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二三事

王懇　

　　蒯大富是清華大學64級的學生，是文化大革命中聞名遐邇的紅衛兵司令，是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首，人稱“蒯司令”。

　　我是四川大學62級的學生，也是一個紅衛兵。文化大革命中最崇拜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他太偉大了，偉大得不食人間煙火，是一尊神。第二個就是蒯大富。我們紅衛兵那時是把毛澤東當作神來崇拜，他是我們心中永遠不落的“紅太陽”；而對蒯大富，則是作為“英雄”來崇拜，仿佛人世間沒有蒯大富不敢造反的事，沒有蒯大富不敢批鬥的人。

　　當時，毛澤東的話不叫人話，叫“最高指示”；林彪、江青的話更不叫人話，叫“次高指示”，而蒯大富的一言半語，無論是真是假，我們都當成“金科玉律”來傳達，十分鼓舞人心。

　　蒯大富有幾件事既傳奇，又非常轟動。

　　第一件事是他率領清華大學學生造了中央工作組的反，把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趕出了學校，這給全國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組開了一個頭，起了示範、鼓動作用。

　　第二件事是他敢於同薄一波公開辯論，揪斗薄一波以及清華大學一大幫“牛鬼蛇神”和“走資本主道路的當權派”。

　　第三件事更為轟動，他敢於第一個揪斗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立了揪斗劉少奇一線指揮部，任“總指揮”。

　　第四件事是毛主席親切地接見了他，周恩來總理七次以上接見過他。他同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的人時常會面，不一般地親熱。蒯大富與當時中央首長的照片經常在《人民日報》等報上刊出，叫我們驚羨得瞠目結舌。

　　第五件事是“四人幫”垮台後，蒯大富被抓起來，判了18年刑，關在秦城監獄。

　　人的一生中，能有一件事轟動全國也殊為不易，蒯大富如此傳奇，當時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特別在紅衛兵學生中，影響很大。

　　聽說蒯大富出獄後到了深圳，開了一家公司，發了財，還討得一個如花似玉比他小十多歲的老婆。出於好奇心，也想深入了解一些文革中的事，我想見見蒯大富。他算是一個知名人物吧，而我則是一個小人物。

　　二

　　我有一個朋友，叫祁念曾。北京大學中文系63級學生，即68屆畢業生。他當過陝西日報的總編輯，後調入深圳商報，任新聞研究室主任。老祁為人厚道，樂於助人，在深圳商報社人緣很好。他同劉白羽、賀敬之等人很熟識，同吳桂賢大姐亦很有交往。他看人看事，總往好處看，往好處想，不說過頭話，不做過激事。因為同為北大中文系學生，他叫我作“師兄”。又常在出版業協會碰面，他是該協會的顧問，我是一本雜誌的主編，相交日久，互相信任。聽說他與蒯大富很熟識，我請他引薦，想見一見蒯司令。

　　通過老祁引薦，蒯大富同意見面。約好由我作東，幾個人在一起吃個飯，聊聊天。

　　大概是2006年7月的一個晚上，我們約好在特區報社附近的一家湘菜館的一個包間裡共進晚餐。

　　赴晚餐的一共五人：蒯大富和他的一個女朋友，祁念曾和我，還有一個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專業79級的研究生，是低我一屆的師弟，當時在深圳大學作教授。

　　三

　　酒過三巡，談到一些雜事。我問蒯大富，聽說你到深圳來，當時當市長的李子彬是你的同學，是他幫了你，也聽說你辦了一個公司，發了大財，是深圳成功的男士。

　　蒯大富說，的確是李子彬市長幫了他，幫他解決了許多困難，搞了一個燈具照明小公司，業務上也支持。但李子彬市長跟他有“約法三章”：只准蒯大富搞經濟，不准搞政治，不得接受媒體採訪，不談文化大革命。他承諾了，也遵守了。“說老實話，我現在只對賺錢感興趣，對政治不感興趣。” 蒯司令如是說。

　　說到“深圳成功男士”，蒯大富說，他還差得遠呢。蒯大富問我，你知道深圳成功男士的標準嗎？“豪宅兩處，靚車一部，老婆一正一副，情人無數，存款要上七位數。”這是街談巷議擬定的基本標準。蒯大富笑着進一步解釋道，靚車是指奔馳寶馬級別的；豪宅至少要五房以上的，老婆一正一副是指包二奶，存款七位數是扣去房車之外的流動資金，以此標準衡量，他算不上深圳成功男士。

　　祁念曾不斷地誇我對朋友很“仗義”，說我“有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進過監獄，是個“過來人”。蒯大富不肯談及文化大革命，他有“約法三章”，談政治問題有所顧慮。老祁誇我的目的是要蒯大富信任我，有利於我提幾個問題。

　　四

　　終於談到文化大革命。我對蒯大富說，直話直說，我這個人不說假話，有幾件事想不明白，傳言多誤，想問他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蒯大富文革初率先反工作組，反王光美，是自發行為還是受人唆使？

　　蒯大富說，的確是自發行為。當時被逼上梁山了。文革初，學生受中央“5.16通知”鼓舞，有些造反行為，但並不太過分。工作組一進校，立即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首要的一個人就是他蒯大富。他想不通，自己也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從幼兒園起受的教育就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新中國。“我實在沒有反革命動機呀，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蒯大富頗有冤屈的說。沒路可走了，反正已是“反革命”，乾脆同工作組幹個魚死網破。後來毛主席表態支持學生，工作組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一夜之間就成了“紅人”，當了司令。

　　第二個問題：作為一個學生，竟敢揪斗國家主席劉少奇。我也是一個膽大妄為的人，想也不敢想這個問題。難道這也是自發行為？我很懷疑。

　　蒯大富一開始似不願談這個問題，似有難言之隱。最後他才說，文革後期，許多老幹部也問過這個問題，對這件事頗多懷疑，按常理說，這不是一個學生可能有的行為。老實說，不是自發行為，是毛主席暗示去干的，是江青叫我成立揪劉一線指揮部的。從那時起，蒯司令頭腦也發熱發脹了。

　　第三個問題：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後來情況如何？許多傳言，許多版本，包括說蒯大富被槍殺了。

　　沒那麼嚴重。五大學生領袖都被抓了，都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經過法院審理，公開宣判的。從法律上講，合乎程序。北大聶元梓、北師大譚厚蘭死在監獄了，我和北航韓愛晶活下來了。聽說韓愛晶也在深圳，此人很有頭腦，你可以去看看他。王大賓情況不太了解。

　　既然合乎程序，你有辯護律師嗎？

　　開始讓蒯大富找一個辯護律師，蒯大富拒絕了。後來指派了一個，蒯大富也拒絕了。他自己替自己在法庭上慷慨陳辭。

　　他說自己沒有犯罪動機，他說他當初不知道毛主席本人搞文化大革命搞錯了，他說5.16通知是中央文件，與會人員是舉了手簽了字的，他不過是執行了中央文件，他說，當時江青、林彪是中央領導，誰知道他們是壞人呢？文化大革命是搞錯了，國家損失太大，但這個責任該紅衛兵來承擔麼？

　　然而，蒯大富的辯護沒有作用，他照樣被判了十八年，投進監獄。

　　難道中央就沒有一個人替紅衛兵說話麼？

　　蒯大富說，有，還不少。據說陳雲就不贊同拿學生開刀。華國鋒、汪東興也不贊同。但力量太小。對紅衛兵，對北京五大學生領袖恨之入骨的人太多，力量太大。他們說，五大領袖不判刑，不是公開承認文化大革命正確麼？那麼多老幹部死的死，傷的傷，難道就這樣不了了之麼？他們逼鄧小平表態。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在清華大學跳樓摔斷了脊柱，終身殘廢，鄧小平作為父親，心也難平。這件事不是蒯大富所為，但他也有責任。罪有應得，因果報應，看來是不假的。蒯大富頗為自責，無論怎麼說，他也脫不了干係。

　　第四個問題：我對另一件事仍有懷疑。聶元梓那張大字報，被毛主席定性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真是聶元梓所寫嗎？

　　“不是，也是江青授意的。” 蒯大富說。關於這件事，聶元梓有詳細交代，且有一本日記，上面寫着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寫着具體的時間地點，中央文革的人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她又是如何執行的。這本日記，可能在一個人手上，將來說不定會披露出來。聶元梓告訴過蒯大富有這麼一本日記，但沒說日記在哪裡。

　　我的懷疑終被證實了。文化大革命不是紅衛兵運動，更不是廣大革命群眾運動，實質上是毛澤東、江青夫唱婦和，運動了紅衛兵，運動了廣大革命群眾。說什麼毛主席早就看出了江青、林彪是壞人，實際上，毛主席對江青、林彪信任得很呢。沒有毛主席支撐，林彪會升得那麼快麼？沒有毛主席作後台，江青能有那麼囂張？

　　第五個問題：我在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中也進過監獄，戴腳鐐手銬，審問挨打，遊街示眾，吃不飽，真難忍受，你蒯大富獄中十八年，怎麼挺過來的？待遇怎麼樣？

　　蒯大富很認真地說，公安獄警待他很好，沒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沒有挨過打，也能吃飽，生活上也還過得去。他剛一進監獄，有關領導嚴肅地跟他談過一次話，明白告訴他，判刑是中央決定的，他們只是執行而已。只要蒯大富不給他們惹麻煩，他們也不會給他找麻煩。這真有點像君子協定，所以蒯大富的待遇還算不錯。

　　第六個問題：這些問題太沉重，不談也罷。談個輕鬆的吧。蒯司令，請談一下你是怎麼把你那個老婆騙到手的？有什麼高招？

　　“不是騙，是她心甘情願的。” 蒯大富嚴肅地說。看來蒯司令不習慣陳永寧式的語言風格，對特意的幽默與灰諧不適應。

　　戀愛過程看似很簡單，但也夠傳奇的。蒯大富出獄後在西北呆過一段時間，那時他身無分文，工作無着，幸有幾個哥們朋友關照他。有一天，他去南京辦事，在火車上，在他的硬座席旁碰見一個年青的女孩，大概只有二十六七歲，看樣子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受過良好的教育，氣質頗佳。無意間談起文化大革命。那女孩文革時也只不過是一個小孩，感到特別新鮮好奇。她父母親是大學教師，對蒯大富頗為讚賞，說蒯大富很有魄力，敢作敢為。這女孩並不知道她對面坐的這個人就是蒯大富。蒯大富聽得很是高興，這麼多年了，還有人記得他。兩人談得很和諧，很投機。下車分別時，蒯司令悄悄告訴那女孩，他就是蒯大富。女孩吃驚了，但她勇敢地要了蒯大富的通訊地址。這以後，便有專門拜訪、書信來往，隱隱約約也涉及到未婚男女那個敏感的問題。蒯大富的哥們認為，此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現在而今社會，女孩有多少不世故？不看重名與利？不考慮男方的社會地位與條件？純情女孩只是文學形象中的產品。蒯大富不死心，他決心作最後一試。他明白無誤地、直截了當的發出了特殊的求愛信：1、我蒯大富身無分文，工作也無着落；2、我蒯大富坐了十八年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說不定還有政治風險；3、我年紀也不小了，青春易逝，我不能忍受兩地分居；4、願和你風雨與共，同甘共苦，我喝西北風，你就喝東南風；5、請考慮。如願意就請辭去工作，到我這裡來，我們一同步入艱難的人生旅途。這女孩的芳心亂了，她考慮了很久，終於勇敢地走到蒯大富身邊，成了他妻子，又一同南下闖深圳。

　　蒯大富對妻子很有感情，他們還有一個在中學讀書的女兒。2006年蒯大富的妻子50歲生日，蒯大富特地隆重地、大張旗鼓地給妻子辦了一個生日會。

　　五

　　飯吃完了，服務員清理了餐桌，送上果盤。談話氣氛較好。一談到老婆，蒯大富輕鬆多了。祁念曾告訴蒯大富，老王也有一個比他小得多的年輕漂亮的老婆，還有一個上小學的聰明的女兒。這就同蒯大富的距離更近了。見蒯大富很高興，我乘勢又問了一個問題：“蒯司令，你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

　　蒯大富嚴肅地說，文化大革命損失太大，看來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有問題。但一開始，動機是好的。從言談中，我聽得出來，蒯司令並不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對毛澤東，對文革，似還有一點“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蒯大富又說，文化大革命傷人太多，傷了很多老幹部，所謂叛徒、特務、內奸、走資派、黑五類、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反毛澤東思想分子等等，仿佛中國沒剩下幾個好人了，你說，能得人心麼？能搞成功麼？還有一類人，社會上忽略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傷害最重的人是我們紅衛兵，是廣大青年學生，包括那些跟着我們造反的中學生，小學生。多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別的不說，青年學生浪費了十多年時間，浪費了青春，僅這筆賬也無法算。蒯司令很有感觸地說，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幹部應該多一些寬容，他們當了幾天走資派？不是後來都官復原職了麼？不是都得到了賠償麼？那些高乾子弟，當官的當官，經商的經商，官倒的官倒，有幾個沒撈飽賺足？為什麼老揪住我們不放呢？

　　我補充說，受傷害最嚴重的，是我們民族，是我們國家，是我們人民。世界上哪個民族，哪個國家能十年不發展，十年不搞科研，十年不搞生產，十年不搞教育文化，不招生，不培養人才？這筆賬又如何算？向誰算？更冤屈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被逼死，武鬥中送了性命的人，這一大批冤魂，又向誰去訴說？我想，毛澤東在陰間也不得安寧，這些冤魂野鬼不去找他？有一句話說得特別準確，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真是史無前例啊！

　　我緊接話題，繼續問蒯司令：“那麼，你對文化大革命怎麼定性呢？”這個問題，在中央首長及各級領導中，在有關文件和各類報刊雜誌中，似乎不曾公開、明白地界定過。蒯大富說，他說不清楚。他反問我：“你怎麼定性呢？”

　　我也說不清楚。這麼大的問題應該由中央來界定，不能不了了之。我相信，歷史會給毛澤東，會給文化大革命一個明白的說法。

　　談點高興的吧，文化大革命，這個論題太沉重。昆德拉不是說，有難以承受的生活之重，也有難以承受的生活之輕麼？這六十年來，這輕與重，我都感慨良多啊……

　　有幸的是，老了，近幾年來我們還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期，趕上了和諧社會的好時代。生活水平提高了，往日的惡夢在逐漸淡去，然而，青春也不再了啊！

　　臨別，我們照了幾張相留作紀念。這裡附上兩張。兩個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的滄桑寫在臉上也寫在心上。

　　（本文未經蒯大富審閱。若有不當，筆者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