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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之前毛、劉分歧之一(摘錄自《復興記》)
送交者: maomin 2015年07月18日20:19:5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一章

《復興記》全本 及其各種版本,都可在google/play/books預覽(搜索“復興記”)。


文化大革命之前毛、劉分歧之一


 
調整政策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此後三年中 全國大量人餓死。這一事實,使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的頭腦 冷靜了一點。196011月初,毛澤東修正“形勢一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三分之一的地區的形勢不好”,但馬上接着說:幾個月後,形勢就會好轉。後來,他終於同意加大調整經濟的力度,同意中央下發緊急指示信,共十二條,其中包括 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但仍然堅持辦農村食堂。

1961113日,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說: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既然毛澤東如此說,各省也紛紛表示:願承擔自己的責任。各省的檢討報告 如雪片般報向中南海,都用一個調門: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地方在執行正確的政策過程中出了偏差。

1961114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毛澤東針對餓死人的事說:出亂子的原因在於 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他說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組織“貧下中農協會”),開展對敵鬥爭;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 以及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 五類份子。對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劉少奇等 不正面反對、也作些貫徹毛澤東指示的部署,但實際上仍把救災、調整經濟放在首要的地位。

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他同意陳雲的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並讓2000萬城鎮人口回農村老家去。劉少奇又主持罷免了一些餓死人多的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去做較次要的工作,其中包括 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他提出應逮捕法辦 一些罪行嚴重的 地、縣負責幹部。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各地解散公社食堂(實際上,許多省區的農村食堂,因斷糧絕糧,在中央指示下達前 已經自行解體)。有的省甚至搞起了“包產到戶”,即耕地等生產資料仍為公有,但把生產任務承包給農戶負責,超產自得、減產自賠。這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劉少奇默許了包產到戶在各地的出現。196110月,貴州這個一年前大辦食堂的“紅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縣實行了包產到戶。原先死氣沉沉的農村,又有了一點活力。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其他領導人 具有示範作用。李富春提出一個糾偏方針:整頓、鞏固、提高。周恩來對此加以修潤,使其成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被稱為八字方針,作為指導經濟的方針。19614月,劉少奇到自己在湖南的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更徹底的了解,對整頓更加着力。

19615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劉少奇以沉重的語氣說:“我看在座的同志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還沒有經驗?鐵路還要修幾萬公里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麼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麼多嗎?還捨不得關廠嗎?還捨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註:指回鄉)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麼多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裡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毛澤東在會上說:“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懲罰是什麼?這個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現在要總結經驗。”

9月,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說:劉少奇已定為他的接班人。當時,英國元帥蒙哥馬利 第二次訪華。他先到中國各地看看。在天津附近的楊村某步兵師參觀時,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戰士交談,他問:“在中國的領袖當中,你最聽誰的命令?你最擁護誰?”“毛主席!”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蒙哥馬利跑了許多小城鎮、鄉村,不厭其煩地提出類似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他得出結論:在這個國家,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領導人只有毛澤東。   在延安,蒙哥馬利起了個大早,散步到自由市場,同那些賣鐮刀、蔬菜的人交談,而後又走進了路邊的男子公共浴室。陪同人員大為驚訝。蒙哥馬利審視着浴池裡的一個個裸體。從浴室出來後,他說:“這裡的人肌肉都很好,絲毫看不出飢餓的現象。”923日中午,毛澤東接見蒙哥馬利。毛澤東問:“元帥今年多大歲數?”蒙哥馬利回答說:“74歲。”毛澤東說:“哦,過了73歲了。”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慢悠悠地說,“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闖過了這兩個年頭就可活到100歲。我們說的閻王,就是你們說的上帝。我只有一個五年計劃呀(註:毛澤東時年68歲),到時候,我就要去見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馬克思啊。”蒙哥馬利說:“通過訪問,我感到中國人民需要你,你不能離他們而去,你至少應該活到84歲。”毛澤東幽默地說:“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跟馬克思討論,在這裡再呆四年已經足夠了。”蒙哥馬利也以幽默的口吻說道:“要是我知道馬克思在哪裡,我要告訴他,中國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裡去,我要同他談談這個問題。”在座的都笑了。第二天,毛澤東與蒙哥馬利共進午餐後,蒙哥馬利問道:“主席現在是否已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

19621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註:即大區,如華北局等)、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因此會議被稱為“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代表中央 在大會上作一個工作報告。按慣例,會前先讓秀才們起草一個報告的初稿。劉少奇讓陳伯達起草。陳伯達起草了第一稿後,發下去 徵求意見時,爭論很大。柯慶施說:“十五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指標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方法鼓幹勁?糧食總產量定為6000億斤不行,5000億斤總還是可以的,否則就越看越沒有勁。”對此,劉少奇毫不客氣地批評說:“有人以為指標高就有幹勁,這種幹勁靠不住。”最後決定 去掉十五年趕英國的提法,並將糧食、棉花、鋼鐵、煤炭四大指標 各調低5%左右。   在討論這幾年出現缺點錯誤的責任問題時,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 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這時鄧小平插話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第二天接着討論時,陳伯達搶着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解釋說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幾經討論,最後的報告表述為: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另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是關於人民公社的問題,劉少奇說:這個問題比較難說,但難說也要說。陳雲提議:“有些問題只能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可以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允許他懷疑幾年。”鄧小平表態:“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會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地愛護它,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對付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愛護它,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劉少奇說:“人民公社還是有一點兒‘一大二公’,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兒。問題是已經辦起來了,還是應該逐步把它辦好了。”周恩來建議:報告要多說幾句 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再一個問題是關於大躍進的問題。起草委員會討論時,人們對此提出的疑問最多。鄧小平說:“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躍進,‘三面紅旗’就少了一面。”劉少奇接着說,‘三面紅旗’少了一面不好,還是要提大躍進。產量下來了,品種齊全了,質量提高了,還是一種躍進。今後幾年內我們要在品種、質量、技術方面來個躍進。”最後的工作報告草稿說:“三面紅旗是正確的”。   毛澤東看過報告後,立即找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贊成這個方向”。接着,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修改後的這個報告草稿。   最後定稿的工作報告中,對於當前形勢的估計是 困難“還是相當嚴重的”,並列舉了嚴峻的事實:1961年,工業總產值下降了40%多;不少企業由於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而陷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市場供應緊張,人民吃、穿、用嚴重不足,不得不進口105億斤糧食,這是我們這個農業大國建國以來 從來沒有過的;國家財政收入大大減少,通貨膨脹嚴重。但報告同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報告提倡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最近幾年,有許多幹部忘記了毛澤東同志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他們在決定問題的時候,不調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進行工作的時候,亂提高指標,說空話,瞎指揮,不同群眾商量。這些同志都憑‘想當然’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結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他們聽了一些不確實的事情,如假典型、假‘衛星’等,就以訛傳訛,盲目推廣……另外有一種人……故意弄虛作假,瞞上欺下……為了爭名譽、出風頭,不惜向黨作假報告,有意誇張成績,隱瞞缺點,掩蓋錯誤。”報告接着寫道:那幾年,對老實人講真話 不但不表揚,還給予打擊;對講假話、做虛事的人不但不批評、處分,反而表揚、提拔。報告說:必須糾正這種現象,不能使那些不老實的人占便宜。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這個工作報告,以書面形式發給與會者,劉少奇將不在大會上宣讀它,而是另外作一個口頭報告。會議前一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口頭報告的提綱,並在大會正式開始前 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幕那天,毛澤東只說了幾句話:“同志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今天開幕。請少奇同志報告。”劉少奇也沒有客套,就甩開他的湖南腔 講了起來,一講就是三小時。

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說:

“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原因在哪裡? 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 有沒有天災? 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干,塘里的水沒有干。塘里有水,可見那裡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

“總的來說,從1958年以來,我們的成績還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註: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說法)。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註:此前,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就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但幾年來在執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注意‘好‘省不夠。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還看不那麼清楚,不那麼明顯(註:毛澤東曾說‘人民公社好就好在一大、二公)……將來要實行機械化,這些一大二公的好處,要再過若干年,才能比較明顯地表現出來。……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們說,人民公社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旗幟,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也會採取這種組織形式。……現在看來,人民公社還是應該辦的,問題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鋪開,不要搞得太急。應該經過典型試驗,……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 和右派差不多,不見得比右派好一點。……在黨內鬥爭中,應該是有什麼反什麼,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劉少奇在講話中 還對一些人曾提出的問題 做了回答。譬如,有人曾問 這麼嚴重的錯誤是什麼性質的呢?劉少奇在講話中回答說:“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又有人曾問: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寫的信里講的,不正是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嗎?劉少奇在講話中回答說:“從那封信的表面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彭德懷的問題是由於長期以來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劉少奇的講話結束後,毛澤東未加評論,講了以後幾天會議的安排後 說:“好,同志們,今天就結束,散會。”

第二天,毛澤東講話。他用大篇幅 對三面紅旗進行論證,他堅持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問題只在於: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後,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 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他又說:現在好了,有了具體的方針、政策、辦法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建設。

大會接着分組討論。會議預定130日或31日結束,與會者離京 回家過春節。可是,到29日下午,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憋着一肚子氣。有的組反映 會上還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定延長會期,他說:“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有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作檢討作了幾年了――59年、60年、61年。有好幾個省,從59年起就自我批評,不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裡,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這樣,會議繼續。從131日到27日,主要是召開小組會議,對省委、中央局、國家機關、中央機關及負責人提出批評意見;相關的負責人在會上發言,對這幾年工作中的失誤 進行檢討和自我批評。大家都比較滿意,說這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註:指每天吃兩頓乾飯、一頓稀飯,這在當時全國鬧饑荒的大形勢下 是一種享受),大家滿意。”

朱德在參加山東組討論時說:“不要自上而下地普遍搞反傾向鬥爭(註:指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鬥爭)。……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在群眾運動中,往往一個偏向來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傾向來了,也帶群眾性,制止不住,要到失敗了,吃了虧,才制止得住。‘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應該是有‘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 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普遍化地進行反傾向鬥爭,往往造成擴大化錯誤,這是‘左的錯誤長期難以制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

大躍進引起了大饑荒,這使毛澤東的威信 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一些。這使有些軍隊幹部 心裡很是不順。林彪和一些元帥,還有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將領,都說 我們軍隊要緊跟毛主席,我們不要跟着起鬨。他們跟軍隊的幹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會議上亂發言,因為大躍進呀、大煉鋼鐵呀,軍隊都沒有參加,與軍隊的關係不大,不存在什麼“出氣”的問題;有話讓地方幹部去說好了。這樣,就沒有什麼軍隊幹部在會議上發言。   軍隊及地方的一些人,又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這些人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人,也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說:現在別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只有你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歷史關係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   他們這樣一說,就把林彪鼓動起來了。林彪就說:“那好,你們要我講,我就講。”經過幾天的考慮,林彪自己寫了一個提綱,準備在大會上發言。    

129日,是毛澤東主持會議,他宣布:“請林彪同志講話。”林彪講了兩個小時,而且越講越有勁。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但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我們這幾年在物質方面有所減少。這種減少,就像學生們上學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我們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麼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這樣,我們黨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從小的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加好起來,更加強起來。”  

會後,林彪把他的講話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道:“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會使人大為高興,要發給大家學習。”毛澤東又對總參謀長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

毛澤東等人七千人大會上的自我批評

130日,毛澤東講話,作了些自我批評。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註:當時他曾說:“過去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麼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麼,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不要批文件過多,過去我也是熱心家,也批了許多文件。我就批了貴州關於食堂問題的那個文件,結果對各省影響很大。”)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又說:“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中國的民主革命就經歷了24年後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如果有誰說,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要翻過筋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才能比較主動、比較自由。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缺乏經驗。……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在認識客觀規律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着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人家不罵,我們應當自己罵自己,從這些事來看,我們實在是太蠢了。他說這些話時,態度是誠懇、謙虛的,很多與會者深受感動。   這是他講話的第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的第二部分,集中講 關於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問題,他說:“在人民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要在黨內實行民主,因為我們黨是執政黨。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凡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儘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凡是個人說了算的第一書記,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一是西楚霸王項羽,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甚至連自己的心腹謀士范增的話也不聽,結果只落得個四面楚歌霸王別姬。一是劉邦,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比如,他改變傲慢態度,虛心聽取儒生酈食其的意見,攻取了陳留。劉邦打敗項羽不是偶然的,是與他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密切相關的。而我們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光在黨內實行民主還不夠,在人民群眾中也必須要有充分的民主。就是要讓群眾講話,讓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犯了錯誤,就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對於那些被錯誤處理了的幹部,一經發現就要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而這些幹部也要從逆境中受到益處和鍛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不都是曾經身處逆境而有所成就和作為的嗎?……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充分發揚民主的唯一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講完後,鄧小平接着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我覺得,對領導人最重要的監督是來自黨委會本身,或者書記處本身,或者常委會本身。”鄧小平建議:領導人的黨組織生活 主要應放到黨委會、書記處、常委會去。(此時,劉少奇插話,建議一個月開一次黨內生活會。鄧小平說:三個月一次也很好。劉少奇表示同意,說:“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開黨內生活會。這麼一個建議,行不行?每一個委員會,省委也好,地委也好,縣委也好,一季開一次會,搞批評和自我批評,過黨的生活。”毛澤東補充說:“檢查工作,總結經驗,交換意見。”)鄧小平接着說:“上級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級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級的領導成員之間彼此是最熟悉的。”   會議結束後,劉少奇在他的工作報告的書面稿、口頭講話記錄稿中 都增加了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論述。

在七千人大會上,其他中央領導人也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說:“對於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的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計劃上的估產高、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他還列舉了自己所犯的兩個錯誤:一是,1959826日在人大常務委員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於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註:即規定農業每年增產超過10%是躍進,超過15%是大躍進,超過20%是特大躍進;工業每年增產超過20%是躍進,超過25%是大躍進,超過30%是特大躍進);二是,195862日主持起草了一個關於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76%的文件,他說這是“權力下放過多過散”,是“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他在會上還說:“這些問題,我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的解釋,這是我的賬,要交代。”毛澤東此時插話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鄧小平在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關於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責任,……首先應該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註:主持書記處工作的是鄧小平)。中央書記處給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個報告,對這幾年中央的文件,作了檢查。”【附註:後來,在198041, 鄧小平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人員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19927月下旬,鄧小平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說:“在那次會上(註:指七千人大會),大家都作了檢討嘛!總之,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所以它的意義和作用,在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當中,永遠不會忘懷,而且我相信會歷時愈久,影響愈深。”】

但是,這些中央領導人在自我批評中 都沒有提到 全國上千萬人餓死的事,也沒有提到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被批判的事。

中央領導人作了這點自我批評之後,七千人大會就接近尾聲了。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被整理出了一個記錄稿。毛澤東看後,召集了一個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到會的約有三、四百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 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到會。會議印發了 這個記錄稿。毛澤東讓大家先看看這個稿子,看能不能發表、能不能用。在接下來的發言中,很少有人對劉少奇的報告提出不同意見。見此,毛澤東表態說:“從六一年十一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了個一片黑暗,沒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呢?……這個稿子只看到一點現象,沒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寫一個。重寫的稿子,中央不參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參加起草,由下面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大家來寫。”大家又相繼發言,這時 發言者都表示 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和提議。這就當場讓劉少奇下不來台,他只好不吭聲,一句話也沒說。   接下來,劉少奇只得帶着一批人 重新修改 他的那個書面報告(口頭報告的記錄稿 就不再用了)。修改後的稿子,是順着毛澤東的意思,關於缺點和錯誤說得輕了,有缺點、犯錯誤的根源 列了兩條:一是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還不夠;二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修改稿出來後,就再次召開大會,通過了這個修改後的工作報告。

211日舉行閉幕大會,由毛澤東主持。大會一開始,毛澤東就請周恩來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講話,擁護大會的報告,擁護並讚揚了林彪的講話。同時,他還在講話中對如何克服困難,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如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搞好市場供應等等。   然後,毛澤東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但他沒有提到林彪的講話。接下來,毛澤東請陳雲講話,但陳雲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好講的。”毛澤東馬上回應說:“陳雲同志向來謹慎,是不輕易講話的。現在還沒有要講的,到要講的時候再講。”   七千人大會結束之後,毛澤東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劉少奇進一步調整經濟

七千人大會結束之後,毛澤東乘專列離京,到外地考察。1962221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集常委擴大會議。會上,陳雲發言說 目前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並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減少城市人口二千萬,精兵簡政;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陳雲發言時,劉少奇插話說:“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他提出,現在處於非常時期,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但他接着又說:“這只是我們這裡的討論,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3月中,毛澤東在武漢回復劉少奇、鄧小平:請於十六日來面談一次,商議當前財經工作、給蘇共中央覆信等國際問題。後來,他又要周恩來一起來。劉、周、鄧到武漢後,向毛澤東匯報西樓會議情況。毛澤東同意會議關於調整經濟的決定;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317日,毛澤東看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的講話稿後,表示同意轉發三人講話 至省、軍級,同意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

321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召開,劉少奇作報告之後,大家發言,然後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說:“今年一月間,我們開了一個黨的幹部會議,有六七千人。在這個會議中間,可以說對過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錯誤,有哪一些成績,經驗教訓多少條,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總結究竟正確不正確,要在今後的實踐中間去考驗。……民主集中制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這次人大開會,不是開了好久嗎?三個禮拜。還是從前講過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麼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剛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說了嘛,政治上不敢講話,工作上不敢負責,學術上不敢爭鳴。……現在有困難,不能說現在困難很小,現在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正如好幾位朋友所講的,困難正在被克服中。……我這個話很短,主要就是這些話:單有總路線還不夠,還要有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而這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制定出來。要制定,就需要作調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老話,老生常談,這個常談裡頭有真理。”

4月,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 在湖南省韶山縣的陳家灣(毛澤東的故鄉也屬韶山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正式主張解散公共食堂。5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其中強調: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從此,農村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57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周恩來主持制訂的“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調整方案”。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從全國來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基本渡過了,但是目前還是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時期。劉少奇最後講話,說:“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裡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國民經濟有全面失調的問題,要全面調整;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

6月底,毛澤東離開武漢 返京。途中,他聽了各地領導人的匯報。在長沙,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 告訴他:湘潭地區夏糧增產10億斤。在鄭州,劉建勛對他說:夏收不那麼壞,預計秋收還要好一點。在濟南,他聽到“情況大變”的匯報: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災外,農村形勢不壞,麥收42億斤,比原估產29億斤增加了13億斤。在天津,毛澤東在聽了劉子厚 匯報的好消息後說:“今年河南麥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麥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幹部群眾的意料。”

 

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

19623月底,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 召集省委常委會,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將農事包產到戶。他們向中央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此前,他曾向毛澤東多次匯報過 農村中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做法,毛澤東回應說 可以試試。

5月,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 向劉少奇匯報說:安徽實行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建議在安徽繼續實行,並向外省推廣。劉少奇表示支持。   同年7,陳雲也向中央提出:可以讓農民重新分田,即實行包產到戶 或大包幹,以刺激農民的積極性,迅速提高農業產量。劉少奇表示:凡是有利於提高農民生產熱情的手段,都可採用。陳雲又找毛澤東,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徵購,這樣做的話 農業恢復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毛澤東聽後很生氣。   不久,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在進行了一個農村調查之後,回到北京。他向毛澤東匯報說:現在全國各地 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農民 約占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毛澤東靜靜地聽着,等田家英講完,問道:“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田家英沒有回答。毛澤東接着又問:“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回答:“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沒有再說什麼。   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雲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麼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覆。對於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

不久後,毛澤東讓劉少奇來他的住處。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一起來了,毛澤東當時在游泳,人泡在水裡 就開始質問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會議)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少奇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劉少奇冷靜下來,講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

78日,毛澤東在住處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開會。會上,毛澤東明確表明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後 熱心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18日,中央緊急下發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毛澤東又與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談話,嚴肅地說 這是走集體道路 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的問題;表示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楊尚昆覺得事態嚴重,十分不安。

但是,鄧子恢仍然堅持“包產到戶”。他當面對毛澤東說:從安徽的當塗、宿縣的情況看,責任田能做到五統一(即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上繳任務 都統一於集體),不是單幹。關於鄧子恢這次談話的情況,毛澤東在925日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一個插話中說:“他(註:指鄧子恢)向我談了,他也向別的同志談了。他要保薦,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他就不答覆,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覆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麼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覆嘛。”

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於19627月在北戴河召開一個工作會議,討論包產到戶的問題。720日,毛澤東與前來參加北戴河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時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願,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採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麼,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註:這是陳雲的話),你們看怎麼樣?難道說恢復就那麼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725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說: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但像包產到戶等主張 同時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他接着問三北地區(註:指東北、華北、西北)的負責人: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裡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   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華北局書記李雪峰等人談話,他說:看來你們那裡單幹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鬥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鬥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後還有這個問題。   毛澤東又找來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 以及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並讓鄧子恢、陳伯達等人也參加。他說:“雲南、貴州、四川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餘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有矛盾,而且分成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有的人主張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 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幹或者全部單幹。也就是說,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這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幹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九十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最後,毛澤東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麼道路?  

86日下午,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三個問題,即階級問題、形勢問題、矛盾問題,要大家討論。關於階級問題,他說:“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註:指蘇聯的赫魯曉夫等)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關於形勢問題,毛澤東說:“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我傾向於不那麼悲觀,不那麼一片黑暗。一點光明都沒有,我不贊成那種看法。”關於矛盾問題,毛澤東說:“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形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接着,他談到單幹問題:“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  

對於毛澤東提出的這一連串問題,劉少奇在會上說:“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時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我們這個國家階級存在的時期還是很長的,因此,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關於形勢問題,他說:我們曾經估計單幹在全國已占百分之二十,但現在看來最多也不過百分之十。他又說:農業是關係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只能這樣想,不能有其他想法。這時毛澤東插話說:“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麼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百分之四十搞集體,百分之六十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否則生產就要破壞。”

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接着,毛澤東說:“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就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我們歡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組會議上所作的聲明。他說,他在最近幾天,已經覺得自己的單幹主張是不正確的了,這是值得歡迎的。但他沒有聯繫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他那時,在城市,則主張依靠資產階級,而不是依靠無產階級),則是不夠的,所以我在那會議上給他指出了這一點。鄧子恢只得再次作檢討。2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後一次中心小組會議。他在會上說:“問題講清楚,不傷人。如鄧老(指鄧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單幹好,還是集體好,要由歷史作結論。蘇聯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沒有搞好,糧食也沒有過關。……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地聯繫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

羅瑞卿在一個小組會議上發言,談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 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時候,毛澤東插話:“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羅瑞卿說,有人認為 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 農業就不能恢復。毛澤東插話說:“為什麼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麼恢復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羅瑞卿還談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對於把形勢講得很壞 有意見。毛澤東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幹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只過了兩個月,我到了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八億到十億斤。”

824日,歷時一個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

9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將北戴河會議中毛澤東的論述 用決議的形式肯定下來。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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