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學者鄭永年文章： “中國牆”有感。

20年前，因為體制僵化改革無方，柏林圍牆終於倒塌了，東歐及蘇聯共產國家也跟着垮台，只有中國在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快速的經濟成長，一切向錢看，抵擋了這場蘇東波的大地震，一時倖免於難。

但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也是目前中國許多社會亂象的根源，如不能及時讓中國社會轉型，建立起新的法治、秩序，全體中國人對金錢的追逐，只能暫時阻擋中國政府體制崩潰，最終還是會時代的變革中垮台，被新型政府取代或是無政府狀態(分裂前兆)，這樣看來蘇東波對中國的影響還是在，只是延後發作而已。

中國在追逐市場經濟及金錢至上社會中，社會舊秩序一直被瓦解，直到人們認為社會太亂了，新的一代及新的社會認人無所適從，對中國及自己、家人未來感到彷徨、恐懼，會要求救星出現，唱紅打黑於是粉墨登場，毛粉期待毛澤東再世，社會期待強人有效治理社會亂象，這只是人治，無法正本清源，當新的改革無法解決亂象，人們還是會繼續尋找新的出路，直到找到新的穩定秩序、出路，或產生動亂，耗盡社會資源，推倒重來。

以下轉貼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 “中國牆”

20年前，柏林牆倒塌了。柏林牆是冷戰的產物，當時東德政府構築柏林牆或許是對國際環境壓力的一種無奈反應。今天，在全球範圍內，人們賦予柏林牆倒塌的意義似乎已經遠遠超越於柏林牆的構築。圍繞着20周年紀念，今年有大量的有關柏林牆倒塌的文獻發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獻是由前東德政府官員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閱讀這些文獻，不難體會到，牆不僅僅是東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東德政府自己推倒的。在東德政府統治下，這堵牆越築越高，越築越厚。更有意思的是，這堵牆倒塌的關鍵在於東德社會對其政府改革的極端不信任。在牆被推倒之前，東德政府並不是不想改革。儘管很多改革措施開始到位，但為時已晚，社會已經對政府失去了起碼的信任。不管政府方面做什麼，或者想做什麼，都無法贏回社會的信任。牆築得很辛苦，但頃刻之間，就被推倒。跟着柏林牆倒塌的是經營了數十年的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及其各國共產黨政權。

柏林牆倒塌之後

中國走出了一條全然不同的道路

柏林牆倒塌後，無論是西方的學界還是政界都相信，中國也會很快步東歐共產主義的後塵。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就預言，“自由在中國必將勝利，共產中國必將終結”。但很顯然，這並沒有發生。相反，自柏林牆倒塌之後，中國走出了一條和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全然不同的道路。這自然要歸功於鄧小平當時的政治判斷。鄧小平相信，在東歐和蘇聯，表面上是社會力量推翻了那裡的執政黨，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執政黨自身，在於執政黨的不作為，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國如果要避免走蘇東道路，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1992年南巡後，中國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的經濟奇蹟。中國沒有柏林牆。內部的改革使得執政黨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而經濟發展為執政黨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資源。與此同時，通過開放，中國也和國際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國的開放程度不僅遠遠高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甚至也高於一些發達國家。

多道“社會牆”的出現

但是經過了那麼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人們遽然發現中國也正在出現了一道又一道並且是日益厚重的牆。這一道道牆當然不是由鋼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強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會牆”。這些牆存在於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角色之間，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在資本和人民之間，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等等，不一而足。筆者曾經多次論及中國社會各群體間面臨的信任（或者誠信）危機的各種表現形式。那麼，形式多樣的社會不信任會產生怎樣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呢？這不是很多人都能清楚認識到的。信任是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正常運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條件。一旦社會群體和角色之間出現一堵堵無形的牆，信任自然解體，社會跟着解體。

牆的出現和信任的解體已經在越來越多的方面阻礙着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行。沒有信任就不會有有效的改革。沒有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面臨着無窮的問題，也沒有人會否認這些問題是要通過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決的。但現在的問題是，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已經使得任何改革越來越困難。政府任何一個改革舉措，無論是經濟改革，或是社會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會引起社會的熱情。隨之而來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熱諷，甚至抵制。

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不是沒有正當的理由，而是建立在自己已往的經驗上的。中國的改革政策從來就是自上而下，社會在牆之外，本來就沒有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無論是政策的制定還是執行，各級政府官員都是欺上瞞下。黨政官員把自己關在城堡之內，隔離於社會，其設計的改革又如何能夠體現社會的真正需要？

改革越多，基本生存權就越成問題

改革本來就是要給人予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經驗則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對前景的憂慮感。社會希望通過改革而被賦權，但實際上改革成為了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權利的剝奪。很多人的感覺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權就越成問題。例如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工作難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權被剝奪）；越來越多的人買不起房子（居住權被剝奪）；越來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體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

例如住房改革。這些年中央政府在這方面努力不少，但問題則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發展商綁架了整個住房體系，轉而又綁架了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買房、結婚和養家。正是因為被綁架，無論是有房的還是沒有房的，都不感覺到幸福。教育也一樣。教育改革也在進行，但改革的結果都是教育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來越不公平。無論是住房和教育，形形式式的改革都在向權錢階層傾斜。如果從每一次改革中獲利的都是權勢階層，那麼人們為什麼要信任改革呢？

信任的缺失更使得法治社會不可能實現。改革開放以後，人們認識到法治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所以，提出了要建立法治社會的概念。但人們忘掉了，市場經濟本身不會導致法治，法治還必須有更重要的社會基礎，那就是社會信任。無論是政府對社會的治理，還是社會的自我治理，都需要法治。不過，中國的各級政府和資本之間的同盟已經導致了社會信任的解體。沒有社會信任，如何才能讓社會成員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執行法律的人是公平的？在市場把一切社會細胞都貨幣化了之後，以錢為本也就成為一個社會的主導法則了。連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也要用貨幣來衡量的時候，表明這個社會細胞已經徹底解體了。法治是最基本社會正義的基礎。法治社會建設不成，那麼還有什麼比一個由一個偉人統治的人治社會更令人嚮往的呢？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得“重生”的。呼籲一個毛澤東式的民族英雄已經成為社會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識了。

如果不能出現這樣一個偉人，那麼社會只能求助於自己了。那就是社會的暴力化。在很多情況下，社會的暴力化往往導致無政府狀態。如果把一個國家分解成為權力、資本和社會，那麼在任何體制下，社會是最弱的部分。權力可以保護自己，資本也可以保護自己，但社會無力保護自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是必須被保護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保護社會的機制，例如福利制度。如果沒有保護社會的機制，資本主義也是會被推翻的。

是福利社會的產生挽救和保護了資本主義。同樣，社會主義也有保護社會的機制。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強調的就是對社會的保障。即使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當時的政府和社會之間也存在着一種隱性契約（implicit contract），就是“你接受我的統治，我提供給你基本的權利（就業和福利等）”。蘇東版社會主義的弊端就是社會沒有自由，搞貧窮社會主義，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權利也難以持續。社會為什麼需要被保護？很簡單，最弱的社會，一旦失去了生存權，就會暴力化。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永遠是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手段。中國社會數千年的農民造反就體現了這種情況。

要推倒一堵鋼筋水泥牆需要的是簡單的體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會牆”則要困難得多。但這些牆的存在必然對執政黨的長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會和諧產生消極和負面的影響。對這一點，中國的領導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從“三個代表”到“三接近（接近實際、接近群眾和接近生活）到“民本主義”，這些政策話語的主題都是要拆掉政府、資本和社會之間一堵堵牆。但現實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這些牆似乎越築越高，越築越厚。很顯然，如果沒有賦權社會，拆牆談何容易？在權力和資本結盟的情況下，社會的選擇又會怎樣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動拆牆，那麼社會一旦憤怒，這一堵堵牆終究將會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