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打死卞仲耘的兇手？

韋大林

2014-02-07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一個標誌，最近，她因回母校（北師大女附中）“道歉”而成為輿論的中心。48年前，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卞仲耘，宋彬彬當時是校紅衛兵的負責人，她是為當年紅衛兵批鬥、毆打學校的領導和老師而道歉的。卞仲耘的丈夫，93歲高齡的王晶垚老先生拒絕接受宋彬彬的“道歉”，因為他認為，在真相沒有查清，兇手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之前，任何“道歉”都是虛偽的。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表示熱烈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同時，毛澤東說的“好人打壞人，活該”的一段話也流傳開來。受到慫恿的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於8月5日暴打校長卞仲耘致其死亡。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為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毛對她說“要武嘛”。於是，一場主要針對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的武鬥驟然掀起高潮，僅北京市八九月間就有1700多人無辜地死在紅衛兵的棍棒和皮帶之下。宋彬彬所在學校紅衛兵的暴行，無疑對當時北京市乃至全國的武鬥起到了示範和鼓動的作用。

“文革”時期出現紅衛兵的暴力不是偶然的。紅衛兵類似於德國納粹的衝鋒隊和黨衛軍，衝鋒隊和黨衛軍無比效忠領袖（希特勒），極端歧視、仇恨“劣等”的異類種族（猶太人）；紅衛兵也無限忠於領袖（毛澤東），極端歧視、仇恨“反動”的異類階級（“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紅衛兵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衝鋒隊和黨衛軍。一個人一旦被劃入“異類”的種族或階級，在衝鋒隊、黨衛軍或紅衛兵的眼裡就不再是“人”，就可以用任何粗暴的方式加以處置。衝鋒隊、黨衛軍和紅衛兵都具有反人類的性質。

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都是一些未成年的女孩子，她們與校長卞仲耘之間並無個人的過節恩怨，她們為什麼會對卞仲耘表現出那麼大的仇恨，竟然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活活將卞校長打死呢？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說過，學校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根據當時的政治標準，卞仲耘屬於資產階級的“黑幫分子”。在紅衛兵的眼裡，修正主義者、資產階級的“黑幫分子”都不能算“人”，都屬於“反動階級”和“牛鬼蛇神”。對他們不僅要“批倒批臭”，而且可以任意打罵侮辱，甚至殺害。

紅衛兵階級歧視和仇恨的觀念，來自於當時黨的指導思想和國家意識形態，來自於學校、報紙、書籍、電影、戲劇等各種形式的“階級教育”，符合政府的有關規定，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不斷得到強化。紅衛兵的口號是“毛主席號召我響應，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按照毛澤東“階級鬥爭”的理論，人劃分為階級，不是“革命階級”就是“反革命階級”，不是“同志”就是“敵人”。人沒有人性，只有階級性，人性就是階級性，不是“革命性”就是“反革命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因此，對“階級敵人”不敢堅決鬥爭、無情打擊，就會喪失“革命立場”成為“反革命”。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人人都爭先恐後地要當“革命者”。北師大的紅衛兵就是在這種政治禽獸主義理論的灌輸和教唆下喪失人性，對卞仲耘校長痛下殺手的。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這是一首在“文革”中十分流行的歌曲，其中浸透了當局向人們灌輸的“領袖高於一切，階級立場重於一切”的思想“狼奶”。很多人都因喝了這種“狼奶”而良知泯滅，喪失了人性，王冀豫和張紅兵是他們當中勇敢的懺悔者。

王冀豫當年是一名紅衛兵，據他回憶，在一次武鬥中他看到對方的一個人被打得遍體鱗傷，心生惻隱，就撲上去抱住那個人的頭，大叫：“別打了，太殘忍了，要把他打死了”。這時，有人把他一把拽起來，大聲訓斥他：“你是什麼階級感情，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他是流氓，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敵人！”

聽了這番話，王冀豫頓感慚愧，覺得自己的階級感情出了問題，怎麼不能站在無產階級一邊呢？他一咬牙，就投身到打人的行列中去了（據《“紅小將”王冀豫的反思：個人的罪惡是不能掩蓋的》）。

張紅兵也曾是一名紅衛兵，1970年2月，他的母親方忠謀在家說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話，他當時感到“非常震驚”，在他的心目中，母親已不是母親，而是“階級敵人”。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他寫信向軍代表舉報了母親，在舉報材料的最後，他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兩個月後，母親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並被槍決。今天回想自己當年的行為，張紅兵在心裡罵：張紅兵啊張紅兵，你連畜生都不如（據《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弒母”》）。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十分沉痛地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由於“人”都被“吃”光了，在君權至上的傳統社會，只有“君臣父子”而沒有“人”；在領袖獨裁的毛澤東時代，只有“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同樣沒有“人”。中國不僅是一個“無聲的中國”（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更是一個“無人的中國”（不尊重人的生命、權利、自由和尊嚴）。

雨果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的人道主義原則”（《九三年》）。“人道主義原則”是任何“革命運動”的底線，突破了這個底線，“革命”就會成為“犯罪”。紅衛兵的暴行從反面警示我們：人權一定高於主權，人性一定高於階級性，人道一定高於革命。一個人要想成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須始終守住“人道主義”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