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華民族英雄

2017-01-02                                                 喻盤庚                                                 左宗棠研究會

(一)

從左宗棠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勳來看，他是可以尊之為民族英雄的。評價一個人是不是民族英雄，我以為主要看他是否對民族作出過重大貢獻。左宗棠是十九世紀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他反對外來侵略，為國家、為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首先，左宗棠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從不畏懼妥協，幾十年如一日主張抵抗，反對投降。左宗棠生活在外敵入侵的十九世紀。嚴重的民族危機激起了他熾烈的愛國熱情。帝國主義每一次對中國的侵略，左宗棠都站在主戰派一邊，表觀出高尚的民族氣節和堅定的愛國主義情懷。無論是兩次鴉片戰爭、天津教案、日本侵台，還是伊犁交涉和中法戰爭，他都表現了對外國侵略者決不妥協的強硬態度，並且痛斥了琦善、曾國藩、李鴻章，崇厚等人的投降外交舉措。左宗棠一生同外國列強打交道，都遵循着一條原則，那就是堅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他就反對誰。不論對英國、俄國、法國，還是國內投降派，通通都是如此。左宗棠對外決不妥協的態度，使藐視中華的外國列強也感到畏懼。1882年4月，他到上海巡視經過租界時，租界當局破例“換升中國龍旗,西弁執鞭清道，聲炮十三響，恭謹有加，觀者如堵，詫為從來未有之事”(《左宗棠年譜》第394、395頁）。以前有的論者稱左宗棠是“親法派”，是與事實不符的。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和辦洋務的過程中，與法國人有過密切的往來，這只是借洋人之力，達到維護清皇朝一統天下、富國強兵的目的，並沒有叛國的罪行。但是當法國侵略者把戰火燒到中越邊境時，就是這位所謂“親法派”大聲疾呼“法人所以圖越南者，蓋垂涎滇、黔五金並產，意在假道于越南以開礦取利”，“不僅以奪越疆為止境也。”（《中法戰爭》四，第327頁）他多次上書朝廷，認為要解除法國侵略的威脅“非決計戰不可也。”（同上，321頁）並且積極反對李鴻章妥協退讓。“天下臣民，怒法人橫逆，志切同仇，故皆以左為是，以李為非。”(《中法戰爭》六，99頁)他積極主戰，反對投降的堅定態度，對推動抗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當法國侵略者偷襲馬尾軍港、中國對法宣戰後，左宗棠受命督師福建。法軍認為左宗棠離開北京，正是與清政府議和的好機會，曾致電在北京與清政府議和的巴德諾:“中國主戰乃左相，現左相已奉命至福建，必易轉圓。”(《中法戰爭》五，53頁)這說明，當時連法國侵略者也把左宗棠看作是實現他們侵略陰謀的最大障礙。

其次，在民族危亡的嚴峻關頭，左宗棠為維護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總是挺身而出，勇赴國難，效命疆場。面對外國的侵略，左宗棠不僅有從不妥協的態度，而且有着勇赴國難的實際行動。一八六五年春，浩罕國軍事頭目阿古柏侵入新疆，一八七一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至此，新疆幾乎全部淪為異域。就在沙俄侵占伊犁不久，左宗棠給部將劉錦棠寫過一封信：“俄人侵占黑龍江，北地形勢日緊迫，茲復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為之備。”在此以前，他曾產生過辭官養老、歸隱山林的念頭，但這時感到“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第48頁）他對兒子說：“吾年已衰暮，久懷歸志，特以西事大有關係遽爾抽身，於心未盡，於義未可。”(《左文襄公家書》下卷，第54頁）因此，他極力主張用兵新疆，驅逐侵略者。當時進軍新疆，有着重重困難，“中外議者皆疑新疆恢復非易”。(《左宗棠年譜》，第313頁）連兩江總督沈葆禎也認為，“新疆廣袤萬里”，用兵新疆“似非一、二年所能就緒”，是“徒令中興元老困於絕域”（同上，第308、309頁）。但是左宗棠以民族利益為重，自告奮勇，挑起並完成了收復新疆的重任。此舉成功，不但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挽回了晚清抵抗侵略逢戰必敗的局勢，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當初陝甘總督左欽帥募兵於關外屯田，外國人方竊笑其迂。乃今觀之，左欽帥急先軍食，後求民食，謀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決非西人所能料。”“平時歐洲輕中國，謂中國人不能用兵。今觀中國之恢復回部……足令吾歐人一清醒也。”(同上，第342頁)左宗棠收復新疆，為中華民族建立的功績是不朽的。今天當我們唱起“新疆是個好地方”這首歌時，怎麼不會喚起人們對這位曾經率領正義之師馳騁天山南北，驅逐侵略者的左宗棠的感激之情！

當中法戰爭爆發時，“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他多次表示願意貢獻自己的“衰朽餘生”(同上，第399頁)，親自督師滇、粵邊界，打擊法國侵略者。後來他自己雖未能督師滇、粵邊界，但他派遣王德榜組織的“恪靖定邊軍”卻成為了打擊法國侵略者的一支勁旅。在鎮南關-諒山大捷中立下了大功。當法國侵略者偷襲馬尾軍港得逞時，他又主動要求督師福建，“其志甚堅，其行甚急”(《中法戰爭》五，第52頁）。他到福建前線後，一方面加強福建各海口的防禦，另一方面“首議調兵援台”(《左宗棠年譜》，第402頁），為福建前線軍務日夜操勞，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臨終時，他仍口授遺折，表示壯志未酬：“惟此次越事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輓詞》第8、9頁）左宗棠這樣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念，保持堅貞的民族氣節，英勇抵禦外敵的入侵，為中華民族建立了重大歷史功績的人，在十九世紀的中國並不多見，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稱他為民族英雄，而且不同於那種只維護漢民族利益的“狹隘民族英雄”，是捍衛中國境內各民族整體利益的大中華民族英雄。

左宗棠家書：“西事艱阻萬分，人人望而卻步，我獨一力承當，亦是欲受盡苦楚，留點福澤與兒孫，留點榜樣在人世耳。”

(二)

與左宗棠同時代同類型的人比，他也完全可以尊為民族英雄的。翻開中國近代史來看，有一些被人們尊之為民族英雄的人，其實與左宗棠是同類型的人物。譬如林則徐和馮子材，無論從出身、經歷以及他們對待民族矛盾的態度，都與左宗棠是極其相似的。然而，以前人們普遍尊林則徐和馮子材為民族英雄，而把左宗棠排除在外，是不公允的。(1)林則徐、馮子材和左宗棠不但都是地主階級營壘里的人，而且都是清朝政府的官吏。林則徐、左宗棠官至總督，馮子材也官至提督。(2)從他們的經歷看也很相似：左宗棠是封建士大夫出身，這一點與林則徐是相同的；左宗棠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又與馮子材酷似。(3)他們對待人民起義的態度是相同的，面對農民起義，他們都表現出一副兇殘的嘴臉。左宗棠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罪行眾所周知，毋須贅述。林則徐、馮子材也同樣有殘酷鎮壓農民起義的不光彩歷史。林則徐任雲貴總督時，曾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起義,以後又受命去廣西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結果死在去廣西的途中。馮子材鎮壓太平天國的歷史比左宗棠還早，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他先後隨向榮、張國梁追剿太平軍,並從廣西一直尾追到湖南，成為太平軍的死對頭。太平天國失敗後，他又到貴州鎮壓苗民起義。與左宗棠一樣，二十年時間以鎮壓農民起義為職業，給人民造的罪也不能不深重。(4)他們對待外國侵略者不妥協的態度也是相同的。林則徐虎門禁煙，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反抗侵略的堅強決心。馮子材以七十高齡，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指揮部下英勇殺敵，獲鎮南關-諒山大捷,扭轉了整個中法戰局，使中國人民揚眉吐氣。而左宗棠則“引邊荒艱巨為己任”(轉自《左文襄公在西北》，第31頁）率軍收復新疆，阻止了英、俄的擴張，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暮年抗法，保衛台灣。他們三人都是有功於國家和民族的。

林則徐、馮子材和左宗棠之間，不但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情況這樣相似。令人不解的是，以前對他們的評價,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就是林則徐、馮子材可以尊為民族英雄，而左宗棠不去尊為民族英雄。究其原因，是人們在評價他們三人沒有採用同一標準，對左宗棠的評價，失之過嚴、過苛，有厚彼薄此的現象。如果用評價林則徐和馮子材的同一標準來評價左宗棠的話，左宗棠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這是無容置疑、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三)

從“民族英雄”特定的含義來分析，左宗棠同樣是可以尊為民族英雄的。“民族英雄”一詞，應該有它的特定含義。何謂民族英雄？筆者的理解，是指那些在民族危機嚴重之時挺身而出，為抵抗外族入侵、維護祖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作出了傑出貢獻的人。毛澤東曾說過:“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這就告訴我們：民族英雄是在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的鬥爭中產生的，民族英雄不但近現代有，在古代就有。以前有的論者，之所以不願或不敢稱左宗棠為民族英雄，關鍵是他鎮壓過農民起義。只要一稱左宗棠為民族英雄，就會抹掉他“劊子手”的標籤，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我們稱某人為民族英雄時，完全是就他對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而言的，絕不是以功抵過，以功掩過。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被稱為民族英雄的一般都是剝剝階級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的一生中，有的事業符合人民的利益，這就是當他們英勇反對外來民族壓迫時，他們的事業與人民的利益是相符合的；有的事業恰恰違背了人民的利益，特別是人民揭竿而起時，他們抱敵對和鎮壓的態度。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和鎮壓人民的民族罪人往往是對立的、相互矛盾的，但它們確實統一於岳飛、林則徐、左宗棠一類人物身上。對於這種出現於封建社會的歷史現象，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它、承認它。如果我們苛求那時的民族英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當今意識形態領域的人民利益，那麼，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就找不出什麼民族英雄了。

來源：《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