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外滩已是满街的小汽车
普通百姓结婚时使用的传统花轿
在老上海头牌茶楼,喝茶、听戏之余,还能看哈哈镜和西洋电影;民国初年,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时尚是“住洋楼、养番狗”;“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的前身,竟是在外滩公园露天六角亭演出的 “草台班子”……这些上世纪老上海生活的点滴鳞爪,通过那个年代的明信片就可见一二。
本周起,一场名为 “旧城旧影——老上海明信片展”将在闵行博物馆拉开帷幕。参展的近240张明信片,全部来自民间捐赠,展出规模乃同类之最。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2月15日,市民可免费观看。上海历史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肖祖财说:“那时的人们精选了最具上海特色、最佳视觉效果的摄影作品印制在明信片上,不仅向远方的亲友传递问候,还向大洋彼岸展现了一座东方城市的风土人情。明信片也成为世界认识上海的重要途径之一。 ”
【地标】外滩系列明信片最长达70厘米
1869年,明信片在奥地利诞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明信片已风靡全球,也悄然来到中国,来到上海。根据记载,1878年,包括上海在内的五处通商口岸首先设立“海关邮政”,开启中国邮政的近代化进程。民国时期,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国际邮件进出口门户之一。而进出上海港口的大量邮件中,寄往海外的明信片不在少数。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最弹眼落睛的要数一组五折和四折页的外滩系列明信片。最长的一张明信片达70厘米,最短的一张也有60厘米,是普通明信片尺寸的4倍有余。
其中,拍摄于1925年左右的外滩明信片,采用当时很鲜见的广角镜头。镜头中央是1924年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上海外国侨民参战将士落成的欧战纪念碑。左侧建筑从近至远,依次为: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总会、有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大北电报公司、汇丰银行及建设中的新海关大楼等。而发行于1935年的黑白明信片拍的也是外滩,不过视角却变成从浦东遥望。画面中,外滩万国建筑群已颇具规模,沙逊大楼旁在建的中国银行也已破土动工。
这幢后来于1937年建成的建筑,是外滩(中山东一路段)众多建筑中惟一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 “中国银行原定建造34层楼,使之成为上海第一高楼。但隔壁的沙逊大厦业主维克多·沙逊出来干涉。结果,中国银行放弃原来计划,新建大楼比沙逊大厦金字塔顶矮60公分。 ”肖祖财说,“这张明信片看似不经意的一景,可说是记录下了一段特别的历史。 ”
另一张摄于1940年的外滩风貌4折明信片,色彩丰富些。汇聚了从古典主义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哥特式风格到现代风格建筑等各种流派,从两三层的小洋房到十几层的摩天高楼,将外滩建筑发展史基本定格。
【娱乐】福州路上诞生最早电影固定放映点
外滩的高楼大厦,只是老上海生活的一个侧面。市井里弄、茶馆菜场才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展品中,有一张已泛黄发白的四马路(现为“福州路”)明信片。照片一角,一家名为“青莲阁”的三层茶楼,与周边的商店自成一体。雕梁画栋,颇有点派头。招牌虽小,但这家茶楼的名号却很大——曾列为“上海洋场一景”。
除了供人品茗吸烟外,茶楼的招牌项目则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有西洋景、哈哈镜、打弹、棋牌、珍禽异兽、高矮畸形人等。京剧坤角老生张文涓早期在青莲阁演出并一举成名,象棋国手杨官麟也曾在此设擂挑战各地棋坛高手。当时,青莲阁是沪上各行庄的现货交易中心。茶楼众商云集,看货取样,立约议价,热闹非凡。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就常在此进行煤炭交易,建筑营造商也定期在青莲阁以茶会形式招雇工人。
值得一提的是,青莲阁茶楼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也有重要意义。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但当时只是夹杂在各种游艺活动中,没有固定的放映场所。 1903年,西班牙人雷玛斯携带一架旧放映机、一些残缺短片,在青莲阁楼下租一间小房间开影戏部。房间里挂一幅白布,摆几张条凳,凑满20人放映一场,一天好几场。票价每人制钱30文,影片大多是欧洲风情的纪录片,片长15分钟左右,单机放映,换片要停几分钟。雷玛斯悬挂照片,贴出广告,雇几个印度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门口拿着喇叭、铜鼓大吹大擂。放映电影时,还不时撩开放映室的门帘招徕顾客。上海市民对这些“西洋影戏”倍感新奇,纷纷购票先睹为快,因此,青莲阁成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固定放映点。
露天音乐亭成就“远东第一”上世纪初时新的老上海还有一大爱好——听露天音乐会。
一张摄于1868年建成的外滩公园露天音乐亭的画面,记录下这一盛景。画面中,一座外形颇为突兀的六角形露天音乐亭,在外滩公园的大草坪上居中而立。时值夏季,为了遮挡蚊虫,亭子四周挂起草绿色的帐幔。亭内,演奏椅凳、乐谱等已摆放就绪,等乐队闪亮登场。亭子周围的隔离带旁,已整齐地摆放着不少椅子,等候的市民也准备入座。
史料记载,1879年初,由沪上部分西方侨民组成的上海业余管乐协会改组成立上海公共乐队。乐队最初规模较小,只有铜管乐,成员大都来自菲律宾马尼拉。主要是为工部局和一些外国驻沪机构的活动奏乐助兴,间或也在兰心大戏院、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等场地举行音乐会。
1919年,“钢琴之王”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音乐家梅·帕器接受工部局邀请,出面重组乐队,并担任指挥。他不但在上海的酒店和咖啡馆物色了40名乐手,还亲自回到欧洲,招聘来意、德、奥、俄等国乐师12名,将乐队阵容扩大到拥有50多名演奏员的规模。
由于梅·帕器为乐队制定了一整套演出制度,乐队演出曲目日渐增多,演奏质量不断提高。 1922年,乐队正式改名为 “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常在外滩公园的音乐亭表演。音乐会每周至少一场,夏季甚至一周三四场,每场观众数百人,还有座椅供出租。短短几年,梅·帕器把一支“草台班子”改组成高水平的乐团,其声誉竟被提高到“远东第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