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而言，抗日战争是一场非全民族团结不能战胜甚至不能坚持的战争。早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东北抗战中，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抗联就尽可能联合感化原来的绺子（liǔ·zi，即土匪），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都纳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旗下。 
 
 然而从过去到现在，总有一种阴恻恻的声音缭绕耳边，说日本军队的入侵给了中共喘息之机；说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游而不击；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消极避 战谋求自身发展；说中共军队抗战的时候尽干破坏国军的事……其证据之一就是所谓“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这些谣言形式多样，出现时并不“言之凿凿”，比 如： 
 
 几年了，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懂：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没有重点轰炸延安？不明白日本飞机可以越过高山去轰炸诸如重庆等城市，却没有轰炸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从山西到延安的距离，肯定比从武汉到重庆的距离要近呀。 
 
 另一个不明白的地点是秦晋大峡谷。这里有黄河流过，形成所谓黄河天堑，可是在战国时期，秦晋两国经常 还越过黄河去争夺土地，发生战争，那么两千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天堑是绝对挡不住日本鬼子的侵略步伐的，可是，日本人就是没有越过黄河进攻延安。翻阅 所有资料，都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不说大的激烈的战斗，就是小的冲突好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奇迹真是奇迹。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这里好象不设防，共 产党的军队由这里进入山西，然后再进入敌后，轻轻松松。不象抗战前，红军初到延安后，曾东渡黄河，东征山西，可是不太顺利，还付出了包括象刘志丹等许多将 士宝贵生命的代价。 
 
 真是奇怪，难道日本鬼子真象电影中那样愚蠢，不知道八路军，要从这地方出发去打他们日本鬼子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延安的守军不到一万人吗？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吗？ 
 
 这和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重庆相比，太有说服力了。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国民党党部所在地，也是蒋委员长统战部所在地，却因此而遭到了日本鬼子毁灭性的轰炸，连续多年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万人的死伤。 
 
 毛主席发出过许多声明，写过无数抗日的文章，作过无数次抗日的报告，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日本人不冒犯毛主席？ 
 
 好一个“翻阅所有资料，都没有”，当真是虚心求教的网络帖呢！这个疑问帖堪称“日军从未进攻延安”说法之代表。造谣水平的确破表—— 
 
 装作无辜地表态：这不是传谣哦！只是求知哦！ 
 
 心里却在冷笑：反正常人知道的细节不多，播种一个怀疑的种子，收获一棵谣言的大树。谣言受众心里的怀疑是自己产生的，就算追责也不能归咎到自己头上。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1938/吴印咸摄） 
 
 延安挨的轰炸还少吗？ 
 
 正如观察者网“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之一《飞虎队神话》文中所述，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英勇抵抗中消耗殆尽，此后难有飞行员与飞机的补充，飞虎队展现了中国空中力量抵抗日军入侵的意志，却只能彰显存在，无力反攻。在抗战初期，日本空中力量主宰了华夏大地的天空。 
 
 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在当时并非大城市，日寇却从空中集结重兵多次空袭延安。中共作为中国大地上先进的军政力量，对战争形势的把握与梳理颇具先见之明——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 
 
 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中第25页至28页记载，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情景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据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陈学昭所著《延安访问记》第175页记载，当时延安百姓尚以为是中国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但是中共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判明，来的应该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尧等正在抗大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他们“赶到室外的高坡上了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落。”此即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 
 
 曹慕尧回忆说，“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战 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 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1939年，日军轰炸洛川 
 
 据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所著的《中国纪事》第259页记载，延安损失极为惨重。中共初到延安时，“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 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46年学术社出版了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就有描述，在轰炸 之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砾堆的废墟了”。 
 
 据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99页记载，边区政府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急电中说，延安“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张宣在《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中描述，当时他从成都到延安开会，也目睹了11月20日延安遭日军轰炸后的惨状，“延安经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砾场，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到山上的窑洞中。城内尚存的房屋，有的拆迁到北部，大部分迁到南郊。”（《红岩春秋》1995年第5期） 
 
 而郑洪轩在《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描述，此后“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 
 
  
 
 延安城被轰炸，但街上石牌坊依然耸立着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 干部、士兵阵亡。有一枚300公斤的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正是因为日军的轰炸，毛泽东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此后，为防空袭，毛泽东长期住在杨家岭。杨家岭这个地名也从此载入史册。 
 
 日军多次轰炸延安，比如在第一次轰炸的次日（1938年11月21日），日军再次轰炸延安；同年12月12日，日军第三次轰炸延安；1939年9月 8日，日机43架次猛烈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1939年10月15日，日机71架次，分四批轮番疯狂轰 炸延安，延安城内房屋大部分被毁；1941年10月26日，日军飞机最后一次轰炸延安。几乎与此同时，日本空中力量也停止大规模轰炸重庆，其航空兵主力被调离中国，前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 
 
  
 
 日军空袭后的延安城内基本被炸毁 
 
 据亲历者描述，日军空中力量对延安的轰炸超过二十次，但是在中共领导下，边区作好了防空准备，遭受的损失并不大。据李耀宇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 私人记录》中讲述，当年延安人对未爆之炸弹的处理也很有趣。他回忆说，“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 药当做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镬和锄。”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很相近，故能将炸药当染料使用。这两种对炸弹的 处理方法，同曹慕尧的回忆相一致。后来，甚至有延安军民希望日本多来轰炸，因为日军的炸弹用的钢铁质量好，能做很多事情——旧中国没有工业的苦楚与先辈的 乐观主义精神令笔者大为感慨。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官方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造成 214人死亡、184人受伤；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 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被炸后将材料运到三关外重建 
 
 日军屡次试图进犯延安，都被八路军挫败 
 
 除了轰炸，日寇还试图从地面上进攻延安。日军可以实施进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西安由南向北入侵。西安是大西南门户，若西安有失，四川与陪都重庆都 会危险。因此国军胡宗南部有40万重兵驻守此地，严防死守。日军若从此路进攻，首先是兵力不足，其次是后勤补给线漫长，要经过多个国共两军的游击区，所以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另一条就是从山西由东向西进攻。在抗战初期，日军在国军主力尚未在黄河设防之际（经过山西、上海等战事，国军主力集中在华中防守武汉等地），曾经以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迅速渡过黄河攻击陕北，消灭共产党。 
 
 中共方面对此很是重视，部署其河防部队与日军进行对峙。更重要的是日军该旅团孤军深入，已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部队立即全面袭击其后勤补给线，利用山地 地形，不断以伏击方式歼灭其运输部队，基本上切断了日军补给线，造成日军粮弹极度匮乏，迫使该旅团不得不从黄河边后撤到山西山地之外，并在后撤中屡遭袭扰 伏击，伤亡人数达2000多人。 
 
  
 
 延安新市场 （1939年） 
 
 作战实录：日军26师团主力在1938年2月开始进攻军渡，和边区仅一河之隔，直接威胁陕北边区。3月13日，日军一部2000人，携带火炮20门 开始向神府河防轰击，在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尝试第一次渡过黄河袭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渡河之际，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 半渡之中；同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之时，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迫使进犯日军溃退。 
 
 1938年4月，日军约一个旅团兵力附大炮30余门在离石一带集结，5月初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截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之交通线，并强渡占领吴堡宋 家川，突破河防阵地。八路军留守兵团识破了敌之企图，以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设伏于汾（阳）离（石）公路翼侧，10日夜在离石城西北之王老婆山地区， 突然袭击日军先头1个大队。遭到打击的日军未抵达黄河岸边即行撤退。 
 
 1938年12月下旬，侵占河东大宁、吉县、永和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携带火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推进。1939年1月1日，日军 攻占河东马斗关、凉水岩、圪针滩渡口，随之以火炮、机枪猛烈轰击八路军河西边区河防阵地，并以10余架飞机投掷毒气弹。守备河防的警备第五团部分指战员中 毒晕倒，多处工事被毁。日军乘机于河东集结，准备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顽强坚守阵地，在敌军渡至河心时，突然以密集火力予以猛烈打击，迫使敌军退 回东岸后撤。 
 
 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又于1939年6月初向边区河防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6月4日至6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以1.5万余人进 占军渡和孟门、碛口，于黄河东岸各山头构筑工事，以飞机、火炮向河西宋家川、枣林坪、李家沟一线河防阵地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也以 2000余人，分别占领了东马斗关和圪针滩渡口，以炮火向西岸河防阵地进行猛烈地轰击，施放毒气弹，掩护步兵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的支 援下，沉着镇定，坚守阵地，以火力封锁河面，使敌难以越过河心。河东的八路军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使日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9日，进犯之敌全部撤退。八 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河东我军的积极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返回陕北绥德，加强河防力量。在调回359旅之前，延安有留守兵团一部，兵力原约 9000人，后增到一万多人，边区保安部队（准军事力量）5000余人，抗日自卫军（民兵）7万人，但正规军兵力兵力严重不足，在调回359旅后，边区有 1旅、10团、10个保安基干大队、1个独立营，正规军兵力共15514人。 
 
 1939年11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以近万人的兵力携带火炮30多门，分4路进占碛口、孟门和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击八路军留守兵团 河西阵地，一面大举“扫荡”河东八路军游击部队。碛口之敌20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集结河滩，放船强渡，第三五九旅一部和警备第一、八团，以机枪对敌猛烈 射击，使敌强渡不成。边区河防部队又以一部从右翼东渡，袭击敌之侧后，敌无奈分路撤退。 
 
 1940年6月，日军又出动1万余人，企图摧毁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威胁陕甘宁边区河防。第三五九旅除加强河防守备外，于6月17日以第七一八 团一营东渡黄河，向进攻碛口、三交、临县的敌人进行侧击，截断敌前后方的交通联络。该月底和7月13日，又以两个营东渡，配合第一二〇师主力，彻底破坏大 武至三交的公路，切断敌交通运输线。日军后方不宁，自顾不暇，不得不缩小规模，以至最后放弃对陕甘宁边区河防的进犯。 
 
 造谣者大概以国军的水平来揣测八路军的，对他们而言这些史实的确是匪夷所思了点——最多时有两个师团进攻延安，竟然会被共军挡住？共军竟然敢主动出击？共军还能从侧后不停袭击日军挫败其攻势？ 
 
  
 
 日军空袭延安后新建的市场沟大众戏楼 
 
 笔者所罗列的史实，来自各个历史时期、国共双方、海内外人士，足以证明日军对共军之重视，与日军试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的极大努力。但是笔者深知，伴随着2005年国粉暗流的兴起，“讲战争不看战果，死伤多就是贡献大”这种奇怪的逻辑流毒网络。延安遭受了攻击又如何？死伤才那么点，损失才那么点，怎么 能比得上国民党方面的“贡献”？既然造谣者认为“死人多就是贡献大”、“丢国土多就是抗战主力”，那么延安在这两方面的确不够“给力”。 
 
 依照这种逻辑，延安大概得把人员与物资摆在外面让日军炸得爽，防守部队密集列阵让日军杀伤才算抗日有功。面对日寇的空袭，中共方面疏散、防卫有道； 应对日寇的地面进攻，共军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主动出击打击日军。相比重庆防空洞各种可怕的黑幕，国民党军指挥层让军队死守阵地白白浪费军人的忠诚与热 血，共军的损失当然比较小。 
 
 只是详实史实也填不平某些人胸中的“阴沟沟”，一两句貌似忠厚实诚的所谓“疑问”，利用大众并不了解的历史细节罗列个把“史实”，就可以捕风捉影地 把中共描述为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邪恶势力。以这种思维，自然可以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投敌另立伪国民政府粉饰为“曲线救国”。这等翻手为云覆手雨的精 妙，实在是令笔者自叹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