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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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政策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此后三年中 全国大量人饿死。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头脑 冷静了一点。1960年11月初，毛泽东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但马上接着说：几个月后，形势就会好转。后来，他终于同意加大调整经济的力度，同意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其中包括 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但仍然坚持办农村食堂。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既然毛泽东如此说，各省也纷纷表示：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各省的检讨报告 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都用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

1961年1月14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针对饿死人的事说：出乱子的原因在于 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他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开展对敌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 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 五类份子。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刘少奇等 不正面反对、也作些贯彻毛泽东指示的部署，但实际上仍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首要的地位。

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他同意陈云的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并让2000万城镇人口回农村老家去。刘少奇又主持罢免了一些饿死人多的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去做较次要的工作，其中包括 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他提出应逮捕法办 一些罪行严重的 地、县负责干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各地解散公社食堂（实际上，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指示下达前 已经自行解体）。有的省甚至搞起了“包产到户”，即耕地等生产资料仍为公有，但把生产任务承包给农户负责，超产自得、减产自赔。这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刘少奇默许了包产到户在各地的出现。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一点活力。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 具有示范作用。李富春提出一个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对此加以修润，使其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被称为“八字方针”，作为指导经济的方针。1961年4月，刘少奇到自己在湖南的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更彻底的了解，对整顿更加着力。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以沉重的语气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注：指回乡）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9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刘少奇已定为他的接班人。当时，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第二次访华。他先到中国各地看看。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某步兵师参观时，看完新兵打靶，他同战士交谈，他问：“在中国的领袖当中，你最听谁的命令？你最拥护谁？”“毛主席!”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蒙哥马利跑了许多小城镇、乡村，不厌其烦地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他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领导人只有毛泽东。   在延安，蒙哥马利起了个大早，散步到自由市场，同那些卖镰刀、蔬菜的人交谈，而后又走进了路边的男子公共浴室。陪同人员大为惊讶。蒙哥马利审视着浴池里的一个个裸体。从浴室出来后，他说：“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现象。”9月23日中午，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毛泽东问：“元帅今年多大岁数？”蒙哥马利回答说：“74岁。”毛泽东说：“哦，过了73岁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活到100岁。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呀（注：毛泽东时年68岁），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啊。”蒙哥马利说：“通过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毛泽东幽默地说：“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跟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四年已经足够了。”蒙哥马利也以幽默的口吻说道：“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要同他谈谈这个问题。”在座的都笑了。第二天，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共进午餐后，蒙哥马利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

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注：即大区，如华北局等）、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因此会议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央 在大会上作一个工作报告。按惯例，会前先让秀才们起草一个报告的初稿。刘少奇让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起草了第一稿后，发下去 征求意见时，争论很大。柯庆施说：“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粮食总产量定为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对此，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有人以为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最后决定 去掉十五年赶英国的提法，并将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指标 各调低5%左右。   在讨论这几年出现缺点错误的责任问题时，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 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第二天接着讨论时，陈伯达抢着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解释说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几经讨论，最后的报告表述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是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比较难说，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提议：“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可以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刘少奇说：“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建议：报告要多说几句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大跃进的问题。起草委员会讨论时，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说：“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大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一种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最后的工作报告草稿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接着，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修改后的这个报告草稿。   最后定稿的工作报告中，对于当前形势的估计是 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并列举了严峻的事实：196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多；不少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而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市场供应紧张，人民吃、穿、用严重不足，不得不进口105亿斤粮食，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建国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但报告同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报告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另外有一种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报告接着写道：那几年，对老实人讲真话 不但不表扬，还给予打击；对讲假话、做虚事的人不但不批评、处分，反而表扬、提拔。报告说：必须纠正这种现象，不能使那些不老实的人占便宜。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这个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发给与会者，刘少奇将不在大会上宣读它，而是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前一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口头报告的提纲，并在大会正式开始前 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幕那天，毛泽东只说了几句话：“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刘少奇也没有客套，就甩开他的湖南腔 讲了起来，一讲就是三小时。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说法）。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注：此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就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注：毛泽东曾说‘人民公社好就好在一大、二公’）……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在党内斗争中，应该是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刘少奇在讲话中 还对一些人曾提出的问题 做了回答。譬如，有人曾问 这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刘少奇在讲话中回答说：“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又有人曾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写的信里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在讲话中回答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的讲话结束后，毛泽东未加评论，讲了以后几天会议的安排后 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第二天，毛泽东讲话。他用大篇幅 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 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他又说：现在好了，有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建设。

大会接着分组讨论。会议预定1月30日或31日结束，与会者离京 回家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反映 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59年、60年、61年。有好几个省，从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这样，会议继续。从1月31日到2月7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及负责人提出批评意见；相关的负责人在会上发言，对这几年工作中的失误 进行检讨和自我批评。大家都比较满意，说这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注：指每天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这在当时全国闹饥荒的大形势下 是一种享受），大家满意。”

朱德在参加山东组讨论时说：“不要自上而下地普遍搞反倾向斗争（注：指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 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普遍化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往往造成扩大化错误，这是‘左’的错误长期难以制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

大跃进引起了大饥荒，这使毛泽东的威信 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一些。这使有些军队干部 心里很是不顺。林彪和一些元帅，还有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将领，都说 我们军队要紧跟毛主席，我们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的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呀、大炼钢铁呀，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的关系不大，不存在什么“出气”的问题；有话让地方干部去说好了。这样，就没有什么军队干部在会议上发言。   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又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你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   他们这样一说，就把林彪鼓动起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    

1月29日，是毛泽东主持会议，他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讲了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毛泽东又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毛泽东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

1月30日，毛泽东讲话，作了些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注：当时他曾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又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如果有谁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他说这些话时，态度是诚恳、谦虚的，很多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是他讲话的第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集中讲 关于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要在党内实行民主，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凡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一是‘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连自己的心腹谋士范增的话也不听，结果只落得个‘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一是刘邦，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他改变傲慢态度，虚心听取儒生郦食其的意见，攻取了陈留。刘邦打败项羽不是偶然的，是与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密切相关的。而我们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光在党内实行民主还不够，在人民群众中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于那些被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一经发现就要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而这些干部也要从逆境中受到益处和锻炼。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不都是曾经身处逆境而有所成就和作为的吗？……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讲完后，邓小平接着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邓小平建议：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 主要应放到党委会、书记处、常委会去。（此时，刘少奇插话，建议一个月开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说：三个月一次也很好。刘少奇表示同意，说：“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补充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邓小平接着说：“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在他的工作报告的书面稿、口头讲话记录稿中 都增加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

在七千人大会上，其他中央领导人也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还列举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注：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二是，1958年6月2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的文件，他说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在会上还说：“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毛泽东此时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邓小平在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关于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注：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是邓小平）。中央书记处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对这几年中央的文件，作了检查。”【附注：后来，在1980年4月1日, 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员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992年7月下旬，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说：“在那次会上（注：指七千人大会），大家都作了检讨嘛！总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但是，这些中央领导人在自我批评中 都没有提到 全国上千万人饿死的事，也没有提到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批判的事。

中央领导人作了这点自我批评之后，七千人大会就接近尾声了。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被整理出了一个记录稿。毛泽东看后，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会议印发了 这个记录稿。毛泽东让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见此，毛泽东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大家又相继发言，这时 发言者都表示 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这就当场让刘少奇下不来台，他只好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接下来，刘少奇只得带着一批人 重新修改 他的那个书面报告（口头报告的记录稿 就不再用了）。修改后的稿子，是顺着毛泽东的意思，关于缺点和错误说得轻了，有缺点、犯错误的根源 列了两条：一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够；二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修改稿出来后，就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了这个修改后的工作报告。

2月11日举行闭幕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拥护并赞扬了林彪的讲话。同时，他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市场供应等等。   然后，毛泽东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他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接下来，毛泽东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回应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   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刘少奇进一步调整经济

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考察。1962年2月21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陈云发言说 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减少城市人口二千万，精兵简政；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陈云发言时，刘少奇插话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他提出，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但他接着又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3月中，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请于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后来，他又要周恩来一起来。刘、周、邓到武汉后，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情况。毛泽东同意会议关于调整经济的决定；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3月17日，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后，表示同意转发三人讲话 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2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召开，刘少奇作报告之后，大家发言，然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 在湖南省韶山县的陈家湾（毛泽东的故乡也属韶山县）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正式主张解散公共食堂。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中强调：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从此，农村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5月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周恩来主持制订的“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刘少奇最后讲话，说：“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6月底，毛泽东离开武汉 返京。途中，他听了各地领导人的汇报。在长沙，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 告诉他：湘潭地区夏粮增产10亿斤。在郑州，刘建勋对他说：夏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他听到“情况大变”的汇报：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42亿斤，比原估产29亿斤增加了13亿斤。在天津，毛泽东在听了刘子厚 汇报的好消息后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

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

1962年3月底，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召集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全省搞“责任田”，将农事包产到户。他们向中央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此前，他曾向毛泽东多次汇报过 农村中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毛泽东回应说 可以试试。

5月，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向刘少奇汇报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建议在安徽继续实行，并向外省推广。刘少奇表示支持。   同年7月,陈云也向中央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实行包产到户 或大包干，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提高农业产量。刘少奇表示：凡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的手段，都可采用。陈云又找毛泽东，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这样做的话 农业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听后很生气。   不久，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在进行了一个农村调查之后，回到北京。他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全国各地 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农民 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等田家英讲完，问道：“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没有回答。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   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不久后，毛泽东让刘少奇来他的住处。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一起来了，毛泽东当时在游泳，人泡在水里 就开始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下来，讲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7月8日，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会上，毛泽东明确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后 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18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毛泽东又与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谈话，严肃地说 这是走集体道路 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的问题；表示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觉得事态严重，十分不安。

但是，邓子恢仍然坚持“包产到户”。他当面对毛泽东说：从安徽的当涂、宿县的情况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 都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关于邓子恢这次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在9月25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个插话中说：“他（注：指邓子恢）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7月20日，毛泽东与前来参加北戴河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注：这是陈云的话），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5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但像包产到户等主张 同时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接着问三北地区（注：指东北、华北、西北）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等人谈话，他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又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 以及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并让邓子恢、陈伯达等人也参加。他说：“云南、贵州、四川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而且分成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 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这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最后，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注：指苏联的赫鲁晓夫等）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么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接着，他谈到单干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我们曾经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但现在看来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他又说：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这时毛泽东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接着，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邓子恢只得再次作检讨。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罗瑞卿在一个小组会议上发言，谈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 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罗瑞卿说，有人认为 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 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插话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 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8月24日，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将北戴河会议中毛泽东的论述 用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