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人一窩蜂地往美國跑，窮偷渡，富移民，女人跑去下洋崽。只要和美國沾上點光，就覺得自己上了檔次，儘管從小在老家養成的惡習一樣沒改。他們移民美國不是因為熱愛美國，而是要用“美國”倆字往自己臉上貼金，在中國人圈子裡炫耀，儘管連英文字母表也認不全。
我到是想起自己曾經認識的一個加入中國籍的美國猶太人，沙博理，他1947年來到中國，1963年由周恩來總理批准授予入籍證，一直居住在北京，2014年去世，終年99歲。他加入中國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和戲劇家鳳子結婚。然而鳳子於1996年去世後，他也沒回美國，因為什剎海後面那個小院裡，留下了太多他和鳳子的記憶，他捨不得走。他的女兒沙亞美也一直陪伴在他身邊，並沒有因為有這個生在紐約的父親而移民美國。
我是1994年認識沙博理的。我是1987年國家公派出國，單位卡住我的兒子不許出來，逼我回國，直到他1992年小學畢業後才到美國。由本地一個著名家族的後人出資，送進當地最好的私立學校。這個學校高中外語課有中文，所以每年學校出資從中國招一名學生，與同學練習中文。1993年招的正好是沙博理的外孫女。她從北京一個人來美國上高中，那時候那個學校沒有中國學生，她剛來有點不適應美國的環境。我兒子上初一，是那種調皮又招人喜歡的小孩，她特別喜歡和我兒子玩。
我當年回國，就幫她給父母，外公外婆互相帶禮物，這才有機會到什剎海後面的胡同里拜會了“華籍美國人”沙博理。他在二戰時期在美國軍隊服役，是高射炮手。因為美國政府在戰爭結束前就想到戰後的國際地位，決定從士兵中培養外語人才，他被從隱藏在沼澤地的高射炮位招回國。他有點法語基礎，但是學法語的人太多，這才轉而學中文。在上海，他遇到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演員鳳子，從此留在中國67年，直到2014年去世。
我感覺他非常愛自己的妻子，在鳳子面前就像個孩子，不管鳳子說什麼都很聽話，一句都不爭論，頂多是覺得被誤解了可憐兮兮地解釋一下。所以鳳子去世後，他捨不得離開與鳳子一起生活了近半世紀的小院，我特別能理解這份真情。沙博理是個翻譯家，英文作家，全國政協委員，社會活動很多。但他只穿一雙黑色牛皮軟底鞋，從來不穿名牌新款皮鞋。他對我說，穿這雙鞋，即可以到什剎海遛彎，又可以到大會堂開會，一雙就可以適用於所有場合。因為他不需要像暴發戶那樣靠鞋的牌子表現自己的身份。
當時計算機在美國都不怎麼普及，沙博理已經有了一台286計算機 ，雖然386已經上市，但他說不想換，只要能打字就夠了，“我就是當打字機用”他對我說。
沙博理送我一本他的英文著作，介紹在延安參加中國抗日戰爭的美國醫生馬海德《The Saga of American Doctor George Hatem in China 》。此人和斯諾一起到延安，並且留了下來，在敵後根據地為戰士，農民療傷看病，直到抗戰勝利。雖然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康生打成“特嫌”，受到迫害，但是他沒有回美國，一直留在中國。馬海德的妻子蘇菲是上海的電影演員，與江青一起演過電影，是1938延安的十大美女之一。
沙博理在書中寫到，“延安整風”時，只要出身於有錢人家庭的青年，就被打成“特嫌”，逼他們認罪。有些血性青年認為自己為抗日來延安，無罪可認，以自殺抗爭。僅魯藝就有四，五個人自殺。那 些“三輩貧農”出身的軍人認為，你生活優越怎麼可能參加革命？肯定是特務。因為他們自己參加革命，就是為了“翻身過好日子”，所以怎麼也不理解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一直到文革，貧，下中農“左派”還是用這套思維方式迫害知識分子。（直到現在選拔官員，出身貧農依然是重要條件。因此幾乎所有的貪官認罪書上都有一句相似的話：是黨把我這個窮苦農民的孩子培養成高級幹部。）
我和鳳子聊天才發現，她和我姑姑是五，六十年代一個單位的同事。經歷過文革的磨難，他們都很珍重當年的友情，並通過我互致問候。想想這個世界真是太小了。雖然鳳子守着一個美國老公幾十年，英語卻一直沒有長進。我看是沙博理太愛她了，寧可自己刻苦學中文，也不願意讓妻子受累學英文。剛一見面，我不由自主地和他說英文，他卻一直用中文和我對話，我想就是為鳳子能懂。
然而，我們的聯繫卻因一個小小的誤會沒有繼續下去。我門見面後，他又活了20年，我完全有機會解釋這個誤會，我卻沒有去，以至於留下不可彌補的遺憾。我告訴他，因為山西政府不讓我兒子來美國和我團聚，我們四處找人疏通關係，最後輾轉託人找到基辛格，給中國駐美國大使朱啟楨寫了信，請他出面協調。此信通過外交部，國務院，轉到山西省政府，我兒子才拿到護照。沙博理說，基辛格訪華期間， 經常來看望他這個“猶太裔華籍美國人”，他們是朋友，希望我在離開北京前到他家吃飯，把基辛格的信拿給他看。
我離開北京前，事前安排好先到沙亞美工作的北京人民醫院看牙，然後一起騎車回去取信。由於在醫院的時間拖得太久，北京下班高峰馬路不是一般的堵，回去取信就趕不上約好的見面時間了。我們直接去了她家。當沙博理問我要信時，我說沒來得及去拿，他立刻不高興了。開飯了也不上桌，把音樂開的大大的，在那裡生氣。鳳子到無所謂，對我說，不管他，我們吃飯。又對他說，你不來我們吃完了啊。沙博理就像個聽話的孩子，悄悄過來坐下來吃飯，但再沒和我說一句話。大概他覺得我不可能找到基辛格，是個騙子。
溫州人說自己是“中國的猶太人”，像沙博理這樣的猶太人，溫州人里有嗎？更別說還有馬克思，愛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