是讓中國穩定和繁榮，可以逐步建成現代化強國，他認為，主席應該理解這一點。”

可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認識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說，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提出務實路線，隨即又提出：“‘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等等以來，毛、劉裂痕日益加深。

毛澤東愈來愈不能容忍一線“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是斗得很厲害”。毛澤東愈來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沒有人聽我的話”，“講了多少年了”，“但他們還是那麼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他覺得，“需要奪權”，“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

而黨內對一、二線領導人的權限與決策程序，從來沒有制度化的條文規定。中國又缺乏對兩種不同政治見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機制。在個人崇拜盛行、憲政民主法治不健全、民眾沒有知情權、極左文化占上風的背景下，一場把中國引向十年重災的“文革”，就這麼倉倉促促、不可阻擋地出台了。“文革”浩劫中，數億生靈塗炭。

“文革”結束三十年後，傾聽王光美講述歷史，回顧“文革”爆發的曲折過程，使人不禁想到，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道路的主要特點，已經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從“文革”的教訓中得到了基本總結。說得多麼深刻與中肯！

(嘉崎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