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當其衝死於紅衛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長

何燕凌、童式一、穆廣仁、宋錚

2008

經過何燕凌、童式一、穆廣仁、宋錚等老同志的努力，《紅岩兒女的罪與罰》一書近期得以出版，讀者甚為歡迎。我認為，書中《首當其衝死於紅衛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長》一文，是截至目前最符合歷史事實、最真實的報道。卞仲耘校長死於文革中的紅衛兵暴力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

在此，我謹藉推薦這篇文章之際，特向當年在紅色恐怖中冒極大風險寫匿名信做見證的女附中張靜芬老師，向首先報道卞仲耘之死、最具良知的女附中校友王友琴，向近年來出於正義感公開發表文章的劉秀瑩老師、林莽先生、裕雄女士，向製作電影《我雖死去》記錄史實的胡杰先生，向繪出卞仲耘大幅肖像的良心畫家徐唯辛，向整理編撰此書的各位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謝！

王晶垚

2009年1月11日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是歷史悠久全國著名的一所優秀學校。新中國建立後，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學校就讀。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的女兒都曾是這所學校的學生。1965年秋入學的學生，高級幹部的女兒占了大約一半。一時有"皇家女校"之稱。由於這個學校的特殊性質，校長必須由老資格老革命擔任，最初的校長是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她離任後有幾年空缺。1958年到1963年一度由林默涵的夫人孫岩任校長。此後，就沒有校長了。

從1966年6月初開始，這所學校的學生就得風氣之先，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旋風。副校長之一、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就和其他副校長、教導主任等首當其衝。

"文革"風暴席捲了校園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語）。這張大字報除了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還號召"堅決徹底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師大女附中的三個學生（宋彬彬、劉進、馬德秀）也貼出了本校的第一張大字報，向校領導發動攻擊，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就是高三學生宋彬彬。她的父親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宋任窮。她的家庭背景使得這張大字報更有權威性和影響力。

6月３日，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女附中。有了毛澤東高度評價北京大學那張大字報的"光輝榜樣"，工作組一進校，當然就宣布對宋彬彬等人熱烈支持。工作組取代校領導掌管了學校，建立"革命師生代表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學校停課"鬧革命"，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革命對象"。整個學校貼滿了攻擊他們的大字報。

紅衛兵揭發卞仲耘的"罪行"的大字報上列舉的事情，最駭人聽聞的是她參與了前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且不論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個軍事政變，即使有，怎麼可能讓一個中學女副校長參與呢！

大字報還說她"反對毛主席"。說的是1966年3月邢臺地區地震時候的事情。那時候，為了學生的安全，校領導告訴大家，若有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告訴學生：要儘可能快地離開教室到空曠的地方。這就成了她"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另一條罪狀是"反對共產黨的階級路線"。證據是，幾年前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因兩分之差未被女附中錄取。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的學生，優先錄取高乾子女。劉少奇的女兒差兩分不到分數線。學校向北京市委和教育局請示，教育局同意不予錄取。

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是卞仲耘的一大罪狀，大量的大字報攻擊她提倡智育第一，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搜羅和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教師，等等。大字報上充滿了粗暴的謾罵和侮辱性語言，完全不像出自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學女孩子的手筆—— 毛澤東發動大"革"文化的"命"，並且指明要從教育界開刀，一聲號令，原先天真爛漫的女孩子一下子就變成了野蠻人，失去了人性。這時候還有人有意陷害卞仲耘，放出謠言，說她是北京市委"黑幫"頭子之一劉仁拉進黨內的假黨員。這樣，"鬥爭"她的火力就更猛烈了。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卞仲耘被幾個學生押到台上，面對群眾。她被迫九十度大彎腰以示低頭認罪。上台揭發批判者，都作氣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揮拳跺腳。有幾個學生跑上台，用自製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幾次倒下，每次都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後揪着她的頭髮把她拖起來。工作組不加干涉。

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控訴信，敘述了她被毆打和侮辱的情況："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是強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民兵訓練用的假步槍捅脊背，用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要求制止這種野蠻行為。

7月初，工作組對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師做了分類排隊。卞仲耘被劃為第四類，就是問題最嚴重的"資產階級右派"。根據就是大字報上和批判會上說的、未經核實和分析的材料。

7月5日，工作組和宋彬彬等人，以及西城區工作隊負責人，向鄧小平匯報"文革"情況。鄧小平談到了卞仲耘的控告信，要工作組"適當處理"。鄧小平詢問鬥了卞仲耘幾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組的人說打了。鄧小平說：不要打人。

按照工作組的計劃，這些被定為第四類的幹部，被"批倒批臭"之後要送往農村勞動改造。不料情況突然發生變化，連工作組和派工作組的人也成了被批判鬥爭的對象。

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嫌他們派出的工作組沒有認真支持造反派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有些學校壓制了"革命行動"。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直接領導運動。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把所有派往學校的工作組全部撤出，放手鼓動學生"造反"，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

到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撤離，學校里根據毛澤東的號召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只有"出身好"的學生能參加，大多數學生是沒有資格的。紅衛兵掌管了學校。校園裡首先發生的一個變化是，果樹上未成熟的果子，都被紅衛兵摘光了。連苦澀的根本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部被打光。整個校園充滿了破壞和暴戾的氣氛。

8月4日，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紅衛兵在一些班裡鬥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教室牆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被鬥爭的這些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繩子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她們被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和父母的罪行，最後還必須連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同一天下午，一些紅衛兵喊着"黑幫，不許動！"氣勢洶洶地闖進了學校負責人的辦公室。她們有的拿着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有的拿着皮帶，狠狠地抽打這些負責人。

王晶垚回憶：那天晚上，卞仲耘預感到巨大的災難已經臨頭，對我說："現在打死像我這樣身份的一個人，就像打死一條狗。"我們商量：是給中央領導人寫信控訴，還是暫時躲避一下？我主張她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她不同意。她說："天南地北都是中國，天羅地網無處可逃。"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清白的，走了反而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為了人的尊嚴，她表示決不逃走。我一再勸說，她最後卻冷靜地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她要求我們這些能夠活下去的人"對這伙殺人犯鬥爭到底，絕不能坐視他們逍遙法外，遺患無窮……要把真相告訴女附中全體師生員工，告訴全國人民，告訴子孫後代！"

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對她說："別去學校了。"她還是按時去了學校，因為這是她的崗位——十七年前自己選定的神聖崗位。

8月5日上午，知道處境危險，副校長胡志濤一大早先到了北京市委，找到文教口負責人，告訴他，她們的人身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希望得到幫助。得到的回答是不着邊際的一句："你回學校去吧。"胡志濤在失望中回到學校。這一天，她眼看着卞仲耘被打死，自己和另外幾位同事被打成重傷。

8月5日，這是一個什麼日子？正是這一天，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6月上旬中央向各個學校派出工作組，壓制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說，控制了"造反"行動，轉移了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

在這前幾天，8月1日，他就曾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創造了"紅衛兵"這種組織的幾個學生，對他們寫的說明"造反有理"的大字報"表示熱烈的支持"。

慘死在紅衛兵"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行動"中

師大女附中一些女孩子，主要是高級幹部的女兒，從"內部"得知毛澤東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些學生組織紅衛兵的創舉，趕緊跟上，在毛澤東的信發出的前一天，7月31日就建立了本校的紅衛兵隊伍，而且急於開始發動"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革命行動"。於是，8月5日中午，宣布鬥爭"黑幫"。鬥爭對象是這個學校的五位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玉冰。

這天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那時候，副校長胡志濤聽從紅衛兵的命令正在打掃廁所，她告訴學生，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學生們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這些大有來頭的紅衛兵們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在她們看來，你一個黑幫分子，竟敢阻止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看我們的厲害吧！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幫"嘛，還你一個黑面目！

紅衛兵把自己學校的五個負責人揪到大操場上，給她們頭上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和"三反分子"的牌子，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然後，就高喊着"打倒黑幫"的口號，開始"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一個紅衛兵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一些人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損的課桌、椅子。還有人去鍋爐房取了開水。她們認為，"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實際行動，就是毆打、澆燙這些鬥爭對象——她們的老師。

五個鬥爭對象被從高台上拖了下來"游斗"。佩戴着紅底黃字的袖章，手握根棒的紅衛兵在她們兩旁押着。所用的棒子，除了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還有壘球棒，跳欄上的橫檔，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紅衛兵強迫她們一人拿一個鐵簸箕或臉盆，另一隻手拿一根短棒，強迫她們重複地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有罪，我該挨斗。我該死"……每喊一聲，就敲打一下簸箕或臉盆，發出破鑼的聲音。紅衛兵認為哪個鬥爭對象喊得不夠響，就用棍棒打她的頭，用槍戳她的身子，逼迫她們放大嗓門高喊。喊一兩聲，聲音又低了，就又打又戳。喊得嗓子沙啞了，打擊就像冰雹一般連續不斷地落在她們頭上身上。這些女學生紅衛兵狂叫着叱罵着，一再威逼她們的老師高聲嗥叫。幾位老師實在無力遵從這種無法履行的命令，幾個紅衛兵就抬起來穿着翻牛皮軍靴的腳，向老師們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用手捂着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她不禁發出尖銳的喊叫，令人驚怵心寒。

當時在師大女附中擔任語文教師、停課"鬧革命"後被勒令接受勞動改造打掃操場、廁所的林莽，在卞仲耘殉難四十周年的時候回憶當年他身歷其境看到和感受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剛一倒下，許多紅衛兵就涌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居然自稱"老子"了。我以為既然倒下，嚇唬嚇唬這個女書記就算了，沒想到紅衛兵，而且是女孩子，會這麼狠！她們用穿着軍靴的腳踢她。（軍靴，正是這些女學生的特殊身份的一種證明，一種特權的象徵，一般人家是不可能得到這種高級軍用品的。）卞仲耘躺在地上，躲不開，只有任其狂踢。紅衛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腳。

——不踢了，她們還要喊："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便出現這樣一個場面，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着軍靴的大腳。那氣勢真夠雄偉。寫到這裡，我忽然明白，好像識破天機，"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這一場游斗的全部過程，都是傑出的、精心的首創製作，這不是首創是什麼？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這樣的記載：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稱得上是最深刻的體會。四十年過去、從來我都以為是紅衛兵過火：四十年過後的今天，歷史的久經琢磨終於讓我認識到，是誰教導紅衛兵這樣做。

——這時，她們坐下來休息了，打人打累了，罵人罵渴了。有人買來整整一紙箱冰棍。不知她們在高談闊論些什麼，也聽不清：而她們嘻嘻哈哈，這笑聲使我覺得她們已經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像個女孩子嗎？一道"最高指示"一下來，她們就變成了這樣．還要美其名曰，這是"文化大革命¨！

——校領導人飽受皮肉之苦後，紅衛兵又命令她們勞動改造。小操場左側，有一小堆磚．磚旁邊有一小堆沙。這叫什麼勞動改造？只是讓她們把磚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側去，移完了，又再移到左邊來。這樣來回地搬着，不是拿人來折騰嗎？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鐵鍬拍了又拍，裝得實實的尖尖的。她挑不起來那麼沉重的沙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來跟着搬。她哪能邁得開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後看，想起我打掃廁所的任務，便趕快離開。剛打掃完一個女廁所，從裡面走出來就碰見一個女紅衛兵，她對我厲聲說："跟我走！"我跟在她後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幹什麼。一直走到女生宿舍，剛進門，就看到盥洗室外北牆邊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撐不住自己，一隻手扶着過道的牆壁。這時，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衫上有血跡。後來，才聽說打她們的棍子上是釘着鐵釘的。

——紅衛兵命令我："拿把笤帚來，交給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掃女廁所。當我從門背後拿出一把笤帚交給她，她也試圖來接。還沒來得及接住，手一離開牆，就暈倒在地上了，雙目緊閉，不住地呻吟。女紅衛兵對她大聲吼：¨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另一個女紅衛兵從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實在不忍目睹，立即匆匆離開，回到我被分配臨時工作的圖書室。

—— 沒過多久，那個女紅衛兵來到圖書室，又叫我跟她走。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門，卻看見卞仲耘仰身躺在台階上。紅衛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兒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車。我剛抬起她的雙腳，圍觀的女紅衛兵們就朝着我哈哈大笑起來。我立即意識到：這不是嘲笑一個活着的右派抬一個將死的走資派嗎？我受不 了這樣的嘲弄，也不忍目睹卞仲耘的慘狀。她的兩個眼珠向上翻滾，口吐白沫，渾身濕透，抽搐不止。於是，我憤然放下她的雙腳，大聲說："我不抬！"即轉身走開。紅衛兵追上我，罵了一句："媽的！"用穿着軍靴的腳踢了我一下。

——反思當日，如果紅衛兵不准我離開，而我又堅決拒絕抬屍，就會倒於亂棍之下，多死一個。師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學校，因而這裡的女紅衛兵有它的特殊性。她們打死一個卞仲耘，不過是小試牛刀，體現一下"不怕出亂子"的膽識，做出首例示範，從而起到推廣全國各地的作用。此後全國打死的人無數，上至元帥、將軍，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個，少死一個，又何足道哉！

這裡需要補充一些林莽（注）沒有看到的情景："勞改"了一陣子之後，紅衛兵把五個老師揪到大操場旁邊的女生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淋了每個老師一身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這些老師的斑斑血跡。

卞仲耘被認定是學校"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終於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就這樣，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同學們看見，特別使勁猛踢她的頭顱的是劉亭亭。（可嘆，這個女孩子的父親，轉眼間就被欽定為"中國頭號走資派"，後來又被誣陷為"叛徒、工賊、內奸"，終於極其悲慘地死去。她也成了"黑幫女兒"、"狗崽子"，吃盡苦頭。近年她還接受訪問在電視台訴說了她全家遭受的迫害。可是，從未聽說她對自己當年曾經怎樣對待自己的老師、校長說過一句愧悔的話。鄧榕、宋彬彬等也是一樣。）

五點多鐘，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部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胡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快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當即被關進了一間辦公室，不許"亂說亂動"。

後來，那輛手推車被推到學校北門旁邊。對面就是郵電醫院。那時天色未晚，有個紅衛兵說"這樣把她推過去影響不好"，不准把車推出學校。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壓了一把大掃帚。七點多鐘，學校文革籌委會請示北京市委後，送她到郵電醫院搶救。醫生檢查時，她已經死亡多時，屍體已經僵硬。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被通知來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掌權者接見了王晶垚。王嚴正地要求她們寫下各自的名字。七人中有六個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就是十幾天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 兵、接見紅衛兵代表的時候，對她說"要武嘛"的那個女孩子。）那一天晚飯時候，在學生飯廳里，喧嚷着輕狂的議論和對被斗者的可憐狀態的譏笑。校園裡並沒有因為打死校長而引起驚恐和不安。

為了給歷史留下這悲慘的真實的記錄，給"文革"中的暴行留下罪證，王晶垚第二天到西單買了一個照相機。首先，在醫院的太平間裡，給卞仲耘的遺體照了像。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屍體上大片血斑傷痕清晰可見。然後，還拍攝了紅衛兵貼在他們家裡的語言粗鄙侮辱人格的大字報，那是一些具有特權背景的的紅衛兵留下的醜惡的手跡……

為卞仲耘屍體的處置，王晶垚和他的大女兒見到了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紅袖章。她要醫生做屍體解剖。王晶垚堅決反對解剖 屍體。他不讓妻子慘死後再遭受無理的切割。鄧榕很兇地問卞仲耘的大女兒：你對這事有什麼看法？大女兒不能說別的，只說："反正這不能由我們負責！"鄧榕沒有再說什麼就離開了。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 在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書上，填的是"死因不明"，儘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拿着醫生寫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王晶垚送卞仲耘的屍體去東郊火葬場。他們的孩子來和媽媽的遺體告別。王晶垚用一塊布蒙住了卞仲耘的頭，沒有讓孩子們看到媽媽非常可怕的滿是青紫血痕的頭部。小女兒當時只有9歲。

運屍車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正在朗聲廣播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他們聽到其中提到"要文斗，不要武鬥"，還以為以後別人不會再遭到卞仲耘的命運。但是決定中還有一段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因為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這對學校里的暴力行為是有力的支持。

卞仲耘的9歲的小女兒發現，爸爸睡的草蓆的邊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爸爸為媽媽的死，悲憤萬分，經常深夜不能入睡，卻又不能放聲痛哭，他只好伏在床上，咬齧草蓆，來壓抑自己的巨大悲慟，含恨等待將來……

一聲"要武嘛！"暴力遍全國

幾天后，在毛澤東主持下產生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高度讚揚"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出亂子"…… 從這個時候起，正式進入"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的荒唐時代。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百萬紅衛兵。一些紅衛兵的負責人上了天安門城樓。女附中的宋彬彬在萬眾矚目之下，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毛問宋彬彬叫什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就說："要武嘛！"

會後，《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中說，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師大女附中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那一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個來自北京最早使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大附中，一個來自第一個打死了校長的女附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說的"要武"，其意義和影響豈是僅僅關於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

紅衛兵暴力在8與18日大會後大規模升級。遍及全國且從校園殺向社會的暴力開始了。卞仲耘遭受的災難，變成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眾多和平居民的命運。這就是毛澤東創造的"群眾專政"！

從此，大街上，一群群紅衛兵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胳膊和褲腿高高挽起，走路昂首挺胸，說話高聲大氣，闖入住宅抄家，甩皮帶打人，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權一時間使他們興高采烈，自我感覺無比良好。誰也知道，是誰把天真無邪的孩子們變成了這付模樣。至於為什麼要驅使本來心地純潔的孩子們干傷天害理的事情。則還不是大多數人已經認識清楚的。卞仲耘之死，並非一個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分。

毛澤東年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信中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指令是多模急切！隨後，5月16日，毛澤東發出的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號令的《通知》中，把文化教育界指定為重要攻擊對象。在卞仲耘被殘酷殺害前兩天，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就在一次"鬥爭會"上把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斗"死了。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當即把這起嚴重事件當面報告給了毛澤東。6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打死了校長沙坪，此時毛澤東也是知道的。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情報系統天天向上級書面報告當天全市有多少人被紅衛兵打死。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對這種暴行予以制止。

讚揚了"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制定以後不久，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百萬紅衛兵，接受了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在場的宋彬彬給他戴上的紅衛兵袖章。他問了這個女孩子的名字之後，表示不滿意，說了一聲"要武嘛！"立即被奉為聖旨，傳遍全國。

10月9日，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了表彰紅衛兵功績的文件《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誰》，其中寫明，紅衛兵從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1970 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在談話中炫耀：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階段性行動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中，通過"群眾專政"和專政機關相結合，又有眾多的無辜者遭到迫害。在師大女附中，就有四名教師不堪忍受殘暴的迫害而自殺。據當時北京市統計，在"清隊"中，"揪出的各類階級敵人"有80100人，其中有3512人自殺，219人被打死。

只就高等學校已知的部分情況來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北京大學有63人，清華大學有52人，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大量中學小學教師中的受難者，就更難以盡知了。

當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受難者與暴君》一文中說："筆者十多年來查訪了全中國幾百所學校，沒有發現一個學校在文革中沒有毆打侮辱折磨老師，也沒有發現一個校長沒有遭到野蠻'鬥爭'。他們被毆打，被剃'陰陽頭'，被強迫'勞改'，被關'牛棚'……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為毛澤東把他們歸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類別，並對這個類別進行整體性的迫害和殺戮。"她指出，這些並非一般的"冤假錯案"，而是"有理論又涉及有組織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預先指定的群體，迫害者則是掌握了最高權力的政黨、政府和軍隊的統治者。"

她感慨地說："由於看到斯大林雖死但是其影響猶在，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寫過一首詩，說要檢查檢查斯大林的墳墓里是否有一架電話，半夜裡他還在那裡發號施令。中國的情況不同。毛澤東不需要暗連的電話，毛澤東的屍體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巨幅畫像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難者們的名字成為禁區，不能印刷在報紙雜誌上，也不准展示在電腦網絡空間中。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是：當暴君不予受難者安息之地的時候，應該讓他安息嗎？"

她進一步申說："所謂'暴君'，是一種老式的說法。在現代的正義體系中，這種人應該是罪犯的一種，是'群體滅絕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種因其有大權力而犯下大罪惡的特種罪犯。在千萬受難者和一個暴君的對立中，雖然現在仍然是暴君占據了權力的上風地位，但是在歷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終將被審判。"

她是教育園地里一個盡職盡力的園丁

讓我們來追思一下，卞仲耘是怎樣一位忠誠的教育工作者。1949年以前，卞仲耘在晉冀魯豫和華北解放區人民日報社做編輯工作。也曾在人民日報社工作的女同志胡志濤進城後轉入教育界，參加接管師大女附中，後來擔任副校長。她邀請卞仲耘到女附中和她一起獻身於教書育人的事業。胡志濤贊同陶行知的民主教育、生活教育思想，卞仲耘也一向敬佩陶老夫子。做教師，曾經是卞仲耘少女時代的理想。做了幾年新聞工作以後，她覺得自己還是更喜歡而且適於當教師。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她爽快地接受了胡志濤的邀請。經組織批准，到女附中來了。

她生性善良溫和，待人寬厚，相處的人們都感覺到她有老大姐風度。抗日戰爭初期她在戰地服務團的時候，不過是個二十來歲的高中畢業生，可是不論長幼，都親切地稱呼她"老卞"。以後所到之處，直到北師大女附中，一向如此。她熱愛教育工作，喜歡同青少年接近，初中畢業後就曾在家鄉做過小學教師。抗戰初期在大別山區也教過小學。大學畢業後，曾在成都敬業女中執教。那些和學生在一起的日子，使她留戀不已。

到師大女附中做教師以後不久，她被任命為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教師和學生對她的印象是一致的：春風化雨。1957-1958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大躍進"，有個人藉此在女附中發動鬥爭，批判副校長胡志濤"右傾"。胡志濤被降兩級，下去勞動，當了兩年工人。此人當上了校長，但她以往只當過幼兒師範校長，沒有辦中學的經驗。此時被任命為總支書記的卞仲耘不得不全面負責。當時，在"大躍進"的狂熱氣氛中，上面提出教育改革也要改掉少慢差費，實現多快好省。中宣部在景山學校實驗中小學九年一貫制的改革。許多地方跟風而上，提出要在八年甚至要在七年中完成中小學十二年的教學任務，狠批"循序漸進"，大講"破序躍進"。當時北京市委主管教育的副書記劉仁卻提出改革要按教育規律辦事，先作小型試驗，成功後再行推廣。女附中這時直屬教育部領導，本應該按照中宣部在景山學校的做法進行改革。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長劉致平卻不盲目跟風，而是沉着地堅持按教育規律進行改革，只在學校里選定兩個班進行中學五年制的實驗，使校園裡的正常教學秩序未被打亂，教育質量得以穩定提高。

60年代初糾正了在學校搞"大躍進"的錯誤，平反了胡志濤的冤案。胡志濤回校仍任副校長，負主要責任，卞仲耘也擔任副校長，同時還是黨總支書記。"文革"前，校園裡的生活也並不平靜，政治運動一個椄着一個。在那些不正常的日子裡，卞仲耘憑着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與責任感，做她應該做和能夠做的事情，勤勤懇懇，愛校如家，關心教師，愛護學生，十七年如一日。當教職員中的"右派"家屬受到歧視、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她卻對她們關心備至，悉心照顧。

厚道，平和，卻堅決不做違背為人做事的基本原則的和事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女兒，大都要求進入這個學校就讀，她堅持，不對任何人降低錄取分數。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就是劉婷婷的姐姐，考試成績差兩分不到錄取分數線，就沒有被錄取。在高級幹部出身的學生中，有一些人表現出來養尊處優，依仗父母盛氣凌人，她特別重視對這些學生進行反對特殊化的教育，必要的時候嚴肅地給予批評。

有些高級幹部家庭的孩子常把從家中聽到的一些事情在學校里隨便亂說，以致校園裡經常傳播和議論一些似是而非的內部情況。卞仲耘以總支名義寫信向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並請領導同志嚴格教育子女。上級黨委派人來調查，卞仲耘如實反映情況，並誠懇地提請領導同志在子女面前注意保守黨和國家機密。對此，有的學生卻不以為然，認為卞校長不該管這些事，為此還給她貼了大字報。卞仲耘胸懷坦蕩，並不責怪這些學生，而是仍然耐心地對她們進行教育。

1963年，那位在1958年當上女附中校長的人離開了。在卞仲耘和胡志濤副校長倡導下，為教齡滿三十年的老教師和老職工鄭重地舉辦了一次慶祝活動。鄧穎超同志和教育部長楊秀峰、副部長林礪儒、劉皚風以及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等領導同志都到校祝賀。拍照時，讓六位老教師和三位老職工坐在前面，與會的領導同志一律站在後面。在知識分子已經感受到很大壓力的年代，卞仲耘她們這樣尊師重教，在北京市可算是一個創舉。

對於當時校內外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出現的庸俗化傾向，卞仲耘直率地提出反對意見。在學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她對不正之風堅決進行鬥爭，公私分明，毫不妥協。因此遭到校內外某些人的忌恨和仇視。十年內亂一開始，一些對她心懷不滿的人就趁機散布污衊她在政治思想上和個人生活上的種種謠言，打擊她，陷害她，給紅衛兵的殘暴行為火上加油。

老卞嫉惡如仇，對學生則愛護倍至。1964年，北京市在中學生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都必須暴露各種錯誤思想進行自我批判。卞仲耘作為總支書記，堅持不把學生在運動中暴露的所謂錯誤思想記入檔案。看來這似乎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可對於這些學生來說，卻是功德無量，澤及終生。當時65級學生沈乾若就是其中的一個。沈的父親是留學歸國的技術人員，祖父母輩是地主和破落地主。沈是65級學生中學習拔尖的優秀學生。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她對"三面紅旗"、"三年困難時期"、個人迷信等等問題發生了疑問，不能理解。她誤以為自己的這些"異端思想"是出身所致，是罪過，心態矛盾惶惑，精神在痛苦中掙扎，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就響應號召，老老實實地"向黨交心"，把自己的疑問都講了出來。她的所謂"異端思想"，"文革"中成為她父親的一大罪狀。而她自己卻以優異成績考進北京大學物理系。幾十年後，她才弄清原委，是卞校長保護了她。卞校長不僅沒有把她的話記入檔案，而且對北大的招生人員保證，沈乾若是好學生，運動中暴露的只是一時的糊塗認識。後來到加拿大溫哥華定居的沈乾若，在2006年第6期《炎黃春秋》上以"裕雄"的署名，為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周年發表的文章《良知與責任》，其中深情地說："一日，在美國的老同學通電話時說起母校，方知卞仲耘校長於我恩重如山，而我竟數十年渾然不知。"如果不是卞校長出於仁愛和無畏保護學生，"我的人生軌跡可能完全不同，我的命運也將與許多文革受難者一樣悲慘。"

實際上，"她保護的不只我一個，還有其他一些與我同樣幼稚的的青年學生。在那個年代，對於政治上的問題人們避之猶恐不及，為了保全自己而出賣良心的大有人在，更有的人邀功請賞，助紂為虐。而我們的卞校長，為了她的學生的前途與命運，甘冒政治上的風險，抱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信念，為我們撐起一把保護傘。我們幸運地躲過了劫難；而她，她的家庭，卻遭遇了慘烈的不幸。"

誰能想到，平時在女附中的女孩子們眼裡原本像母親一樣溫和慈祥的卞校長，"文革"風暴一來，就被她自己苦心教育的一些學生活活打死在校園裡。

她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卞仲耘殉難一年後，抄家的風潮過去了，她的家人利用一個衣櫃給她布置了一個小小的靈堂。他們把卞仲耘的照片貼在柜子裡邊，在照片前放上一束花。衣櫃的門隨時關上，外人不能看到。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當時不能公開紀念她。那會被說成是對"文革"有仇恨，或者是要翻"文革"的案，在當時這都是滔天大罪。關於卞仲耘的死，在那個時代留下的種種報告和大事記中，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她以及她同時期的死難者，都被吞沒於"紅八月"、"八五風雷"的"革命"紅光中。

當時留下的有關卞仲耘之死的唯一文字記錄，是女附中的一位教師在1966年8月8日寫給王晶垚的一封信。寫信者是語文教師張靜芬。出於憤慨和同情，她把當時所見到聽到的一切寫信告訴卞仲耘的家屬。但是，當時她不但不能署真名，而且刻意改變了筆跡。這是那個黑暗年代中僅存的道義文字。信中首先就說："老卞在女附中為黨工作十七年，她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心裡清清楚楚。"除了詳細敘述了老卞死難的經過，還說："老卞同志是真正的大老實人。……她的慘死，更說明她是好書記、好校長。……她死得這樣悲慘，這樣不明不白，我們堅決要求為她伸冤。這件駭人聽聞的慘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蟬，某些人是敢怒而不敢言。6日上午（校內）廣播，說要封鎖消息。這是封鎖得了的嗎？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戰友，也是愛人，你必須堅強地活下去，勇敢地鬥爭下去。……希望你一定節哀，冷靜再冷靜，凡事三思而後行。……我是一個普通教師。我不願寫下我的名字，也不願暴露我的筆跡。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報是言不由衷的（各種不同的言不由衷）。……事情一定會弄清。老卞是有群眾的……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獻給老卞在天之靈！"王晶垚收到此信不久，就被追查，要他交出此信。他堅決地予以拒絕。

1971年林彪事件後，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權威人物開始緩和對受迫害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委會依照上面的規定，給了卞仲耘的家屬400元撫恤費。

1976年，毛澤東死去。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 1978年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在為一批教育工作者召開的平反大會上，西城區的負責人說，"文革"中在西城區有276名中小學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1978年8月5日，卞仲耘蒙難十二周年，王晶垚為紀念卞仲耘寫了一幅輓聯：

為黨為國育英才，碧血灑校園，留得英魂永在。

斗妖斗魔頂惡浪，丹心照人寰，豈容奸宄逍遙！

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元撫恤費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校園裡，立一塊碑或種一排樹表示紀念。這個小小的合情合理的願望，竟然也沒有結果。

王晶垚開始通過法律手續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 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即最後毒打卞仲耘致死的三四個特殊學生，他還控告了一個外校工作人員。這個人為了私怨，曾到鬥爭會上誣陷卞仲耘。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了卞仲耘和一男老師，企圖以此證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發出《不起訴決定書》。這份文件寫道：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法律是有追訴時效的規定。但是，"文革"延續了十一年才結束，十四年後才被正式否定。在追訴時效期限內起訴"文革"初期的案件根本不可能。

王晶垚對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書》不服。他不屈不撓繼續上訴，但未能有任何進展。王晶垚已無任何辦法可想。但是，他堅持在法律方面討回公道的努力令人欽佩。當然，更重要的是追究對同類事件的總的罪責所在，作一次總清算。

卞仲耘作為一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和品德高尚的人的形象，永遠留在她的許多學生、同事和同志、朋友們心中。2006年秋，王晶垚和他的子女們，邀請卞仲耘生前部分同事、學生、朋友、及關注卞仲耘事跡的社會賢達集會，紀念了她遇難四十周年和冥誕九十周年。人們向卞仲耘遺像默哀後，觀看了由獨立製片人胡杰攝製的以卞仲耘殉難為主題的專題片《我雖死去》（按：這部專題片在YouTube網站上可以看到）。影片對王晶垚等人的採訪和王晶垚當年的攝影，再現和表現了這場慘劇，引人淚下，發人深思。

與後者抒發了對老卞的思念之情，痛斥了那不堪回首的年月的野蠻暴力行為。大家感慨叢生。四十年過去了，當年出生的嬰兒現在已經人到中年，當年涉世未深的中學生也已年逾半百。如今，由於當權者屢髮禁令，限制以至禁止傳媒追述和議論"文革"，拒絕設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不僅年輕人不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很多經歷了"文革"苦難的人們也逐漸淡漠了對這場亙古未有的人為災難的記憶。當年，一些花季少女，怎麼會突然喪失人性，踐踏和殺害她們賴以受教的老師？為何當年下毒手的人至今不但逍遙法外，而且毫無愧疚的表現？究竟誰是殺人的元兇？這是幾代人都有責任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會上還宣讀了原北京原師大女附中學生，現在的"文革"研究者、最早將卞仲耘之死的經過公之於眾的王友琴女士的遠方來信。信中說：

——知道要給卞仲耘校長開紀念會的消息，我在萬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動。

——我曾在學生群中看着這場暴行發生。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寫了一篇文章來記述和控訴卞校長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垚先生的家訪問。他說，27年來，我是唯一的為紀念卞校長之死訪問他的學生。那一天，他還告訴我說：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裡，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親近的三個人：卞校長和他們夫婦青年時代就開始交往的兩位朋友：祁式潛和劉克林（編者按：劉克林的事跡見本書中的《一顆報界之星的閃耀和隕落》一文。）王先生的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因為表現了那個時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確規定了把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新聞界作為打擊對象。在7月底，文革領導人又公然鼓動學生使用暴力，就這樣，卞校長和他們夫婦在文化界的朋友，還有更多的人的生命遭到摧殘。它的廣度、密度和殘忍程度，是後人難以想象的。

——在北京，卞校長是第一個"文革"暴力的受難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慘，但是她的慘劇卻遠遠不是一個人的不幸。據我的調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師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寬街小學……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國各地，都有校長或者老師被毆打折磨致死。事實上，全中國所有的學校校長，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鬥爭"，無一倖免……

——在校園裡，由學生把校長活活打死，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野蠻行徑。而且，卞校長是被一群女紅衛兵打死的。我強調"女紅衛兵"，是想說明她們的暴力行為不能視同一般較易衝動、有暴力傾向的男孩子，而完全是"文革"鼓動者激發起來的。正因為這樣，殺害卞校長就成為"文革"犯罪和暴行開始的代表性標誌。

——道德的墮落也是重要的一項。卞校長被害已經40年，從來沒有一個參與暴行的紅衛兵對她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說簡單的三個字"對不起"。多年來，還不斷有人說，卞校長是因為'高血壓、心臟病'死的。實際上就是否認卞校長死於暴力迫害。這樣說謊，良心何在！

——你們紀念一位老師，一位母親，一位好人，同時，也是在紀念一名"文革"受難者。就最後一項意義而言，你們也是在紀念千千萬萬的受難者，也是在維護我們生活的基本價值和道德底線。（注）

註：《首當其衝死於紅衛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長》一文原載《紅岩兒女的罪與罰》一書 。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

原書後題："此文吸收了卞仲耘在師大女附中的同事劉秀瑩敘述的事實，還有她的學生王友琴博士（現居美國）、沈乾若（現居加拿大）提供的材料，並由王晶垚作了訂正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