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的新作“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叶剑英的崛起”（附注1），勾勒了毛泽东让叶剑英在文革中崛起，特别是在军中权势增长，但是文革中的中共军权争夺的参与者并非只有毛泽东和叶剑英，而叶剑英是周恩来的代表。这一段的军权争夺，也需要澄清相关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把共军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其中最有权力的是毛泽东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工作的周恩来。

毛周二人之下军中最有权力的是总参谋长，负责指挥军队和领导军委直属各部、局、司令部。毛泽东选的总长是徐向前（此前是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出自红四方面军山头而与周恩来关系较远。副总长是聂荣臻（1949年6月起，兼任华北军区司令。此时的总长是周恩来），是周恩来在法国和南昌暴动时的老部下。

1950年以及1951年开始，徐向前多次病休，总长由聂荣臻代理。

1950年10月，副总长增加了粟裕（此前是三野副司令兼华东军区副司令）。这也是毛泽东选的，表面理由是粟裕在国共第二次内战中战功大，实际原因是粟裕没什么靠山，连三野司令兼华东军区司令陈毅都非常嫉妒粟裕的战功，非常嫉妒者还有前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兼二野政委邓小平。

1952年，毛泽东不满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书记）和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总理、主持人革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权势日重，着手打击他们，削减他们的权力。

4月，中共密调彭德怀（人革军委副主席、志愿军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一野司令兼政委）进京，取代周恩来而主持人革军委日常工作。

夏季，毛泽东训斥聂荣臻很少向他报告军队情况。毛泽东要求人革军委有重要情况都要向他报告，每半月综合汇报一次。然而代总长聂荣臻却说毛泽东事情太多，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命令聂荣臻就此写出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毛泽东不仅在粟裕的检讨上批示“检讨很好”，还把粟裕和聂荣臻在总参的工作做了对比，认为“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的多”，同时他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粟裕年谱》）。】“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传阅，……“（附注2）被毛泽东整了这么一顿后，聂荣臻的代总长和副总长就没法干了。徐向前病休时，总长就由粟裕代理了。

10月，毛泽东同意彭德怀提拔老部下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和张宗逊（一野副司令）为副总长。1953年2月，李克农（军委总情报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周恩来的老部下）兼任副总长。

1954年9月，人革军委改组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委员朱德、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秘书长黄克诚。

刘少奇和周恩来被排除出军委。刘少奇此后未能染指军务，可是没有军职的周恩来却多次参与军务。

1958年8月，【炮击金门 , 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协商决定的, 往往是毛泽东决策之后 , 由周恩来具体部署实施。 毛泽东后来说: “金、马局势那么严重, 每个环节都是我和总理搞的”。】（附注3）

1965年，八六/东山海战，周恩来通过总参指示广州军区和海军不参与战役指挥，由南海舰队担负战役指挥。

11月，崇武以东/乌丘海战，“……当时坐镇后方指挥的是周恩来总理。原来，正常情况下，下发命令应该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给作战部队下命令，可那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并不在北京，这时总参谋部就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一听，有作战任务，他就叫上贺龙元帅一块去了总参谋部了，……”（附注4）

周恩来无军职，却可以给共军发作战指示，总参还会向他请示。看来他在军中的势力是毛泽东、中共高层和共军高层都明白的。

黄克诚担任新设的军委秘书长，取代总长徐向前及代总长粟裕，成为毛彭之下军中最有权力者。

1959年9月，彭德怀和黄克诚倒台，朱德因同情彭而受牵连。军委改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主持日常工作）、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秘书长罗瑞卿。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彭真、刘少奇等暗示毛泽东应该为大跃进导致大饥荒负责，周恩来和林彪为毛泽东保驾。（附注5）有周林保驾，军队大体可以掌控，毛泽东有恃无恐。

1962年及其后林彪病休期间，毛泽东命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毛泽东亲信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副防长、国防工办主任），逐渐超越林彪和贺龙，成为毛泽东之下军中最有权力者。

毛泽东要清洗刘少奇、彭真等一大批官员，首先要确保军队听话。在1966年，在共军中最有势力的是毛泽东，其次是周恩来，再次是林彪。周恩来派对刘少奇派在延安整风中充当恶犬撕咬自己是刻骨铭心的，林彪派对刘少奇派势力膨胀压制自己也是痛恨的。周恩来和林彪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就大打出手了。

毛泽东在军中要清洗的第一个官员就是罗瑞卿，因为毛怀疑罗在自己和刘少奇之间脚踩两条船。引起他猜疑的小事如，“一九六四年夏天某日，刘少奇会见一个外国客人时，说到罗瑞卿将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附注1）1965年12月，罗瑞卿被主子毛泽东一闷棍打蒙了，跳楼重伤未死。周恩来是乐得看狗咬狗。林彪对同属核心毛派但关系较远的罗瑞卿飞扬跋扈早已嫉恨，此前乘机派老婆去向毛泽东送罗瑞卿的黑材料。

毛泽东在军中要清洗的第二个官员是贺龙，主要因为贺龙不向自己表忠心，其次是因为贺龙与罗瑞卿关系很好。贺龙是周恩来的老部下，1967年1月被整得逃到周恩来家中哀求庇护。周恩来收留几天后大义灭亲，把他送去西山拘禁折磨死。林彪对贺龙被毛泽东痛打而且被周恩来抛弃是乐得看热闹。

1966年1月，叶剑英（军委常委兼军科院长）被毛泽东提拔为军委副主席。5月15日，被提拔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被提拔为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派支持自己的政治酬劳之一。

【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大骂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附注1）

【本来，毛泽东之训斥陈、江二人，不过是他惯用的左右平衡的权宜之计，并无抛弃文革派之意。可是他这么突然一变，使得叶剑英等人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这件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附注1）

【就在这种气候下，才有了二月十六日的所谓老干部「大闹怀仁堂」。

在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据徐向前回忆：「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

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连级别职务比他们低许多的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陈毅还把文化革命与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联系起来，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意指抬出了刘少奇――丁注)，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提到的那六个人，全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才成为二号人物的。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六个人已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但是陈毅的话已无法收回。几天前毛泽东的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装出来的。现在蛇已经出洞。十八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叫了几个人。值得一提的是，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显然把叶剑英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分开了。

其实算不上是会议，而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训话。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祗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附注1）

此后，叶剑英被闲置，其地位被杨成武（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办事组长、代总长）取代。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其地位被黄永胜（军委常委、办事组长、总长）取代。

1971年9月林彪死后，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他【毛泽东——乐山水】试图钳制叶剑英和复出的邓小平，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成立的军委五人小组中放进了王洪文、张春桥和陈锡联；一九七五年一月，让王洪文、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叶剑英没病的情况下宣布：「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四月「天安门事件」后，毛干脆剥夺了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但是，局面已不在毛泽东掌控之中。连陈锡联都知道识时务，暗中与叶剑英保持联系。】（附注1）

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一个月，掌握军权的叶剑英接受毛泽东安排的过渡给江青的人物华国锋的建议，与掌管中共中央卫队的汪东兴联手，发动政变，逮捕江青等人，成为枪指挥党的造王者。

附注

1. 丁抒：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叶剑英的崛起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0485

2. 山南幕北：聂荣臻元帅为何排在徐向前之后 粟裕与聂荣臻为什么交恶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601/13642.html

3. 胡哲峰：周恩来与1958年金门炮战
http://www.hprc.org.cn/pdf/JLSY199802003.pdf

4. 田柳：周恩来坐镇指挥崇武以东海战
http://www.wanhuajing.com/d232131

5. 丁抒：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31355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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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毛泽东拨弄高岗对刘少奇的积怨

丁抒“从陶铸事件看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手段”（附注1）分析说，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突然把陶铸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是因为毛知道陶过去跟刘少奇有过冲突，要陶做咬刘的恶犬。可是毛不知道刘后来对陶友好，陶对刘的积怨已经化解，不愿做咬刘的恶犬。结果毛对陶痛下杀手，陶因此惨死。

毛泽东重用跟刘少奇有积怨者的另一个例子是柯庆施。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附注2）说，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1936 年3 月，柯庆施是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展开了对柯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批判。

大约在1943年下半年，柯庆施（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是王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幕前指挥者是中组部副部长兼中办主任李富春，李与柯没有积怨。高华认为批斗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时任负责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内部也叫作“情报部”，对外叫作“敌区工作委员会”）部长兼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书记）和刘少奇（时任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兼中革军委副主席）。康生和刘少奇的活动得到毛泽东（时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兼中央总学委主任）默许。柯庆施的妻子不堪迫害跳井身亡。毛此后对柯施以援手。柯对刘和康痛恨，对毛感恩。

毛泽东后来对柯庆施提拔重用。柯紧跟毛，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多有怠慢。

毛泽东对于高岗，也是拨弄他对刘少奇的积怨。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委主席。刘主持政治局会议，增补自己的头号亲信彭真和周恩来的老部下陈云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从9月开始，中共抢在国民政府之前，派遣11万军队和2万干部进入东北。干部中包括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和陈云、政治局委员高岗和张闻天、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蔡畅和林枫以及12名中央候补委员。东北局成立，彭真任书记。

10月14日，东北共军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14日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彭真任第一政委，林彪任总司令，罗荣桓任第二政委。

1946年3月，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确保控制北满。4月共军部队顺利占领三座城市后，局势突变。国军调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陈明仁第七十一军等精锐北上，由白崇禧、杜聿明指挥。尽管林彪、陈云建议撤出长春，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坚守长春。东北民主联军被迫在四平阻击国军精锐，最终不敌溃败。在四平撤退后的东北局范家屯会议上，林彪和罗荣桓反对“继续坚守长春”，认为“长春、吉林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主力部队现在已很疲劳，减员严重”，坚持“放弃长春、吉林市等城市，撤过松花江以北”。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最终接受林、罗的意见，由林彪在前线组织部队，东北局机关这才开始从长春撤往哈尔滨。

6月1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调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的决定电报：“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刘少奇和彭真与林彪及其圈内人罗荣桓和高岗结下梁子。

林彪决定自己和罗荣桓负责东北民主联军，高岗主持东北局日常工作和地方工作，彭真和陈云协助高岗。这让刘少奇和彭真对林彪和高岗更加不满。

高岗领导了东北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高岗曾去赤峰，指导冀察热辽分局的土改。程子华在回忆录中指高岗在热河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附注3）1947年7月，彭真离开东北，出席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议中，中共中央工委（代行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职权）书记刘少奇批评了东北的土改。高岗认为刘少奇片面听取彭真的叙述，偏袒彭真。

1953年初，高岗进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委主席，仍然兼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和政委。毛泽东在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满，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的。毛还让高查刘在沈阳被捕的档案。高把这些看成是信任他的信号和反对刘和周的机会。”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中，高岗用毛泽东审阅过的长篇稿子批判薄一波，影射刘少奇。毛不参加会议，却派人每天听会，听取详细汇报。会议最后一天，毛到会作总结发言，指责薄一波犯了分散主义和右倾错误，敲打周恩来和刘少奇。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期间，林彪因生病没有参加会议，但在北京西山休养。林彪是计委委员、华中局第一书记，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附注4）

【这次探望林彪的聚会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 “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著：《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135页)

这次聚会后，大概高岗就把林彪这些“深刻、尖锐”的话宣扬开来。赵家梁引述高岗在反省时说：“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趁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 (赵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49-50页)】（附注4）

1962年春天，林彪召见高岗妻子李力群。【林彪还说：“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是高岗一个人，在东北，我林彪也是一个。意见最多的是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这怎么能都推到高岗身上呢?即便对刘少奇有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为什么不能提出呢?难道对刘少奇有意见就是反党，就是搞阴谋、有野心?我们共产党没有这个规矩啊!我林彪不能昧着良心说话。”】（附注4）

附注

1. 丁抒：从陶铸事件看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手段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6266

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5/lianhuaxiaofo/10_3.shtml

3. 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294页。

4. 徐庆全：高岗垮台与林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1028130050_all.html

（201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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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斯大林死了，线人高岗没靠山了

最新高质量毛泽东传记作者、俄罗斯史学家潘佐夫告诉BBC，解密的苏共档案记载，斯大林告诉毛泽东，高岗向自己呈送过秘密材料。潘佐夫推测，斯大林出卖高岗，可能是为了保护地位更高的线人刘少奇。但是刘少奇的线人嫌疑，只是1950年代叛逃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高官的爆料，有待尚未解密的克格勃档案的验证。

这一新发现，有助于分析毛泽东出尔反尔的高岗案。

1952年11月，中共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被增加了一个显赫的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平级）。毛泽东提拔斯大林的线人，恐怕是为了讨好斯大林。1953年初，高岗进北京就任新职，仍兼任东北两个最高职务。

在北京，高岗的办公室被安排在离毛泽东办公室最近的斜对门。毛泽东时常与他闭门交谈，表达对刘少奇和周 恩 来的不满，透露最高层人事安排的设想。在文件传阅名单上，高岗成为第二号人物，后来经手下提醒，被他制止。

高岗7月中旬在中央财经会议上狠批薄一波，暗批刘少奇和薄一波，发言稿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不参加会议，却派人听会，每日听会议情况报告。

但是到了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反手一巴掌，说高岗另搞一个司令部，然后去杭州度假七十多天，把高岗扔给刘少奇、周 恩 来、陈云、彭真、薄一波等仇家和投机者邓小平撕咬。

毛泽东为什么翻脸不认狗腿子呢？除了我在旧文中说过的两个原因（对刘少奇的官意测试和陈云、邓小平告发高岗显示倒刘少奇和周 恩 来缺乏最高层支持，高岗大嘴巴泄露很多毛泽东的私房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斯大林在3月5日死了，高岗失去了靠山，毛泽东不用借他讨好斯大林了。

邓小平和陈云等文革后拒绝给高岗平反，是因为他们向毛泽东告密是高岗倒霉的原因之一。

BBC访潘佐夫：苏联档案解密 还原真实的毛泽东（下）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7/150707_pantsov_mao_zedong_archive2

（20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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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毛泽东用高岗整治刘周，反手给高岗一巴掌

中共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由来已久，在习近平班子决定增设多个中共中央领导小组类议事机构后，越演越烈。

中共建政初期，大政方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毛泽东、书记刘少奇、周 恩 来、朱德、任弼时（1950年10月病死）、候补书记陈云（1950年10月接任任弼时为书记）、彭真）和政治局，下设办事机构秘书处（秘书长任弼时）；具体部署党务在刘少奇和任弼时，政务在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周 恩 来）及其管辖的政务院（总理周 恩 来），军务在军委（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 恩 来）。

这样的权力分配，主要是因为无冕皇帝毛泽东生性懒散而且没有实务能力。毛在机会主义方面（即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最像朱元璋，但是没有朱的勤劳和实务能力。朱在胡惟庸案后，首次取消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丞相，由皇帝兼任。朱每日除上朝议政之外，批阅多件奏章，工作量惊人。类似的劳动模范还有雍正等。毛虽然早已读过朱的传记（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但懒于学习朱的勤劳，所以把党政军具体部署委派给手下，甚至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都时常不出席，后期更是罕有出席，只是听会议汇报和看会议决议，拍板同意或推翻。这是毛的权术之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但是权力有其自身逻辑，使用越多越久者越有权，刘和周日益坐大，特别是周。毛为此而发牢骚：西花厅（周办公和居住的殿堂）车水马龙，丰泽园（毛办公和居住的殿堂）门可罗雀。

毛因此着手消减刘和周的权力，1952年9月开始调几大诸侯进京当官：调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进京兼任计委主席。计委是新设的，在政务院之外，与政务院平级，后来下辖从政务院划过来的多个财经部委。这是剥夺周和陈云（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务院财经委主任）的财经权。毛还多次与高密谈对刘和周的不满，甚至说思想不改，就要换换位子。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计委委员，1953年9月起兼任一年财长。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进京任中组部长，节制刘的亲信、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进京任中宣部长（取代陆定一）、政务院文教委党组书记兼副主任，1953年9月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3年1月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进京任计委副主席，筹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并兼任部长。这被叫做“五马进京，一马（高岗）当先”。实际上是六马进京：1952年4月密调军委副主席兼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进京取代周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1952年12月30日到次年1月初的新税制风波，给了毛痛击周的机会，毛迅速扔出石头，1月15日写信给周、邓、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些批评的话，不但语气严厉，而且把错误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以此为由，严厉批评政务院犯了所谓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对毛泽东的批评，周 恩 来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根据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批评，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 恩 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 恩 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 恩 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的。

毛泽东借小事震怒，周 恩 来吓破胆交权。除了此前被剥夺的军权，周先交出统管政务院、计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再交出外事权之外的所有权力。毛的主要整治对象变为刘少奇。刘当然也心惊胆战，但其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中共中央具体部署（类似于后来的邓小平的总书记）并且有时代理毛主持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没有毛的党中央工作分散主义的指责，也不好冒然提出辞职。毛对刘猜忌深重，已起杀心，让高岗调查刘过去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这个定罪思路发展到文革中把刘定为大叛徒。

在毛的支持下，高岗挑动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共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新税制风波狠批政务院政务委员、财长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这不但打击周，也打击刘，因为薄是刘派中第二号干将，仅次于彭真。毛不参加会议，但派人听会，每日听取详细汇报。

高7月中旬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害怕说有剥削，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员也可以雇工。东北地区有十万八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头上。

毛泽东8月12日到会讲话，作政治性结论。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1952年年底开始，毛考虑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并且为了偷懒和揽功诿过，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此外，还考虑是否学苏联，设立部长会议。

高岗想借此把自己在财经会议上的政治胜利兑现为官职提升。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升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或部长会议主席积极活动。他对人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 恩 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他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高获得的支持已有东北、华东代表人物饶漱石、西北代表人物习仲勋，对刘少奇的势力范围华北不抱希望，接下来就是游说中南和西南代表人物等。他南下游说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获得支持。他游说过去在东北私交很好的陈云："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陈云同意了。邓小平回忆说：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1953年12月，毛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在他休假期间的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借此在书记处扩大会议（扩大到高岗、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搞了一次针对刘的官意测试，问道我休假时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是否由少奇主持？刘知趣地推辞：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有几人表示还是由少奇主持，高岗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同意高岗的，只有朱德。见此官意，陈云和邓小平向毛举报高的游说。

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反手一巴掌，把高饶定罪为另一个司令部。然后去杭州度假70多天，把高饶扔给刘少奇等撕咬。

毛为什么在整治刘和周的大好形势下抛弃卖力并有功的打手高饶呢？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整治刘和周，支持者不够。

高为了反刘，提出苏区党（或军队和根据地党）和白区党的对立。实际上，到延安整风为止，中共的正确或错误路线和派别主要是苏共说了算。陈独秀执行苏共协助国民党的指示，但国民党反苏反共，陈就成为替罪羊，犯了右倾错误。瞿秋白和周 恩 来执行苏共城市兵变的指示，但失败了就是替罪羊，犯了左倾错误。瞿周去苏联，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犯了更大的左倾错误。毛1938年获得苏共支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1940年代搞延安整风，是要全党信仰毛一贯伟光正，绝对服从毛。对于党的干部，以历史上对毛的态度划分路线和派别。支持毛的是核心毛派（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拥毛派，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扩大到没有反对过毛的刘少奇派（以华北地下党为主）、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和高岗派（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干部）。反对过毛的分为两派：一个是王明派（教条主义派），另一个是经验主义派（周 恩 来等）。就派系实力来说，经验主义派最强，人多资格老。毛派弱很多，而且其中刘少奇派干部文化水平等素质比苏区干部高。王明派人很少。周 恩 来等经验主义派，在延安整风中已被打断了脊梁骨，在大会上长篇检查求饶。刘少奇派是延安整风中的打手。

毛当然想对刘和周痛下杀手，以绝后患，或者先干掉一个。那就要大清洗经验主义派和刘少奇派或大清洗其中一派，需要除了刘少奇派之外的毛派同仇敌忾或与另一派合伙。可是书记处扩大会议中只有高岗一人反刘，会后经验主义派陈云向毛举报高，反对整刘而希望整高；核心毛派邓小平也向毛举报高，反对整刘和周而希望整高。一叶落而知秋，权术大师毛觉察到整刘和周的支持者太少。

抛弃高饶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嘴巴太大，把毛跟他说的私房话泄漏出去，让毛觉得被动。

毛只是想让高饶做替罪羊，以后再起用，特别是再整刘和周时。没想到高自杀了，让毛非常愤怒，觉得奴才可恶，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1954年2月6日─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岗。会后，副总理李富春兼任计委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成立国务院后，计委改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4月邓小平取代饶漱石任中组部长，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补任弼时、高岗之缺）。

（201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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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文革发生的因果链条

文革发生的因果链条大部分已经较为清楚：

（1）文革发生，是因为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七千人大会（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29日代表中央作报告时脱稿对前几年的施政溃败造成大饥荒开炮3小时，引发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迫使毛次日勉强承认犯了大错。会议延期至2月7日，大多数与会县以上干部在小组会中争先发言，赞同刘的批判，发泄不满。

此前，彭真（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执行召集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邓小平说他是副总书记）、刘少奇派二号人物）1月18日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斗胆要求起草班子找一找毛的错误并写进去。他解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邓小平中间插话，介绍了背景：大会之前，毛提议将近年来各种文件资料汇总、分析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于是刘、邓等领导人商量后，安排陈伯达牵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将此前数年毛的讲话汇集了一套，刘、邓召集一线领导人分析后，认为没有问题；一个是将中央那几年的文件、通知汇集了一套，分析后认为问题不少。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因此大会报告起草的稿子，没有提到毛泽东的错误。但毛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勉强承认犯了大错：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是毛谮主生涯中唯一一次承认犯了大错。谮主认大错是危险的，可能失去独裁的合格性依据。这比世袭君主脆弱，世袭君主可以发罪己诏，认大错也不能动摇其独裁的世袭依据。

毛为了保住其独裁权力，必须反攻倒算。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初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第一拨被打倒的中央高官就是彭真打头的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最大目标就是刘少奇。

（2）毛泽东勉强承认犯了大错，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导致七千人大会上的批判和不满声浪。

（3）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毛发动了荒唐至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4）大跃进搞得起来而且搞到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极权制度和毛的国际共运最高领袖梦想。

对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上，毛通过中共结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和苏联的极权制度建立了古今中外最极端的极权制度，可以相比的只有学习中共的红色高棉极权制度。

在产权方面，通过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及工商业的没收和公私合营等掠夺运动，控制所有产业。在分配方面，在消费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按等级分配，差距悬殊，从最高层的穷奢极欲到农民的受尽掠夺。在这两个经济方面，不但是学习苏联，而且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皇室和官僚系统独大和掠夺富裕平民，特别是继承了蒙元和太平天国的军事共产主义。

中共是苏联养大的小兄弟，建立了苏联的卫星国。到了1956年苏共非斯大林化，毛极为不满，因为妨碍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且担忧出现非毛泽东化，起了背叛苏联主子之心。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比苏联人口多很多的国家之主，资历、经验和能力远胜苏共领袖，足以取而代之担当国际共运最高领袖，唯一不足就是国家经济远不如苏联。

1957年苏联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而在15年经济赶超美国，毛提出15年赶超英国。1958年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超英年头说法，数月内接连缩短，缩短到两三年。超英赶美都是幌子，赶上苏联是真目标，为的就是当上国际共运最高领袖。

（201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